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紧张的筹备，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其中，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还有少数中共党员。

（三）民主建国会的正式成立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隆重举行成立大会，93人出席（发起人为134人，其中一部分因为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返回原地，一部分因其他原因不便公开露面活动，如胡子昂），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3人组成主席团。大会首先由胡厥文致开幕词，指出民主建国会的宗旨，“其最大的目的为促成民主”。接着黄炎培报告民主建国会筹备经过，指出，“本会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实现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彭一湖指出，“本会态度不左倾不右袒”；黄墨涵指出，“要为公勇敢，为私不勇敢”；章乃器指出，“要人民有权，才能使政府有能”；胡西园指出，“为人民谋幸福，社会谋繁荣，然后工业才有出路”。^[6]大会讨论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文件，选出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等37名理事，李组绅、阎宝航、彭一湖等19名监事^[7]，组成民主建国会领导机构。民建总会暂设重庆。大会由黄墨涵致闭幕词。最后，胡厥文带领大家高呼“民主建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12月19日，民主建国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第一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互选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会议选出常务理事11人：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黄墨涵；选举常务监事5人：李组绅、冷遹、彭一湖、张雪澄、刘丙吉。根据民建组织原则，“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在会议中，主席之职权仅为维持会场秩序；对外言论，代言人仅能表示团体之意思。”由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负责人处理日常事务，决定工作方案。12月20日，召开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决定设立秘书处、财务组、会员组、分支会组、言论出版组、技术研究组、事业推广组、对外联络组等办事机构，并明确了相应的负责人。^[8]

12月26日，民建召开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为了加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决定创办《平民》周刊作为民建的机关报。《平民》周刊于1946年1月12日正式出版，至2月9日共出版4期，胡厥文、黄炎培、黄墨涵为周刊发行人，伍丹戈、施复亮、姜庆湘、孙起孟、章乃器、章元善、毕相辉、彭一湖、张雪澄为编辑委员，具体工作由施复亮负责。周刊社址设在重庆江家巷1号。内容主要刊载了民建成立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配合政协斗争的一系列文章，主要围绕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民主化三大问题，其中，章乃器的《二十年一梦》最具代表性。不久，民建又创办了《民讯》周刊。此外，还通过职业教育社的《国讯》，黄炎培主持的《愿望》以及重庆民建分会机关报《自由导报》宣传本会的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

第二节　民建的政治主张

民建的政治主张集中反映在《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文献中，以民主和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

《宣言》阐述了民主建国会对国是主张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治态度，声明民建“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表示“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9]

《政纲》对民主建国会的政治主张作了详细阐述。《政纲》共分5章46条，包括总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五个方面。

总纲部分，主要体现民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民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民治实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建设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政治须以文化为指导，而以经济为基础，始能期其正确而切实”。“军人武断政治与大官僚政客包办政治，均非现代国家之所许。必须使从事生产的各阶层之广大人民拥有最大之发言权，而以文化教育之力量融和其矛盾，扶助其发展”。二是，“经济须以科学为指导，而以社会为基础，始能迎头赶上，利及全民”。三是，“政治之安定，有赖于公道之伸张。”“合公道而尚威力，为政治祸乱之源”。“拨乱反正，必须以国家利益与人民公意为准绳”。

政治纲领部分13条，包括国家体制、人民民主权利、对外关系等方面。提出切实保障人权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基本条件。主要主张包括：立即解散“所有侵害人民自由之特殊机构”，大量裁减常备军，改善兵役制度，全国武力应属于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主张司法必须独立，司法与政府均不应受政党及其他势力影响；认为“必须人民有权，政府始可有能”，主张“在人民未得充分民主权利以前，绝对不应提高政府之治权”，“必须建立各级议会，行使各级民权”；主张实行法治，要求根据人道主义及人民公意，切实修改现行各种法律。

