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对于民主党派的呼声都有所顾虑。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用武力解决中共的一贯思维，但是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成为当时最佳的选择；而中共在正确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后，考虑到国民党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敢贸然发动内战，两党有可能经过和平谈判之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6]在此思路的指引下，毛泽东在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等的陪同下由延安飞赴重庆，正式开启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的首次谈判。

二、热烈欢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由于此前蒋介石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消息进行封锁，直至他登机以后，民主党派人士才陆续得到消息。张澜、鲜英闻讯之后忙携同黄炎培、冷遹等人，不顾天气炎热，驱车赶往九龙坡机场，沈钧儒、章伯钧、陈铭枢、左舜生、谭平山以及郭沫若和夫人等都纷纷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和赞许，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7]

无党派爱国人士，《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先生在8月29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评，名为《毛泽东先生来了！》，在文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限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见，关系目前与今后的国运极其远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谈商，我们可先不作内容的推测。毛先生能够慧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我们高兴，我们庆慰，我们谨以胜利中国言论界一分子的资格，敬表一些高兴与庆慰之忱。”^[8]王芸生先生在这篇社论中所表达出的欣喜之情，以及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所可能带来和平前景的热情期盼，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各方对重庆谈判的积极态度。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三天，即9月1日，重庆爱国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特为他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宋庆龄、冯玉祥、李德全、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等诸多爱国民主人士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冯玉祥将军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向毛泽东致以了热情的问候，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正如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和信心。”^[9]冯玉祥不仅在大会上称赞毛泽东的到来实现了国内的团结与和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敬意，又于9月7日亲自在特园的康庄设宴款待毛泽东。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也积极拜访毛泽东，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欢迎之情以及对谈判的期待。8月30日，毛泽东由林园返回桂园的当天下午，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就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柳亚子在与毛泽东促膝长谈之中赋诗一首，以“弥天大勇诚能格”、“霖雨苍生新建国”来称赞毛泽东的胆识过人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同时又以“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来表达他对于重庆谈判的期望和憧憬。第二天，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也前往桂园探望毛泽东。

三、为重庆谈判取得成果出谋划策

由于国民党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敢赴重庆谈判，所以在谈判开始时并没能提出具体内容，只好让中共先提出谈判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却又给谈判限定了三个具体的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问题，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军令政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10]这就为谈判设置了障碍，谈判中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国民党企图在“军令政令之统一”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谈判共分为三个阶段：从8月29日开始至9月3日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9月4日至21日为对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阶段；9月27日至10月10日为最后达成协议阶段。

在谈判进程中，民主党派对谈判的内容以及谈判的进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且在谈判陷入僵持之后，积极发表主张，力图推动谈判能够继续下去并达成实质协议。

由于国民党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根本提不出具体的方案，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十一项建议，却又一口回绝，以“距离远”为借口来拒绝讨论。在此情况下，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就促进国共双方的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期间，阎锡山已经在上党地区发动了向解放区的进攻，周恩来向张澜等人告知了这个情况，张澜愤慨地说：“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颟顸！”^[11]为了争取推动国共之间继续谈判，化戾气为祥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都表示会尽力斡旋。9月14日，张澜、张申府在特园约请国共双方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邵力子，听取双方介绍谈判情况。因事先已经得知上党战役的情况，所以在周恩来表示中共方面“苟能求全，不惜委屈”，已经作出让步时，张澜质问张群和邵力子：“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介石）留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是贻笑天下吗？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12]面对张澜的质问，张群、邵力子只能以纯属阎锡山“个人行动”，他们不甚了了为理由进行搪塞。

同一时间，民盟中央常委邓初民以及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纷纷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谈及对时局的看法并呼吁民主政治的实现。邓初民认为“只有和平、民主、团结的前途，才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个可能与两个前途之一的我们要争取的富强康乐的新中国的前途。”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目标，“在基本上必须立刻实现一种新的政治作风与新的政治领导，所谓新的政治作风与新的政治领导，就是坚决抛弃一党专政，少数人包揽把持的老一套，而立刻庶政一新，与民更始。”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邓初民从积极的方面提出了五点做法，其中就包括：“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必须在诚恳友好的空气下，真正求得问题的解决；”“求得问题解决的谈判，最好是绝对公开——向各党派人士公开，向无党派人士公开，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公开。”^[13]而章伯钧也认为“今后民主建国的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凡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不仅要遭遇国人坚决反对，且为友邦所不许。吾人深切希望党政十八年之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把握国家统一之重要关键，由民主达到，进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工作。”^[14]

