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的谏官系统

唐代行政监察的日趋完善不仅表现在传统御史监察体制的完备，即上述的台院系统上，更在于它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谏官系统。谏官，古来有之，到唐代才形成一个行政系统的调节机制。但它的意义在于，在实际生活中，它是以至高无上的皇帝作为监察对象的一种特殊监察系统，把皇帝当作国家的最高官吏，这是对传统的监察——“以法治吏”范畴的一个重大突破。

谏官，“职在谏诤”。“谏诤”，《说苑·臣术》云：“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也就是说，谏诤是对君主言行和违失的直言规谏，规劝其改正错误。谏有五谏，即讽谏、顺谏、规谏、致谏和直谏，《唐六典》解释此五谏的意思是：“风之以言，谓之讽谏”；“其所不可，不敢逆而谏之，则顺其君之所欲，以微动之”，谓之顺谏；“陈其规而正其事”，谓之规谏；“致物以明其意”，谓之致谏；直言君之过失，必不得以然后为之者，谓之直谏^[40]。

唐代谏诤制度的发达在于为使朝廷长治久安，唐初统治者重视总结隋失天下之教训。武德初年，高祖李渊对尚书右仆射裴寂说：“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致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41]太宗即位后，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贞观君臣论政”辩论。时隋鉴不远，太宗总结说：“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并痛切地指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大力加强谏官建设，又虚心纳谏。谏官大多是忠诤骨梗之臣，行谏毫不客气，甚至可以说苛刻。名臣魏徵行谏二百多次，有些非常尖锐，致使太宗数动杀机，但终究不忍下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谏官为公职，它的职权是有制度保障的，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魏徵死时，太宗痛哭：“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朕遂亡一镜矣！”谏官系统这一面独特的“监察镜”，及时纠正了不少决策上的失误，避免害民乖谬之政，防患于未然。它虽然仍受到皇帝、谏官双方政风的制约而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其监察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唐初，谏官由监察官兼，未专置。武德四年（621年）始置谏官，以给事中、谏议大夫为长，故唐谏官制度也称给谏制度。贞观年间，太宗又规定：“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42]又“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43]。这就是说，凡遇大臣议政和朝廷进行重大政务的决策，谏官有权与闻政事，并可当场对政策的得失发表意见。这不但有利于谏官对大臣、朝廷政事实行直接的监督，更可避免朝廷在决策前的失误，这是谏诤制度上的重大突破。(www.daowen.com)

给事中在隋代称给事郎，唐武德三年（620年）改称给事中，龙朔二年（662年）又改称东台舍人，咸亨元年（670年）复称给事中。一般定额四员，正五品上，其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44]。由此可见，给事中具有封驳权、部分司法权、人事审查权等。它集谏官、宪官、法官的某些特征于一身，但进谏又是其主要职责。唐初名臣魏徵曾任给事中之职。

谏议大夫，武德元年置，额员四人，正五品上。龙朔二年改称正谏大夫，神龙元年（705年）复称谏议大夫，贞元四年（788年）分左右。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因中书、门下两省侍郎升为正三品，两省缺四品官，于是升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谏议大夫是唐代重要的谏职，“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45]。

补阙、拾遗是唐朝正式设置的谏官。“补阙”是指皇帝有什么过失，要替他弥补。“拾遗”是指皇帝遗忘了什么，可以提醒他。两官始置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二月，初置时设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各二人，左补阙、左拾遗属门下省，右补阙、右拾遗属中书省。补阙从七品上，拾遗从八品上，品秩虽不高，但谏诤之任却不轻，“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46]。白居易曾说：“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47]

总之，可以看出，唐代谏诤制度与御史制度的结合，成为监察制度的两项重要内容。其具体分职如下：御史是监官，权在纠弹百官，正官邪；谏诤是言官，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家的重大决策，如有不妥，可直接向皇帝规谏，具体包括封驳涂归、复案刑狱、定旨出令、任官考核，甚至对皇帝的圣令，也有涂归言谏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