经济部分13条，包括经济体制、管理制度、土地、贸易、金融、分配等各个方面。主要主张有：主张经济民主，“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要求民主制订全国性经济计划；反对官僚资本和垄断资本，认为“国营事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同为经济建设之大敌”，而“前者之危机远过于后者”，因此“一面主张国营事业国家化，私人企业社会化，一面更反对在官僚化尚未肃清以前扩大国营事业之范围”；在产业经营方式上，提倡股份制，强调“民营”，反对和削弱“国营”是民建经济纲领中的重要内容，是其着力反对官僚资本和垄断资本，发展民族资本的重要政策；对于土地问题，主张“必须用和平合理之政策”，“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入手，进一步由国家征集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与农民”。还提出要鼓励以合作组织经营农村加工及运输，以增加农民收益。“切实解除农民之清苦”，同时“仍须保障地主之合理收益”，并“竭力引导土地资本投在生产事业”。

社会方面9条，主要是：要求政府制订全部就业计划并动员一切力量，负责求其实现；主张国家举办失业救济，并提出“一切社会设施，均应以贫苦无告之人民为主要对象”；在劳资关系方面，主张劳资合作，制定合理分配制度，认为政府应颁布“最低工资法”；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组织，反对国民党政府干涉工会、农会。

教育文化5条，核心是人民大众之教育，使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强调教育的发展必须遵循“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必须并重”，实行“义务教育”，通过义务教育达到普及教育，“以求受教育机会之均等之目的”；提出“人民必须有办理学校及文化事业之完全自由”。^[10]

可见，民建在成立之初的政治纲领是以进步、民主性为主要特征，基本上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资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具有中间党派性质的政治组织。民建的这些主张对揭露和打击国民党的独裁专政，孤立国民党，团结和争取中间群众反对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斗争，是有着积极的进步作用的，是推进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第三节　民建在重庆的主要政治活动

一、声援《自由导报》运动

《自由导报》创办于1945年11月17日，是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王若飞同志的指示，由田钟灵、李学民具体负责筹备创办，是一份从工商经济界角度谈民主、争自由的四开小报，由许涤新直接领导。《自由导报》创刊出版时，《新华日报》在第一版上方显著位置刊出广告：“追求自由的人们，请订阅鼓吹和平建国，保持自由批判的《自由导报》。”并刊登了《自由导报》第一期要目。由此可见《自由导报》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自由导报》诞生后，积极为民主建国会宣传。1946年，许涤新、邵荃麟两位同志随中共代表团离渝，洪沛然领导报社工作。《自由导报》编委也进行了调整，由黄墨涵、徐崇林、辛德培、孙运仁、田钟灵、杜守素组成编委会，并正式宣布《自由导报》从第6期开始是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的机关报，发表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纪事》、《民主建国会六大主张》、《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文件，^[11]把民建的全部政治主张公布于世，这是民建历史上最早的机关报纸。《自由导报》的行动震惊了国民党统治者，他们以《自由导报》假借《自由东方月刊》名义擅自发行为由，立即查禁经销《自由导报》的三联书店，并声称以后不得经销《自由导报》，以此达到打击民主势力，维护国民党政府对新闻出版的管制，限制民主势力活动范围，坚持独裁统治的政治目的。这种迫害刚刚成立的民主建国会，压制民主，破坏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重庆文化、新闻、出版界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纷纷集会，抗议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自由导报》事件发生后，民建召开了常务理事会，研究反对国民党压制民主自由、破坏言论、出版等涉及民主权利的问题，一致认为，国民党干涉言论自由，实为民主国家的不法现象，要进行坚决斗争，要公开《自由导报》事件的真相，抗议国民党破坏言论、出版自由的反动行为，指出这是国民党反对民主，反对言论、出版自由“事实之证明”。^[12]声援《自由导报》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管制，要求新闻、出版自由，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废除国民党对新闻、报纸杂志登记、审查的民主运动。这一运动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增添了推动力。

二、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而斗争

国共谈判历经43天，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提出了“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孙科等8人，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7人，民盟代表张澜等9人，青年党代表曾琦等5人，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等9人，共38人。^[13]民建因为刚刚成立，又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因此没有正式代表，其领导人黄炎培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李烛尘以社会贤达代表身份参加，从而决定了民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主战场在会外。会议历时22天，在此期间，民建为促进会议的成功作了有力的斗争。