为了能够保住中共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所达成的协议，9月15日，张澜在毛泽东第三次去特园拜访时，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对和谈情况的介绍，毛泽东告知他国共两党在“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项大致获得协议”；但是“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并且两党的症结仍然在于军队的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权和区划两大问题”。蒋介石表面上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但是在美国支持下正积极运送兵力，“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面对此种情况，张澜建议，“将两党已经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果中共不方便说，张澜建议以其个人名义以“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15]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9月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信中说：“自润之先生来渝，双方商谈已逾十日，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一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今日商谈之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所作成的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16]信中，张澜除了要求商谈内容随时公诸国人外，着重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和军队国家化问题，批评了“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和“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两种观点。张澜以其德高望重的社会影响力，在舆论上营造了一种压力，迫使国民党回到谈判桌上与中共继续商谈。

9月25日至29日，民盟借助国民参政会这个平台，在同国民党与中共的聚餐中继续了解双方的谈判情况，并且共同商议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问题。

四、拥护《双十协定》，反对内战，力促政协会议召开

1945年10月10日，经过四十来天的谈判与交锋，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在桂园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会谈纪要列入了国共双方谈判的12项内容，包括：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等12个问题。这12个问题中在关于和平建国方针、政治民主化、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以及撤销特务机关等五个方面达成协议，而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所达成的协议中，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让民主党派人士欢欣鼓舞，民盟作为一个在野党派得以同共产党一道参加接下来的政治协商会议，这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现以及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在捍卫《双十协定》这个得来不易的谈判成果上，民主党派作出了巨大努力，而努力的方向主要体现在对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推动，因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和平建国的愿望。

《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中共坚决执行协定，从10月18日开始，着手将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的部队撤往长江以北，向全国人民表示了和平的诚意，但是蒋介石却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后的第三天，就向各战区发出“剿共”密令，严令国民党军，必须“遵照中正所定《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17]眼看和平的曙光立刻要被内战的阴云所笼罩，民主党派人士立即以实际行动，积极捍卫《双十协定》。

10月30日，民盟负责人黄炎培致函国共谈判代表，认为国共之间“一切基本问题，恐须有待于政治会议，此会议须早日召集，借以协商结果，安定人心。”^[18] 11月1日，民盟发表为制止内战的讲话，民盟发言人说：“全国人民所忧虑所厌恶所畏惧的大规模内战，已经在各地爆发起来了。……当前中国第一件事就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国家一切的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的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在此讲话中，为了解决国共内政，民盟提议“政府应该在十天以内正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国共两方应立即分别明令前方的部队停止前进，并停止冲突。”^[19]11月11日，民盟又约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希望早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团结民盟这个政治盟友，国共双方代表都对民盟的提议表示赞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也于11月12日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不要让悠久的历史中断，听任民族毁灭，以至牺牲民主自由的权利；对于当前危害国家的内战，须以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加以制止，事急势迫，望我人民急起自救！”对于解决国内纠纷的具体办法，则提出四项主张，其中第二项主张就是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加强其权力，由全国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根据两党会谈纪要，切实解决有关受降，驻军及地方自治等问题，凡达成之协议，政府应立即执行。”^[20]

民主党派除了以集体的力量呼吁国共双方停止内战，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问题，实现和平建国之外，其个人也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纷纷发表言论，呼吁国内和平的实现，以此保卫《双十协定》不至成为一纸空文。柳亚子于1945年的10月27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一文，在文中，他认为“国是问题，绝对不是国共双方的问题，而应该由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各派领袖和无党无派领袖，都以人民代表的地位，来共同解决问题。”对于在《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议定的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他发表了六条意见来畅谈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在他看来要制止内争，实现和平建国，就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权，成立联合政府，废除旧国大代表，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倘然执政党还不肯答应下来，那末，事情绝对不是国共斗争的问题，而是执政党和全国人民大众斗争的问题”，^[21]柳亚子以此告诫国民党遵循《双十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否则将会自绝于天下、自绝于后世。11月23日，章乃器则在星五聚餐会上大声疾呼：“要知道有一种力量比原子弹的力量还要强大，这种力量就是民主国家内的人民公意，今天除了少数反动派，全世界人民的公意都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今天正是民意要抬头，而且要用人民的力量来消灭战争的时候。”^[22]

