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监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央监察制度多沿汉制，其机构亦称御史台或称宪台，但南朝的齐、梁和北朝的北魏、北齐或称为南司或南台，北周则称宪司，虽时设御史大夫一职，但台主仍是御史中丞。中丞在曹魏时称“宫正”，北魏称“御史中尉”，北周仿古称“司宪中大夫”。此时御史台名义上不再隶属于少府，而成为直接受命于皇帝的最高监察机关，其独立性和地位都有所提高。御史台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较为齐全，一般下设有治书侍御史二人，监察官吏，举劾不法，并组织领导侍御史。侍御史（北周称司宪中士）人数各朝不等，在八人至十人之间，分治吏、库、印、法、中都督、外都督等诸曹，除纠察不法外，还是御史台的日常事务负责人。殿中侍郎御史一般二人至四人不等，居殿中纠察非法，凡百官朝班秩序，举止言行，都是监察的对象。其他还有禁防御史、符节御史等。身为台主的御史中丞，权力更是扩大了，他和司隶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晋时御史中丞刘暾一口气奏免尚书仆射犯法者十余人，打破了御史不纠三公的惯例。后来司隶校尉并入御史台，御史中丞的权力更是可畏。

但是魏晋以来，世族地主的势力不断上升，占据了朝廷的高官隆位，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门阀政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庶泾渭分明，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必然给监察制度带来很大的影响。“门阀政治”崇尚清议，加上其官吏选拔考课制度——九品中正制兼有弹劾功能，往往是“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意，任爱憎之断”^[25]。此时的监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世族制度，如齐世族王源和富阳豪绅满璋联姻，这样的世庶通婚，在门阀制度之下被视为有失体统。御史中丞沈约当即上章，欲劾罢王源之职。但是，门阀政治作为一种腐朽势力，也威胁着皇权的尊严（因为有许多皇帝因非世族出身也备受歧视）。随着庶族的兴起，利用监察整顿吏风，也成为维护君主权威的一种重要手段。为了使监察真正成为“天子耳目”，魏晋后期规定世族不得为御史中丞，于是“甲族由来多不居宪职”。南朝刘宋始终六十载，共有御史中丞五十三人，其任职之短暂，是与世族斗争激烈化紧密相关的。(www.daowen.com)

南北朝虽各自为政，但各自的制度，基本上还是一脉相传。如南朝国号四易，但各朝的制度有很大的连续性和沿袭性，由此产生了整体制度的稳定性，客观上促进了皇权的加强。自宋至陈，监察制度也不断在酝酿、发展，以至监官日益位尊望崇，出现了“中丞专道”的现象。御史中丞有专门的驰道，除皇太子、尚书仆射等极少数人能与之分道外，其他官员如与中丞的仪仗路遇，千步之遥，就得“停驻”或“回避”。北朝甚至规定，对违反上述礼仪的人，中丞都可以“棒打”。北齐武成帝的使臣便因冒犯了御史中丞琅琊王名俨的仪仗，被打得落花流水。寿阳公主和中丞高恭之“冤家路窄”，宫车被打碎了，皇兄还要代她赠礼。非但中丞有势，连北魏时的治书侍御史延周，都可以劾免王公大臣，可见此时监察势力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