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省制的特点

（1）职权大、地位高。元地方行政机构权力之大，长官地位之高，为历代罕见。元疆域辽阔，行省的辖区较广。腹里行省长官由中书省兼任，其他行省一般也由蒙古亲王或贵戚兼领。中书省有丞相一人（从一品），平章政事二人（从一品），左、右丞各一人（正二品），参知政事二人（从二品），行省官制与其相仿，“国家置中书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略同”^[67]。但丞相不常设，而以平章政事为各省长官。中书省“典领百官，会决庶务”，而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的主要官员直接向皇帝负责。

元行省长官地位高、职权大，却未出现像汉之刺史、唐之节度使那样的分裂割据者。汉刺史、唐节度使势力膨胀是中央集权瓦解的表现；而元行省长官地位提高，却反映了中央集权之加强。

（2）区域划置有利于统治。中国地方行政区划，自秦汉以来，基本上按山川地形的自然境界建置。这种设置虽便于统治，且有利于财政税收，但无疑也有利于割据者据险称雄，对抗中央。元统治者吸取了汉唐以来地方割据势力据险对抗中央政府这一教训，打破了自然的疆界，极力避免某一地区成为地方长官据险称雄的国中之国。地方区域的设置，人为地使自然区域割开，造成犬牙交错的局面，“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湖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具体地说如汉中地区，自古以来与秦岭之北的陕西分开，元把它归属陕西行省，使秦岭之险失。又两广地区原有五岭之险，而元把广东一部分隶江西，广西部分归湖南，使五岭之险失。此外，元对重要城镇的划置也作了精心安排。这种做法也为明、清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效法、继承，至今仍可看到这种划分的痕迹。如徐州历来为兵家争雄之地，现属江苏省，但它一面靠山东，一面倚河南、安徽，外围都为他省所控制。徐州若敢妄动，东有山东，西有河南可挟持。南京，也为重要城市，属江苏，但沿长江的安徽芜湖、安庆能扼其咽喉，马鞍山、广德则从两翼钳制其陆路要道。元的行省，是地方体制上的重新设计，收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历史长河中考察，省制设置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人为地破坏自然经济区的做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3）行省建置扩展到边疆地区。岭北、辽阳、甘肃、四川、云南和湖南等省的不少边地，唐时设立了羁縻府州。元代则更加扩展了其统治区域，即使在一些更远的边远地区，也如内地一样设置了行省，并征收赋税。例如辽阳行省下设有水达达路，管辖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两岸以及骨嵬（今库页岛）；岭北行省下设有益州等五部断事官，管辖唐麓岭（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唐努山）以北谦河、昂可剌河（今叶尼塞河中下游、安加拉河）流域。云南全境划为行省后，有如内地一般，就像元人诗句中所说：“滇池檄西南，疆理亦中州。”

（4）行省间有站赤沟通。元代疆域辽阔，主要靠站赤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站赤制度是窝阔台时建立的，后忽必烈把它推行到国力能及的地方，如《元史·地理志》所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使臣行用驿站，持有元廷发放的牌子，作为凭信。窝阔台时仅有陆路设立站赤，平宋以后，元廷在江淮诸路增置水站。陆路用马、牛、驴或车作为交通工具，水站用船，后来还设置过海站。而辽阳行省，由于冬季较长，大地冰封，就用狗拉车，设狗站。据记载，元代腹里和各行省（不包括岭北）的驿站共有一千三百八十一处。此外，在岭北行省和今新疆、西藏地区也都设有驿站。以大都为中心，在交通便捷的驿道上，使臣们来往不绝，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官方传递系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指挥和控制。(www.daowen.com)

地方行政建制除行省外，还有行枢密院、肃政廉访司等机构。元朝在中央设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在地方则置行枢密院，“为一方一事而设”，“或与行省代设，事已则罢”。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有岭北行枢密院，设知院一员，同知二员，副枢一员，职责是“掌边庭军务，凡大小事宜，悉从裁决”。

元代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印（铜印）

元朝中央有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在地方则建置行御史台，统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每道设亷访使二员、副使二员、佥事四员。

这样，地方上的行政、军政、监察权便直接由中央控制，与中央的都省、行院、行台互为表里，从而使中央和地方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