在国内外势力的影响下，1945年12月31日，蒋介石终于同意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节　政治协商会议中与中共密切合作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大礼堂开幕，历时22天，政治协商会议围绕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宪法草案问题、施政纲领问题以及军队问题等五个方面展开讨论，并且每个问题都最终达成了决议案，这与中共及民盟在政协会议上共同努力、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这种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会前，中共力保民盟不被分裂

按照国共双方最初商定的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36人。在国共代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谁能控制会议，显然要看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和人士倾向于何方。”^[23]这样民盟与无党派代表的态度可能会对国共双方的政治较量产生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无党派代表，虽然按照国共协议应由双方共同商定，但国民党相信依仗其执政党的地位，足可多安排几个供其驱使之人。不过，对于民盟则不然，因为按照规定，各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国民党无权代替民盟指定代表。更重要的是，民盟同中共关系本来密切，再加上此次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是经中共提议并力争的结果，双方关系由此更是非同寻常。因此，国民党担心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这个素来以中间派自居的政团会一边倒，倒向共产党”。^[24]

为此，国民党着手对民盟参加政协的代表进行分化。他们以高官厚禄拉拢其领导人罗隆基，遭到拒绝。张群、吴铁成还对民盟中常委、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做了许多拉拢工作。甚至蒋介石也亲自出面，特别宴请张君劢、张东荪，但都未达到目的。于是，蒋介石就转而唆使青年党领袖曾琦闹独立，答应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并许给青年党5个代表名额，以此达到分裂民盟的目的。由于国民党的离间和收买，青年党以民盟当中最大的党派自居，要求在民盟9个代表名额中占据5个名额，否则就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为了保住民盟不被削弱和分裂，中共在得知情况以后，当即表示支持民盟，希望其坚持原有9个名额不必让步。为此，在国民党支持青年党，中共支持民盟的态势之下，国共双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

最终国共双方商议的结果是：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不占民盟名额，由中共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总名额增加到38名，维持民盟9个名额不变。最后确定的名额是：国民党8名（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7名（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民盟9名（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青年党5名（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燕生），社会贤达9名（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至此围绕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代表名额之争告一段落。

在这场较量之中，中共顾全大局，主动让出自己2个代表名额解决了民盟的名额问题，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分化和削弱民盟，操纵“多数”以控制政协的阴谋，而且在情感上使得民盟与中共在双方关系上更进一步。虽然青年党在政治立场上相对投机，在占据政协5个代表名额之后即从民盟分裂出去，但民盟剩下的成员政治立场更加坚定，队伍也更加纯洁，这就为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与中共的密切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上，中共与民盟早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就确立了进一步合作关系。毛泽东在三次拜访张澜中，就曾向张澜提出一个建议，也是一个要求，希望今后在重大问题上，民盟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张澜立即表态说：“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25]而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情报，1945年11月中共与民盟之间秘密签订了一份合作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2.双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则，但在奋斗过程中得随时交换意见，以统一步调增加力量；3.中共解放区欢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分部，但民主同盟所作之工作，以不妨害中共事业为原则；4.中国民主同盟对中共解放区之政治军事经济各设施得以尽量予以支持，并扩大其影响；5.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件。”^[26]这份“君子协定”的订立，是中共与民盟在与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中的需要，是中共在统一战线领域工作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民盟在实现其政治主张上的必然要求。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中共同民盟之间按照“君子协定”“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相互配合。”^[27]

二、会中，中共、民盟并肩同行

政治协商会议自1946年1月10日开幕至1月31日结束，22天的会议中，围绕五个议题，将政协代表分为五个小组，大体分组情况为：政府组织组（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施政纲领组（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军事组（召集人：胡霖、张东荪）、国民大会组（召集人：曾琦、邓颖超）、宪法草案组（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28]经过激烈的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签署了五项决议，即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统称为政协决议。

