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民主党派总体上都是拥护蒋介石的，但是由于民主党派所涵盖的阶级广泛、成分复杂，在政治立场上（主要表现为对国共态度）它们可以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右翼包括国社党和青年党，它们代表着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如国社党的主要成员多为“大资产阶级、大学教授、大学生”，^[6]而青年党的主要分子也多是知识界人士，在政治立场上与国民党既有矛盾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希望亲近国民党，又不愿成为国民党的附庸。在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承认了国社党和青年党的地位，遂比较偏向国民党。1938年4月3日，国社党代表张君劢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中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7]4月21日，青年党党魁左舜生代表中国青年党也致书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表示青年党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公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8]当然青年党和国社党偏向蒋介石也有对自身的政治利益的考量，如青年党领袖之一的曾琦本想趁战时蒋介石改组政府时捞个一官半职，结果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理睬，一气之下便跑去了上海。^[9]

中翼势力包括乡建派、职教社等，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比较中立，不左不右。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蒋介石表现出一定的抗战积极性，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寄以很大的希望。为了集中统一全国力量抵抗强敌，职教社曾提出“应当拥护三民主义，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同时，他们还特别强调三个合作——“民众与政府合作，地方与中央合作，各党各派合作”，以及“军政与官政必须划分，一面完成军队国家化，一面实现军民分权”的主张。^[10]乡建派一贯主张搞乡村建设运动，走改良主义路线，反对在中国农村从事暴力革命。在抗战爆发后，乡建派领导人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开始投入到抗战洪流中，积极动员民众参军抗战。梁漱溟在江苏徐州发表了《告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大敌当前务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战，并且以原有的乡村建设工作为基础，积极做好民众动员和组织民众工作，密切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对日作战。梁漱溟本人也被邀请参加了“国防参议会”，他在会中竭力主张“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11]

救国会和第三党属于民主党派中的左翼，他们在抗战初期同样是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战爆发后，第三党领袖章伯钧、黄琪翔等人不计前嫌，响应回国，并表示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抗战政府”，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要求所属成员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救国会“七君子”在7月31日被释放后，也公开表示政府既已对日作战，救国会成员愿在既定国策下“努力全民救国运动”。当然，民主党派左翼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他们虽然拥蒋，但反对蒋介石的片面抗战政策，要求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等，对于国民党要他们自行解散的要求坚决抵制。对于民主党派来说，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独立性是开展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前提，可是蒋介石所摆出的“高姿态”迷惑了一些左翼民主党派成员和中翼政党，使他们思想出现巨大波动，并出现了“无条件信任政府”等声音，混淆了人们视听。例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在国民党监狱里，面对死亡威胁大义凛然，而在出狱一个月后就在《申报》上登载《少号召多建议》的署名文章，他认为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在野党派应该“少作政治号召，多作积极建议。”国民政府既然已有抗战国策，只需集中力量贯彻就是了，而不须“标新立异以鸣高”。他还认为“多信任一些政府，使他们能够运用较大的权力，同时保守更多的秘密。”^[12]还有以反蒋抗日为使命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由于一时的轻率和幼稚，竟在抗战开始后就宣布自行解散，认为“从抗日的事实所表现，国民党已经居于唯一领导抗日的地位”，抗战应“统一一切思想、意志、政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于中央，且掌握于最高领袖之下。”陈铭枢还呼吁其他在野党派也自行解散，不愿解散的也要“一心一德也要拥护政府拥护最高领袖”，“如有别为自己团体打算逞其私图者，即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13]

显然，章乃器和陈铭枢的言论混淆了片面抗战与全民抗战，坚持独裁与要求民主的区别，他们将国家、民族的命运毫无保留“托付”给一个政党是非常危险的。而只要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不变，就无法调动起全民族的力量去抗日，抗日战争也就不会取得胜利。民主党派对蒋介石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不久以后就因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破灭。

