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这种时代特征，要求宪政运动必须与争取抗战胜利联系在一起。确保抗战胜利是最重要的前提，只有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唯有实行民主宪政才能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宪政运动与团结、胜利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推进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

二、民主党派发起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发端于1939年9月9日在重庆大学开幕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出席会议的参政员共141人，中共参政员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几乎全部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围绕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问题以及结束党治等问题，各党派参政员与国民党参政员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斗争。

会议召开当天，《新华日报》发表了由中共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七人联名撰写的《我们对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一文，肯定参政会的召开是“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但也批评了参政会的产生方法和职权决定了“它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5]要求实行战时民主，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摈弃党派私见以容纳各党派人才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在会议开幕后，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26人向会议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再次提出上述意见，受到非中共参政员的广泛关注。

同时，各党派参政员还联名提出了有关民主宪政的一系列提案，包括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社党参政员张君劢、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领衔提出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章伯钧等55人又提出了《请结束党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中华职教派江恒源等40人提出的《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张申府领衔提出的《建议集中人才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领衔提出的《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会上率先递交提案的却是国民党参政员孔庚等59人联名的《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从提案内容看，与国民党长期坚持要求的一党专制明显格格不入。但由于是联名提案，孔庚的行为也不会是个人行为，应该来自于国民党党部的认可。国民党此举一方面为了降低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对于其他党派的欺骗性，巩固国民党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掌握主动性。因为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社党参政员张君劢、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共同提出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在大会开幕前一天已经送达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国民党中央党部连夜令人将提案送至国民党党团指导委员会。在经过紧急研究后，国民党党团指导委员也觉得提案棘手，难以拒绝，只能想办法加以削弱。所以让孔庚领衔提出《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实属非常之举，依旧是形式重于内容。^[6]

这七份提案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宪政，依据《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由负责审查内政提案的第三审查委员会合并审查。9月15日上午，第三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这七项提案，并请各提案人出席说明，但直到中午仍未有结果，于是决定在当晚继续讨论。从夜间八点半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以国民党为一方，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为一方就要不要保障各党派合法权利和结束国民党党治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辩。黄炎培在日记中用“屡濒破裂”一词描述争论的激烈程度，终于通过一治本办法^[7]。第二天上午继续辩论，最后在双方都作让步的情况下，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除已经达成的治本办法外，又增加了一个治标办法：

甲、治本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

乙、治标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因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借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回避了民主党派要求的结束党治、明令保障各党派合法权利等实质性条文，而加上了诸如“定期召集”等一系列模糊字眼，把实施宪政的具体要求抽象化，这就注定其空洞和难以实现性。但这份《决议案》毕竟承认实行宪政，并允诺召集宪政期成会，为中间党派开展宪政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民主党派推动宪政运动的开展——宪政期成会及宪政普及运动

（一）宪政期成会及《期成宪草》

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闭幕后，根据决议案的规定，蒋介石指定各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张君劢、张澜、章士钊、周览、史良、李中襄、章士钊、黄炎培、董必武等19人（后增至25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1939年9月宪政期成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协助政府制定宪法、促成宪政这一主题。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法》，决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宪法。在感到制宪工作日趋紧迫的情势之下，11月宪政期成会又召集第二次会议听取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决议，征集社会各方对战前颁布的《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选举法》等文件的意见。1940年3月20日，宪政期成会召集第三次会议，根据罗隆基等提出的《五五宪草修正草案》、沈钧儒等提出的《我们对于“五五宪草”的意见》、董必武等提出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五五宪草的意见》这三个重要材料，参考各方面意见对《五五宪草》逐项研究，拟成最后修正案。经过连续10天的讨论，29日，期成会成员完成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又称《期成宪草》。30日，期成会正式向国民参政会提交宪草文本。至此，宪政期成会的工作宣告结束。

《期成宪草》修改了国民党1936年一手包办制定的《五五宪草》，拟定了《五五宪草修正案》，《五五宪草》中由于弱化了国民代表大会权力、加强了总统大权、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而饱受诟病。《期成宪草》通过增设“国民大会议政会”有效解决了在国民大会闭会期间如何监督政府施政这一难题，并引入西方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理对政府权力进一步予以分化。《期成宪草》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独裁。

