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也由于川康建设的重要性，该提案即获通过。3月2日，《川康建设期成会及视察团组织大要》，由蒋介石核定通过，川康建设期成会成立，成员由蒋介石选定，由邵从恩、张澜、李璜、曾琦、黄炎培、晏阳初、吴玉章、陈豹隐、胡景伊、范锐、梁漱溟、杨端六、高惜冰、许孝炎、褚辅成、光升、张剑鸣、冷遹、林虎、余家菊、杨子毅、马亮、章伯钧、莫德惠、奚伦、王近信、姚仲良、沈钧儒、王造时29人组成。^[5]可以看出，期成会和视察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地方名流或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其中，邵从恩、张澜（民盟）、陈豹隐（民革）、胡景伊四人是四川有名望或有实力的人物，李璜、曾琦、余家菊是青年党领袖，黄炎培、冷遹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章伯钧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重要成员。褚辅成是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

川康建设期成会下设川康建设视察团，李璜为团长，黄炎培为副团长。视察团分五组出发视察，各组成员为：第一组（东路），褚辅成（组长）、光升、张剑鸣、邓飞黄和胡景伊，邓、胡二人请假未参加视察；第二组（南路），黄炎培（组长）、冷遹、林虎、王志莘，王志莘请假未参加视察；第三组（西路），高惜冰（组长）、余家菊、杨子毅、黄宇人，黄宇人请假未参加视察；第四组（北路），张澜（组长）、马亮、章伯钧、刘叔模，刘叔模请假未参加视察；第五组（西康），莫德惠（组长）、王近信、姚仲良、奚伦。此外，行政院、经济部、教育部、财政部、内政部、交通部、委员长成都行辕、全国商会联合会、禁烟督察处、农产促进会、资源委员会的干部和专家随同协助视察。^[6]

视察内容包括吏治、兵役、治安、禁烟与禁毒、财政与民生、经济建设、教育、夷务及司法等部分。视察方法有五种：第一为观察，“凡具体事实，皆躬亲审视明白”；第二为会谈，或与行政人员、或与地方人士，集合谈话，听取各方之见解，“唯与行政人员会谈，及地方人士会谈，必然分别举行，以免互有顾虑”；第三为访问，或邀请有资望信用之人士，为个别之谈话，“或以隐密之方式，为侦询之探访，总期不受蒙蔽，得明真像”；第四为阅卷，“文卷为行政之实录，凡与视察任务有关之最近文卷，一概调取查阅。遇有隐匿疑窦时，更调阅收发文总簿查对”；第五为填表，“财政，兵役，吏治，经济建设，治安，教育诸大端，皆制有表格，每至一县，必促令克日分别填明交还，未至之县，则寄表嘱令填明交还”。^[7]

视察团对川康地区全面考察后，返回重庆，编成90余万字的《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书中称：“本团分组视察川康两省各县市，历时百有余日，经地百有余县。……各就视察所得，特汇为有条理之报告书，以期能根据此视察实况与视察意见，拟定川康建设方案，建议政府，俾得分别采行，国家前途，实利赖之。”^[8]并就地方行政、兵役、治安、民生、经济建设、地方教育、少数民族等问题提出了两百多条意见。

川康建设期成会根据《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制成《川康建设方案》，该方案“凡所提出之问题，悉由实地视察所发现。凡所主张之方法，悉本事实所要求”，因此受到了各方的高度重视，并由议长蒋介石提付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交政府付诸实施。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川康建设方案确实大部分没有落到实处，但在当时，各级党政机关还是比较重视，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邹韬奋就认为一届四次会议决议通过的82件提案中，川康建设方案“尤关重要”，“为民间实况的忠实反映，内容充实丰富，为近代中国文献中一个很有价值的可贵文件，根据这实际调查所成立的方案，关于各重要部门都有着切实的改革建议。川康既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根据地，川康的积极建设，其意义的重大，而实与整个中华民国有极密切的关系，是不待言的”^[9]。时任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主席团主席莫德惠也说：“我们还记得曾有个川康视察团，又有个赴英访问团。这两个组织，一次是对内协助抗战建国的大业，一次是对外实行富有意义的国民外交。两次都对国家有了贡献，而且贡献很大。”^[10]

第二节　民主党派人士在重庆经济建设领域的贡献

重庆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促进了民主党派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各民主党派，特别是民主建国会成员对重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民主党派人士是沿海工商金融企业内迁的积极策划者、参与者