三、抗战中期民主党派对蒋态度的反思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变速决战为长期持久战，其作战重点从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转为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为主，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诱降的策略。在此种态势下，国民党政策开始全面倒退，扼杀民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规定了国民党今后要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会议还根据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成立“防共委员会”。会后国民党有关部门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处理异党实施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随后国民党蓄意制造摩擦，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和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后方工作人员、伤员、家属的事件。同时国民党对民主党派也开始施加政治压力，不仅将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斗争取得的民主权利统统取消，各民主党派在国统区内依旧处于非法地位，甚至对那些不服从自己的民主党派使用极其卑劣手段。1940年5月，国民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诬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密谋于当年的“七·七”纪念日在重庆领导暴动，并据此对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予以监视。沈钧儒等在知道这样的谣言后，亲自去找何应钦据理力争，要当局提供证据，并可与证人当面对质，这一切表明救国会领导人光明磊落，君子胸怀坦荡。最终，何应钦自导自演的这出闹剧以“砸了自己的脚”而告终，但对沈钧儒等人的监视并未终止。可见，自全面抗战以后国内所累积的一点政治民主也在渐渐消逝。在此背景下，民主党派与中共一起携手发起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民主宪政运动是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反击，虽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至少表明民主党派已经逐渐丢掉对蒋介石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已不可能如抗战初期那样一致拥护蒋介石。而蒋介石对民主宪政运动的阳奉阴违也让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本来面目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为了共同抵御国民党政权的压迫，各民主党派开始谋求建立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形成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1939年11月23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的领袖以及无党派人士等，以“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的宗旨，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表明民主党派对自身地位的认识逐渐深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渐行渐远。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只是民主党派在外力作用下的一种自发联合，并非政党组织，所以众民主党派依旧受到国民党迫害。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对那些不与自己合作的民主人士施行了高压迫害。1940年12月国民党拘留了批评孔祥熙、宋子文发国难财的马寅初，并将其强迫送往“前线”考察。1941年2月，国民党查封了昆明、桂林、成都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和新知书店，邹韬奋被迫去往香港。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开会之前，借口参政会改组，无理取消了章伯钧、张申府等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的参政员资格，在名单中塞进了大批反动分子，使民主党派人士感到蒋介石连“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装点门面的功夫不愿做了”，殊失人望。^[14]在此情形下，民主党派领导人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联络各党派领导人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罗隆基、章伯钧等连续召开筹备会议，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等起草政治纲领，章伯钧、李璜、罗隆基等人起草组织规程，并酝酿了领导人。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是同盟纲领的中心，它寄托着民主党派建设未来国家之设想。总的来说，纲领主张抗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等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基本一致。这说明作为当时最大的民主党派的集合体，民盟已开始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开始影响中国政局，而这也是民盟越发趋向独立之所在。这既是对抗战初期过于依赖蒋介石政权的反思，也是对独裁体制宣战的和开始。

四、抗战胜利前后民主党派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

抗战后期，民主党派与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和消极抗战的斗争更加坚决。此时国统区内政治腐败，经济紊乱、军事无能的现象愈演愈烈，蒋介石为了缓解国内国际的政治压力，决定重新玩弄被他扔掉的民主宪政把戏。而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紧密依靠在一起，决定来个“假戏真唱”，逼迫蒋介石尽快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尤其当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所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口号时，给予了巨大的支持，除了召开会议讨论外，他们还组织集会、发布演说、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将“联合政府”的主张广为天下人知。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最后主张》，开宗明义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此前的9月19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与斗争需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这种改组一方面为迅速吸纳无党派成员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青年党长期把持盟务的局面，而青年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把持盟务，究其原因，其背后隐藏的国民党的力量是重要一环。这样的改组很好地说明了民盟对国民党的态度。中华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联合一批工商金融界人士在1945年元旦发表《为转折时局献言》，呼吁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切实合作。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在1945年《新年希望》一文中，要求改变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机构，早日建立联合政府。张申府则在“一个呼吁”中，提出应即由各党派及其他社会有力人士，开诚协商订立共同纲领，成为统一之政府。