（二）宪政促进会——民主党派积极推进宪政走向民间

热衷于宪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不仅仅满足于宪政期成会的这种室内讨论。国民大会的召集、宪法的制定颁布不是实施宪政的唯一部分，他们认识到宪政的实施要重视民智的开发和民众的力量，要形成全民族全社会都在讨论宪政、都能明白宪政，这样宪政就会如滚滚江水一般源源不断冲击固有专政体制，免于流为上层人士清淡之厄运。1939年10月18日，国民参政员沈钧儒、褚辅成、张澜、左舜生、章伯钧等13人在重庆银行公会的一个大房间里，邀请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和重庆各界著名人士一百多人，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3月，他们先后召开了八次宪政问题座谈会，就如何推进宪政、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39年11月，在第四次宪政座谈会上，沈钧儒等人筹备成立了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推定孔庚、董必武、秦邦宪、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25人为常委，常委会下设秘书处和宣传、联络、研究三个委员会。他们积极向广大民众和团体普及宪政知识，取得了巨大的反响。“仅在重庆，就有30多个妇女团体发起了妇女宪政座谈会，有25个青年团体的代表发起了青年宪政座谈会。”^[8]宪政运动声势日渐浩大。

为了进一步壮大影响，促进会还派专人前往各地作宪政问题演讲，编印和发行有关书刊，民主宪政运动由此向全国范围发展。例如沈钧儒赶赴桂林，除向各界人士宣讲宪政运动以外，还发表了《实行宪政运动对我们政治前途发展之重要性》一文，把宪政运动之于普通人的意义阐述得淋漓尽致，启发了人们的思想，随后成立的广西宪政促进会也有力地促进了桂林的宪政运动；1939年12月，邓初民等联合成都文化教育和妇女界著名人士成立了成都国民宪政促进会；在昆明、广州、安徽等地，宪政期成会、宪政座谈会、筹备宪政促进会和妇女宪政座谈会等各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各地宪政运动，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第四届参政会的指示——关于宪政运动的第一次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二次指示》，要求“各地党部积极主动地参加和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9]1940年延安率先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延安的带动下，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各届人民掀起了宪政运动高潮。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伟大尝试，建立了各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中共党员、非党左派、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同时，共产党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解放》和《新中华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和专文，宣传中共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根本主张。

民主宪政运动的日益浩大使本来就对实施宪政缺乏诚意的蒋介石大为恐惧。1940年2月，国民党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布《关于目前宪政运动诸问题》的指示规定，关于宪政问题的集会，“由中央直接派人分赴各地办理”；宪政问题研究团体，“依法律程序组织”。^[10]即便如此，一地只能有一个团体，且不能有纵向的组织，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开始严格限制群众性的宪政运动。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开幕，在讨论《期成宪草》和附带建议时，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激烈反对，其中一位参政员竟破口大骂，使各党派参政员极为寒心。^[11]作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蒋介石，在其所作的长篇演讲中，指责中间党派的主张是“袭取欧美之议会政治，与总理遗教完全不合”，等等，并以“国民政府斟酌处理”为由把已经提交的《期成宪草》和附带建议束之高阁，就这样，第一次宪政运动最为突出之成果——宪草修正案在未经大会审阅和讨论的情况下就这样不了了之。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更是以交通不便为由，宣布原定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择日召开，实际完全否定了此次宪政运动。同时，国民党各级党部还设法压制各地方宪政团体的活动，历时一年之久的宪政运动就这样陷入了低潮。对于那些为宪政运动付出辛苦劳动并抱有极大希望的人来说自然是苦恼不已，邹韬奋甚至用“苦命的宪政”予以自嘲。

但是经历此次运动，中间党派对民主的理解越加深刻，对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的真面目也认识得越清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广泛深入接触，从而在实践中走向合作。中间党派也在运动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他们开始自发集结起来，组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奠定了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成为中国民主运动舞台上的一支生力军。

第二节　投入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一、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起因

