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方监察

东汉末年，原负责监察地方的刺史转化为兼管军政的州牧。曹魏为强调刺史的监察本职，复改州牧为刺史。西晋惠帝末年曾规定刺史每三年入奏一次，其监察机构也逐步建立，相对于中央的御史台，号称“外台”。《通典》载：“刺史衔命，国之外台，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纠之。”也就是说，不论是何地之人，只要在刺史辖境之内犯法，他都有权纠治，比起汉代刺史只辖本州人事是一个突破。但是刺史领兵之弊犹存，以至于大多忙于练兵牧民，争权夺利，窥视朝政，察吏之事却鲜有过问力行了。

自西汉武帝以来，司隶校尉便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监察官职。曹魏西晋仍设此官，并提高其地位，御史中丞为四品，而司隶校尉为三品，其权力也得到扩大，除宫禁之内由御史中丞纠察外，上至皇太子、三公、台省长官，下至百僚都得受其弹劾。西晋刘毅为司隶校尉，曾弹劾太尉何曾、尚书刘宾父子及羊琇、张佗等大官僚，被涉及的州牧郡守“观风投印绶者甚众”。但由于司隶校尉和御史台职权多有重叠，影响办事效率，至东晋，御史台的监察权力不断上升，司隶校尉却逐渐转向行政。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则干脆在御史台下设检校御史取代司隶校尉。这样，原属司隶校尉的监察权几乎都并入了御史台，而其原来在京畿地区的行政权则归于扬州刺史（因东晋国都建邺，即今南京，位于扬州境内）。(www.daowen.com)

由于刺史监察制度的废弛和司隶校尉被撤，东晋以后，这个时期再也没有出现固定的地方监察机构。每有事端，只能由中央临时派出监察官员，御史应命出巡，称为“台使”，负责品评地方官吏的善恶，凡是刑狱不恤、政治乖谬、伤民害教的事，都在训治之列。但不少台使以权谋私，“朝辞禁门，形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26]，敲诈勒索，任意渔猎，不仅不能肃正地方吏风，反而败坏政教。总之，这一时期因不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地方监察远不如中央监察。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时期监察制度整体上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虽泛散，而又不断发展，为隋唐监察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南朝最后两代梁、陈之间名御史辈出便是一个明证。梁时御史中丞江淹不畏王、谢、庾世家大族，劾中书令谢胜、司空左长史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纠治刘悛、阴智伯等贪赃枉法的刺史，被誉为“近世独步”；陈时御史中丞袁宪劾免豫章王，徐陵劾免安成王等，锋锐不避皇帝国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