就连一向对国民党示好的国社党和青年党，此时也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国社党张君劢在其发表的《国共问题公开报告之后》，认为建国之能否成功，解决办法从三个方面入手：“应宣布军队专司国防，不事党争”、“将国民党所居之特殊地位及早改变”、“承认民国之为国民的民国”；青年党党魁左舜生也发文提出立即结束党治，由各党派参加制定战时约法。国社党和青年党属代表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投机性较强，蒋介石也曾经试图以高官利诱去拉拢他们，但不甚有效。对他们而言，能在未来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显然比在国民会议中多几把席位要实惠得多。所以，国社党和青年党虽然也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但渗透出浓厚的投机气息，在抗战结束以后，他们又再次倒向国民党怀抱，就不足为奇了。

抗战胜利后，国内矛盾日趋激化，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一党独裁”之心不改，在美军协助下，将大批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运往东北、华北等战略要地，疯狂扩大自己的地盘，为打内战、武装消灭中共做最后准备。而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这一目标出发，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3大口号。显然摆在人民面前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各民主党派十分清楚，阻碍中国和平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独裁集团，为此民盟主席张澜于1945年8月11日发表讲话，指出“只有停止内战，走向团结，才能统一建国，保持抗战胜利的成果。……要以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来争取民主建国的胜利”。^[15]张澜希望把抗战时期团结一致的精神延续到抗战胜利后这一思想，反映了广大民主党派人士的共同心声。对于民主党派来说，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依然展开，如何使二者能够坐下来重新开展谈判，以完成和平建国成为他们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1945年8月15日，民盟中央发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945年10月1日，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为，抗战胜利后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建立起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主的真谛在于“在一个社会里，人人做人，人人做自己的主人”，“倘政治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的专职独裁，经济是一人或一部分人的独享独占，这就失去了民主的意义”。^[16]民盟的这些主张无疑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鞭挞与彻底否定。

为了进一步增强和平的力量与声音，抗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在重庆又涌现出新一轮的建党浪潮。1945年10月28日创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以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为基础发展起来的；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召开了成立大会，民主建国会以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其联系着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政党，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其发布的《民主建国会纲领》中明确表示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强调发展民族资本；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其成员大部分是文教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成立宣言中亦明确强调中国要实现“和平团结”、“民主宪政”，保障“人民基本自由”等。此外，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也明确规定自己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并在随后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公开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从而有力驳斥了蒋介石所谓的“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17]这些新生的民主党派无一例外地对国民党政策展开批评，追求和平民主，与已有的民主党派和中共一起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的强大合力。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最终迫使蒋介石与中共在重庆谈判期间签订《双十协定》，全面停止内战，并商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妇女联谊会等组织和20多家杂志社，纷纷发表宣言、评论，呼吁和平，制止内战，建议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5年11月2日，民盟发言人在发表反对内战的谈话中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18]11月12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指出国民党应秉承“天下为公”的原则，“把民主权利交还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任何有关军事政治的纠纷”。^[19]11月19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在重庆发起了五百余人的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号召各界人民用罢工、罢课、罢市等行动制止内战。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和武装特务到昆明各学校杀害青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血案。对此，各民主党派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12月6日，民盟发表谈话要求严惩凶手，抚恤受害青年，取消特务制度，保障人民言论自由。^[20]民主党派还与人民团体一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这项运动迅速由重庆波及成都、遵义、上海等地，从而构成了对国民党的强大政治压力。

总之，抗战初期民主党派从抗战大局出发，对蒋介石集团曾经抱有一定期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想，与国民党曾经历过极为短暂的“蜜月期”。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醉心于一党专制，他不可能也绝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势力插手到政权中来，民主党派一心渴望的民主建国不可能在蒋介石身上得以实现，二者在理想与现实的轨道中渐行渐远。从反蒋到拥蒋再到反蒋，看似简单的重复，但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在认识上比抗战初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找到了持续斗争的中心所在——那就是追求政治民主是解决国内问题的首要所在，也正因为此，民主党派在随后的反蒋过程中开始统一步伐，团结合作，并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亲密合作。人心的天平就在这样的变化中逐渐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的优势转眼间被中国共产党所取代，也就注定国民党最终的败局。