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发生是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被压制之后的第三年，与第一次宪政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次发动者是国民党当局。本来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被压制之后，蒋介石再也不提所谓的“施行宪政”，反而加强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为什么蒋介石在1943年又重新拾起被他扔掉的宪政“旗帜”呢？其实对国民党而言，1943年时其国内统治已到了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危机的时刻，受到国内国际双重压力的国民政府打出“宪政”这张牌，明知道是“玩火”，却也不能不为之。

首先，国民党在政治上施行法西斯统治，激起民怨。国民政府在国统区钳制舆论，迫害进步文化工作者，查封报刊，共产党在重庆举办的《新华日报》就经常被查封。人民的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自由遭到野蛮剥夺。国民党一方面在推行“全国党化”，宣传“中国人都有加入国民党的义务和权利”，一方面又推行“全党特务化”，以加强特务的统治，增设形形色色的特务机关，在工厂、学校、机关、军队甚至职业团体中都建立了特务组织，同时兴建集中营，任意捕杀人民，白色恐怖笼罩在中国大地。在农村，则通过建立保甲制度，监察村民、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百姓敢怒不敢言，民心在时间推移中丧失殆尽。

其次，国统区腐败横行，民众生活日艰。由于国民党施行的一党专制，在缺乏有效监督情形下，国民政府各级官吏贪污成风，榨取民脂民膏，用各种手段大发国难财。1941年9月，许德珩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问的全国慰劳总会贪污案，贪污款达几百万元。该案牵连甚广，后来也是只将主犯判刑，而那几百万元巨资再也没能追回。这一处理让本来对法律不感兴趣的人也认为立法存在缺陷，让贪污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反过来又助长腐败气焰。在国民党各战区的军官中，敲诈民财、虚报兵额、克扣军饷的事情屡见不鲜。而国统区的国民党各级官吏在贪污腐化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各地勾结奸商、囤积居奇、营私舞弊等现象非常严重。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大批工人失业，中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因为薪资微薄，全家难以糊口。尤其是国统区的广大农民，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其景象惨痛万分。

再次，军事指挥无能，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惨遭沦陷。由于采取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的策略，国民政府军队往往在刚一出现敌情时就慌乱撤退，致使大片国土白白丢于敌手。据统计，自1941年5月至1943年8月，国民党军队接连在长江、浙赣等重大战役中溃败，投敌的军队多达50万人。^[12]

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上的严重腐败以及军事上的软弱无能让民众对国民政府失望透顶，对国民党也失去信心，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治。不光国内如此，国民党一系列行径也引起了同盟国的强烈不满。1943年夏季，就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不仅受到苏联报刊的谴责，也遭到了英美舆论的强烈批评。美国《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等均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政治腐败、抗战不力和挑起内战的错误。1943年12月，开罗会议召开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向蒋介石表达了对其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不满。

迫于国内外的责难和压力，国民党在1943年9月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声称“本抗战建国精神，恪守总理手订《建国大纲》之规定，从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全国共信共守之大法”，并承诺“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颁布。”

1943年11月12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了由54人组成的宪政实施协进会，参加人员均是从“国民党中常委、参政员、地方富有政治学识经验或对宪政有特殊研究人士”组成，也就是说人员全部是遴选产生，而非选举产生，蒋介石又自任会长，这充分证明了国民党又玩起“宪政”的假把戏。但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决定利用这一合法机会，在宪政的大题目下，把这次宪政运动的方向由国民党提出的“研讨宪草”改为要求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形成了战时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高潮。

二、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推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民盟主席张澜率先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他在1943年9月18日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尖锐抨击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张澜在文中首先提出“什么是民主政治”的问题，并称“凡是管理众人的事，要以主权在民的真精神和好办法来管理，才叫做真正的民主政治”，“而把持政权、独裁专制……那就绝不是民主政治，只可称为君主政治，党人政治。”张澜在文中愤慨的说道，国民党的“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即国家并无二致”。接着张澜又列举施行民主政治几个必要条件，包括民众直接管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民众选举产生代表而不是被指定，国家应有根本大法，任何人都不得与之相违抗等。国民党果有实施“宪政”诚意，就必须要“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居住、人身”等各种自由权利，“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派合法存在与活动”，同时“设立一个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法，促进宪政。”^[13]

