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晋、南朝地方行政制度

1.疆域与政区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加速了西晋的灭亡。永嘉前后（307—312年）北方陷于极大混乱，出现了所谓“五胡十六国”^[34]。而南方由司马睿建立的东晋，约存一百年左右（316—420年）。东晋公元383年与前秦的淝水之战，结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后东晋日趋腐败，晋末孙恩、卢循起义加速了东晋灭亡。420年刘裕代晋建宋，为南朝之始，此后，先后建齐、梁、陈等国，589年陈为隋所灭，结束了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东晋、南朝是偏安于南方的政权，因内部不稳定，丢失不少土地，疆域内缩。南部边境，三国时丢失西卷县^[35]，南朝时又丢日南郡。在越南地区仅保留交趾、九真二郡，疆域大致在北纬18度左右。

西南地区失地更多。南朝刘宋时丢失四川盆地以西山地，梁时又把汉武帝时开辟的西南夷地区全丢。侯景之乱后，云贵等少数民族纷纷割据独立，脱离中原王朝。此后云贵及川南、湘西、桂西大部分少数民族纷纷独立。这样，自汉武帝以来已纳入中央统治六百多年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又脱离中央王朝。

（1）东晋的行政区划。东晋偏安南方，与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疆域与政区变化颇大。此时北方的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平、幽等州均已丢失。东晋控制的疆域仅有扬、荆、湘、江、梁、益、宁、交、广州等及徐州一半、豫州的一个谯城（当时改称小黄县）。

东晋的行政区划有两个特点：一是疆域不固定，时大时小。最小时为淝水之战前，仅控制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不包括四川、汉中地区）。最大时为刘裕北伐胜利后，灭山东南燕，疆域扩大到今山东以及四川、陕西、关中地区。二是因北方沦陷，大批北人南迁，在南方建置北方地名的州郡，即侨州、侨郡。

（2）南朝的行政区划。南朝疆域基本沿袭东晋，但各朝有异。最小的为陈，疆域大致北以长江为界，西临湖北江陵。最大为梁朝，梁天监十年（511年）有州二十三、郡国三百五十，至大同五年（539年），州增至一百零七，郡增至五百八十六，州郡数增至四倍多。

梁州郡数激增的原因如下。

一是疆域扩大，多置州郡。因当时北方混乱，北魏爆发六镇起义，梁武帝趁机北伐，收复一些失地。尔后，侯景归梁，也带入不少州郡。(www.daowen.com)

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州郡，尤其在两广地区。如刘宋在两广置越州，梁将此州一分为五。

三是州郡划小，设置过滥。此时南方与北方一样，均区划过小，设州郡过多。统治者的目的是削弱地方势力，不使其有与中央抗衡之力，于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二、三。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36]。政区异常混乱，造成“百邑之室，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局面。

滥置州郡的结果，或有名而无土地，或有地而无民，甚至一地数名。有的两州同在一地，或一地有两州郡名。郡之滥置始于宋，州之混乱起于梁。这一切使秦汉以来正常的地方行政区划搞得混乱不堪。

2.侨州郡县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连年混战，北方人民和世家大族为避战乱，大批渡江南迁。为安置流亡江南的士族，并维护他们的特权，东晋、南朝在其管辖地区内用北方的地名设置的州郡县，即为侨州郡县。《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州郡县。”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集中在永嘉年间（307—312年），史称“永嘉南渡”，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南迁人口达九十万之多，为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南迁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即今江苏、安徽、山东、四川、湖北、河南及江西、湖南诸地，是我国古代人口重要的一次大迁徙^[37]。大量南迁人士，相聚而居，保持原籍贯和地名，于是在南方出现了大批北方的州郡名，只是加上一个“南”字。如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立南徐州，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北）侨立南瑯玡郡与临沂县。地方行政区划于是又陷于极大混乱之中，不仅版籍户口为之混乱，政府机构亦难以搞清。因为当时南迁的北方人，并非倾一州、一郡、一县之人举家南迁聚居一地，往往分散居住在几个郡县，因此便有多处相同的侨置州、郡、县名出现。有的收复北地后，又在原州、郡名前加“北”字，以示与侨州郡县有别^[38]。这样一来，南北地名混淆，建康有高阳、广川之号，广陵有雁行、辽西之称。有的一地数名，出现“紊乱无纪，名实俱违”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地方行政效能。

东晋、南朝尽管行政区划混乱，然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因孙吴、东晋、南朝六朝建都江南，促进了长江流域和南方经济的发展。东汉前，江南地区还处于“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但历东晋、南朝，长江流域已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并为隋唐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人口的迁移是重要因素，因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南迁的九十万人占当时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大大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以今江西省为例，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汉从秦庐江郡中分出豫章郡，辖境相当今江西省，时领县二十一。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孙策分豫章郡置庐陵郡。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又立鄱阳郡。太平二年（257年），孙亮分豫章东部都尉立临川郡。宝鼎二年（267年）吴又立安成郡。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以庐陵南部都尉立南康郡。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又立寻阳郡。豫章郡分立自东汉末至西晋完成，共分出六郡，领县从原二十一增至五十八，基本勾画出今江西省的行政区划^[39]。辖境的划小，表明了经济的发展和地方行政职能的加强。

3.京师与地方基层组织

西晋京师所在地洛阳，时称河南尹，东晋迁都建邺，京师所在地为丹阳尹。京师的大行政区，曹魏、西晋时称司州，东晋渡江后，中央京师地称扬州，罢司隶校尉，由扬州刺史掌其职。地方基层组织方面，魏晋南朝沿汉制，在县下置乡，设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分掌乡内事务。乡下基层组织以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长主之，此外，亭有亭长。但东晋以来，江左战乱蜂起，百姓流离，户籍错乱，乡里组织有名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