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中共与民盟无论是在会场之内还是会场之外都进行了密切合作，针对国民党的真独裁、假民主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政府改组问题是政治协商会议的首要议题。它涉及如何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组织各党派临时联合政府，然后由其负责召开国民大会，因此备受关注。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了一个《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用‘扩大’而不用‘改组’两字，其意图是以‘扩大’为名，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实”。^[29]在这个扩大方案中，只准增加国民政府委员原有名额的1/3，以此保障国民党占有“特定程度多数”，履行其领导责任，所增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并且“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即国民政府委员会将是一个并无实权的机关，而主席却拥有相对否决权及紧急处置权，行政院也只设置政务委员若干人，兼任各部会长官。“蒋介石就企图把在野党派的人骗到这样一个所谓的‘指导机关’里去，这就算是成立了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应对此种情况，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同民盟代表罗隆基事先就研究好了对策。王若飞当时一再向罗隆基强调，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来改变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王、罗二人经过商定认为“可以接受王世杰提出的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建议，但我们要坚持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一个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用委员制的集体政府来代替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的总统制。”^[30]随后，中共代表团董必武提出《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改组政府要有一个共同纲领，要包括各院部会，而非只限于行政院；国民党在政府中席位不应超过1/3；国民政府委员会应成为最高决策机关，要有用人权；委员人选不能提交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主席不能拥有紧急处置权。”^[31]罗隆基随之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即“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执行机关“要使它真能执行”。^[32]

中共与民盟的反对也得到了与会的社会贤达和就连政治倾向比较偏右的青年党的响应。郭沫若在《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国府委员增三分之一，人选权在主席，即使都增的是党外人士，那也不仅没有决定权，连建议权都没有，恐怕成伴食大臣”，“主席权限太大”。青年党也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要求“政府之必须有所改组，以一新中外耳目”。“一新政府之组成，必须具备下举的两个条件”：“必须是全国性的”，“必须是有力量的”。^[33]这样，国民党的提案一出，立即遭到几乎一致的反对。经过激烈的斗争与妥协，1月28日，政协与会各方终于就政府改组问题达成了协议。国民党接受了中共和民盟的主张，同意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拥有决策权与用人权；国府委员选任无须经过国民党中执会通过；取消国民政府主席的紧急处置权，并限制其相对否决权；凡涉及施政纲领变更之议案，须有出席委员2/3赞成始得议决，以确保政府改组后的平稳过渡。中共与民盟则同意国民党占有国府委员名额半数，以便发挥领导作用，但中共和民盟所联合力争的1/3的否决权却未得到明确协议，只好留待会后“另行商定”，从而留下了隐患。^[34]

施政纲领是政府改组后和宪政实施前各党派临时联合政府的共同施政准则，直接关系到临时联合政府能否顺利实现过渡，作用重大而又内容复杂，各方对此皆较为慎重，以至开会讨论时，尚无一方拿出书面方案，只好先由各方代表自行发言。^[35]最终，国民党和青年党的代表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为依据；而中共代表则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罗隆基在看到中共方案后，向民盟的代表们说：“共产党的方案确实根据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原则真心诚意提出来的”，^[36]之后民盟代表一致反对国民党的主张，支持共产党的方案，并指出共同施政纲领应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依据，中共的方案符合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因此可以作为基本方案讨论。最后，会议基本上根据中共起草的方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结束训政，扩大政府民主基础；筹备国大，制定宪法；实行地方自治；改组军事委员会；改革财政经济等。^[37]

军事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并且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军队而言的。这不但为国共两党所重视，而且也为中间势力所关注。^[38]国民党代表坚持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中共代表的观点则相反，坚持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军队国家化，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针对国共的分歧，民盟代表提出《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提出了解决军事问题的两大原则：“（一）全国所有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且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39]为了实现这两个原则，民盟代表在提案中还提议应立即成立整军计划委员会，由国共两党的军事人员和非两党的军事人员参加，并聘请美国军事专家作顾问，由整军计划委员会制定出整军的具体计划。经政协会议通过后，交国民政府执行。青年党在会上也提交了一份提案《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指出：“军队国家化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无论偏重任何一段，均不能有利于问题之解决，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但是青年党代表陈启天在说明该提案的时候认为：“促进民主也非先军队国家化不可，枪杆子之下无民主，拿队伍讲民主宪政，很危险。”^[40]从而暴露出青年党实际倾向于国民党的一面。