钱昌照先生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就深感内地资源缺乏，工业落后，力主加快发展民族重工业，以沿海地区的先进工业技术支援内地。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24日在资源委员会、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六个单位举行的资源统制第一次会议上，时任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钱昌照提出了内迁沿海工业的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28日，出席机器化学组讨论的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支持钱昌照的建议，提出立即内迁上海的工厂。会后，林继庸即与钱昌照赶拟内迁条件草案。8月4日，林继庸与上海市公用局局长及工业界的胡厥文、吴蕴初、薛福基、文秉渊、颜耀秋等人应邀开会讨论上海工商企业内迁问题。民建发起人，曾任民建中央主席的胡厥文，在抗战爆发后就曾与颜耀秋一起代表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上书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鉴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因此，大家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意内迁。在此期间，林继庸还在上海先后与中国酒精厂、天利氮气厂、大丰工业原料公司、中国煤气公司、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与新业工厂等八家专业厂商讨内迁的可能性。6日，胡厥文召开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动员百余家机器厂内迁，林继庸等人应邀出席。经过一番动员工作，会议最后同意内迁。随后，林继庸匆匆回到南京复命。9日，钱昌照根据调查情况与实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及军政部兵工署等部门协商后，制订出内迁上海民营厂的提案。10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作出内迁决议。钱昌照决定自己坐镇南京负责全局，林继庸赴沪具体主持内迁工作，任“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主持迁移事宜。胡厥文出任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沿海企业内迁出色的动员者和组织者，并率先将自己的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冒着敌人的炮火撤至汉口，后转迁至重庆。

随后，沿海工商企业内迁掀起热潮。在数百家工商企业内迁的壮举中，民主党派人士仍然走在了前列，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仅就后来参加民主建国会的著名人士来说，迁来重庆的骨干企业就有李国伟经营的申新第四棉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纺织大王刘国钧创办的大成纺织厂，“铅笔大王”吴羹梅创办的中国标准铅笔厂，“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周仲宣经营的周恒顺机器厂，李葆和主持经营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侯德榜、李烛尘参与经营的天津永利、久大、黄海企业集团、“中国灯泡之父”胡西园创办的亚浦耳灯泡厂、魏如经营的新中工程公司（曾生产出中国第一辆汽车）、周锦水创办的华成电器厂，等等。大量沿海骨干工商金融企业迁到重庆，随之而来是大量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随着这些工厂的复工，即迅速使重庆工业脱胎换骨，奠定了战时后方工业发展的新基础，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和整个产业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重庆工商业中心的形成。

在内迁过程中，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绝大部分迁川工厂物资和人员的运输任务，不但抢运了大批川军官兵出川抗战，积极完成了支前的紧急运输工作，还抢运了金陵兵工厂在芜湖的器材两千多吨，巩县兵工厂在宜昌的器材一万四千多吨，汉阳兵工厂、汉阳和六河沟铁厂集中在宜昌的全部器材八万吨，运送了两万吨空军物品和广东炮厂以及几个厂的兵工器材。在运送器材的同时，还用舱面运送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的全部人员和战区逃出来的大批难民，完成了工厂内迁和军事运输任务，对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曾任民建中央副主委的童少生正是当时民生公司重庆总公司运务处经理，亲自统一调配内迁公司车辆和船只。

二、民主建国会成员是重庆经济中心形成的骨干力量

民建的发源地在重庆。民主建国会是抗战时期对重庆经济有突出贡献的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一个政治组织，主要由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社团组织的主要成员参与，其成员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职业教育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他们是重庆经济中心形成的骨干力量。

胡厥文于1939年3月，将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迁到重庆，不久，两厂便开工生产。新民机器厂以批量生产机器设备、零部件及军需用品为主，合作五金厂因有电镀设备，制造各种医疗器械。两厂承制各种军用品，曾大批量生产手榴弹、迫击炮弹壳、刺刀、军用剪刀、军用铲、军用锅等支援前线。据胡厥文回忆，他经营的新民、合作、大中厂生产的军火，占后方民营工厂军火产量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经济部授予合作五金厂、新民机器厂甲等奖状。

周锦水与上海华生电器厂经理叶友才合资创办华成电器制造厂，自任厂长，其“华成马达”电动机既安全又经久耐用，打破了外国电机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声名大振。抗战爆发后，他率华成厂内迁重庆，在战火中遭受严重损失，遂在重庆重建华成电器厂，继续制造电机和电器，并全力支援抗战，被聘为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电器顾问。

