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宦官

宦官原是为国君、后妃服务的宫廷里的杂役人员，亦称阉人、寺人、阍人、宦者等，明以后俗称太监。宦官在初期并不完全是经过阉割过的男子，当时宫中还使用过一些士人和未成年的男子，至东汉“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春秋时宦官已服役于宫廷之中，楚、晋的勃貂、管苏，秦、赵的景监、缪贤以及乱齐祸宋的竖刁、伊戾，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宦官姓名。战国时“赵有宦者令”，是宦官任官职的较早记载。在秦始皇的宫廷里，也能看到他们的行迹，秦始皇外崩沙丘，秘不发丧，矫制诈立，知道此极端秘密的仅有胡亥、赵高和五六个宦官。秦王朝时宦官任官职者往往在其官名前加一“中”字，如宦官赵高曾任“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后官至“中丞相”。“中”为禁中，意能出入禁中——可自由进出宫殿。因此后来凡官名中带有“中”字的，往往由宦者担任，诸如中常侍、中黄门、中谒者、中书令、侍中、给事中等，总称“中官”^[52]。秦赵高指鹿为马，也许是宦官干政的最初表现，但宦官真正参政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

汉武帝时为加强皇权，侵夺相权，组织宠信近臣建立中朝（内朝），这是宦官参政在制度上的重要变化。汉初以来丞相权力过大，形成屈君伸臣、君弱臣强的格局，这对极权欲很强的汉武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先后采取剥夺丞相人事权、用布衣为相来代替列侯为相及减少丞相参政决策等措施来裁抑丞相权力。此外，他还对国家机构进行改革，这就是中朝制的建立。他提拔自己身边的内侍心腹之臣，允许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这些人有贤良文学之士，有臣僚贵戚，有近侍宦官。他们组成一个与朝廷公卿大夫相对峙的内廷，直接秉承皇帝之旨，参与决策。国家重大政务，往往先由他们商议，随后交付外廷执行。起初参加内廷决策的人员包括士人。但士人不能随意进入后宫，且他们生活在宫外，仍易与外廷公卿交结，这引起汉武帝的戒心，于是他开始提高宦官地位，尚书一职的变化说明了这一问题。尚书原是少府属官中治文书的小吏，汉武帝时权力稍重，成为掌臣下章奏的官员，有政事常与天子共议。后尚书从少府中分离出来，不受公卿管束，自成一系。尚书官署称台，长官为尚书令，初由士人担任，汉武帝晚年游宴后宫，声色犬马，深居简出，日益增多的政务交予由士人担任的尚书令掌管，很不放心，于是常选用可出入后宫且生活在宫中的宦官担任此职。这样，尚书一职便分为尚书令与中书令，分别由士人和宦官担任。宣、元时宦官弘恭、石显先后担任中书令，“贵幸倾朝”，权力在丞相之上。大将军肖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建议“宜罢中常侍官”，“不近刑人”，结果却以肖望之自杀、周堪禁锢不得复用结束了这场宫廷斗争。这种变化正如《后汉书·宦者列传》云：“（武）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宫，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

综观历史上宦官能得以重用，干预朝政，其原因大体如下：（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的结果。如上所述，皇帝要实行专权，无非以近臣、内侍钳制、排斥外朝大臣，以内朝官侵夺外朝官实权，因此作为皇权的延长物——宦官就成为较合适的力量。（2）宦官出身低微，又没有子嗣，减少了帝王对他们盗权窃柄的顾虑，又便于随时更换。（3）宦官接近皇帝，能揣度皇帝意图，贯彻皇帝旨意。（4）宦官往往长期服侍皇太子，与他们朝夕相处，取得了亲近感、信任感，皇太子日后登基即位，宦官自然成为亲信。（5）从心理上分析，宦官因是“刑余之人”，生理上有缺陷，受社会歧视，有压力感、自卑感，处于等级森严社会最底层的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一旦得权，就充分施展权术，因此，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频率要比外戚干政多，其政治危害也更大，历代士人视“阉宦之如毒蛇猛兽”^[53]。

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主要在三个时期：东汉、唐中后期和明中叶后。这三个时期出现宦官专权都有特殊的原因和背景。

（1）皇帝为抵制外戚势力的膨胀重用宦官。东汉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受命为侍中，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实际上掌握政权。窦氏党徒充斥朝廷，或任朝官或为守令，权势显赫。和帝在深宫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92年）他用宦官郑众掌握了一部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封为鄛乡侯。东汉宦官用权和封侯以郑众为始。

