一、任用原则

“官为国之基”，古代王朝极重视官吏在政府行政机构中的作用。从秦朝起各王朝在人事制度上建立了一套包括选拔、任用、俸禄、考课、奖惩和休假、致仕的制度。官吏的任用原则，成为官吏管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只是因各朝情况不同而要求不一。官吏任用原则包括对官吏任用的条件、限制和回避等。

任用条件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年龄条件

秦朝对官吏任用有年龄规定。秦律《内史杂》载：“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伍新傅。”壮，指壮年；傅，著籍^[1]。据此规定，新傅籍的青年人不可担任官府的佐史，只许任用壮年以上的人。《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及壮，试为吏。”据秦律得知，刘邦到壮年时，才“试为吏”。汉代对年龄的限制规定得更为详细，如从军至五十六岁衰老免归者，可以应令选为亭长，也就是说担任亭长要五十六岁；明经、博士年限五十；举孝廉限年四十；博士弟子限年十八岁以上。按汉代规定，一岁课试，通一艺者始能为官，则其任用年龄大约要到二十岁左右。但对确有奇才异能的，则不受年龄的限制，“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2]。

2.财产、职业、身份条件

秦时即把财产作为任用官吏的条件之一，如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西汉初年规定，家产需资算十以上乃可为官，即家产在十万以上才得做官。景帝虽减至四算，但汉初家产在四万以上者也不是一般平民，因为当时每石谷便宜时只有五钱。如东汉“王溥，安帝时家贫不得仕”^[3]。

在职业方面，汉代“有市籍不得官”的规定，即商贾之人不得做官。武帝时虽因国家财政困难，实行盐铁官卖，放松了对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但到哀帝时又重申“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科论”^[4]的禁令。对工商业者的限制一直沿袭。唐制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5]。工商业者即使才干出众，也不得授官。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此可原给财物，必不可超授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6]此外，汉代还规定“巫家不应为吏”^[7]。唐太宗后在职业方面虽有所放宽，但规定工商之子、地方衙门小吏、倡优、巫家及还俗的僧道等人都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在身份方面，历代对不忠于封建朝廷而犯罪的官吏及罪犯规定尤严。秦在商鞅时就指出：“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8]秦律也明确规定，不得任“废官”为吏，“任废官者为吏赀二甲”^[9]，“废官”者指被撤职永不叙用的人。秦朝也不允许任用罪犯为佐、吏，秦《内史杂》载：“侯（候）、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史及禁苑宪盗。”按此规定，秦时不得任用刑徒（侯、司寇均为刑徒），不得任用未决犯（下吏）担任佐、史以及警卫禁苑的“宪盗”（捕盗小吏）。汉代沿袭了这样的规定，文帝时即有“吏坐赃者，禁锢不得为吏”的规定。东汉质帝时又下令“臧吏子孙不得察举”^[10]；同时还规定“弟犯法不得宿卫”^[11]，即犯法者的亲属不得在接近皇帝的要害部门做官，这显然是为了保护皇帝安全采取的一项措施。唐宋时都规定：凡曾经触犯法令者，以及高祖以内有犯死罪者之子孙都不准参加考试。明对“极刑之家”限制也甚严，不准他们的家属参加科举。

此外，在身份限制上，汉代还有对赘婿、贪污者不得为官的规定。《汉书·贡禹传》载：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贫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

3.回避制度(www.daowen.com)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官员的籍贯、宗法血缘、婚姻亲属、座主门生、上下级官员等各种关系均是结朋聚党的重要途径。士大夫进入官场后，常以这些关系为纽带，在官僚机构中形成帮派，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为防止官员间结党营私，封建王朝在选官和任用制度上，采取了回避制度。行政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区（籍贯）回避。地区回避始于汉代，汉规定“宗室不宜典三河”（三河指河东、河内、河南三郡，靠近京畿之地）。吴楚七国之乱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曾规定本州人不得在本州、本郡、本县任官，但郡县掾属则一律用本郡、本县人担任，这样的限制既防止了地方上掌郡县之行政长官利用职权，结党营私，又弥补了外籍人对当地人情风土的不熟悉，起到了互相配合的作用，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地区回避制东汉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汉末灵帝时制定了“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的“三互法”，这是我国第一个官吏任用回避法。所谓“三互”，李贤注曰：“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也。”^[12]也就是说，甲州人士不得到乙州做官，乙州人士也不得到甲州做官，与这两州有婚姻关系的人也不得到这两州做官。如汉史弼原为陈留考城人，后迁山阳太守，但其妻是巨野人，属山阳郡，故史弼不能到山阳任职，改任平原相。以上法规适用于州，也适用于郡县。