纺织大王刘国钧于1938年将大成纺织厂迁到重庆，与卢作孚的三峡染织厂、倪麒时的隆昌染织厂合资建立了大明染织厂，以大成公司的老员工为骨干，实施原大成公司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和方法，生产的“大明蓝”布，色泽美观耐用，颜色经久不褪，成为大西南地区的畅销产品，大明染织厂也迅速发展为西南首屈一指的集纺、织、染、机电设备于一体的全能纺织大型企业。产品除畅销华南地区外，还远销印度、荷兰等国。刘国钧以他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摘取了中国“纺织大王”的桂冠。

李国伟在荣氏家族同意下，于1938年将申四纱厂、福五面粉厂内迁重庆。他发奋创业，因陋就简，两厂于1939年初相继复工生产，是迁川工厂中最先开工生产的厂，获利丰厚。他还将盈利继续投资于原有企业的扩充和创建新企业，在重庆不仅建立申四第二工厂，公益面粉纺织机器厂，还在大后方建立了“申四”宝鸡厂、“福五”宝鸡厂、宝鸡铁工厂、“福五”天水厂、“申四”成都厂、建成面粉厂、鸡宏文造纸厂、宝兴煤矿公司、宝鸡运输大队等，往来于川陕、川黔、渝蓉等公路上，成为当时内迁企业组织最完善的企业之一，李国伟则总揽荣家内迁和新建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火柴大王”刘鸿生于1938年将大中华火柴公司的九江裕生产的80余吨做火柴的原料西运重庆，与华业火柴厂合资经营，改名为华业和记火柴公司。不久为了解决火柴原料的供应问题，刘鸿生又联合四川、贵州的火柴同业共30个厂家成立了中国火柴原料厂股份有限公司，使华业和记厂在内地火柴业中独占鳌头。刘鸿生又联合江北、巴县、重庆市火柴业，创办火柴原料厂，生产磷和氯酸钾，成为中国大后方唯一的一家火柴原料厂，供应西南、西北各省。刘鸿生还在其四子刘念智（也是民建会员）的协助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创办了中国毛纺织厂以及磷厂、洗毛厂和电力、给水、制帽公司等企业，刘鸿生则成为大后方毛纺厂公推的总代表。

“铅笔大王”吴羹梅是中国铅笔工业奠基人。1938年年底，吴羹梅将其创建的铅笔厂迁到重庆。1940年为制造成套铅笔机械和日常维修，建立了机修车间。同时，他陆续在重庆、贵阳、昆明、西安、衡阳、兰州等地设立发行所。为扩展产业链，他投资兴建重庆光华油漆厂，后集资创办中和化工公司，生产铅笔用的喷漆。在8年抗战期间，共生产了5000多万支铅笔，它的用户从重庆到延安、从城市到窑洞、从战场到教室，从将军、士兵，到正在一笔一画学汉字的孩童。铅笔厂下属的中国标准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抗敌前线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的中和化工厂生产了大量军工所需的化工产品。

吴志超1940年到重庆协助其父吴蕴初在重庆筹建天厨味精厂四川分厂，任厂长。当时后方粮食紧张，他支持试验改用黄豆或油粕（豆饼）代替面筋获得成功，受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奖励。他父亲在重庆筹建的天原化工厂、天利、天厨味精厂、天盛陶器厂建成投产，不仅在大后方填补了产品的空白，解决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工业经济落后的大西南，播下了化学工业的种子，对后来大西南化学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烛尘指挥和安排“永、久、黄团体”内迁员工、眷属共千余人，于1938年3月全部安全撤至重庆。在重庆设驻渝办事处，亲任主任，办理在内地建厂的联系工作。他奉范旭东之命，将300余名技术人员，除一部分安排在黄海化工社进行研究工作外，其他分别安排在他任厂长的自流井老龙坝久大华西分厂和其他几个分支厂的技术工作岗位上，使他们各得其所，才尽其用，为“永、久、黄团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40年李烛尘调任久大协理，并兼久大总管理处重庆分处处长。当时军需民用的食盐主要依赖于川盐。久大制盐由海水煮盐的“煮海”改为探井采卤的“煮李烛尘井”，从工艺和机械上进行改革，对增加食盐产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灯泡之父”胡西园是中国著名的实业家、发明家、工程师。他制造出中国第一个自制灯泡，创办中国第一家灯泡厂，被誉为“中国灯泡之父”和“中国照明电器工业的开拓者”。胡西园1937年底迁厂至重庆，亚浦耳厂成为同行业中内迁重庆的第一家企业。1939年他在重庆设立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总办事处；同时把湖南辰溪亚浦耳电器厂分厂迁到重庆，发展为西亚电器制造厂，自任总经理兼厂长，生产电光牌电灯泡，每日最高产量达到1万只，种类有真空泡、银光泡、氩气泡等，是大后方开工最早，产量最大、质量最好、出品最丰富的一家。自此，重庆有了自己的灯泡厂，西南各省的大中城市也都用上了西亚厂制造的灯泡。一度还曾为外国驻渝各领事馆、外侨大量使用，产品供不应求。此外，胡西园还陆续开设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新源炼油厂等10余个工厂，涉及电器、机器、炼油、化工、制革、胶木等多个领域，大大推进了重庆及周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中新亚热水瓶厂的设立填补了大西南没有热水瓶厂的空白。尤其是在当时大后方金属紧缺的情况下，胡西园利用当地盛产竹子的优势，首创出竹壳热水瓶，开创了不用金属材料制热水瓶外壳的先例。胡西园还利用四川盛产松林的优势，开办松香厂，利用松脂来炼松香、松节油，为当时后方紧缺的工业原料开辟了新的来源，受到了当时西南各地的制漆、制药、制皂等各种化工厂的好评。同时这种植物油也是造纸厂、军工厂及军需品、电池厂、药厂等生产不可或缺之物，缓解了这些厂因松香、松节油短缺而面临停工歇业的危机。抗战胜利后，整个四川地区兴起了松脂炼油浪潮。