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发言中对青年党和民盟的提案表示赞同，并认为中国军队制度改革应以美国为榜样，还同意以三民主义教育军队。^[41]由于中共对第三方面提出提案的赞同，从而使军事问题顺利进入小组协议阶段，在小组会议协商过程中，除周恩来拒绝了梁漱溟的“现役军人脱离党籍”^[42]的要求外，几乎没有产生大的分歧和发生激烈的争论，便出人意料地率先于1月25日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分期整编”等原则。^[43]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这是当时与会各方关注的又一焦点，因为能否制定一部真正的民主宪法，不但直接关系到今后宪政能否真正得以实施，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各党派特别是中共和中间党派的政治前途。”^[44]国民党代表提出应以《五五宪草》作为制宪的依据，《五五宪草》是1936年由孙科一手主持创建的，孙科机械地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运用到这部宪法草案的起草中，结果就“设置了一个庞大的国民大会来行使创议、复决、选举和罢免这四个直接民权。国家既没有了行使主权的议会，政府实际亦不向议会负责。这样的制度是最适宜于个人独裁的。”在罗隆基和张君劢看来这部“五五宪草”是“人民无权，总统万能”。^[45]因此，在国民党代表作了说明之后，中共与民盟代表一致表示反对。

中共代表吴玉章提出，宪草修改应保障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采取均权主义，限制总统权力；确立省为自治单位，省长民选，自制省宪等，并“认为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所行的国会制度，其经验很可取”。^[46]会上，民盟代表黄炎培、张申府发言反对总统权力过大，要求保障人民自由；沈钧儒则批评《五五宪草》规定的总统权力过大，行政院长等于总统的一个私人秘书。他认为该宪草“把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又把中央权力集中于一人”是错误的。他提议宪草应确定省自治的原则，省长民选，自制省宪，国民政府还应从法律上承认中共领导的解放区。^[47]张君劢等则主张把英国内阁制、两院制搬到中国来，利用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形式，将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立法院作为英国式的下议院，行政院作为英国式的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可以有不信任投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48]

由于与会的代表除国民党外均对《五五宪草》很不满意，主张另订宪草。最终由张君劢持笔按照其上述思想主持修订了宪草。“关于宪法修改原则问题，共产党同民盟双方的代表每天的晚间总是聚在一起来共同讨论这些问题的。”^[49]经过反复斗争，终于在宪法草案小组中通过了“宪草修改原则”12条，其中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这样就把《五五宪草》规定的总统独裁制，改换成了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用以限制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力，增强共产党和民盟在国家机构中的权力和地位，一些条款也保障了解放区的地位，增加了各党派和人民的权利。

国民大会问题是政协会议上最后达成协议的问题。国民党代表坚持1936年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额，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各在野党派都强烈反对以清一色国民党组成的1200名国大旧代表，要求重新选举。“因为在选举时，国民党正厉行它的‘党外无党’的法西斯政策，其他党派是非法的，是不许竞选的。这种维持十年前选出的代表的办法，当然在法理上和人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举国人民一致所反对的。民盟盟员是一致反对的。”^[50]民盟坚持要求重新选举，旧国大代表无效。国民党代表不肯让步，会上形成了僵局。于是，周恩来、王若飞与民盟代表商量，为了政协会议的继续进行，希望民盟作出让步。最后商定，承认国民党原来的1200名代表，另加各在野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台湾和东北代表150名。由于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占总数的1/4强，而按国大表决法规定：“讨论的提案，须经出席代表3/4的同意，才能形成决议”^[51]，共产党和民盟就掌握了国民大会的否决权，从而防止蒋介石把国大变成他的表决机器。至此，政协五项议题在中共与民盟及其他有关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全部达成协议。

政协会议期间，除民盟以外的其他党派包括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如全国工业协会、中国妇女联谊会等也纷纷发表对政协会议召开的建议。民建提议：保障基本人权；禁止战时新增捐税；解散新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和中国蚕丝公司，分别由民营公司经营；国营事业应仿照美国市政经理制度，由民间投标代为经营等。这些经济要求的目的在于反对国营事业官僚化，保护民族工商业。民进提议：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政治协商会议代行正式最高权力机构职权；修正五五宪草；原有国大代表应宣布无效，重新选举。九三学社筹委会提议：开放政权，建立民主政治，切实执行停战令，废除保甲制度和释放政治犯等。^[52]此外，利用特园这个平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政协会议的内容展开交流，“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53]民主党派在会外的建议，有力地促进了政协会议的成功。

