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周恩来、董必武前往特园看望张澜时，张澜、黄炎培向周、董正式转达了准备酝酿筹组党派联合组织的意愿与进展情况，得到周、董的赞同与支持。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到会的中间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3人。他们是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国社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蒋匀田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丘哲；乡建派的梁漱溟；无党派的张澜。救国会的沈钧儒本是发起人之一，但担心组织公开时蒋介石再次发难，只好暂不参加“新组织”。救国会参加民盟，是在民盟组织公开后的1942年。出席会议的13人即确定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商推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辞职，张澜继任主席直至逝世），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民盟的基本任务、组织原则和机构设置等问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等文件。

民盟秘密成立不久，蒋介石就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惊讶，表示“决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而自命仲裁的政团成立。”并命令张群督查此事。张群不敢怠慢，急忙询问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幸好几人早有对策，协商一致，统一口径，才勉强对付过去。显然，要想在国统区内公开民盟组织已不可能。民盟于是决定派梁漱溟远赴香港办报以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1941年9月18日，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正式出版。由于港英当局新闻审查严格，梁漱溟于10月10日才在《光明报》广告位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及民盟成立宣言、十大纲领等政治主张，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终于知道了民盟的成立。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热烈称赞民盟的成立，指出“抗日时期，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重大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国民党当局对民盟宣告成立却惶恐不安，一方面严令国民党各级报刊不得发表任何与之相关的消息和评论，另一方面策动港英当局搜查《光明报》社，并发动在港的国民党报纸“围剿”《光明报》，让正在香港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谈话称重庆根本没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组织，梁漱溟不过是在香港招摇撞骗。眼看《光明报》信誉和生存都面临挑战，好不容易打开的窗口有可能被扼杀，张澜与民盟中央常委研究，决定借国民参政会召开之机在重庆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1941年11月16日，民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做东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招待参政员50余人。张澜等在会上说明了民盟的成立经过和组织状况，强调民盟是一个各党派联合的团体，其宗旨在于促进民主宪政，加强抗战力量，挽救民族的危亡。由于茶会后的第二天就是国民参政会召开的日期，蒋介石为了支撑民主的面子，只得任由茶会召开。通过这次茶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终于能在国内公开活动了。(www.daowen.com)

三、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除了张澜等少数无党派盟员外，是由三党三派所组成的。但它并不是由“三党三派”合并而成的，而是由“三党三派”的领袖代表各自政党组成的政治联合体。至于“三党三派”则“还是盟外独立自主的党派”。同盟的决议和行动，“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并不能拘束各党派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反之，各党派的决议和行动，亦不能拘束民盟。”入盟的各党派成员既是盟员，又是原党派的成员。因而，“同盟”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当松散的没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政治团体，“这样一个政党集团的基础是极不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