章乃器早年即成为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1940年6月他与人合资在重庆创建了上川实业公司，任总经理，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当时，战备物资极端匮乏，民间机动车几乎弄不到汽油。章乃器的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正可替代汽油，为后方能源生产作出重要贡献。章乃器认为，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库，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减轻工业界所受到的压力。1943年9月，他与吴蕴初等创办了中国工业研究所，任所长。该所系私立，人员精干，选题慎重，成果迭出，切合实用，充当了当时民族工业的主要研究咨询机构和喉舌，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界的智库。章乃器提出了“工业立体发展”的重要思想，他说“现代的战争是立体战争，现代的工业发展也应该是立体的发展。”他指出，工业组织和技术的平面发展，必然造成重复建设和技术浪费，有数量没有质量。他提出国营和民营工厂应组成立体的、有机的组织体系，以国营工厂为主导，实行统一指导和管理，并组织国内外一流专家组成技术团，指导工业的立体化。

原本在大后方的民建会员对重庆工商业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胡子昂，他与胡仲实、胡叔潜于1932年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后又承建重庆自来水的改建工程，并兼任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到抗日战争时期，华西公司已发展成拥有华西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四川水泥厂、华泰木厂、协和火药厂、华西猪鬃厂、华泰水厂、华一砖瓦厂、矿场等企业的华西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产品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物资。华西企业集团还于1941年创办了华康钱庄，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胡子昂还参与主持实施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中兴钢铁厂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在大后方的钢、铁生产中，中兴钢铁厂分别占25%强和10%，与渝鑫钢铁厂一同成为战时中国冶金工业的两大支柱。

三、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为重庆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民盟、九三学社、第三党等民主党派虽然没有民建那么多企业家、实业家，但也有一些成员直接战斗在各条经济战线上，为重庆地方经济作出了贡献。

以梁漱溟（曾任民盟中央秘书长）为首的乡村建设派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主张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来解决中国农村落后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期，梁漱溟的学生就在重庆创办了巴县乡村建设实验区、涪陵乡村师范学校，并在川东师范学校办起大专性质的乡村师范专修科，在沙坪坝设立复元寺乡村教育实验区，还专门设立磁器口社会事业推广处负责乡村建设工作。1933年，在重庆磁器口正式成立乡村建设学院，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推广工作，礼聘梁漱溟先生担任指导顾问，并诚请梁前来作专题报告。北碚的“中国船王”卢作孚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是当时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极少数获得较大成就的成功实验之一，曾多次邀请梁漱溟到北碚参观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并虚心求教。梁漱溟到重庆后，主要精力放在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上，但仍然深入农村进行乡村改革和乡村建设实验，在普及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社会风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程绍迥（曾任九三学社总社常委），是我国兽医药的奠基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深入牛瘟流行严重的重庆、贵州、湖北交界地区考察牛瘟发病和流行规律，并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牛瘟防治机构，培训了一支兽疫防治队伍。为了及时掌握疫情，他常年深入边远贫穷地区，跋山涉水，足迹踏遍三省交界各疫区。他亲自制定了“宣传教育与预防注射积极配合”，“包围疫区，由外向里，步步紧缩”的防治措施，建立防疫报告制度，变消极治疗为积极预防的防治方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给数以千计的牛注射了牛瘟预防血清和疫苗，有效地控制了这一地区牛瘟的流行。1940年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农林部，程绍迥被任命为渔牧司司长，期间又与蔡无忌共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畜牧兽医研究机构中央畜牧实验所（简称中畜所）。1945年，他在中畜所主持研究牛瘟弱毒苗，使鸡胚化牛瘟弱毒苗达到了国际上同类疫苗的研究水平。