第三节　维护政协决议，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政治协商会议所达成五项决议总体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内战政策的否定和限制，是继重庆谈判之后，中共联合各民主党派所取得的再一次胜利，但是在政协会议闭幕仅一个月后国民党在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全盘否定了政协决议，使中共重新审视之前做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54]的乐观判断，刚刚开始的整军复员工作也因此很快停止。以此为标志，战后和平建国的历史进程出现了顿挫，国共之间内战一触即发，应对此种情况，各民主党派为了维护政协决议，为了实现和平、反对内战展开了积极的努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内战

政协会议闭幕的当天，民盟代表张君劢致辞说：“此次协商会成功，既以和平解决，统一与团结的效果，自随之而来，民意亦随之实现，走上政治的路线，亦自在其中，所以这一次种种协议，我们民主同盟，不论在朝在野自愿竭诚拥护的。”^[55]就在各民主党派在为政协会议成功进行庆祝之时，国民党当权者认为，政协决议的通过等于“党国自杀”。因此，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国民党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试图对政协会议进行破坏。重庆各界为了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地进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从1月12日到27日由该协进会组织共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大会从第四次起改在重庆沧白堂举行。1月16日到19日，当局连续派遣特务跟踪威胁到会的政协代表，并且扰乱会场，谩骂、殴打会议主持人、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人。政协会议闭幕后，为庆祝政协成功，2月10日重庆各界20多个团体近万人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大会尚未开始，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暴徒数百人在国民党党棍刘野樵、吴人初率领下对会场进行捣乱破坏。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及主席团章乃器等上前交涉时，特务暴徒一拥而上，打伤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等及与会群众60余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当时，社会舆论已经感觉到“以小喻大，则沧白堂的石块与较场口的铁条，可能就是国家大乱地缩影”。^[56]

政协会议才闭幕一个月，3月1日，国民党就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修改宪草的五条原则，即（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的组织，用集中开会的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的职权；（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和不信任权，行政院也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57]二中全会还决定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会议。这样就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民主宪政的原则和改组政府问题的决议。

针对国民党妄图继续一党专政，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于1946年3月20发表对记者的谈话，指出：“其目的无非在维持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不愿贸然参加政府。”^[58]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同志联谊会等国民党内五个民主团体也联合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是符合人民的要求和各党派的要求的，反动分子控制的二中全会假借名义继续垄断政权，推翻政协会议各项决议，特别是宪草的决议，这证明他们是卑劣和无耻的。

国民党通过六届二中全会撕毁政协决议之后，于同年6月出动军队30万进攻中原解放区，又于7月12日出动50万军队进攻苏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面对蒋介石公然置和平于不顾，将中国人民再次拖入水深火热的战火之中，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起来通过自己的力量反对内战。

7月13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的发言人发表了对时局的谈话，指出自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来，中国原本有实现和平的可能，但是自国民党“党内所谓革新派法西斯分子把持撕毁政协协议后遂使局势逆转”，他们指责“党内少数法西斯分子始终未放弃军事独裁企图，始终不愿实现真正民主”，因此“每一真正三民主义同志必须加紧努力阻止此法西斯化之企图，促成党内外民主人士之真诚合作，迅即重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打破目前僵局，彻底解决一切争执问题，实现和平民主。”^[59]

第三党领袖章伯钧也撰文发表对内战的看法，谴责国民党穷兵黩武，并呼吁：“全国各中间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应一致发动反内战的舆论并迅速由向党派及各界推举负责代表组成促进全国和平统一联合会议，专以制止内战为主要任务。”^[60]

在维护政协决议，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过程中，民主人士高声疾呼，奋力奔走，试图用自己的舌与笔挽回和平，挽回政协决议不被践踏的命运。

二、捍卫和平，积极调解国共内争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时，也即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之日。但是停战的范围不包括东北地区，这就为不久之后国民党借口发动内战，将战火由关外引向关内提供了机会。果然，到了1946年3月，东北战火已经蔓延，并且有波及全国之势。为了捍卫和平，以民盟为首的各民主党派决定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力求避免内战，在和平环境之中尽早落实政协决议，实现改组政府，以宪治国之目标。