第二节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

抗战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民主党派自发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而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一些民主党派一改在抗战初期对中共不甚了解甚至是抵触的态度，开始和中共在抗战、民主、团结等各方面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亲密合作的关系。这种亲密合作既是对蒋介石高压独裁统治的有力回击，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适时呼应。抗战时期民主党派与中共关系地快速发展恰恰伴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离心离德这一过程。处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民主党派，在中国前进的关键性阶段做出了自己的正确抉择，绝大多数民主党派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抗战前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两条线的战斗

抗战前，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可以看成是两条线的战斗。一个是在城市，一个是在农村；一个主张政治改良，一个主张暴力革命。二者偶有交集，但始终未能汇成革命洪流。民主党派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其阶级基础，所以它是“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21]显而易见，作为以实现“三民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国民党在吸引其他中小政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顺应民意”又适时举起抗日大旗，更是赢得了民主党派赞许，引来归附无数。相对地，中国共产党影响力就偏弱一些。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到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坚决反帝反封建之外，同时反对资本主义的方针，民主党派同样被拒之门外。例如针对当时反蒋最为积极的第三党，中共六大却认为第三党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视第三党为“最危险的敌人”，并拒绝了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主动合作的要求。而第三党反过来也着力批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及在农村建立的红色政权为“中国共产党在僻远地区所煽动起的暴动”，“利用农民威劫农民”，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破坏中国现存的物质设备，而使中国更加落后，更加沉落。”^[22]同为“反蒋”阵营的两个政党互相攻击，客观上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力量。

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危急情势进一步加深。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政策的转变。

二、抗战初期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态度不一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党派在抗日救国的同时，也积极参加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中翼、左翼势力都是主张联共的，号召“枪口一致对外”。中翼政党的职教社和乡建派坚决主张抗战，拥护国共合作，对中国共产党态度友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钦佩中共的抗日努力，双方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1937年底，黄炎培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等共产党人，为职教社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并在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国讯》上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为世人知晓。乡建派领袖梁漱溟为了谋求国内更进一步的团结，也于1938年1月对延安进行了访问，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期间，梁漱溟与毛泽东就中国局势与前途进行了多次交谈，其中包括两次彻夜长谈，毛泽东向梁漱溟论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令梁漱溟深为折服，“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23]梁漱溟后来回忆这是一次“求同”的谈话，从此他改变对中共的成见，转而与中共保持合作，成为中共的朋友。

与中翼政党相比较，左翼政党救国会和第三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此时显得更为紧密。全面抗战爆发后，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多次在武汉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救国会领导人及其他党派人士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国共两党谈判和国是的意见，同他们一起分析抗战形势，介绍中共抗战的政策方针，救国会的活动有一部分就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完成的。与救国会不同的是，第三党与中共之间曾有过激烈的斗争，但在民族灾难面前，第三党也即时调整了与中共的关系。它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民主党派，1935年11月10日，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等第三党领导人在香港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纲领》认为“只有将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汇为一流，才能形成民族革命的战争”，从而制定了联共抗日方针。1938年2月，在第三党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期间，章伯钧与周恩来就两党关系展开了交谈，交换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意见，并表示两党今后要密切合作，并肩战斗。章伯钧还曾向周恩来表示：“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派表态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24]

但也有少数民主党派右翼势力坚持反共，如国社党和青年党。1938年12月10日，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中公开主张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边区，并称共产党“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是国共长期合作的障碍。张君劢要求共产党“以八路军之训练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25]实际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浅薄可笑的。青年党左舜生在致蒋介石的信中除了向蒋大表忠心外，也不忘要求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放弃领导权。当然国社党和青年党这一时期的“反共”是以“拥蒋”为前提的，且以政治反共为主，他们一方面寄望于蒋能带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同时国社党和青年党也主张实现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政党政治。因而，在联合国社党和青年党这个问题上，中共仍把二者当成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