张澜的文章触及国民党的痛处，那就是提出了具体实施宪政的前提条件，化虚为实，使宪政运动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方向。此后，第二次宪政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热烈开展起来。

1944年元旦，黄炎培创办的大型政论杂志《宪政月刊》在重庆发刊，立即轰动大后方，创刊号三天内销售一空，10日于是再版，沈钧儒、陶行知、史良等纷纷为该刊撰文。《宪政月刊》社还自创刊日起，在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君劢等人主持下恢复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并每月举行一次，它以论宪草、议时事为名，邀请金融、工商、文化、教育、出版各界社会名士，一时间高手云集、群贤毕至，他们抨击当局，伸张民意，遂使其成为抗战后期国统区很有影响力的民主论坛。除了《宪政月刊》外，中间党派纷纷新创办了《民主周刊》、《自由论坛》、《时代评论》、《中华论坛》等刊物，连同已有的《再生》周刊、《国讯》周刊等搭建起宣传宪政的有力平台。

2月13日，参政员张澜、邵从恩、李璜等在成都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积极倡导民主，促进宪政。

1944年2月下旬，延安各界举行宪政座谈会，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出席，并恢复了延安宪政促进会的组织。1944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犀利地指出国民党当局的宪政许诺，不过是拖延时间、欺骗人民的把戏而已。但同时它又表明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有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参加这一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3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九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主张要实行宪政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在现阶段就是要保障“人身居住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开放党禁就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而“对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要给予他们以自治的权力，周恩来呼吁：“真正的地方自治实现了，全国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水到渠成。”^[14]这三个条件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周恩来在演说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这就否定了国民党一直要求的抗战结束一年后才召集国民大会的提法，获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普遍赞同。

为与中共形成呼应，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指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此目的而成立”，提出“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到的将不是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开放党禁，“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无保留无犹豫地给予人民以各项基本自由”。^[15]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这份《主张》，连同中国共产党此前出台、发表的《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等构成了第二次宪政运动的三大指导文件，为第二次宪政运动朝着更深层次和更大规模推进指明了方向。

从1944年1月到5月，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纷纷恢复了宪政座谈会，大后方的许多报纸，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等接连不断发表社论和短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放弃一党独裁，尤其是《华西日报》，利用其地方优势，接连发表多篇颇具分量的文章，要求当局刷新政治，立施宪政。在昆明，李公朴、闻一多创办了《自由论坛》杂志，宣传民主宪政，并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16]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不久又创办了《民主周刊》，进行民主宪政的宣传。2月13日，张澜、李璜等人在成都发起组织了颇有影响的蓉市民主宪政促进会，这是成都第一个自发组成的民间宪政组织，参加者均为四川一些德高望重、有胆有识之人，6月20日促进会郑重提出对国是十项主张，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17]同时，在桂林，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物李济深和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办法抗战到底。

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与第一次宪政运动相比，其影响力与渗透领域增多。比如在第一次宪政运动中较少关注的妇女问题，这次也做了深入探讨。在1944年4月9日宪政月刊社召开第四次宪政座谈会，专门以“妇女与宪政”为主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向乃祺、史良、曹孟均、刘清扬、张肖梅等，在黄炎培等人主持下探讨了妇女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以及将来在宪法中妇女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等问题。向乃祺、史良、曹孟均、刘清扬、张肖梅均就妇女问题发表了意见。6月以后，大批青年学生开始参加到民主宪政运动中来，重庆、桂林、成都的大学生，都纷纷举行演讲会、座谈会，表示要用实际行动争取民主自由。在昆明，一些学生还组织了宪政研究会，李公朴、闻一多、潘光旦、潘大逵等知名教授还不断给予指导。此外，就连一向鲜于过问政治的民族资本企业家也向国民政府递交了提案。同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华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及中国生产促进会五个工业团体向国民党十二中全会送交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要求政府改变政策，解决工商业者的具体困难，而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方案无他，就是要实行民主宪政，进行政治改革，这是民族工商业者首次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虽然只是对国民党一次不公开地表达意见，但却反映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初步政治觉醒，这种趋势在不久以后将会影响到中国政坛。