围绕东北停战之事，民盟尽心费力进行了多次调解。1946年4月10在重庆特园举行了调解东北长春战争的座谈会，民盟提出初步调解国共内争的方案，即第一，中共军队先退出沈阳至长春沿铁路线各地，使中央军可以顺利到长春。第二，中央军暂行停止前进五天，俾中共军队有时间退出铁路沿线，以避免冲突。在五天以内，用协商方式，进行解决政治问题。第三，在中央军接收长春以后，双方再进行政治谈判。将东北军事政治问题，依据整军方案及政协决议，谋求全盘解决。^[61]中共代表周恩来对此方案表示赞成，但是国民党方面却不愿接受民盟的建议，第一次调解无果而终。

1946年5月22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中共未能实现通过军事胜利来遏制国民党政治反动的目的。周恩来认为：“蒋自进长春后，在全国更积极备战，拖美下水，现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除非马^[62]给蒋压力，或我给蒋以决定性打击，恐难有挽救可能。”^[63]事实上，国民党在东北战事的胜利坚定了蒋介石一党独裁的信心，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已几近为零，但是以中间派自居的各民主党派依然幻想能通过调解促进国共继续合作，熄灭战火，从而实现国内和平。为此5月22日当天，民盟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集体给国共双方的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致电，希望即刻停战，并在电函中提出三点以调解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即“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所有委员人选由各方协商而中央简命之。”^[64]这个方案“立即收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的复电，表示接受这个调解方案。而蒋介石对这个方案却置之不理。”^[65]

1946年6月，国共双方在马歇尔主持下，在南京恢复谈判，但是国民党依仗在东北战事上的胜利，谈判中屡屡提高谈判条件，致使谈判无果而终，而蒋介石利用谈判停战的时间，正好整军备战。6月2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发生了震怒全国的“下关惨案”之后，蒋介石决心将内战进行到底的意图已经暴露无遗。6月26日，中原大战全面爆发。由于中共此时的方针仍然是立足于和，以战迫和，而国民党方面不愿承担战争责任，采取“不宣而战”的方式，这就为中间党派调停国共内战制造了空间，在马歇尔调停无果之下，各民主党派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对国共之间再次进行了调解。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想出了一个调解方案，具体内容包括这样三条：第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处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处理，其驻地分配，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第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第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法修正案。之后又经黄炎培、莫德惠对第一、第二条进行了详细补充，第一条规定共产党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地；第二条规定蒋介石政府得派县长同警察接收共产党所在沿铁路线的各县地方行政工作。民盟将所作之方案没有事先同中共协商交换意见，就一式三份，一份交往周恩来处，另外两份分送马歇尔和孙科处。民盟的做法不仅有违与中共达成的“君子协定”，而且此方案前后矛盾，且由第三方面擅自划定中共在东北的驻地，对中共产生了相当的不公正。周恩来接到该方案时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民盟紧急收回该方案，才没导致出现严重错误，但是以此为标志，第三方面介入国共之间企图进行调解宣告全面失败。

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到闭幕，蒋介石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其实已经为民主党派所察觉，但是在政治主张上青睐欧美式议会民主政治，在革命手段上主张温和改良方式的民主党派对于国民政府充满幻想，在国共军事上战事已开，政治上仍然在交涉的局面心存幻想，企图通过调解双方在军事上的矛盾来达到实现和平解决问题的目的，最终难免以失败告终。

三、反对独裁统治，支持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没有改组政府的前提之下，召开了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并且通过了一部“人民无权、独夫集权”的“宪法”。之后不久，国民党又于1947年4月导演了一场“改组政府”的骗局，将国社党、青年党以及一些“社会贤达”拉拢进政府标榜其所谓的民主政府。面对国民党此种行径，民盟、民建、民促、救国会、民联、民进、农工党、致公党等民主党派，纷纷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与“改组政府”的虚伪性与反动性。

国民党的政治反动，导致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度失望的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人民民主运动中。陪都重庆，成为人民民主运动的重要阵地，留渝的各民主党派组织也对在重庆掀起的民主运动给予了积极支持。