农工党的前身第三党中央机构迁重庆后，为了取得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以解决党务经费、周济成员等问题，提出“发展生产，自给自足”方针，决定创办一个经济机构，作为与外界联系的依托。1939年，正式建立了“中央赈济委员会民利皮革厂”，由主持党的工作的章伯钧任董事长，制作皮鞋、皮包、皮箱等成品供应市场，既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又保证了第三党基本的经费需求。

第三节　民主党派人士在重庆教育文化科技发展中的贡献

大批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内迁到重庆，陪都汇集的国内学者之多，实居全国之冠。众多教育科技文化精英的合作、交流推动了民主党派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民主同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民建有不少职业教育界的高、中级知识分子，民联有不少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成员。他们在开展抗日民主活动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为重庆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民主党派人士为重庆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重庆教育高速发展的各个方面，民主党派都起着重要作用。

1.民主党派人士在重庆创办了不少著名的大、中小学校及职业教育学校，推动了重庆教育的快速发展。

抗战时期，是重庆大、中小学及职业教育高速发展时期，学校数量大增，招生规模急剧扩大。据统计，1936年有各类初等教育学校79所、各类中等教育学校41所、各类高等教育学校3所，到1945年有各类小学294所、各类中学96所、各类高校54所，分别增长3.72倍、2.34倍、18倍。^[11]聚居到重庆的民主党派人士创办了不少著名的大、中小学及职业教育学校，为推动重庆教育的快速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前重庆有2所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即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其中只有重庆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创办都与民主党派人士有关。重庆大学创办于1929年，马寅初（民联）、李四光、何鲁（九三）、冯简、柯召（九三）、吴宓、吴冠中等大批著名学者曾在学校执教。其中，何鲁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诗、书双绝的奇才。1932年，他到重庆大学理学院任院长。后任重庆大学校长、部聘教授（国民党政府共聘任了6位部聘教授），并创办了载英中学，为重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梁漱溟（民盟）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大领袖之一。以梁漱溟为指导顾问、梁漱溟学生遵其乡建理论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筹办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创办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梁漱溟自办的勉仁文学院以及劳君展（九三）曾任校长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皆为西南大学的前身。

民主党派人士是重庆职业教育的开创者。1937年冬，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炎培（民盟、民建）到重庆，和职教社同仁们不仅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函授学校及各种职业指导所、中华业余中学、中华小学，还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会计人员训练班，推行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介绍、补习教育四位一体的职业教育，掀起了大后方兴办职业学校的热潮。朱学范（民革）是中国劳动协会成立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1943年至1945年，劳动协会在重庆地区办了49所劳工文化实习学校。朱学范亲任校长。劳动协会还建立福利社、劳工医院和工人电影院，让战火中的中国工人得到一份温暖，增强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目前，重庆育才中学是全国著名的师陶圣地，育才摇篮。其系陶行知（民盟，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所创办。陶老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史良（民盟）还被聘为学校法律顾问。学校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的实践中，是中国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1946年1月，他还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民盟）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民主化进程。(www.daowen.com)

2.民主党派的教育专家们荟萃重庆，为重庆学科教学作出巨大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学校数量少，科系设置很不齐全，专家教授十分紧缺。抗战期间，重庆教育家云集，除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外，还有各大、中学校的校长，大学教授、副教授以及教育部、教育局内的教育专家。据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四院校1946年统计共有教授471人，副教授129人，加上其他数十所高校的教授，副教授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级专家，应在千人以上。这些教育专家们各有所长，辛勤耕耘，在重庆开设了许多高水平的精彩的课程与讲座，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教材、教辅资料，健全了学科教育体系，为抗战和建国培养了大量人才。民主党派人士中有许多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为重庆学科教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现略举数例。

