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侍政治

殷周时的冢宰相当于宰相的地位，常以太保、太傅兼任。“宰”的本意是罪人在屋下执事者，故初时，奴隶或犯罪者称宰，而殷商时人祭多用人牲，其执掌宰杀奴隶或犯罪者称宰，而总其事者则称冢宰或大宰，实为掌管王室家务和家奴的总管。西周时，用人牲祭祀之制渐衰，而执掌祭祀，供陈祭品仍是冢宰的职责。由于他掌王室祭祀，又在王之左右而赞王命，就成为天子左右之亲近侍臣。至此，宰才转意为主宰之意，地位渐尊。

春秋时，各诸侯国在相互交往中，又出现了“相”。“相，诏王之礼也，出接宾曰摈，入诏礼曰相。”^[76]就是说，相原是国君的宾相，在国君的朝聘宴享活动中担任礼仪之类工作。到战国时，各国相继出现了相邦、相国的官称，其职责起了变化，从礼仪之长，向“百官之长”转变。秦武王时，初置丞相，这是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丞相变成了上承天子之令，“助理万机”政务的官员。它显然与殷周以来以“卿”为执政大臣的含义不同，丞相既是承受天子的执事者，又是天子的助手。我们从殷周时的冢宰到春秋战国时的相、丞相的出现，可以看出，作为政府行政中枢首脑的宰相，其产生最初往往是由地位低下但亲近君主、掌管王室事务的家奴或总管演变而来，由家政走向国政，由内廷走向外朝，中国古代宰辅权力的产生正是循着这一规律发展的。(www.daowen.com)

汉武帝时为改变“君屈臣伸”，相权过大的局面，在政体上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建立中朝（内朝）制，从自己的近侍亲信中培养政治力量，以内制外。武帝即位后，首先起用身旁一些大夫、郎官之类属官，以与外廷大臣诘难，后又起用地位更低，但与国君相对更亲信的一批人，扶植他们走上政治舞台。尚书、侍中，原是宫中勤杂人员，因亲近帝王，出入禁中，被委以重任，逐渐掌权，从内朝走向外朝。从汉武帝起，经东汉、魏晋，逐步完成了这样的转变，即从秦汉的丞相制转入到隋唐的三省制。从三省中的尚书、中书、门下职责的演变和转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规律的作用。这就是，皇帝总是从亲宠的近侍或仆从中选拔一些亲信来承担政务，并使之成为辅政大臣。当这些辅政大臣的权力益重时，皇帝又会另选委更亲宠的近侍承担政务，而架空原来的辅政大臣，剥夺其实权，仅保留其虚衔或使之成为荣誉职位。这样一而再地由内及外，由亲制疏、由内侍演变成政务官的做法，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央宰辅机制权力产生、转换和结构变更的主线。从明代的内阁，乃至清军机处的产生中，仍可寻求它的轨迹。“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备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篡者，亦以私人居是官”^[77]。用私人为宰辅促使权力不断地由内向外转移，标志着皇权对相权控制的加强和中央集权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