（一）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意见书

1946年1月8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民建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即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各界人士。常务理事胡厥文、彭一湖主持招待会。出席民建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德，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王云五、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政府方面有于右任、褚辅成，各界人士陈博生、马寅初、胡子昂、胡健中、董时进、胡光燕、陈铭德、陶行知、王昆仑、蒋匀田、潘梓年等140多人。

会上，民建在政治舞台上正式露面，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向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初步意见。其基本精神是，希望全国同胞共同努力，促进政协会议成功，政协代表更应抱必成的决心，以使国家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避免内战，实现民主建国。“第一，开会以前诚意的表示，重于开会以后的协商。因此，内战必须先停止；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必须先全部赋予；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特务机构的解散，必须先全部实现。”“第二，协商要有结果，会内会外的组织必须健全。因此，我们认为会内需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会外还必须组织军事调查团。”“第三，要协商能得一致的同意，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因此，会议必须完全公开，还要发动全国人民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随时发表意见。”“第四，为促进统一，国民党必须开放政权，其方式，或为组织最高政治委员会，或就利用政治协商会议而充实其职权。”“第五，为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费必须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来源，军权必须交给无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第六，为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必须修改，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宪法必须重新起草。”“第七，在过渡时期，必须商定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第八，会议还应检讨一下当前复员问题和一般经济政策。”^[14]要求废止国民党的经济、文化、教育的一党垄断。

在这次茶会上，民建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肯定和支持，揭开了民主建国会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也是民建与闻国是、参与政治斗争的开始。与此同时，民建还推派黄炎培、李烛尘、彭一湖、胡厥文、章乃器、章元善等，代表民建去会见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阐明民建的政治主张，以求得美国的谅解和支持。

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1月16日民建又提出了《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第二次意见》。意见包括政治协商会议、保障基本人权、政治、军事、财政及货币、企业等六项内容。对政治协商会议，认为“以争取人权保障之实现为先，政治之开放为次，治权之充实又次之。”“应先解决原则，然后逐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其首须解决之大原则，为法统论之地位，其次为商定共同纲领。”“党派权力可以退让，宪政初基之圣洁与人民基本权利则不能退让。”“协商之结果，必须较协商时期更为进步，更为民主。”关于保障基本人权，认为应“实施提审法及冤狱赔偿制度”；“除应修正或废除妨害人民自由权利之各种法令外，应制定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公布实施”；“地方政府对于已查户籍登记之人民应负责保障其身体之自由及安全。”关于政治，提出“公布粮食征购及发放详细数字”；国民政府主席“要有时间接近人民，听取民意”；“各行政部门的政策必须随时公布，并不得有急遽之变更，以保持政治的稳定”；“用普选的方式，彻底改革地方自治。”关于军事，提出“军事机构不得干涉行政，一切军事管理之方式，须即日全部废除。”关于财政及货币，提出政府需“公布抗战期间各年度之预算决算，最近之货币发行数字及准备状况”；“一切地方摊派及非法附加，应严格禁止。人民除缴纳赋税外不得再予任何负担”。关于企业自由，提出解散新成立的垄断性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及中国蚕丝公司，依就地区的不同，分组民营公司经营。还强调提出“民营企业战时损失，除因政府行动所致部分应依据国家总动员法原则速予赔偿外，其由敌人行动所致者，在未取得赔偿以前，应由政府先予垫付，使无停顿萎缩之虞。”^[15]民建两次意见书中的不少主张，最后均被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所接受。

（二）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然而，国民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和范围作了种种的规定和限制，实际上仍想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国民党的行为，引起了各党派的不满。1月15日，黄炎培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上作了发言，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大会上对筹组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批驳。黄炎培指出：“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殊不知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是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

黄炎培的发言，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1月26日上午，军警宪兵特务闯进黄炎培的寓所“箐园”，捆绑了黄宅的工作人员，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通道，翻箱倒柜进行大肆搜查。事件发生后，民盟主席张澜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声明在事件未得妥善处理之前，民盟代表拒不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黄炎培也致函蒋介石，要求严肃查究。中共代表团向黄炎培表示了慰问和支持，并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以“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为题，详细报道了暴行真相，发表了“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的社论，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恶劣行径。黄炎培在1月31日的大会上，又即席发言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当场发起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把他预先制备好的签名簿请与会代表签名。