安帝十三岁即位，政权操纵在邓太后和她的兄弟邓骘等人手中，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了邓氏势力。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而皇后阎氏兄弟阎显等也居卿校之位，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至后，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为帝（顺帝），并杀掉阎显。顺帝时，孙程等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权势大增，后顺帝扶植外戚势力制约宦官，相继封梁皇后父兄梁商、梁冀为大将军。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立冲（二岁）、质（八岁）、桓（十五岁）三帝，梁氏一门专权达二十年之久。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桓帝后，梁冀妹）死，桓帝又联合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梁氏，梁氏死后，宦官又独揽大权，同日封侯者五人，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权势达到顶点。

（2）统治阶级内部危机四伏，皇帝不信任朝廷文武大臣，而让宦官掌机密，统率禁军，致使宦官得以拥兵自重，专权干政。唐代宦官用权开始于唐玄宗时的高力士，他得到玄宗的宠信，拥有批阅奏章、宣谕帝命的大权。宰相李林甫、杨国忠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安禄山取得玄宗的信任也得益于他的推荐。宦官用权，奸臣当道，造成内轻外重的藩镇割据，其结果是导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肃宗因侍奉他的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同时又顾忌大将拥兵自重，不受节制，封李辅国为元帅府司马，这是宦官参预军政的开始。德宗时又因河中节度使李怀光等叛乱犯阙，两次避难于奉天、梁州等地，使他不敢把军权交给在外领兵的节度使。贞元十二年（796年）德宗因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立有战功，提升他们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统领禁军，自此，宦官掌管禁军的权力成为定制。同时，由皇帝直接派遣宦官出任地方藩镇的监军制亦普遍推行，这样宦官掌握军政大权之势遂不可拔。此外，由宦官充任宣王命的枢密使也掌握了朝廷机要大权，把持朝廷内外军政大权，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是皇权的旁落和宦官的专权跋扈。自宦官掌军政大权后，连皇帝的废立也全由宦官做主，唐后期九个皇帝中，宪宗和敬宗为宦官所杀，其余七人均由宦官拥立，使皇帝成了宦官的股掌之物。

（3）皇帝长期荒嬉怠政，不问政事，不见朝臣，致使宦官得以利用机会擅权掌政。明开国初，朱元璋曾严令不许宦官参政，并在宫中铸立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朝政，预者斩。”^[54]他还规定，宦官不得识字读书，品秩不得超过四品。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给朱棣登上皇位不少支持。夺取政权后，他开始派太监参与“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55]。明宣宗即位后，为防范叔父朱高熙私通朝臣谋取帝位，便起用心腹宦官监视朝臣；宣宗死后，英宗即位，太监王振权倾朝野，英宗尊称其为“先生”，朝臣谀誉为“翁父”。明中叶后的几个皇帝或迷恋于声色犬马、宫中逸淫，或沉湎于求仙炼丹、兴殿造宫，长期不理朝政。明宪宗在位二十三年，仅成化十年（1474年）召见大臣一次，大权落至宦官汪直之手，人称“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在位十六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大臣，大权控制在太监刘瑾手里，人称“刘皇帝”。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有二十余年不召见大臣议政。熹宗时的魏忠贤，更是炙手可热，权势达到顶峰，魏忠贤“目不识丁”，仅靠与熹宗乳母客氏的特殊关系，“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极人臣未有之荣”^[56]。一些无耻之徒争相为他在各地建立“生祠”，皇帝完全成了太监手中的傀儡。明代宦官专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第一，控制厂卫进行特务活动；第二，参与三法司案件的审查，窃据部分司法大权；第三，出任京营及各镇的监军，分割军权；第四，司礼监代拟谕旨，擅作威福，窃取了部分皇权。明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顶点。

秦汉时宦官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常以侍中、中常侍、中黄门、中谒者、中书令等身份入侍禁中，顾问应对，属少府。唐代掌深宫内院日常生活服役诸事的机构为内侍省，大多由宦官充任。内侍省长官为监或少监，其下有内侍、内常侍、内谒者监、内给事、谒者、典引、寺佰等。明代宦官机构为内府衙门，设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宦官最高一级叫太监，是宦官衙门的负责人，其次是少监、监丞，为太监的助手，太监以后成为人们对宦官的通称。二十四衙门中负领导职责的是司礼监，由于管理内外章奏和皇帝的朱批，逐渐从执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发展成为内阁的实际领导和皇帝的代表。此外，还有掌管皇城内礼仪的提督太监，监视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监视将领的监军太监，监视和参与诉讼的各种太监以及监视矿冶的矿监等。清鉴明宦官专权教训，裁撤太监机构，设十三衙门，归内务府掌管，在宫中设敬事房，置总管太监二人，管理宫中一切事务。直到清末，宫监机构虽无大变更，但人数逐代减少。乾隆时期，宫监机构共一百二十七处，太监二千八百六十六人；嘉庆时期，宫监机构共一百零二处，太监二千六百三十八人；光绪时期，宫监六十三处，太监一千九百八十九人；宣统退位后，宫监机构还有四五十处，太监有八九百人^[57]。