陈豹隐（民革）是《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译者，被誉为经济学界的“南陈北马（马寅初）”。他于1938年年底到重庆，先后在当时的各种抗日训练班及重庆的一些学校担任经济学的讲课工作，并为武汉大公报、重庆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栏、重庆中央日报的星期专论栏写经济论文。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豹隐在内战声中，拒绝了到南京的教学聘请，继续留在重庆，并于1946年初，与马哲民（民盟）一起，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商学院院长，常年在西南学院讲授经济学。1947年初，他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同时在重庆正阳学院和重大商学院讲授经济学，并延揽甘祠森（民联）、李紫翔（民联）到重庆商学院任课，为重庆经济学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望道（民盟）是《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译者，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著作《修辞学发凡》的作者。1940年秋，他赴重庆，任复旦大学（北碚）中文系主任，开设《修辞学》、《论理学》（逻辑学）两门课。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自194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历时八年，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系原则，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陈望道还在重庆筹建了新闻馆，新闻系成为学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周谷城（农工）是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于1942年春到达重庆，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在历史教学中，周谷城致力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缺憾多在于堆砌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顾。于是，他着手编写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阐明欧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国、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副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面。该书于1949年正式出版，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史框框。

何鲁（九三）在法国留学期间，曾破解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蜚声海外而获得数学大师称号。在重庆大学理学院任院长、教授数学时，撰写各种数学书籍，介绍西方数学知识。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学丛书”的《行列式详论》、《虚数详论》、《二次方程式详论》、《初等代数倚数变迹》等。何鲁的著作内容翔实，论理严谨，深入浅出，为数学读物中不可多得之珍品。师从何鲁的著名学者很多，如物理学家严济慈（九三）、钱三强、吴有训、赵忠尧，数学家吴文俊（九三）、余介石，化学家柳大纲（九三）等。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说过，何先生虽然没教过我，但也是我的老师。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数论经典著作《堆垒素数论》，送交中央研究院，竟无人能审，后送交何鲁主审。何鲁阅后，大加赞赏，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部聘教授的声誉，坚请政府给予嘉奖。1941年，华罗庚终于获得国民政府首次颁发的数学奖。

薛愚（九三、民盟），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是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1938年夏，薛愚到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任教（现中国药科大学），讲授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同时还担负教务长之职。为了教学的需要，1941年，他编著了大学丛书《实用有机药物化学》，对日常重要药物的制法、性质、鉴定及效用等一一详述，不仅可当教科书，也可作为制药工业方面的参考书。他还编写了《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验教程》，收集了普通化学及分析化学领域中的一些基本化学实验，并包括部分有机化学、应用化学及军事化学方面的实验，是一本很实用的实验指导书。1943年，他发表《论药学教育》论文，阐述了他的“三三”制办学观点，即三级制（初、中、高）培养人才、三系制（药化学系、生药学系、药理系）与三关制（学校、药房、药厂），强调学校与社会需要密切结合，对当时药学界有较大的影响。此后，他又发表多篇阐述药学建设与教育的文章，如《再论药学教育》、《中国药学建设纲要》、《药学建设之我见》等，对中国的药学事业提出了较长远的规划和建设性意见，引起中国药学界的广泛重视。

李士豪（九三）是我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教育家。1939年12月李士豪从美国回国后，在重庆中央大学水利系任教授，主讲过水文学、河工学、卫生工程、卫生工程设计、水工设计、灌溉工程和工程数学等课程。1943年11月起，兼任水利委员会视察工程师。1944年，他考察过綦江渠化工程中的闸坝问题，还研究过黄河的洪水预报，为我国水利教学和水利事业都作出了贡献。

二、民主党派人士为推动重庆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作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大批全国性的文化机关、学术团体、报纸杂志、新闻出版、书社书店聚居重庆，各种全国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如讲演会、招待会、报告会、座谈会、纪念会、庆祝会等几乎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美术、报刊、艺术、绘画、摄影、古物等全国性的展览也比比皆是。在这些活动中，民主党派人士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列举数例予以说明。