凡此种种，说明除了国民党，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人士都参与到这次宪政运动中来，人们如“大旱之望云霓”般谈论宪政，使民主宪政观念深入人心，增强了人们的政治意识，这为战后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但是，与第一次宪政运动一样，第二次宪政运动虽然鲜明举起了“召集国民大会”、“废除一党专政”等旗帜，虽然热烈，但目标不够集中，且没有击中国民党要害。因为无论是“召集国民大会”还是“废除一党专政”都必须要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如果国民党先假意答应下来，待风浪过去随后再反悔不认账，则再多的宪政运动都无助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第一次宪政运动失败也就在于此。一句话，指望政府如何如何，还是在当客人，诸事做不得主，往往是在“画饼充饥”。黄炎培在反思宪政运动时就把自己比喻成一个“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菜肴如何方为精美”，^[18]这句话隐约表达了黄炎培对宪政运动热闹背后的结局的担忧。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给众人提供了一个“眼前如何得食”的办法，并很快在中国政坛掀起了一股始料未及的滔天巨浪。

第三节　响应中共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

一、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抗日民众团体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主张提出后立时迎来全国一片赞赏，应者如云，而国民党对此却大为恼火，甚为担忧。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虽然是在抗战后期提出，但其影响力却一直延伸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处于高潮之际推出“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主要源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所引发的政治与社会动荡。

从1944年4月起，日本为了挽救南洋被孤立日军，摧毁美国在中国空军基地，打通从中国东北直接到越南的交通线，对国民党统治的河南、湖南、广西一线发动了定名为“一号作战”的全面进攻，日军出动了约40万兵力，国民党军则集中了大约100万兵力，然而在38天内国民党军连丢郑州、许昌、洛阳等38座城池。6月日军攻陷长沙，随后包围扼守西南交通枢纽的衡阳，在苦战47天后衡阳陷落。日军又从广东、湖南以及越南三个方向发动了桂柳作战，进攻广西。11月，日军攻陷桂林、柳州。12月日本以小股部队突入到独山，消息传来，重庆震动。独山一向被视为西南大后方的天然屏障，它的失陷甚至使重庆党政机关几欲再次搬迁至兰州。在对敌作战中，国民党军队除少数英勇抵抗外，其余纷纷不战而逃，甚至闻风而遁，以至短短8个月的作战，先后丢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千米，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0多个，6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战火所到之处，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其景象惨不堪言。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19]然而，蒋介石的忏悔换不来人民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的丝毫谅解。因为，就在同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到转折阶段，捷报频传。在欧洲，美英联军成功实现了诺曼底登陆，旋即解放了巴黎，攻克罗马；苏联红军消灭了境内德军，开始向柏林进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越岛战役取得节节胜利，并向日本本土推进。一切都表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已进入尾声，而中国的大溃败在此时显得多么扎眼。《大公报》社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到处胜利纷纷，而我们独败；世界反侵略战争大大好转，而我们反濒临危机。这事实，太现实了；这经验，太可贵了”。^[20]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扰乱了抗战大后方的生活秩序，世人发出在“胜利中沉沦”的感慨，^[21]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去信心。惨痛的事实惊醒了正沉湎于“胜利在望”的民众，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反思。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危机已经到了无以掩饰的地步。西南联大教授吴晗犀利地指出：“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不在军事”。^[22]人们纷纷要求实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此时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正进行到一个新的高点，对失败的反思与对民主的迎合就这样巧妙地连在了一起。时局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察觉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不得人心，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为了根本改变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把全国人民在民主宪政运动中的要求集中起来，通过即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这个平台，用一个简单而响亮的词语把它说出来，一方面可以团结最大多数人在自己周围，另一方面又可使大家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从而一举冲破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禁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主因。^[23]