【注释】

[1]秦昭王十九年（前288）十月，秦魏冉约齐王并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十二月，齐用苏秦计，自动取消帝号，合纵摒秦。

[2]《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3]据浦薛凤先生统计。参见《三四八位皇帝——历代皇帝继承之统计分析研究》，《清华学报》新十三卷，台湾新竹，1981年。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5]蓝田玉玺，据《汉官仪》：“天子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不以封也。”《晋书·舆服志》记玺文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今人施之勉在《秦会要》玺条补注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为秦玺无疑。”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7]汉代惠帝后一律加“孝”字，也是谥号的一部分。

[8]《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

[9]《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10]宗庙为古代帝王、诸侯或大夫、士祭祀祖宗的处所。《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孝经·丧亲》：“为之宗庙，以鬼享之。”

[11]《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12]最早称君王坟墓为陵的是公元前335年（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其次是秦惠王的坟墓称为“公陵”，同时楚国把祖先的墓地叫做“夷陵”。

[13]古代统治者的“寝”共有三种：一是宫殿的“寝”，是君主及其家族饮食起居之所；二是宗庙的“寝”，是已故君主及其家族的灵魂之所；三是陵墓的“寝”，是墓主灵魂的饮食起居之所。后两种“寝”都是模仿宫殿的“寝”。

[1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16]西汉十一帝陵如下：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汉宣帝刘询的杜陵，汉元帝刘奭的渭陵，汉成帝刘骜的延陵，汉哀帝刘欣的义陵，汉平帝刘衎的康陵。

[17]昭陵六骏分别为飒露紫、特勒骠、青骓、拳毛、白蹄乌、什伐赤。

[18]有关陵寝制度，可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0]《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21]廖道南《殿阁词林记》。

[22]《文献通考·自序》。

[23]《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24]《皇明文衡》卷六《大苞西上皇帝封事》。(www.daowen.com)

[2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页。

[26]《汉书》卷九十三《邓通传》。

[2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8]《史记》卷三《殷本纪》。

[29]《公羊传·隐公元年》。

[30]参见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31]《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32]《汉书》卷四十三《叔孙通传》。

[33]《清世祖实录》顺治八年二月。

[34]《汉书》卷五十二《窦婴传》。

[35]卫宏《汉归仪》下。

[36]《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37]《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

[38]《全晋文》卷九十九。

[39]《明史》卷八十九《兵志》。

[40]《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

[41]清宗室封爵十四等：（一）和硕亲王，（二）世子，（三）多罗郡王，（四）长子，（五）多罗贝勒，（六）固山贝子，（七）镇国公，（八）辅国公，（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一）镇国将军，（十二）辅国将军，（十三）奉国将军，（十四）奉恩将军。

[42]《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二》。

[43]《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

[44]《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

[45]《雍正上谕八旗》。

[46]据《后汉书·后妃》，汉代妃妾有十四级：（一）婕妤，（二）娥，（三）容华，（四）充衣，（五）昭仪，（六）美人，（七）良人，（八）七子，（九）八子，（十）长使，（十一）少使，（十二）五官，（十三）顺常，（十四）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

[47]《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

[48]《三国志》卷二《魏志·文帝纪》。

[49]《汉书》卷三《高后纪》。

[50]东汉皇帝年幼即位，母后临朝称制情况如下：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殇帝1岁即位，安帝15岁即位，邓太后临朝；北乡侯8岁即位，顺帝11岁即位，阎太后临朝；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即位，梁太后临朝；灵帝13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废帝14岁即位，何太后临朝。

[51]《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

[52]西汉吕后时，封中谒者张择卿为侯。孟康注说，张是宦官。如淳注云：“诸官加中者，多阉人也。”又《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宦官“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

[5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下》。

[54]《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传序》。

[55]《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

[56]《国榷》卷八十八“熹宗天启七年”。

[57]《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