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力促国共和平解决争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迎来抗战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焦点。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一连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至重庆谈判，似乎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实际上，重庆谈判得以最终举行，其过程颇为复杂，影响因素也很多，而民主党派无疑是其中很有分量的一环。国共两党的关系关乎着中国的命运，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没有固定的形式，遇事或协商或谈判，跌跌撞撞中走进了抗战的尾声阶段。1945年3月，因国民党拒绝召开党派会议，拒绝废除党治成立联合政府，且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于是中断了与国民党的谈判，拒绝参加由国民政府将于7月召开的四届一次参政会。为了对抗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中共中央决定召开酝酿已久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致使两党关系剑拔弩张。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关乎着中国战后政治的走向，而两党的态势不得不让民主党派担忧，抗战胜利在即，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为了中国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处在两党之间的各民主党派展开了积极斡旋。(www.daowen.com)

1945年6月2日，民盟的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偕同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共七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从速恢复国共谈判，以利政治解决团结问题。18日，中共中央回复了七参政员的信，表示：“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巨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们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1]并且信中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七位参政员对延安回信作了深度的研究，认为“双方商谈的门，是没有关闭的”。他们于27日面陈蒋介石，在得到蒋介石“国家的事，只需要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2]这一留有余地的答复后，7月1日，黄炎培、左舜生等6名参政员飞赴延安，协调两党关系，为国共双方恢复和谈穿针引线。在与中共的正式商谈的过程中，六参政员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内战绝不能打，国共双方的商谈之门并没有完全关闭。中共对此表示赞成，并且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一）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