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林伯渠于6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请示是否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并利用他在参政会作报告的机会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24] 7日延安复电表示同意。在考虑提出“联合和政府”主张的问题时，中共必须顾及民主党派的感受，如果主张提出未能获得其他民主党派认可，那么自己不但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而且会被国民党反咬一口，诬陷中共“觊觎”政权。因而从这一主张酝酿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注重与民主党派进行沟通，以知悉他们的反应。在得到延安确定答复后，林伯渠立刻就此事与民盟等中间党派磋商，征求他们的意见。一开始，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对中共的建议表示积极支持，并称还可以联名提出。几天后正当毛泽东准备接受中间党派这个“联合提议”时，林伯渠于14日发给中央的电报却表明民主党派又不赞成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正式向参政会提出，因为这样做不仅他们不便表态，而且会引起极大争议，所以建议还是用林伯渠个人名义在报告中“顺便”提出的好。15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各民主党派“既不赞成中共单独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25]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26]这封电报说明民主党派态度转变的确给毛泽东出了一个难题，成立联合政府就是要组建多党政府，民盟若不同意，或不附和，那么它的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毛泽东甚至产生了“放弃”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念头，而把问题留给了重庆的林伯渠等人。

有学者认为中间党派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此反复，一方面说明其对待此事之谨慎，处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党派不希望此事激化已有的国共矛盾，到时候局面更难以收拾；另一方面他们的设想也有其合理之处，那就是如果将“联合政府”作为提案提出，根据参政会议程，需要提交大会讨论，国民党必倾全党之力反对，中间党派就会陷入两头为难的境地，反之，如果只是作为个人意见提出，那么就会进退有据，无论是中共还是中间党派也好看情况再做下一步决定。^[27]

1944年9月15日，张治中、林伯渠分别代表国共两党就双方谈判情况向大会作报告，吸引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就连平常出席参政会热情不高的参政员们也悉数到场。林伯渠在报告中除扼要指出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分歧所在以及中共坚守的原则外，在报告结尾部分“郑重”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将日寇打垮。”^[28]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虽然是夹在报告中以“顺便”的方式提出，却直接击中了国民党的软肋。以前是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现在是召开党派会议、组成联合政府，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简单的顺序颠倒打开了人们心头以及中国政治的结扣，让世人顿有豁然开朗之感。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中共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愿望和要求，抗日民主运动掀起新高潮，进入以建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为目标的新阶段。

二、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民主联合政府主张

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一经提出便如晴天霹雳一般震动了中国政坛。国民党惊慌失措，穷于应对，他们不光在会后严禁媒体刊登林伯渠的报告，并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收缴随后出版的《新华日报》。与此相反，社会各界人士踊跃购买《新华日报》，报纸在当天多卖了几千份。那些买不到的只好再看贴于墙面的报纸。

与国民党焦头烂额的窘迫状态恰好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却获得了举国一致的支持与好评，毛泽东自己也说“人民如此广泛的拥护，我没有料到”。^[29]

民主党派对此也大为欢迎，积极响应。1944年9月24日，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重庆各界人士500余人在迁川大厦礼堂集会，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会上率先发言，他激昂地说：“民国成立33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30]冯玉祥以国民党老党员身份大声疾呼：“今天若再没有新的改革，亡国之痛，就在眼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在大会上发言直斥国民党一直在敷衍、拖延时间，毫无诚意。孙中山当年发表《北上宣言》就主张国民会议，中国共产党如今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进步人士共同主张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府这一条路，这是人心所向。我们要为实行民主主义而奋斗，就应该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不要等到亡国之后。他最后激动地说“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又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31]赢得台下一片掌声。邓初民在发言中谈到民主是人民做主，所有权应属人民全体，不应在个人或一个集团手中。要实现民主，必须要由赞成民主的人来实行民主。邓初民主张应继承孙中山遗训，从速召开国民会议。黄炎培、沈钧儒等人随后纷纷发言支持召开国民会议。这次集会鲜明表明了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都支持中共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9月29日，张澜发表谈话表示“中国民主同盟亦主张联合政权”，这是张澜第一次以主席身份谈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态度。10月1日，在追悼邹韬奋大会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与各界人士800余人一起谴责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对邹韬奋的迫害，表示要为“实现民主而奋斗”。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治会议，制颁宪法”。^[32]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形成了具体的统一战线。^[33]同一天，民盟在昆明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罗隆基等人在中共的帮助下，组织包括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5000余人发起成立了双十节群众纪念大会，闻一多在会上鞭辟入里地指出，“今天二十余省沦于敌手，三亿以上人民变为奴隶，内政则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三十三年前所苦心缔造之民国，国既不成国家，民更不是主人。这个危机应由专政在位十余年的国民党负责。”^[34]