李烛尘在政协会议上竭力呼吁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建设新中国。他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改善民生、解决生计问题，工业则由民族工业界去做。因此，他提出“国农民工”的口号。我国较大的企业多数是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纯粹的民族资本是很微弱的。因此民族资本是一个扶植的问题，而不是节制的问题。他的这些论点，反映了民族工商业对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强烈不满。

黄炎培、李烛尘等虽然以民盟和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们经常与民建领导成员一起交换意见，实际上代表了民建的意见。

（三）组织和参加“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

为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民建还推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朱亚杰、范尧峰5人，联络各民主人士和进步团体，发起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1月11日，民主建国会、中国救国会、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三团体联合邀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重庆青年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杂志联谊会、音乐艺术社、社会大学等20个团体的代表，在重庆市江家巷一号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址集会，决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推选章乃器、胡厥文、徐崇林、施复亮、曹孟君、孙起孟、陶行知，李公朴、李德全、茅盾等35人为理事，并响亮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协进会决定：1.在政协会议期间，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一次，邀请政协代表报告当天开会情形，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意见；2.在最近期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扩大实现国内和平的影响。^[16]会后，民建向协进会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协进会成立以后，民建以协进会为主要阵地开展活动，从1月12日到27日共召开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受到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参加者从最初的3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前三次大会均在重庆江家巷合作会堂举行。第一次大会于1月12日召开，由章乃器担任大会主席，邀请政治协商会议民盟代表章伯钧报告开会情况，以及他对和平民主的看法。第二次大会于1月14日夜召开，由施复亮任主席，民盟代表罗隆基报告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国民党关于改组政府的六项办法，以及他本人对此的不同意见。施复亮抨击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办法是“彻头彻尾维持个人独裁”。第三次会议于1月15日夜召开，史良任主席，政治协商会议社会贤达代表李烛尘报告了他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国农民工”的经济方案。此后，由于听众越来越多，加之大会不断遭到国民党特务捣乱，从第四次起改在沧白路的杨沧白纪念堂举行。

（四）沧白堂、较场口事件

为扼杀群众性政治活动，国民党不断派出特务骚扰破坏协进会组织的各界民众大会。在1月16日的第四次大会上，当郭沫若讲到军队国家化时，混在群众中的100多名特务狂呼乱叫，使大会未能终场。协进会理事会立即致函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的暴行。第六次大会，当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有的手持木头、石块向台上打去，不少群众受伤。在第七次大会时，特务五次扔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在第八次大会上，特务又包围谩骂中共代表王若飞。对国民党特务的一连串的破坏活动，史称“沧白堂事件”。^[17]不仅如此，特务们还非法抓捕、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章乃器、胡子婴等先后发言，对“沧白堂事件”提出严正抗议，各报记者也非常愤慨，在报刊上进行披露和谴责。

民建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配合政协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支持，迫于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上签了字。

为了巩固政协胜利成果，扩大政协会议影响，2月2日民建联合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议，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由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徐崇林等组成大会主席团，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出席讲话。

筹备会也向重庆市农会、总工会、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了通知，但他们未派人参加。2月9日深夜，市农会理事刘野樵、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等4人突然来到章乃器的住宅，要求参加庆祝大会并做大会主席。

2月10日大会开会前，刘野樵等人早早来到会场，前排位置也被数百名特务分子抢占，这些人要求立即开会。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兼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夺取了扩音器，大呼提议刘野樵为总主席，台下打手们鼓噪附和。刘野樵走上主席台，擅自宣布开会，并要开始报告。施复亮等人高呼“请李公朴先生报告”。当李公朴要报告时，即被特务包围起来拳打脚踢。顿时，特务们在台上台下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倒台下，胡子被扯掉半边，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幸好被胡子昂用车救走。郭沫若眼镜被打掉。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连马褂都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也被追打。主席团成员和群众受伤的有6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

“陪都血案”发生后，筹备会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民建成员和其他团体代表向中外记者报告了血案经过，《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十种报纸也报道了事实真相。当日，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赶赴医院慰问伤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晋、冀、鲁、豫等地文化界和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香港、西安等地知名人士纷纷函电慰问。黄炎培、胡厥文等43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暴徒绳之以法。施复亮、李公朴等还向法院起诉。

