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吏的选拔与管理制度

1.官吏选拔制度

战国时期，无论诸侯国还是郡县各级官吏，都由国王任免。在选拔官吏上，由于“尊贤尚功”、“因能授官”，这时出现了不少从基层提拔起来的将相。如李斯，原是上蔡县（今河南上蔡）一名小吏，后为舍人，继任郎、长史、客卿，秦统一时为廷尉，后擢升为丞相，可以说明“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现象。秦国在选任考察官吏时提出以“五善”、“五失”为衡量标准，《秦律·为吏之道》载：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失“一曰夸以迣（制），二曰贵以大，三曰擅裚（断）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25]。这五善、五失的“为吏之道”，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官吏任用考察条例。

综合来看，战国时任用官吏的主要途径和办法如下。

世袭。世官制从春秋以来受到冲击，但未消失。当时的子继父位，不一定是父亲的官职，如赵氏家族从晋文公起一直居卿位，但官职不同，或为中军将，或为上军佐，或为下军佐。而具有贵族血统的世代为官现象仍不少，如张良的祖上曾五代任韩国丞相，楚国则有昭、屈、景等大族世家，他们的子孙一般都有官职。

举荐。战国时各国为广招人才，规定凡臣下发现贤能之士，可直接向国君推荐。郡县地方官在上计（年终考绩）时，也规定要向中央举荐人才。当时不少贤能之士通过这一途径，踏上了仕途，如田忌举孙膑、景监荐商鞅、李克举吴起、王稽荐范雎等。正如《墨子》所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秦是推行举荐较为坚决的国家，对举荐者还规定了法律责任，“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26]。

自荐。一些贤士不经过任何人推荐，可直接向国君上书或游说，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取得国君信任，从而被委任官吏。法家李斯和纵横家张仪、苏秦等，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而得到重用。赵国孝成王时，“毛遂自荐”便是一个著名的事例。

军功。战国时在各国变法和兼并战争中，逐步采取了按军功大小赐爵任官的制度，各国的将领有不少是从战争中根据军功提拔起来的，出现了一些从卒伍擢升为将相者。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制定的“二十等爵”制，便具体规定了按军功大小取得封爵任官的办法。

养士。战国时各国养士之风盛行，著名的“四公子”——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都养士（门下、食客、舍人等）达数千人。他们效忠于主人，可参与主人的公务，并有可能成为官吏，如李斯初入秦时，投靠在相国吕不韦门下，以“完璧归赵”著称的蔺相如则在宦者令缪贤门下当过舍人。这种养士风气与储才制度联系在一起，为挑选人才提供了宽广的天地。

2.官吏管理制度

战国时期逐步建立的一系列官吏管理制度，适应了加强集权统治和提高行政职能的需要。其主要制度有以下几种。

俸禄制

商、周时各级官吏的俸禄采取分封授田制，战国后则采取以谷物为计算单位的俸禄制，官吏按年、月领取俸禄，官职越高，谷物越多。除少数封君授予采邑外，战国时大部分官员已没有封地。各国俸禄计算单位不一，卫国以“盆”计，齐国以“钟”计，楚国以“担”计，燕、秦、韩、赵、魏以“石”计。俸禄的发放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有功则增秩，有过则减禄。俸禄制使官吏在较大程度上脱离了封地，在职领禄，无职则废。

符玺制

由于此时各级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长官，都由国君在相的协助下直接任命，于是有了象征国君及各级官吏权力的印玺，而用于征发、调遣军队、物资的凭证——符节也应运而生。(www.daowen.com)

战国时印章

玺、符是王者权力的象征。凡国君的下行文书，在制度上必须加盖印章，才能生效。这种王者专用的印章，称玺。不过，先秦时期，玺为国君、诸侯、大夫及各级官员的通用之物，无论官印、私章皆可称“玺”。战国时一般官吏有两种印玺，一为公共印章，一为私人专用章。官吏的任免过程，直接体现为对印玺的授予和递夺，即授官赐印，免官收印（辞职亦需交回印玺）。印玺的用途较广，如通行的“传”书，需加盖官印，财物的封存，粮食的进仓、出仓，货物的收藏，以及司法文书往来的查封，都要以印玺作封泥，以为凭信。

战国鄂君启铜节

在推行玺印制的同时，各国还实行发兵用符的制度。符，是发兵的凭信，各国发兵都有虎符，虎符分两半，右半存国王处，左半发给将领。秦规定，凡用兵五十人以上，必须会合王符。但边疆地区如军情紧急，发出烽火的警告，遇外敌入侵等情况，虽没有王符会合，也可机动行事。

与符同样性质的还有节，是边塞通行的凭证。原为竹节，后改为青铜铸成，上有铭文，是臣下属官守职的象征。如“鄂君启铜节”便是战国时楚怀王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至秦汉，节成为出使别国的凭信。印玺、符、节的出现，反映了集权政体的确立和加强。

战国秦杜虎符

上计制

战国时出现了年终考核的上计制。“计”即计簿、计书，是统计簿册；上，向上汇报。上计，即年终地方、下级向中央、上级的考核汇报制度。上计范围较广，诸如垦田数、赋税征收、户口统计及地方治安等，都为上计内容。上计由国君亲自过问，丞相主办。具体的考核办法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要在自己的辖区内，在年初把赋税收入、户口数目及农作物生长情况写在一木“券”上，交给国君。国君把“券”剖分两份，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国君以年初的上报数考核臣下。考核以最（优）、殿（劣）定高下，决定赏罚，优者升，劣者免，有的当场收印夺官，犯法者则被捕入狱。

爵位等级制

官吏因职位高低而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于是形成了严格区分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它与爵级、班序、禄秩密切结合在一起。西周时的贵族等级，如诸侯、卿、大夫等，至战国转化为不世袭的爵称，常见的有通侯（彻侯）、列侯、关内侯、上卿、亚卿、上大夫、中大夫、长大夫、五大夫等。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且是对西周贵族等级制的一种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等级秩序。战国时爵位的获得机会比西周多，普通平民只要有战功，或上书、游说，提出自己的治国之策，获得赏识，就有可能获得爵位。秦的“二十等爵”制的颁布，直接与官职联系在一起。按规定，二十等爵中第十六级大上造（或称大良造）以下，既是爵位名称，又是官名。即使是第一级公士，若斩获敌甲士首级，就能赏赐爵位一级、田一顷（一百亩）、住宅田九亩和替他服役的“庶子”一人，或“为五十石之官”^[27]。

爵位的高低也与上朝排列的班序相连。战国时官僚在上朝议政或朝见国君时所占的席位及其礼仪的待遇，都是根据官员任职高低所确定的。按当时通例，官员职务越高，班序越靠近国君。因此，在坐北朝南的国君之下，由近而远依次排列的位序，形成了一个以王权为中心向两旁辐射的对官员控制的局面，体现了王者的尊严和等级制度的森严。

致仕制

古代退休称致仕、致政。春秋以前，退休制没有明确规定，只有周公功成身退，致政成王的记载。春秋时期，晋、卫等国有告老之制，称“老”、“请老”、“告老”等，意即告老致仕。《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国石碏，“桓公立，乃老”；晋国“祁奚请老”、“韩献子告老”等。《礼记·内则》曰：“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四十始仕……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尚书大传》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这些记载说明，官员的退休年龄一般为七十岁。军队官员退休年龄略提前，《礼记·王制》曰：“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

官员退休后，有的告老还乡，不少人则转而从事教育。《尚书大传》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退休制的实行，促进了官员队伍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