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察举制

察举，即察廉举孝。其基本精神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有一定级别的官吏，根据考察，将士人或下级官吏推荐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予一定官职或予以提升。

察举科目主要有四种形式。

1.贤良方正（文学）

此科始于汉文帝二年（前178年），文帝诏曰：“天下大乱，在于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1]此后西汉诸帝都颁布过举贤良方正的诏令。此举大多发生在国有大事，如新皇登位、大庆典之时或发生自然灾害，如日食、地震、风雹时。因此它是不定期的、临时选拔特殊人才的一种措施，其目的在于广开言路，以匡正皇帝的过失或提出治国之道。因此，贤良方正常与能直言极谏者并提。贤良方正由何人荐举无定制，均由诏书规定。大凡诸侯王、公卿、丞相、御史、郡守等都可按令荐举，被举者可为平民，可为官吏。与此科相近的为贤良文学，所谓文学，在当时是指儒家经典之学。此科始见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但正式见于诏令的，则要到昭帝时^[2]。

贤良方正是一种临时选拔特殊人才的做法，在很多方面还很不完备。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仅下过两次举贤良的诏令，所举之人又未超过现任官范围。察举制的进一步完善是在汉武帝时期，其标志是孝廉科的出现。

2.孝廉

汉武帝初年，董仲舒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3]他建议把选才制度固定化——岁举。此后，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4]。从此，孝廉科作为察举的岁举科目登上两汉仕进舞台。

关于孝廉，颜师古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5]，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孝子廉吏。在封建社会里，孝为礼之始，廉为官之本，把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科目是理所当然的事。孝、廉，本为两科，各自为目，分别取士，但也有既以孝举又以廉举者，后来演变成孝、廉并举。孝廉与贤良方正之举不同之处在于：（1）定时（即岁举）。贤良方正无定期，可连年贡举，也可多年不举，而孝廉则必岁举。（2）定员。举贤良方正无人口名额的限制，而孝廉在东汉和帝前规定郡国每年察举二人，至后郡国按二十万口率岁举一人，口不满二十万者，两岁举一人。（3）法令规定。孝廉科初不为郡守重视，元朔元年（前128年）诏书中规定，把举孝廉定为郡守的考课内容，“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6]。由于孝廉有定时、定员、定制的规定，因此它成为察举的重要内容。两汉许多著名人士都是通过孝廉科入仕或取得更高官位的。

汉武帝时，察举的完备还表现在有了考试，其方法有对策、射策。对策为命题考试，射策为抽签考试，由公卿大夫或天子亲自主持。“对策者，显问认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以定高下也”；“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7]。也就是说，对策为显问政事或经义，射策是默取题目解释其疑难。二者方法上不同，内容、深度上也有区别。所以，对策合格者多任言谏谋议之官，而射策合格者，则多任郎官。但两汉并非所有科目均要考试，而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实行，方法也较简单，但为后来的科举考试作了铺垫。

3.特科特举

这是皇帝为处理、解决特殊问题或需要特殊人才而设的临时科目，其目的是搜罗各种人才以充实封建统治的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种。(www.daowen.com)

茂才异等，亦称“茂才异论”、“茂才特立”等，简称“茂才”^[8]。所举范围较广，凡超群逸伦、智略出众的优秀人士均在被举之列。

明经，即通晓经学之士。汉世取士，自武帝崇儒学后便极重视经学。不少士人把经学视为入仕之途，邹鲁一带有谚语：“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

明法，亦即通晓法律。

有道，亦称“有道术之士”或“有道之士”。此“有道”主要指有道的方法，泛指天文、医学、神仙术、命相、占卜等，有时也指精通谶纬之学。

治剧。汉代郡县的治理有难易之分，称为剧与平，治剧就是能够治理麻烦棘手的郡县。举治剧者，多为现任官吏，一般出任郡守、县令。

勇猛知兵法，即在边远郡县举勇猛之士，这可能是后世武举之先声。值得注意的是，此举多发生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搜罗应急人才以镇乱平叛。

明阴阳灾异。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流行后，汉代君臣大多相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关。特别在社会危机加剧之时，统治者感到无能为力时，只好乞灵于术数迷信。

4.太学博士弟子

董仲舒在武帝即位之年就上书建议兴太学、建庠序、置明经。武帝采纳其议，在京师创建太学，隶属于太常。在太学中讲授者称五经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博士弟子与贤良方正、孝廉被视为察举中三大科目。

博士弟子入仕要经过考试，有射策之法。所谓射策，是将难问疑义，写于策上，列而置之，有欲参加射策者抽其中之一题而作解释，以此来评定优劣（分甲、乙两科），任官高下^[9]。如能通一艺以上的，补地方的文学掌故（平帝时称为丙科），成绩优异者可为郎中（平帝时称为甲科）。

博士弟子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宣帝时为二百人。元帝好儒，在位时增至一千人，成帝时又增至三千人，至东汉质帝时竟达三万人。这种把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的选官制度，开创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结合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