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办了不少报纸杂志，宣传自己。1938年，黄炎培将《救国通讯》从上海迁往重庆，改名为《国讯》，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与江恒源（民盟）、叶圣陶（民进）、杨卫玉（民建）、孙起孟（民建）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孙起孟任总编辑，始终不渝地宣传抗日。1945年7月，他去延安访问回到重庆，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在《国讯》连载两天，马上引起各界广泛注意，仅两天杂志便销售一空。当时，在1945年的重庆有影响的期刊达四十余家，该年4月由黄炎培、张志让、章伯钧、叶圣陶等发起组织重庆杂志界联谊会，黄炎培、叶圣陶、金兆梓（民进）是召集人，尚丁（民盟）任干事。尚丁回忆说：“由于黄炎培主办的《国讯》杂志和《宪政月刊》带头签了名，黄炎培还亲自对孙科、王云五、金兆梓等人做了工作，终于共有16家大杂志在‘拒检联合声明’上签了名。”16家杂志是：俞颂华主编的《国讯》杂志，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章伯钧（农工党）主编的《中华论坛》（曾发布第三党文献专辑，系统介绍第三党概况、政治主张、行动纲领、时局宣言等），左舜生（民盟）主编的民盟总部机关刊《民宪》杂志，民社党的机关刊《再生》杂志，孙科主办的《民主世界》，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孙伏园主编的《文汇周报》，侯外庐（九三）主编的《中苏文化》，曹孟君（民盟）主编的《现代妇女》，张西曼（九三）主编的《民主与科学》，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还有《战时教育》、《国论》和《学生杂志》。后又有一批杂志加入，并于9月6日举行联谊会，采取一致行动，拒绝送审。9月15日，《中华论坛》等20家杂志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参政会，拒绝再将原稿送交国民党新闻当局审查。新闻、出版、文化界亦纷纷响应，形成一个反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拒检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946年1月，救国会在重庆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1946年2月，民盟在重庆又创办了机关报《民主报》，此报主要反映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政治主张，声援和响应中共所提出的各种政治号召，揭露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黑暗统治。它与《新华日报》在政治主张方面相一致的，被誉为国统区两大火炬，在坚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此外，民建创办的《平民》、《民讯》等机关报，民联创办的机关刊物《民联》，宣传自己的政见与主张。

各民主党派人士在抗战时期还创造了许多文化艺术作品，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如郭沫若的《屈原》、《甲申三百年祭》，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章乃器（民建）主编的《工商手册》及投资昆仑影片公司拍摄的进步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黎锦熙（九三）兼任编纂处总主任的中国大辞典，甘祠森（民联）的《现代金融论》、长篇小说《暗流》、诗集《第一颗星》、散文集《涵泳集》，张申府（民盟）主编的《图书季刊》，董问樵（民建）的《国防经济论》，施复亮（民建）著有《劳动运动史》、《国民党底组织与训练》、《中国现代经济》、《民主抗战论》，译有《资本论大纲》，等等。

民主党派人士还特别注重社会实践。如施复亮在抗战期间就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注重考察四川经济地理等，写成《四川徽购粮食办法概论》，主编《四川东南山地区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等专著。他还结合当时的物价、统制经济、通货膨胀、定量分配、增加生产、法币回笼、劳工政策，改善税制和募集公债等问题，深入浅出地用经济学道理加以阐明，并汇编为《经济漫谈》一书，是我国经济理论通俗化开创之作。

民主党派人士在出版界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张静庐（民盟）就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卢沟桥事变后，他到了重庆，任迁到重庆的上海杂志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出版了一系列抗日的书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43年，张静庐在重庆联合生活、读书、新知等28家出版社成立新出版联合总处，张静庐担任联合总处总经理，并在成都（由邓作之任经理）、广州、重庆（由张鸿钧任经理）、汉口（由马仲杨任经理）设立“联营书店”，主要任务是管理联营书店出版事宜。同年8月，发展到33家。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后，周恩来把这位享有盛名的出版家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对张静庐说：“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贵出版社出版的书，你的影响还挺大的嘛，希望你以后继续多出书，出好书。”

三、民主党派人士为促进重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作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的重庆，在工业技术、农业技术以及基础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还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都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这些科技工作者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精神，以民主、科学为宗旨，重庆组织了科技界的政党即九三学社。以九三学社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人士为了促进重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作出了贡献。

梁希，我国著名林学家，现代林学界的一代宗师，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于1937年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坪坝，主要讲授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化学、木材学和木材防腐学等课程，领导了3个实验室：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实验室。其林业科学巨著《林产制造化学》至今仍对中国林产化学的生产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在他苦心经营下，森林化学实验室当时已初具规模，图书资料和种种设备，在国内各森林系中首屈一指。

卢于道，1941—1942年，他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教授和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1942年开始，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1942—1946年，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他是我国著名解剖学家，开拓了中国近现代神经解剖学领域。