1946年底到1947年1月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数十座大中城市，50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平女大学生的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继平津京沪各地学生爱国示威游行之后，渝市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的学生，于2月5日去江北宣传，遭军警殴击，次日往市府请愿，又在夫子庙遭更恶毒的殴击，全市愤怒鼎沸。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在重庆数万学生示威游行的队伍里，九三学社常务理事税西恒、重庆分社理事谢立惠走在前列，和学生一起高呼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口号。之后，九三学社重庆分社、陪都反对美军暴行委员会、民盟重庆支部等16个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指出美军暴行激起“全国人民一致怒吼起来”，“而国民党当局对美军此种暴行毫无抗议”。此事件“我们认为绝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政策对待我中华民族之表现”。不止如此，“美帝国主义者军事上之派军驻华攫取海空基地，实已扰乱中国安宁，威胁世界和平，经济上中美商约与排山倒海之美货倾销，已使中国工商业濒于破产。加以国内之反动分子，执行其‘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卖国政策”，“主权早已破坏无遗”。如此下去，“非亡国灭种不可”。因此强烈要求：“一、立即驱逐美军出境。二、废除绞杀中国工商业的中美商约。三、反对一切丧权辱国的政策。”^[66]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支持和推动了抗暴斗争，抗暴斗争反过来又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提高了他们对群众运动的认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抗暴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群众大运动”，“是中国和平民主的真基础”，“是中国和平与民主前途的曙光”。^[67]民主党派在重庆的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国统区人民的民主运动，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国统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重要力量。

【注释】

[1]毛泽东、周恩来电复褚辅成等七参政员［N］解放日报，1945-06-30.转引自：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国民参政会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452.

[2]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119-120.

[3]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国民参政会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460.(www.daowen.com)

[4]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N］.新华日报，1945-08-30.

[5]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N］.大公报，1945-08-22.转引自：何鸿钧，周西平.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月-10月）［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25-27.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3.

[7]毛泽东同志抵渝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新华日报，1945-08-29.转引自：何鸿钧，周西平等.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月—10月）［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46-48.

[8]同上。

[9]郑永恒.重庆谈判期间冯玉祥宴请毛泽东的回忆［J］.春秋，2007（1）.

[10]何鸿钧，周西平等.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月—10月）［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189.

[11]何鸿钧，周西平等.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月—10月）［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442-443.

[12]何鸿钧，周西平，等.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月—10月）［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443.

[13]邓初民.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J］.民主周刊，第二卷第十期，1945-09-14.转引自：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在重庆.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1995：291-295.

[14]章伯钧.<中华论坛>主编人章伯钧先生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呼吁全国党派共同和平建国［J］.中华论坛，第九期，1945-09-15.转引自：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在重庆.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1995：296-298.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

[16]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64-65.

[17]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515.

[18]黄炎培先生呼吁立即停止冲突［N］.新华日报，1945-11-02.转引自：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2.

[1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00-102.

[20]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G］.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内部发行，1985：400-401.

[21]柳亚子.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N］.新华日报，1945-10-27.转引自：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在重庆.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1995：301-304.

[22]章乃器大声疾呼：“要用人民力量消灭战争”［N］.新华日报，第九期，1945-11-24.转引自：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在重庆.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1995：305.

[23]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97.转引自：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7.

[24]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209.

[25]邵康.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93.

[26]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6-117.

[2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633.

[28]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11.

[29]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67.

[30]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497-498.

[31]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50-352.

[32]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72-173.

[33]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71-182.

[34]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71-473.

[35]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7.

[36]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506.

[3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4-36.

[38]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8-199.

[3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23.

[40]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94-398.

[41]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82-387.

[4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25.

[43]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80-482.

[44]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00.

[45]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503.

[46]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21-422.

[47]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36.

[48]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70-171.

[49]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504-505.

[50]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502.

[51]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73.

[52]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71.

[5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633.

[54]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随即于2月1日发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对政协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明确作出了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重要论断。《指示》认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55]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59.

[56]大公报，1946-02-12.转引自：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35.

[57]中央日报，1946-03-17.转引自：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638-639.

[58]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53.

[59]三民主义同志会渝分会发言人对时局发表谈话［N］.民主报，1946-07-13.转引自：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在重庆.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1995.326-327.

[60]章伯钧.谈内战的问题［J］.中华论坛，1945（10，11）.转引自：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在重庆.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1995.340-343.

[61]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55.

[62]马歇尔，编者注.

[63]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中央南京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58.

[64]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70.

[65]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519.

[66]新华日报，1947-02-09.转引自：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67]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