对这一血案，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宣传。中央社竟诬蔑“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刘野樵”，《中央日报》叫嚣要“解散民主建国会”，“依法制裁肇事祸首李公朴、章乃器”等。为驳斥国民党对血案的歪曲宣传，民建联合重庆23个民主政团发表了《向全国同胞控诉——报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相》声明，并联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发表了《驳斥可怜可耻的反宣传的声明》，披露陪都血案真相，揭露国民党凭空捏造事实、信口雌黄的宣传，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只好使出对簿公堂的一招。施复亮、李公朴等在血案发生当天，即由史良律师陪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然而法院迟迟不提公诉。3月初，施复亮、李公朴再次向法院提出自诉；刘野樵等人也提出自诉，反诬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这时，法院才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3月15日开庭时，旁听席座无虚席。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刘野樵等人的自诉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最后，法院宣布先交付调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以此借口不了了之。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使民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第四节　民建总会迁离重庆及民建重庆分会的成立

一、民建重庆分会的成立

民建成立后，根据《组织原则》和《章程》规定，决定要逐步建立各地方分支机构，以便扩大组织，开展工作。1945年12月20日，民建总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了首先成立重庆分会的决议，以待总部迁往上海后负责四川一带的全面工作。会议指派章乃器、杨卫玉、徐崇林、鄢公复、赵懿明、田钟灵、辛德培、温仲六等9人组成重庆分会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建工作。不久，又增补了李学民、程铭勋、王智仁等20位筹委会委员。^[18]重庆分会筹备委员会在40多天的筹备中，共开过24次小组会，5次筹委全体会议，并通过发动群众参加总会领导的各种活动，从中发现、培养、发展会员，壮大组织。(www.daowen.com)

1946年2月24日民建重庆分会在重庆市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正式成立。大会主席黄墨涵、施复亮在会上就重庆民建分会筹备概况作了报告。根据总会理、监事不兼任分会理、监事的原则，大会选举了分会的领导机构。辛德培、袁庶华、王智仁、赵友农、田钟灵、陶守诚、黄鼎臣、李学民、赵懿明、彭友今、黄次乾、冯克熙、桂仙樵、胡夏畦、鄢宝璋、刘崑水、罗又立、孙运仁、李国珍、尚丁、伍丹戈、闵陶笙、沈其明、冯子源、黄勋、楚湘淮、李德明、田嘉谷、唐崇礼29人为理事；辛德培、袁庶华、王智仁、赵友农、田钟灵、陶守诚、黄鼎臣7人为常务理事；程铭勋、张群华、寿墨卿、顾定九、郭香谷、樊景云、张维良7人为监事。^[19]重庆分会为民建组建最早的一个分会，有会员300余人，队伍较强，并且有许多工商、知识界知名人士，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重庆分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分会会址暂设在江家巷一号迁川工厂大厦内，与总会一起办公。同时，决定以《自由导报》（从第6期以后）为重庆分会机关报。《自由导报》从创刊到停刊的一年多时间里，共出版了15期，一直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卖国的进步报刊。它短暂的生命是和山城的民主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民建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民主进步力量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历史。因而，当时与《自由导报》有往来关系的人，大都是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及各界爱国进步人士。撰稿人也大都是社会各界名流，有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章乃器、陶行知、许涤新、张友渔、孙起孟、侯外庐、茅盾、郭沫若、李公朴、胡风、宋云彬、冯雪峰、叶圣陶、陈白尘、葛琴等人。^[20]

二、民建总会迁离重庆

随着国民政府复员南京，国统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移向宁、沪一带。为适应当时的局势，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迁到上海，民建重庆分会则迁至大梁子青年会大厦办公，由留在重庆的理、监事组成“四川会务指导员办事处”，黄墨涵、鄢公复、徐崇林、黄次咸为召集人。此时，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了向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即将爆发。

民建总会迁到上海后，于1946年10月创办了机关刊物《民讯》，主要刊载民建的重要文献，宣传民建的政治主张，在扩大政治影响、推动会务、沟通成员联系方面发挥作用。1947年10月，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爱国人士。民建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因而备受迫害和镇压，民建会所数度被查抄。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随着民建转入地下活动，《民讯》被迫休刊，先后共出版了4期。