地区回避也称籍贯回避。官员的籍贯往往是构成地域政治派别的主要途径。例如唐代的关陇集团，宋代的蜀党、朔党、洛党，明初的淮西集团，万历年间的齐、楚、浙、昆、宣诸党，清初的南、北党，都是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朋党派别。有鉴于此，历朝都有地区回避的规定。

唐代规定，官吏不但不得在本籍任职，而且不许在本籍所在州县的邻县任官，“永泰元年（765年）七月诏：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及本贯邻县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13]。宋代，由于川陕、福建、广南等地路途遥远，中原人士不愿赴任，允许那些地方官吏可以“占籍本语，或游注此册”，但仍“不许官本贯州县及邻境”。明代在官吏任用上曾实行过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南北更调制”，使官吏的流动性很大^[14]。在地区回避中明代还有些特殊的规定，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户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其原因是浙江、江西、苏松夏税秋粮占全国一半左右，防止户部官员利用同乡作弊。清代地区回避规定得更细密：地方上从总督、巡抚直至州县一级的各类官员，都不能在自己家乡所属的省、府、州、县内担任官职；而且待任命的官员，其籍贯与即将担任官职的地方虽然不属于同一省份、同一府或同县，但二者相隔的距离只要在五百里之内，也必须回避。

第二，亲族回避。亲族回避是指嫡系亲属——与祖父、父亲、儿孙有关的亲属，外姻亲属——与母亲、妻子、女儿有关的亲属以及整个宗族间的回避。这种亲族的回避，汉“三互法”中已见端倪，后历代相继沿袭。晋代规定，凡有亲族关系者，不得相监临。唐代则规定，凡职责相连或监临检察的官职，亲族内需要回避，如宰相之子不能当谏官，兄弟不可在同省任职。亲族回避至明清更趋严密，明代为防止官吏形成亲党和宗流，规定：“凡父兄伯叔任两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官者，对品改调”；“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15]。清政府规定：中央的各院、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语的笔帖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在同一衙署内供职；母亲之父及兄弟、女婿、亲姊妹之子，都不得在同一衙内为上下隶属之职；地方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不得任命下列人员为本衙署之属员：一是本人直系及五服内亲属；二是父之姊妹之夫及其子，母之父及兄弟姊妹之子；三是妻之祖父、兄弟、胞侄、姊妹之女、孙女之婿等。

历代官吏任用上的种种限制和回避，主要是针对官僚机构中执行系统各级各类官吏，至于中央决策系统中的官员大多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相反，在封建社会，皇帝唯恐大权旁落，所以最主要的决策机构的官职往往是由皇室宗族垄断世袭，他人无法涉足。此外，由皇帝特旨任命的官员也不受回避制度的限制、约束。

籍贯回避固然对防止官吏结成亲党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回避过严，也会造成官员不了解风俗民情和不关心地方长远建设的弊病。而“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不成文法，也成为历代任人唯亲、裙带成风的正当理由。

第三，特殊职务的回避。主要指监察官、言谏官的回避。汉唐以来，监察官和谏官有广泛而特殊的职权，为防止监察权失效，规定宰相大臣子弟不得任御史和言谏官，有大功以上亲属关系者不得在同一部门任职，也不得任专司传符、文书、账目勘验等官员，以防止勾结舞弊。在监察官回避方面，明代还有“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16]的规定；清代规定现任三品以上京堂亲属不得任科道，对于有关刑名、钱粮、考核事务，也有避亲和避籍的规定。

第四，科场回避。这是为防止考官与应试者有亲故、请托关系而作弊制定的各种回避制度。如唐中后期任主考官的礼部长官，必须将自己的亲属移送吏部考试，称“别头试”。此外，宋代起还实行“锁院”，即让考官住进贡院，不得与外界接触。明清两代乡试考官必须避本省籍，而聘他省士人任考官。科场回避的主要对象是考官，这是选试官吏过程中“源头”上的回避，兼避亲避籍双重内容，目的是从选官之初就切断舞弊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