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从发起到正式成立组织，经历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三个阶段共六年时间。

一、统一建国同志会

1939年2月至10月，梁漱溟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时，看到国共两党的矛盾极为尖锐，感叹道：“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而第三方面于此，无所逃责。”^[1]此观点获得了一部分民主人士的赞同。

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沈钧儒、邹韬奋联合其他国民参政员提出了“关于请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由于一些国民党右翼参政员的反对，经过两天一夜的争论，终于使参政会作出了“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等决议，取得了民主势力对反民主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使各中间党派领导人深深体会到党派联合的力量。

为了自身生存，为了调解国共矛盾，为了推进民主宪政运动，国内各中小党派开始谋求建立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青年会秘密成立。参加会议的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曾琦、李璜、余家菊；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罗文干、胡石青；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以及社会贤达张澜、光升等。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会议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宗旨。这是一个以三党三派为基础，包括少数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间势力的联合体，会员差不多都是国民参政员。《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规定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设常务干事5到7人，以轮流当选为原则。

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第三方面立场”，请求批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并送上《信约》和名单。当蒋介石得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是发起人时，表示不满，认定他们是中共“外围”，最靠近共产党。梁漱溟巧妙地回答说，“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围，还不如约在里面”。最后，蒋介石以不能正式组党为条件，默许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www.daowen.com)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统一建国同志会曾多次集会，讨论并草拟了一个提案，准备提交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以调解国共两党的纠纷。由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松散，达不成统一意见，只好由草拟者以个人名义提交给国民参政会。4月下旬，日寇对重庆大轰炸，成员疏散下乡后，统一建国同志会活动一度终止，但其成立密切了各中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联系，为以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蒋介石在扼杀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后，加强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统治。1940年5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污蔑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人密谋要在重庆搞暴乱，密令特务监视他们的行动。12月拘留了批评孔祥熙、宋子文发国难财的马寅初，并将其送往“前线”考察。同月24日，国民党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名额增加了40人，全是国民党党员，却无理取消了章伯钧、张申府、杜重远等中间党派的参政员资格，使中间党派人士感到蒋介石连“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装点门面的功夫不愿做了”。^[2]当天，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四人在张君劢家经过一天密谈，一致同意黄炎培提出的筹建一个以“第三者”的立场和主张为宗旨的“新组织”的建议。

就在各党派筹组新组织的过程中，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原以为，发动皖南事变打击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其他党派必然会低下头来，跟着他走。但是，这些党派看到，蒋介石对有着强大力量的中共尚且采取这等蛮横的手段，自己要是再不团结起来，就没法生存了，因此，组建新组织势在必行。诚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所说：“为了旧组织（指统一建国同志会）无所表现，未有预期的作用，才重新建立这个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