三、中共统战重心的转变及对民主党派的争取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皆主张抗战、建立统一战线是二者得以联合的政治基础，但是由于政治理念上的不同，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认识的差异，使得二者之间的合作停留在初级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此时的统战工作重心是国民党，并非民主党派，所以在抗战初期民主党派总体上倾向于国民党，右翼势力反对中国共产党自不待言。即便是左翼民主党派阵营也受到迷惑，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之前提到的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的言论以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解散都对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这一切都证明双方还没有找到共同交汇点，这个点就是民主政治。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政策由对外重新转入对内，尤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民主党派在国统区的生存状态日益紧张，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民党以及那些空头承诺。1939年至1941年初，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在全国所创办的宣传抗日与民主的生活书店大都被查封，56个分店中仅有7个被保留下来，其余皆被查封和勒令关闭（皖南事变后仅剩重庆一处）。邹韬奋本人也因不堪忍受迫害，出走香港，并发表《抗战以来》一文，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真面目。邹韬奋把抗战初期对国民党的信任形容为“发傻”，国民党在政治生活中一切行为，“表面上是一回事，骨子里又是一回事”。^[26]邹韬奋对国民党的指责道出了大多数民主党派的心声，为了改变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民主党派决定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这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双方均感受到了联合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此时全心投入民主宪政运动中，是基于对国内诸矛盾变化发展的清醒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民主党派统战政策的调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结束以后，蓄意制造与中共的军事摩擦，反共日盛。对此，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27]在毛泽东看来，反共是准备投降的步骤，而仅凭中共一方面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蒋介石投降的危险，只有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而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28]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这表明出于对投降可能性的担忧，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开始加强对国统区其他进步势力的团结工作。1939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的报告也更加肯定了毛泽东的判断。作为南方局总负责人，周恩来在重庆更多地接触到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地方实力派等诸多人物，了解他们的政治诉求及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经验。所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指出“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是他的强点，能统一全民族力量抗日”，^[29]但是统一战线发展是不平衡的，国民党不承认国共两党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所以“中国的统一战线真正发起的坚持的尚只有共产党及其同情分子与团体，国民党始终是带被动性的。”^[30]在分析统一战线发生变化时，周恩来认为抗战相持阶段来临以后，各党派便趋于分化，“救国会、第三党更接近于我们，而国社党、国家主义派本身也起了分化”。所以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对党派关系“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也就是要“对接近我们的党派、团体及个别分子，应扶助其发展。对其他党派应影响他，善意地批评他，以促其进步或分化。”^[31]毛泽东十分肯定南方局的工作，但也指出南方局工作存在的弱点是“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向中层阶层阶级更大的发展”。周恩来后来在会上做结论也提到，过去对中间阶层团结不够，偏重了联蒋，而且利用公开合法机关做群众工作不够。这次会议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统战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由片面侧重联蒋向联合其他阶级及政党转化，对指导国统区的统战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12月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提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把“争取中间力量作为我们当前组织工作的工作对象”。指示还认为“只有把上述各种抗战和民主的力量组织起来，达到必要的程度，并使他们互相配合起来，才能争取时局好转”，且“是使时局好转的唯一步骤”。

显然，把抗战和争取民主两者合二为一来进行考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考国内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为中共联合民主党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共中央于1939年10月2日和12月1日接连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两次指示，要求各级党部“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运动”，对由“赞成宪政的政客军人、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左倾分子等来发起”的宪政促进会等群众团体，“则积极参加之。”^[32]同时，在此期间，虽然第一次宪政运动归于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的行动却为民主党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也于1940年3月1日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的《目前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系统提出了中间势力的政策及其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毛泽东认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政策基本成型，而争取民主党派的信任和支持就是贯彻执行这种政策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四、在民主旗帜下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日益紧密

