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作为广大中间力量的重要代表，他们的倒向不仅对中国的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历经起伏，并最终从拥蒋走向了反蒋。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在国共之间开始产生民主党派，他们企图寻找一种有别于国共双方的中间路线。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逐渐掌握国家机器，在“党外无党”的思想下，他们既不能容忍中共也不能容忍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存在，第三党在这一期间遭到镇压以及“七君子事件”就是例证。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呼吁抗日救国、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等问题上各抗日党派和团体与国民党形成严重对峙。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在对外求助无门的情况之下，蒋介石转而在国内寻求抗战力量的支持。在此情况下，他摆出一副民主姿态，以成立“国防参议会”为笼络人才和人心的形式，将民主人士笼聚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之下，从而缓和了国民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

随着抗战的推进，蒋介石摆出的民主姿态不断后退，尤其是抗战进入到中后期，其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面目逐渐显露无遗；在正面战场进入僵持阶段，国民党转而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民主力量，此种举动遭到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民主党派与中共携手在国统区掀起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发起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分散的民主力量开始整合以求取得在国共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国战场出现的豫湘桂大溃败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完全显现出来，引发了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在宪政运动不能带来实质民主的情况下，在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御用”机构的尴尬下，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为民主党派追求民主指明了一条明确的道路，赢得了广泛支持。在此旗帜之下，各民主党派与中共一起就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由各抗日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发起了新一轮的民主运动，这一运动的过程也逐渐展现出各民主党派由支持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由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逐渐放弃不切实际幻想的轨迹。

一、抗战前国民党严厉镇压民主党派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公然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随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开始反动统治，此时国民党中央已退化为“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机关，“以争谄帝国主义者为外交，以扩充军实为编遣，以布置私人为统一，以狡榨人民为理财，以残杀人民为训政。”^[1]它对外实行亲帝反苏，在经济上竭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并以超经济的剥削手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在政治上则实行一党专政，以“训政”为其依托。“训政”即训练国民使用政权，1924年孙中山在其手书的《建国大纲》中把中华民国的建设正式分成三个阶段：“军政”阶段是以武建国，“训政”阶段是以党治国，二者共同目的通向“宪政”，成为宪法治理下的民主国度。宣称继承了孙中山“衣钵”的蒋介石，1928年8月在南京宣布为期三年的广东国民政府结束使命，完成了第一阶段“军政”。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172次常委会通过了《训政纲领》，为“训政”奠定了基调。《训政纲领》共有六条，包括：

第一条　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第二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第三条　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行使，以立宪政之基础。(www.daowen.com)

第四条　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

第五条　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

第六条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从中我们看出，训政时期统治权归国民党独揽，政权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治权亦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下由国民政府行之。国民政府所确立的《训政大纲》，背弃了孙中山的遗训，剥夺了人民自由、民主等诸多权利，把地方自治虚化，党政合一，搞的就是一党专政。1931年5月，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又从法理角度肯定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

在“训政”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施行了“党外无党”的清党政策，除调集重兵围剿江西、湖南一带的红军外，在城市中对其他党派进行了无情的镇压。1927年青年党在拒绝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合并”意见后，即遭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机关报《醒狮》被查封，其党员被逮捕，总部被迫转入地下；蒋介石对第三党更是施以重手，1931年8月，蒋介石逮捕了第三党革命领袖邓演达，不顾舆论压力，三个月后将其残忍杀害，并在上海摧毁了第三党组织；蒋介石为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处心积虑地逮捕了呼吁国民政府抗日的救国会“七君子”。此外，蒋介石还暗杀了中华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信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破坏、限制和践踏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激起了广大民众愤慨，全国人民反对一党专制和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更加强烈。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民主党派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一再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抗日，开放党禁，承认自身的合法地位，均未能实现。

二、抗战初期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共赴国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诸矛盾开始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日本帝国主义为速亡中国，在战争初期即增调10万陆军来华，并在国内着手动员40万军队。7月28、30日，日本侵略军相继攻陷了北平、天津两大城市，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中指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为了达成“抗战到底”的目的，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负责国防方针、国防费用等重要国防事项，参加会议者为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这是蒋介石集中力量、收紧军权的举措。同时，蒋介石也感觉到除了在正面战场调集军队抗击日军外，还需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为了网络人才和笼络人心，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特地设立了“国防参议会”，聘请国民党以外的党派领袖人物和知名人士，包括中共的毛泽东（未出席）、周恩来，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乡建派的梁漱溟，职教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还有军事专家蒋方震，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等人。可以说，在抗日大旗下，蒋介石与一向被其打压的民主党派有了形式上的合作，国防参议会的设立为在野党派走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但国防参议会毕竟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议事机构，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数，不过25人，“几乎全是在野的，国民党外的和国民党的老辈人物素不当政的”^[2]，且参议会并无实权，不过是国民政府用来听取民间意见的一个咨询机构罢了，它所形成的报告对国民政府没有强制实施的权力。所以，作为国民政府在开放政权上的小规模尝试，国防参议会不可能满足为数众多的在野力量参政议政的要求。而要动员全体国民参加抗日战争，离开各党派的支持显然也是难以实现的。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决定将“国防参议会”扩编为一个更大、更具体的民意组织——国民参政会。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武汉会战后，国民参政会随国民政府一起西迁重庆。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使得各民主党派有了阐述自身意见、发出声音的合法场所，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向民主的方向前进不少。此时，抗战形势的紧迫与防线的不断收缩，再加上汪精卫集团鼓吹“亡国论”，国统区上空笼罩上了一层投降妥协的迷雾。汪精卫以国民参政会议长身份在国民参政会上不断散布中日“和平”言论，瓦解国统区人民意志。为了坚定人民抗战的信心，也为了痛斥妥协投降的论调，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上接连发表了大量提案拥护此时坚持主张抗战的蒋介石。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此次参政会上，胡景伊、沈钧儒、左舜生等44名参政员提《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在提案中指出：“吾人须于最高领袖率导之下，勇力以赴，则抗战建国之目的，终有达成之一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