转入地下斗争之后，严酷的现实使民建逐步认识到，实现自身的理想，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这一时期的活动，由维护、贯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逐步转向配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黄炎培曾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三、民建重庆分会的主要政治活动

从1946年4月到1947年6月是民建重庆分会公开活动时期。民建重庆分会会同民盟、九三等党派，尤其是与中小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等爱国团体，联合起来开展各项政治斗争。

（一）组织民主力量，开展游行签名活动

1946年5月，内战气氛笼罩全国，民建重庆分会机关报《自由导报》及时发表了《不要与人民为敌》的评论，警告国民党不要发动内战，与人民为敌绝不会有好下场。6月6日，周恩来在南京就蒋介石被迫接受东北停战15天一事发表谈话，重庆各界人士受到极大鼓舞。为了达到“争取长期停战”的目的，黄墨涵、鄢公复联络动员长安寺长老如初大和尚，举行了“重庆佛教同仁祈祷和平法会”7天。并领导僧众从长安寺出发，举“祈祷和平”、“勿再发生战争”的横幅标语，手敲木鱼，口诵经文，从小什字街经会仙桥，到“记功碑”（今解放碑）绕行一周，轰动整个山城。和平法会上书国共两党领导人和马歇尔，要求“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方式解决，勿以兵戎相见，致生灵涂炭”。同时重庆基督教、天主教人士也分别举行祈祷和平游行。

鄢公复、黄墨涵、徐崇林根据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的指示，积极联络各界人士，发起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签名活动。民建重庆分会积极响应，几天之内，从民建重庆分会和中小工厂联合会成员开始，很快扩展到金融、实业等各界人士，签名者达4271人，并宣布成立了“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共同制止内战，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要求“以谈判方式解决一切内争”，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通电内容和签名名单。会后，推派鄢公复、黄墨涵、王卓然、徐崇林、黄次咸五人为和平使者，准备去南京请愿，争取长期和平，后因重庆当局禁阻，未能成行。这次签名活动声势浩大，取得积极成果。

（二）举办“李、闻”追悼会，声讨国民党特务罪行

1946年7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血案”。重庆分会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参与了重庆各界7月28日在青年会馆举行的“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重庆各界群众六千余人到会。黄墨涵亲写挽联“四日杀两贤，天下事亦可知矣；一手掩众目，国中人岂尽盲乎”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公祭后，史良报告了李、闻二烈士的生平事迹。胡子昂、吴玉章、张笃伦、邓初民先后在会上讲话。胡子昂在致辞后，高呼“全国人民要和平不要内战”，接着振臂高喊“要和平！要和平！要和平！”胡子昂三呼和平，博得全场热烈掌声，实际上把这次追悼会开成了控诉会、声讨会，大长了革命士气，震慑了国民党特务。

同时，为开展反内战、要和平运动，重庆分会还组织开展了各种演讲会、座谈会，引起较大社会反响。《新华日报》还在1946年12月24日发表了题为《团结真正第三方面力量，民建渝分会讨论方案》，可见重庆分会在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运动中的巨大作用。

（三）反对“美援”和美军驻华

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即成立联合政府，制止内战，美国撤军，停止援蒋。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国民的积极响应。8月12日，重庆工商、文化、教育、学术、律师各界爱国人士136人联名发表“向全国同胞公开信”呼吁全国同胞团结一致，拥护这一主张，誓为其实现而奋斗。

1946年8月31日美蒋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美国将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变相支持蒋介石打内战。9月7日，民建发言人发表《民主建国会反对签订中美物资协定的谈话》，严正指出：“在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未成立之前，美国任何片面援助，后果都只加重我们国内的纠纷”。重庆分会也表示强烈谴责，要求废除《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

美国政府为支持蒋介石扩大内战，不仅在物资上大力支持，并且还在中国境内派驻了14万军队，为国民党把守上海、青岛、北平、天津、秦皇岛等重要城市。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46年9月下旬，民建总会联合上海工商协会等13个人民团体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活动，连续招待中外记者、英美在沪工商界及中国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要求美军退出中国。民建重庆分会闻讯后，立即与重庆各界人士联系，采取集会、座谈、签名（签名人数达到15368人）、发表谈话等方式，积极响应，坚决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