^[33]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竟然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政治上的全面攻势，军事上守势”的方针，向国内外揭露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暴行，与其展开坚决斗争。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情，对“国民党倒行逆施”表示愤慨。1941年11月，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去电报，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柳亚子更因为对国民党的严厉批评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职教社领袖黄炎培说，不论皖南事变经过的“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邹韬奋对国民党大为不满，“愤激欲来陕北”^[34]，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一致谴责让毛泽东感到“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35]皖南事变暴露了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共本质，正是因为广大民主党派对中共的声援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中共渡过难关。皖南事变后中共的统战工作重点转向对以民主党派为中心的中间势力的争取上，突出表现在中共积极促进和帮助爱国民主力量建立组织。

为了坚持其独裁统治，国民党对擅自组建的政党往往千方百计予以瓦解。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一贯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1941年9月，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关怀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最初名称为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俗称“小民革”）在重庆成立，这是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国民党民主派和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成的秘密团体，其成立之日起就在和中共紧密配合，共同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民主党派深感自身生存之危机，决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稳固有力的“第三者”政治集团，才能说得上话，进而发挥作用。后来在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共同努力下，决定联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筹备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民主党派进一步联合的想法可以说一开始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了解，周恩来等人就皖南事变后各党派动向写给中央的报告也明确记载了，“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为要”。^[36]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还对各党派联合提供了鼓励、帮助和真心支持。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为了摆脱蒋介石的干扰，决定派梁漱溟远赴香港办报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公开政团同盟组织的消息，争取海内外舆论的同情。就在梁漱溟出发去香港前，他专程赶往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通报了此行的目的和计划，周恩来当即表示非常支持梁的行动，并嘱咐他去香港后可以去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梁漱溟来到香港后，即着手筹建报社，但报社运转之初，资金周转困难，虽然得到诸如四川刘文辉和云南龙云的相助，依然入不敷出。后来中共通过《华商报》社长范长江以“南洋”某侨领的名义向报社资助了4000港元，梁漱溟知道这是中共资助的款项，深感中共朋友之珍贵可靠。他还与范长江一起将报纸定名为《光明报》。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以一则启事刊登了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始为天下人知。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关心和帮助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在1941年12月28日在《延安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生力军》，高度肯定和赞扬了同盟的成立将会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扩大了进步势力，壮大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势力，促进了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自同盟成立之日起，他就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并肩战斗在争民主、反独裁的道路上。此外，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也是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成立的。

1943年，在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溃烂的情形下，中共和民主党派又联合发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有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失败的经历，民主党派与中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了更为坚实的合作。第二次宪政运动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它突破了国民党所限定的研讨宪法草案的范围，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一个新高度。“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提出以后，民主党派对此大为欢迎，他们不仅以各种形式如集会、演讲、著书等对其表示支持，使得民主联合政府不再是一家之言，而变成了举国共识。为了抵制“民主联合政府”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冲击，蒋介石于1945年元旦放出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烟幕弹，对此，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则予以坚决抵制，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借开“国民大会”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

重庆谈判期间，通过毛泽东在重庆对各方民主人士的广泛会见，中共的政治主张逐渐广为人知，也逐渐获得了广大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在谈判过程中，民主党派也与中共密切配合，除了欢迎毛泽东来渝谈判之外，民主党派还时刻关注谈判进展，为谈判取得成果出谋划策，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又极力在国共之间斡旋，力争谈判能够得以继续。毛泽东对张澜“老成谋国”的称赞以及张澜以民盟主席身份在重庆谈判期间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便是民主党派配合中共谈判的表现。而中共则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广泛接触民主人士及时向他们通报谈判进展；另一方面则是在谈判桌上对“党派合法化”以及对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争取来最大程度上照顾民主党派的利益。毛泽东“三顾特园会张澜”书写了一段中共与民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佳话。在特园，毛泽东与张澜达成的有关中共与民盟合作的“君子协定”为日后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打下了基础。

