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子、纳赀及其他

1.任子

为了使官僚子弟凭门第和父兄职位跻身于政治舞台，汉代颁布“任子令”：“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10]这是国家给高级官吏的一种特权，后成为历朝荫选之先声。任子制所选之人，虽有不少庸才，但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如西汉的苏武、张安世、刘向、霍光、何休等都以任子入仕。但才能出众者毕竟少数，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反对。宣帝时王吉上书言：“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后人，亡益于民”，故请“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11]。哀帝绥和二年（前7年）六月，诏“除任子令”^[12]。但到东汉时又复实行，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诏：“以公、卿、校尉、尚书一人为郎、舍人。”^[13]魏晋至明清种种庇荫制——恩荫、特荫、难荫等，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任子制的继续。北宋的恩荫最滥，凡遇有吉庆大典，所有高级官吏子弟乃至亲戚门客皆可加官晋爵，家里只要有一个任学士以上官者，即可荫几十人。北宋末年，一次祭天大典，有四千人以恩荫得官，这些都是选官制中腐朽的表现。

2.纳赀

纳，捐纳，赀，赀选，即用钱财换取官职的一种制度，亦即卖官鬻爵。它与任子制一样，始于秦汉，终于明清，与封建社会相始终。纳赀方法可纳粟、出钱，也可出谷、出羊、出奴婢等入官。

秦汉时对出任官吏有一定财产要求，韩信少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至汉初又定赀算法，规定赀有十算的人才得为吏。十算即十万，任官资格为家产十万。家产多的，当官机会自然就多。但也并非有家产的人一定能任官，汉初规定商贾之人即使家财万贯也难能为官。由于纳赀以钱财为官，故不为时人所重。在西汉时纳赀入仕一般“不署右职”，最高不能超过六百石的官员。也有以赀为郎后长期不得调任，如张释之以赀选为骑郎后十年未能任官进升。

卖官鬻爵制至东汉末年更为泛滥。桓、灵年间社会危机加深，财政虚耗，公开标价卖官。官位一直可卖至三公。四百石价四百万，二千石价二千万。官的职位俸禄多少，就定多少身价。如果以德行应选的，只收半价或三分之一。有的还可赊欠，待到任后再缴钱。据记载，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官爵上自公卿下至州郡官吏都按位论价，公开拍卖。

卖官鬻爵制历代都有。北魏明帝时，规定“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唐代宪宗元和年间，又行纳粟任官法，规定“纳粟五百石者放优出身……一千石者无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以资授官”。宋高宗时用税收作为补官的标准，收谷七百石补进义副尉，至四千石可补进武校尉。明朝用资财可捐出身。至清代文武官员均可捐纳。康熙时用兵过度，军需空亟，公开标价卖官，知县捐至五百人。真是“一任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这种出钱财为官的制度，必然引起官吏的贪赃枉法和对人民的搜刮。

3.其他(www.daowen.com)

汉代选官制度除上述诸途外，还有“杂途”，有以下几种。

（1）郎选，亦称郎补，即通过“郎”的途径而入官，具有候补官性质。汉代选士之初，往往经过“郎”的储备阶段，然后入官。这是一种特殊选才方式。

东汉官吏出行壁画

（2）以吏补官。秦朝的仕进制度中有“吏道”一途，即由下级小吏晋升为官。汉代也有以吏补官，亦叫试吏入官，但要经过一定的考核。汉朝政府还常把从郡国到中央汇报工作的上计吏留任为郎官，称计吏拜官或计吏补郎。这些都说明汉代崇尚人的实际能力，朝廷的命官和府胥小吏，虽官阶有高低，但人品无轻重。小吏并不为时人所耻，这与后世有很大不同。

（3）上书拜官。这是战国游说和上书求官的遗风。汉代因自荐上书而被授官者不乏其人，汉武帝时更形成高潮。西汉上书拜官的有朱买臣、东方朔、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人。他们中不少人的上书为武帝所赏识，如主父偃的“推恩令”，徐乐提出的“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的看法，都受到武帝赞赏。

此外，凡怀一技之长、一艺之能的人都有机会授官。武帝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14]，如卫绾以戏车为郎，后官至丞相，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后成为文帝时控制全国货币的主要人物，当时有所谓“吴邓钱布天下”之说，吴指吴王刘濞，邓即邓通。后又有荀彘“以御见，侍中”^[15]，以善驾御车而为侍中；王朝，以术至右内史；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赵定、龚德以“知音教雅琴，皆召见待诏”。

总之，两汉时期仕进之途宽广，特别是西汉武帝时代，广搜人才，拓开仕途，而且在选士时能做到不拘泥于资历，而重在才能，大胆提拔，出现人才辈出的局面。班固在《汉书》中赞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昔时版筑饭牛之朋己。汉之得人，于落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遣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16]武帝大胆提拔人才的情况，开创了西汉选官制度的盛世，正如汲黯所赞：“陛下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