1946年10月11日，民建又发表了《民主建国会对当前时局的意见》，指出“今后的中国，统一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内战，建设还是毁坏，都是决定于当前时局的如何解决”，认为“只有真正实行民主，才能完成统一，保证和平，进行建设”，为达此目的“只有立即无条件地实行全面停战，回到政协的老路，重新召开政协会议”。《意见》还重申“为着中国的和平民主，为着中国的独立主权，我们坚决地反对美国的军火援助和美军驻华，我们希望美国立即放弃以中国为攻苏基地的企图”。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一项摧残中国民族经济、极不平等的卖国条约。民建总会负责人发表谈话，表示坚决反对。民建重庆分会与重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采取联合行动，掀起反对“中美商约”的群众运动，严厉谴责美蒋勾结，国民党政府出卖主权。

（四）反对伪国大，反对伪宪法

1946年3月，政协决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完全推翻政协会议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原则，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于当日下午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要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交出国大代表名单。这一独裁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蒋介石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11月15日单独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25日大会“通过”了反人民的独夫集权的“宪法”。继国大之后，1947年4月国民党又进行“改组政府”的骗局，拉拢民社党、青年党的某些“社会贤达”参加所谓“多党”的国民政府。民建重庆分会会同重庆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强调指出：“在漫天战火、人民涂炭之际，而由一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实等于玩弄国大以作独裁统治之装饰。”

（五）转入地下斗争，迎接重庆解放

当国民党宣布民建为非法团体后，重庆分会的活动转入地下秘密进行。1947年11月，徐崇林、田钟灵等秘密召开会员大会，确定由徐崇林等为分会与总会、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联系的代表，并根据会员意愿和职业界别，分别编为工业、商业、财金、文教、社会福利等7个小组，以聚餐会等不同形式开展活动。在重庆解放前夕，分会还开展了保卫重庆工业、护厂、护矿、护校工作；策反了重庆警察局第四分局局长；参加保护渣滓洞释放出来的21位同志并把他们送往香港、延安等地。

重庆分会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西南地区有较大影响。

【注释】

[1]胡厥老二三事［EB/OL］.http://www.cndca.org.cn/news/peopleCharisma/MJSages/200807/t20080713_21110.html.

[2]杨荣华.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中国民主建国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

[3]杨荣华.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中国民主建国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5.

[4]杨荣华.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中国民主建国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11.

[5]杨荣华.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中国民主建国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12.

[6]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纪要.选自《平民》周刊1、2、3期合刊，1946-1-12.

[7]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纪要.选自《平民》周刊1、2、3期合刊，1946-1-12.

[8]杨荣华.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中国民主建国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7.

[9]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平民》周刊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1946-01.

[10]民主建国会纲领.选自《平民》周刊1、2、3期合刊，1946：30-32.

[11]全国最早的民建机关报《自由导报》［EB/OL］.http://www.zjol.com.cn/05zjmj/system/2005/08/02/ 006255957.shtml.

[12]新华日报.1945-12-30.

[13]杨荣华.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中国民主建国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7.

[14]民建历史回顾［EB/OL］.http://mj.zhanjiang.gov.cn/play.asp？id=177.

[15]民建历史回顾［EB/OL］.http://mj.zhanjiang.gov.cn/play.asp？id=177.

[16]章乃器二三事［EB/OL］.http://www.cndca.org.cn/news/peopleCharisma/MJSages/200807/t20080713_21107.html.

[17]民主建国会史稿 沧白堂、较场口事件［EB/OL］.http://www.mjsx.org.cn/admin/pub_newsshow.asp？id=1000345&chid=100079.

[18]杨荣华.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中国民主建国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6.

[19]民建历史回顾［EB/OL］.http://mj.zhanjiang.gov.cn/play.asp？id=177.

[20]民建机关报自由导报［EB/OL］.http://www.zjol.com.cn/05zjmj/system/2005/08/02/00625595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