重庆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得名地。重庆谈判中，在中共的争取下，民盟获取了参加1946年旧政治协商会议的资格。按照重庆谈判的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应该在谈判结束的一个月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治协商会议直到1946年1月10日才正式在重庆召开。在此期间，民主党派为政协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积极努力，国民党企图通过参加政协会议的名额分配来分裂民盟的阴谋被中共识破，周恩来等在与国民党的沟通中通过牺牲自己的名额保全了民盟参加政协会议的9个名额，虽然青年党从民盟分裂出去，但是民盟的队伍更加纯洁，为其在政协会议上与中共的密切合作埋下了伏笔。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围绕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宪法草案问题、施政纲领问题以及军队问题等五个方面中共与民盟展开了密切合作，针对国民党的真独裁、假民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会场之外，在民主之家的特园，中共、民盟以及未能参加政协会议的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聚集于此，对政协议案展开讨论并且建言献策，为政协会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智力支持，并最终使得政协会议圆满结束。

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在政协会议闭幕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撕毁了政协决议，并挑起国共内战。在痛失民主和平建国时机之后，各民主党派一开始仍然企图斡旋于国共之间，抱定自己民主党派的身份以及秉持自己中间路线的立场，但是当国民党完全撕下“伪民主”的面具之后，当民主力量成为国民党残酷的迫害对象之后，民主党派开始反思并积极投入到中共在国统区掀起的民主和平运动中。以民盟被国民党强行宣布解散为标志，宣告民主党派的中间路线完全失败，在中共代表的民主和国民党代表的独裁之间，民主党派纷纷选择了站在中共的阵营中，对“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反映了他们接受中共领导并选择与中共长期合作。

由此可见，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亲密合作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实践的巨大成功。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正开创着一种新型的政党模式和实践着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焕发着勃勃生机。回顾历史，重庆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的历程中的重要地位非同一般，而这段历史又赋予了重庆异常丰富的统战文化内涵，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及统战文化发源和发展的重要对象。

总之，在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由最初的不甚了解到紧密合作，为二者更进一步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以及以后的多党合作制度形成打下基础。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追寻民主、反对独裁方面找到了共同的交汇点，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双方在艰苦的斗争中才能始终做到不离不弃。民主党派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毅然抛弃了中间路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纵览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力量），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民主党派的争取。民主党派的向背是中国社会人心的向背的缩影。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极其重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能战胜蒋介石反动派的重要原因。而蒋介石政权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威望达至顶点，却在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丢失了整个政权，可谓民心尽失。相比之下，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争斗高低立现。从1937年到1949年，在这风起云涌的12年间，实际上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民盟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与中共紧密合作，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径。第二次飞跃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战、独裁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派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最终抛弃了走“中间道路”的幻想，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为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基础，第二次飞跃又是前一次飞跃的升华。

而民主党派与中共关系的曲折发展历程中也表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最终取得胜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才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同沿着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不光是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也凝聚了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心血。民主党派与中共在一定政治基础上的亲密合作使得二者迎来共同的胜利和光明的未来。(www.daowen.com)

【注释】

[1]邓演达.我们对现在时局的宣言［C］//周天度.邓演达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33.

[2]梁漱溟.忆往谈旧录［G］.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1.

[3]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国民参政会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98-100.

[4]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国民参政会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98-100.

[5]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G］.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79-81.

[6]袁旭著.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7]王金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520.

[8]王金铻.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522.

[9]袁旭著.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252.

[10]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189-190.

[11]梁漱溟.忆往谈旧录［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5.

[12]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79：26.

[13]包清岺编.抗战文选（二）［C］.1938.

[14]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G］//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963.

[15]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107.

[16]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

[17]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309.

[18]新华日报，1945-11-02.

[19]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政党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540.

[20]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06.

[21]“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

[22]邓演达.中国到哪里去？［G］//周天度.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65.

[23]吴江.一位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任务——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J］.炎黄春秋，1999，（9）.

[24]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47.

[25]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J］.再生.1938（10）：1-2.

[26]邹韬奋.韬奋文集（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168-182.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反投降提纲.毛泽东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9.

[28]同上。

[29]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G］//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8.

[30]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G］//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8-29.

[3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G］//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8-37.

[32]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一次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二次指示［G］//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39，45.

[33]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97-98.

[34]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97-98.

[35]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C］//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9.

[36]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动向给中央的报告［G］//.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