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与行政制度的变革

1.社会变动和行政机构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国家组织分崩离析，各诸侯国从国君的称谓、官制的设置到行政职能的行使，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西周时，王是至尊之称，除周王外不允许他人称王。春秋初期，这种局面被打破，楚国君主首先称王，随后吴、越各国也相继称王。中原各国在激烈的争霸中，谁争得霸主地位，谁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代周王行使权力。各国的国君不论其称王、称公或侯，都掌握了一国的政治、军事、司法、经济大权，“作威作福君之职”^[15]。

国君之下，西周时以太宰地位最高，具有相职之权。春秋中期后，太宰地位因周天子地位下降而大大降低，而各诸侯国开始置相，协助国君行使行政职务，如齐、鲁置相，“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16]，郑国设为政（执政），楚置令尹。

由于兼并战争频繁，一些国家组织中出现了统率军队的武官——将军。西周时，军队由王、公、卿等统率，文、武不分。春秋时，晋国首先建立了掌握军事的三军将、佐，称为将中军、将上军、将下军和中军佐等，将中军又称元帅。但此时将军还不是固定的官职，兼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或由政务大臣兼将职。

商、周时代在国家政权中占重要地位的宗教祭祀官，春秋时期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主管行政、财政、军事、司法等具体事务的政务官上升到主要地位。各诸侯国重要的职官有司徒、司马、司空和司寇，分别掌管政府的各类政务。司徒治民事，掌户籍和各种军役、劳役；司马掌军事；司空管土地、工程建筑；司寇掌刑狱诉讼，治寇盗。这些官职在各国虽名称不一，但职能大同小异。如司徒一职，楚国以令尹掌管；司空之职，在宋国称司城；司寇在楚、陈称司败等。此外，一些国家为适应新的形势，设置了一些新的官职。如为了适应当时各国外事活动需要，一些国家设置“行人”一职，掌管礼仪、宾客往来并奉命出使各国。齐、晋、郑、鲁等国，又分别建立了掌管全国车马的官职，如齐国有仆，晋国为仆大夫，郑国有马师，鲁国设马政，这些官职是秦汉太仆的前身。各国还建立了客卿制度，招徕各国有才能的人，客卿以他们的智慧参与朝政，成为政府高级官员。

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随着力量的增强，为适应其争霸图强的需要，往往置周天子册命而不顾。他们不仅自封称谓，如晋侯称公、郑男称伯，而且自任封国内的各级官吏，打破了世代相袭的世官制度。在“选贤举能”的口号下，各诸侯竞相任用出身低微而有治国之才的人担任政府高级官员。如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而拜管仲为相，使齐国一跃而为春秋第一霸主；晋文公取消由公族辅政的宗法条规，以狐偃、赵衰辅政，遂成霸业；秦穆公任用出身低微的百里奚等主持朝政，国势大振。

2.郡县制的出现

春秋时期，出现了与西周采邑分封制不同的县、郡的设置，但两者之间并无相互统属关系，与秦汉时的郡县制有所区别。县和郡的地方行政制度是逐渐形成的。

县，来源于“寰”，本是国都以外地区的泛称^[17]。由于寰指国都周围地区，环绕于国，“系而治之，后遂以县名之”^[18]。春秋时由于天子力量衰弱，强大的诸侯、大夫称霸一方，并在一些地区设县。县的设置大致有两种途径：一种以兼并为手段，灭邻国为县，以楚、秦为典型。秦武公灭邽、冀之戎后置县；楚克郑后，“置九县”，楚国的十七个县有十五个为灭邻国而设。对此，顾炎武说：“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19]另一种是在国家内部结构变动的基础上，以新增居民点为县，以齐、晋为代表。如齐桓公时“予管仲狐与毂，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20]，这十七个县即原十七个邑，是自然居民点。晋也以邑为县，无论是公室之地，还是卿大夫之地此时已不少改置为县。由于设置的途径不一，春秋时县的职能也有别。(www.daowen.com)

随着县的扩大，其行政职能日趋加强，如齐县下设有司、卒帅、乡帅，其主要职能是管理生产，教化县民，成为地方行政区。但齐、晋等国县的军事职能依然存在，因此行政与军事结合，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合一，成为当时县制的特点。县的长官的名称也不一致，楚称县公或县尹，晋称大夫，齐称县帅。晋、楚的县大夫、县公还可世袭。由于国君对县的控制日益加强，至春秋末年，县公、县大夫改称县尹、县令，世袭现象越来越少。

郡产生于春秋末年，与县一样，大致也是由征服邻国和增扩居民点而来。西周时本无地方行政，居民聚族而居为邑，并设官而治，或称邑人，或称里君。随着县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因此有些国家在县之下设郡，郡的地位比县为低。晋国赵简子在《誓师辞》中曰：“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21]，即是此意。

春秋时期出现的郡县，作为一种新的地方行政体制，其组织形式和行政职能还不完备，尚处于初创阶段。

3.法律的公布

春秋以前还没有系统的成文法典。春秋中期以后，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变化，以保护私有制为中心的成文法在各诸侯国陆续出现。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即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可视为中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前502年，郑国邓析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刻在竹简上的法典，史称“竹刑”。子产和邓析都长于言辞，他们的言论“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在当时很有影响，是中国历史上法学理论的创始者。前513年，晋国范宣子也作刑书，铸于鼎上。此后，宋、楚等国相继公布法律。成文法的出现，推动了封建政治法律制度的形成。战国时，各国相继变法，法律制度日趋完备，李悝在魏变法时编著《法经》，便是春秋各国立法的发展和总结，是我国古代社会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秦国《秦律》的颁布，更是战国时期法律制度成熟的标志。

在刑法方面，除援用西周的九刑外，春秋时期各国新增了烹、枭首、戮尸、、踣等酷刑。秦国在文公时又规定，刑法“有三族之罪”^[22]。

4.从贵族世兵制到征兵制

春秋时期，晋国首先改变贵族世兵制。公元前645年，晋与秦交战失败后，颁布“作爰田”，把土地赏给“国人”，以换取他们服兵役。在“作爰田”的同时，晋又实行“作州兵”，允许平民与奴隶参加军队，这样不仅扩大了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提高了这些平民与奴隶的地位。春秋中期以后，各国以“国人”为主的士兵大量涌向军队，贵族世兵制逐渐为郡县征兵制所取代，也为日后军功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各国军队的编制不尽相同，大国以“军”为最高编制单位。一般大国三军，但因战争的需要，都不断扩充军队。如晋国初为三军，到晋景公时，已增至六军。在军之下有师、旅、卒、两、伍。军队除步兵外，还有战车的编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