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主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经济文化提案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为推进国共合作，为统一民众意志，增强抗战力量，在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置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随后，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明确国民参政会的宗旨是：“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其职权是：议决权（议决政府施政方针）、听取政府报告和询问权、提案权。后又增加了调查权（调查政府交办事项），审议权（初审国家总预算）。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包括了各抗日党派的领袖和各方面代表人士，但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政员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出席，而只许以地区和经济、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出现，因而各民主党派的主张、提案不能以党派提案形式出现，而只能通过各党派参政员提案联署或跨党派参政员提案联署形式来反映党派的主张、意见或建议。

当时国民党一方面要坚持一党专政，独霸国家政权，一方面又要标榜民主，代表民意，因此对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提案，在军事、政治及行政方面很难被采用，在财政、经济、教育方面比较合作，易于采纳，为民主党派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各民主党派参政员所占比重很小，不到全体参政员的10%，但他们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活动的同时，以国民参政会为主要阵地，为大后方经济教育文化建设出谋划策，提出了许多提案，为大后方经济教育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比较关注大后方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的民主党派参政员，民盟有沈钧儒、冷遹、江恒源、史良、光升、陶行知、张申府等，民建有黄炎培、胡子昂、李烛尘等，九三学社有褚辅成、许德珩等，民革有欧元怀等。尽管他们的许多提案具有全国性，但重庆作为战时大后方的首都，并迅速成为大后方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中心，当然是这些提案的主要受益者。我们研究民主党派在推动重庆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一方面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为发挥我国民主党派的作用提供历史借鉴。

为推动大后方工业发展，胡子昂在二届一次参政会上提出《请政府明令奖助民营基本工业并准投资工矿之公司股票得向国家银行折扣押现以资周转案》，沈钧儒等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提出《请政府保护中小工厂案》，黄炎培等在三届一次参政会上提出《官办、民营工矿业应全面合作，以利生产案》、《拟请政府改进陪都面粉工业管制案》，冷遹、江恒源等分别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提出《战后蚕丝业之复兴急应由政府加强力量从速准备以争取时机迅图实效案》、《建议政府从速禁止地方官吏用摊派方式筹集经费案》，为大后方工商业发展出谋划策；为促进国际贸易，换取宝贵外汇的需要，黄炎培等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提出《重订国际贸易政策调整贸易委员会组织案》，在三届一次参政会上提出《维持并扩大输出品生产基础案》，冷遹等在三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拟请政府协助工商实业界人员出国考察访问，以利战后经济建设与生产复兴案》；鉴于农村工业在战时的独特作用，史良等在一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请政府从速发展农村工业以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还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从农村工业指导机构、资金、产品销售、生产组织几方面考虑，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发展农村工业方案；针对大后方农业基础薄弱问题，褚辅成等在三届一次参政会上提出《请政府注重小型农田水利，宽筹经费严定考绩，以防旱灾案》，冷遹等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提出《请政府注重农林建设案》，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日寇的全面封锁，后方能源日益短缺问题，冷遹等在二届一次参政会议上提出《请政府积极提倡采用各种代汽油设备之汽车以利运输而裕国计民生案》；为适应重庆日益繁重的交通运输的需要，欧元怀等在一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加紧建筑成渝铁路以利后方运输案》，黄炎培等在三届二次大会上提出《适应战后复员与经济建设航运需要确立发展航业计划案》；面对大后方物价加速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生产生活的严重问题，各民主党派人士更是忧心如焚，在一届五次参政会议上，沈钧儒等提出《请政府严格取缔投机垄断并抛售囤积平衡物价以救民困而固后方案》，褚辅成等提出《请政府速筹平准物价妥善办法以维持生产建设案》，光升等提出《请政府迅速采行流通平价办法以安定抗战后方案》，在二届一次参政会议上，许德珩等提出《对于平抑物价问题之基本建议案》，冷遹等提出《调节劳力调整交通改善金融与粮食管理以平物价案》，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奚伦等提出《平抑物价案》，沈钧儒等提出《控制商业银行游资及发行土地债券，以收缩通货而安定物价案》等。总之，民主党派人士在为推进大后方经济发展、解决人民生产生活难题方面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举措。

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民主党派人士在兴办高、中、初等教育，举办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文化，扫除文盲等方面也提出了大量提案，为战时文化生活的繁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针对大后方基础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陶行知等在一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欧元怀等在一届四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小学经费应由中央及省库补助以奠国民基础教育案》，陶行知等在二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设立中央儿童学园以倡导幼年社会教育案》，江恒源等在四届一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切实改善小学教员待遇促使专业化案》，许德珩等在四届一次参政会议上提出《拟请建议政府指拨巨额专款于短期内培核大量中级技术人才及小学教师案》；为强化成人教育，特别是扫除文盲，提高民众素质，江恒源等在一届三次参政会议上提出《拟具敌后方教育实施办法建议采择施行案》，邹韬奋等在一届三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识以利抗战建国案》，史良等在一届四次参政会议上提出《请中央切实改进女子教育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沈钧儒等在一届四次参政会议上提出《请中央通令各省切实推行成人教育案》；在职业教育方面，江恒源等一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抗战建国过程中之职业教育实施方案》，在一届四次参政会议上提出《为增加生产改进职业请政府规定办法劝令国内公立私立各工厂农场尽力所能及利用设备供给实习以期增设职业教育机关养成大量技术人员适应国家需要案》，在二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倡办荣誉军人职业教育案》；在发展大学教育方面，欧元怀等在一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改善专科以上学校军事训练案》，江恒源等在四届一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建议调整大学师范教育案》；在文化出版方面，沈钧儒等在一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加强战地文化食粮输送工作案》，张申府（民盟）等在一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建议设立文化局总司全国战时文化事业案》，王造时等在一届三次参政会议上提出《建立全民文化工作以适应第二期全面抗战方针案》，邹韬奋等在一届四次参政会议上提出《改善审查搜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总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把加强国民教育，培养民族意识作为动员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重要手段，他们一再呼吁重视文化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工作，多次向政府建议发展战时文教事业。他们的各项建议对加强抗日宣传，增强民族意识，动员全民抗战，提高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由于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提案众多，不可都作详细介绍，现选对重庆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两个提案予以说明。(www.daowen.com)

一、重庆陪都建设提案

选这个案例是因为该提案在完善和实施过程中，不断汇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领袖和专家的智慧并发展而成重庆陪都建设规划方案，成为重庆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系统的城市建设规划，为重庆政治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临时参议会召开首次会议。会上，中国国民自由党中央常务委员，重庆文教、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参议员李奎安等人认为：“重庆市在目前为我国战时首要地区，在未来为我国西南重镇，其更远之前途，可发展为国际城市。”如何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将重庆建成跻身于国际都市之列的现代化大都市？李奎安等人提出《由本市各法团组织“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案》，建议成立“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为大重庆市的建设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大都市建设方案。该提案获得通过。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于12月1日正式成立，专门负责大重庆之调查与计划工作。该期成会聘请的会员中，温少鹤、税西恒、古耕虞、朱学范等成为后来成立的民主党派的骨干成员。

经过数十位专家近半年的调查筹划，最后形成了《重庆市建设方案》，并于1940年4月1日召开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方案》第一次提出了将重庆市定为陪都的设想：“宜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明令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俾待将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之后，重庆仍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确定之地位。”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提出的设立陪都的建议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认可。8月1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八次常务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决议案的第一项就是通过“行政院函请明定重庆为陪都”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