金擎宇，我国地图出版界的开拓者。他和他的两位哥哥创办的亚光舆地学社，是今天的地图出版社的前身。1942年夏，他们三兄弟到重庆后，在制印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设法重印了《袖珍中国分省详图》以及单幅中国图和世界图等几种地图，还根据当时的形势，编绘出版了《中印缅地区形势图》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形势图》等一系列新图，受到读者的重视和好评，起到了宣传抗日和扩大影响的良好作用。就连当时延安和广大解放区使用的中国地图，也是由亚光出版的。

陈恩凤，我国著名土壤学家。在土壤地理、土壤肥力和土壤改良3个方面有重要成就和独创性见解，对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他转入设在重庆北碚的中国地理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从事土壤地理研究，并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兼课，1943年8月受聘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授。他以自己所掌握的调查研究材料，并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编写出《水土保持学概论》和《中国土壤地理》两本教材。这两本教材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内容充实、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特点，深受师生欢迎，后分别于1949年和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其中《中国土壤地理》一书，被指定为高等院校地理系教学参考书。

潘菽，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他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他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十几位进步教授自动组织起来，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在学习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关于心理活动的精辟论述时受到很大启发。为此，他以自己学习、研究所得，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说明心理学中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根本问题，并在中央大学心理系开设了《理论心理学》这门新课，为心理学探索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涂长望，中科院学部委员，是中国近代气象科学和长期天气预报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首任气象局局长。抗战中，他随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研究所迁到重庆，并在中央大学任教。他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大的气象问题，不仅吸收了英国、挪威、美国气象学派的精华，还结合国情，开辟了我国三维空间气象学研究途径，撰写了《中国的气团》等30多篇学术论著，为中国的气象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发表的论文《中国的气团》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天气学中重要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对我国天气学的发展和天气预报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是气象学中很重要的文献。他利用高空探测资料对中国高空大气的气候状况所作的理论探讨论文《中国高空探测的一些成果》，不仅赢得了德国高空科研成果得以在中国交流的机会，而且对中国的航空事业具有不可低估的应用价值。他曾在1942年作为对抗战建国有贡献的优秀学者获教育部学术成就乙等奖。1943年获中华文化基金会天文气象地理特等奖。1944年他与他的研究生黄仕松取得东亚季风研究重大成果，发表的《中国夏季季风之进退》论文，发现季风跳跃现象。1946年，他代表中国科协到伦敦参加科学与人类福利世界大会，当选为世界科协筹委会常务理事。

黄国璋，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教育家。1938年黄国璋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与邵逸周率“川康地理科学考察团”奔赴川康，对该地区进行全面详尽的考察，这是抗战期间我国后方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科学考察。1940年他在重庆北碚创建了中国地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兼所长。研究所分设自然、人文、大地测量和海洋地理4个组，后期还设立了土壤组，人员最多时达六十余人。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多次区域性综合考察，例如对嘉陵江流域的考察，对汉中盆地的考察研究等，获得了极其珍贵的地域科学资料。1943年，黄国璋由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驻地）转到重庆市区建设委员会。抗战胜利后中国地学会得以恢复，黄国璋再次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兼总干事。他在1940—1945年期间为我国地理科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才，这些科研人员后来都成为我国地理科学的中流砥柱。

此外，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也为重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侯德榜（民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爆发，永利碱厂被迫迁往四川，由于当时内地盐价昂贵，用传统的索尔维法制碱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产。侯德榜与永利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认真剖析了氨碱法流程，终于确定了具有自己独立特点的新的制碱工艺，避免了生产氨碱法中用处不大的副产物氯化钙，而用可作化肥的氯化铵来回收，提高了食盐利用率，缩短了生产流程，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降低了纯碱的成本，而产量大增。1941年，这种新工艺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很快为世界所采用。同时侯德榜的名字被列入《世界名人录》。并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当时国外会员12人，亚洲会员仅中国、日本各1人）。侯德榜所著《纯碱制造》一书蜚声全球，巴西政府、印度塔塔公司慕名聘请侯博士前往帮助办厂，立见成效。

可见，民主党派人士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仍然坚持“五四”以来的民主、科学精神，在“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育文化科研成绩。

【注释】

[1]吴久文.“陪都”时期的重庆马路建设［J］.重庆市政建设志资料选辑，1988（1）：18.

[2]谢本书，温贤美.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81.

[3]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八次常务会议决议案［G］//〔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上册）.621.

[4]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民参政会记实（上）［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463.

[5]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民参政会记实（上）［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464.

[6]黄天华.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述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32.

[7]沈云龙：《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参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出版，第237-238页。

[8]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M］.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56.

[9]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720.

[10]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642.

[11]李定开.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第二、三、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