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在蒙受日军侵略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为抗战时期军需民用品的生产与经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渴望抗战胜利带来和平、民主和发展。为了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曾经联合组成了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等产业团体，但始终未形成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使民族资产阶级和各阶层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企盼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美国商品倾销的打击，使民族工商业几乎陷于绝境。在双重压迫之下，民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

一、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困苦和觉醒

民建的创立，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它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和排挤下求生存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工商界从抗战爱国的立场出发，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了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的军需民用，1937年8月，上海工厂联合会迁移委员会成立，公推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和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并商定，凡内迁工厂的机器、设备和材料，以武昌徐家棚为集中地点，内迁工作迅速展开。^[1]随后，大批工厂陆续内迁。据不完全统计，到1941年，内迁工厂约有454家，其中，迁入四川境内约250余家。^[2]内迁的民营工业与原本在大后方的民族工商业者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胜利人心思治，大家都盼望着把国家建设好，但抗战胜利并未给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带来建立和平统一、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国家和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希望。国民党政府反而不顾民营经济的死活，一方面允许美货大量倾销，一方面又取消订货合同、停止原料供应，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凭借其政治上的特权，操纵了整个蒋管区经济命脉，不断打击、挤压和吞并民族工业，使民族工商业不断破产、倒闭。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族资本的反动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极其不满。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上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谴责其以“管制办法剥削工商”；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中小工厂联合会也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作过呼吁和请愿，要求解决内迁工厂的困难。但国民党政府竟以内迁工厂“倒闭有理”论来推诿和压制，称内迁工厂尽是些“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不如任其倒闭”，“才不至于被外国人所淘汰”。另一方面，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准备发动内战，国共谈判陷入了停顿状态。这使民族工商业者感到极度失望。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业者开始反思，逐渐认识到只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要求政治民主，更强烈要求经济民主，希望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

同时，为了推动国共谈判，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接触和认识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并与毛泽东多次长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共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重要变化，政治思想倾向也起了变化。回到重庆以后，他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盛赞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在蒋管区产生了巨大影响。(www.daowen.com)

二、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成立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出现新的转机，参与国事是战后各阶级、各团体、各党派的一致愿望。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成立政治团体。

（一）星五聚餐会

最早开始酝酿、筹建民主建国会的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员，如黄炎培、杨卫玉、孙起孟等；二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以及中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的成员，如胡厥文、吴羹梅、胡西园、徐崇林、林继庸、李烛尘等；三是救国会中的成员，如章乃器、施复亮等；以及少数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