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联中央迁离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迁重庆的党政机关、工商企业、学校等，纷纷返回原籍。1946年4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重庆迁回南京。自从民联的全体大会闭幕之后，也开始有一些民联会员离开重庆，分散到南京、上海、北平、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成都、香港等十多个省市和地区。这些会员离开之前，一般都由一两个负责人和他们谈话，推动他们到各地去建立民联的地方组织，开展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促进和平解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民联中央于4月中旬召开了在重庆的最后一次常务干事会，随即迁往上海。当时国民政府的“复员”搞得一团糟，无钱无势的人根本无法离开重庆。冯玉祥为了帮助一些进步朋友，向蒋介石要了一条船，让许多人跟随他乘这条船去南京、上海。民联许多会员附搭这条船，李济深、谭平山也是乘这条船离开重庆的。这条船是民生公司的“民联”号，民联会员知道船名后暗自称奇：“我们乘坐了‘自己的船’了”。

二、民联重庆临时工作组的成立

1946年2月，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决定秘密建立以甘祠森为首，由李紫翔、夏仲实、冯菊坡、李文钊组成的民联重庆临时工作组，负责组建民联重庆分会，参加重庆的各项民主革命活动。重庆民联开始活动时，由民联总会转移过来的会员有20多人，后来又陆续发展了10多人，总数有40人左右。1947年下半年起停止发展了，虽然已经联系成熟的人还有30多人，重庆民联仍然没编小组或支部，主要采取举行部分会员座谈会的方式进行联系，平时就靠会员们自己独立作战，发挥作用。还有少数几位不愿意公开的会员，只和他们进行个别联系。重庆民联会员人数不多，但政治素质比较好。

由于夏仲实、冯菊坡只同意当不公开的临工组成员，李文钊又不常在城中，民联临时工作组的人手太少了。民联中央同意增加黎又霖为临工组成员，并征得杨杰、邓初民的同意担任重庆民联的指导员。杨、邓二老都很热心，有时还出席为民联会员举行的座谈会。邓初民还是民盟的领导人，又主编《民主星期刊》、《唯民周刊》两个期刊，工作很忙，但他仍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民联的一些会员个别谈话、指导工作。由于临工组人手太少，便常常约请和临工组接触较多的邓后炎、郭因是、许廷星、罗宏章、邹维新等一起商量事情，并准备在重庆民联正式建立领导机构时把他们吸收进来。另外，还邀请了鲁自诚作顾问，许多事情都要和他商量。鲁自诚不是民联会员，但和民联中央的一些人是老朋友，参加过民主同志座谈会，是一位在政治上可以依赖的、工作上相当热心，又有革命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积极为重庆民联出谋划策。由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环境和其他原因，直到重庆解放，民联重庆分会也没能如愿建立。

三、重庆民联的活动

重庆民联参加群众政治运动是从追悼“四八”烈士开始的。1946年4月8日，中共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及老教育家黄齐生等多人从重庆乘飞机飞往延安途中失事遇难。噩耗传来，震动山城。重庆各界为表彰他们为民主和平奋斗的功绩，于19日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大会。重庆民联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参加追悼会的筹备会，发动会员送挽联、花圈并参加大会。追悼会由张澜主祭，孙科、罗隆基、王云五等致辞，周恩来报告烈士生平事迹，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这次大会由于动员了群众，形成人民的哀悼，影响较大。

不久，中国民主同盟的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先后杀害，重庆各界进步人士6000余人于7月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重庆民联积极参加了追悼大会的筹备工作，发动自己的会员参加追悼大会并在民联会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中开展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宣传活动。重庆民联还发表声明，并给民盟中央发了唁电，指出李、闻惨案的发生，证明中国法西斯分子已日暮途穷，丧失理性，同时亦证明其在发动大规模内战前夕，加紧有计划地镇压民主势力，呼吁全国人民“应更加警觉，更加团结，加强斗争。”

1946年9月，重庆民联与各民主党派、团体一道，发起组织了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并发表宣言“制止征兵征实，不承认美蒋剩余物资买卖协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美国支持国民党扩大内战”。促进会持续开展反内战、反美蒋勾结的群众运动。10月，民联和民建、民宪、和平促进会四个党派、团体联合，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欢迎民盟主席张澜的大会，也是这一运动的继续。

1946年11月4日中美商约签字后，民联和各民主党派、团体一道，掀起批判美蒋、反对中美商约的运动，召开大、小座谈会，报告会，发表宣言和谈话，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同年12月，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暴行发生后，各地掀起了抗议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女大学生暴行的学生运动（简称抗暴运动），重庆民联在1947年1月4日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声明说：“为了不使首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痛哭于九泉，为了国格，为了人民的和平幸福，每一个有血性无奴性的三民主义忠实信徒，我们要站出来，为民族自尊和国家独立斗争到底！”重庆民联还号召在大学、中学工作的会员与广大师生一道，积极参加抗暴斗争。(www.daowen.com)

其他如声援南京“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爱国人士；响应宋庆龄关于“结束独裁政体，成立联合政府，撤退驻华美军”的主张；追悼陶行知大会等重大政治活动，重庆民联也都积极参加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蒋介石在1947年7月1日发布了《勘乱总动员令》，民联和各民主党派、团体被迫完全转入地下。重庆民联仍坚持每隔一定时间为成员分别举行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当时，由于《新华日报》被封闭，加之国民党严密封锁，重庆民联会员已经不能直接听到中共的声音了，因此有许多人只能靠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来了解战争真相，学习中共的方针政策，通过小型座谈会来解决成员内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思想认识问题，如共产党主动撤出一些大中城市，一些知名民主人士主张走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中间路线，对蒋介石求和声明产生了和平的幻想等，通过讨论都能统一到对共产党方针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上来。

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后，重庆民联意识到战火会很快烧到长江以南地区，蒋介石仍然要把西南作为大后方，提供兵源和粮源，因此蒋介石会强化对西南的统治。西南四省，四川是关键，如果蒋介石不能掌握四川，就无法在其他三省立足。此时有人提出“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想法，得到西南地区民革、民联总负责人杨杰的肯定，他说：“保川拒蒋，这个口号很好，也是我们搞民主运动的方针。”经过讨论，重庆民联确定了“保川拒蒋”的工作目标。随后，在杨杰提议下，在重庆民联的策划下，重庆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通过“转转会”（轮流请吃饭）的工作形式，讨论时局，交换意见。并约定各党派根据自己党派和个人的条件向反蒋爱国分子做工作，以实现西南地区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大联合。“转转会”基本上是在鲜英和黄墨涵两人的寓所举行，每两、三周或一月开一次，共开了五、六次。大家分析形势，增强了“人民必胜、蒋介石必败”的信心。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重庆民联一方面依靠利用会员及所联系的人士在省、市参议会上进行合法斗争，另一方面依靠成员和联系群众的社会关系，在配合“民革”在西南地区进行军事活动、组织反蒋地下武装、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为需要转移的进步朋友捐助路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为此牺牲了如杨杰、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等一些优秀会员。

1949年11月中旬，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宣告结束，不再单独存在。但民联并入民革的指示并未送达到仍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中的重庆民联的负责人手中。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民联重庆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甘祠森任主任委员，李紫翔任副主任委员。1950年4月，根据民革中央的批示，成立民革重庆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原民革、民联的11人组成，李紫翔为召集人，民联会员均成为民革成员，民联重庆临时工作委员会宣告结束。

【注释】

[1]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G］//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在重庆.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1995：16.

[2]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G］//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在重庆.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1995：20.

[3]薛启亮.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29-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