随着时间推移，呼声也越来越高涨，1944年12月26日重庆市商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华全国工业协会、中国生产促进会和国货厂商联合会六个工业团体联盟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政府实施宪政，厉行民治，扫除贪污，容纳民意等具体意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公开发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他们也赞同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到1945年春，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更加高涨，集会规模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斗争形式由座谈会、讲演会发展到游行示威。

凡此种种，皆证明了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已经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一家之言，而是全国人民的共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为各中间党派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使民主宪政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说明此次民主宪政运动完全突破了国民党所限定的研讨宪草的范围，形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多方位冲击。(www.daowen.com)

三、民主党派在支持召开党派会议问题上的斗争

联合政府主张虽然深入人心，却遭到了蒋介石的蛮横阻挠。为了坚持独裁统治，蒋介石在1945年元旦发表广播演说，宣称：“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本确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蒋介石重新玩起假民主的把戏，放出“国民大会”、“宪法”等烟雾弹企图混淆视听，再次拖延时间。蒋介石此举实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蒋介石欺骗人民把戏到头来最终愚弄的是他自己。两天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瞩目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该文强调“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选的联合政府”，就不会有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此后中共代表王若飞、徐冰等在重庆与民盟沈钧儒、黄炎培等领导人就成立联合政府交换意见。

1月15日，民盟发表了由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沈钧儒共同商定的《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对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的把戏予以揭露，指出召开“国民大会”在当前条件下难以办到，国民党必须“召集党派会议，产生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召开，及宪法之制定。”民盟在《宣言》中特别强调实行宪政的10项先决条件，国民党如不能切实做到这些，就是在“借延宕以资敷衍，弄名词以饬观听，则不惟当前一切问题无从解决，整个国家民族且有陷于分裂破碎之虞。”民盟这一声明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令国民党大为头疼，出动大批军警特务予以全部追缴没收。然而，中共中央南方局早已派人将报纸秘密送往各界人士手中，从而打破国民党对消息的封锁。

1月2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乘飞机抵达重庆后，就向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以作为组织和实现联合政府和国事会议的步骤，舍此别无他途挽救危机。四天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目前只能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可以等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点需要和民主党派人士解释清楚，共同抵制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然而在3月1日举行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上，身兼主席之职的蒋介石却在演说中对联合政府大泼冷水，他“振振有词”地说，“国民政府如将一切政权或责任交于各党各派，则中央政权势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化，而陷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党派。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蒋介石在讲话中甚至还放言要在1945年11月12日单独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此番言论试图描绘一副政权移交后的悲惨场面，以震慑众人，而众所周知，正是因为国民政府庸溃无能、贪污腐化才导致中国有此局面。讲话不仅暴露蒋对联合政府的恐惧，更显出其心虚不已。对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评讥讽蒋介石的演讲为“专制主义者的低级遁词”，“鲜明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集团的立场和本质”。

在召开“国民大会”还是“党派会议”这个问题上，民主党派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3月2日，王若飞在重庆良庄沈钧儒住所邀请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郭沫若、谭平山等各党各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座谈。王若飞在座谈中全面阐述中共主张，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能同中共保持一致。黄炎培、沈钧儒等在会上发言，表示赞同中共主张，愿意一同行动。3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重申了民盟反对提前召开国民大会的立场，用“世易时移”对旧国民大会代表资格提出质疑，“八九年前产生之旧代表，以之应付当前千难万难之新局面，则所谓民主云云，团结云云，岂不徒托空谈？”^[35]并号召重新选举国大代表，否定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两天后，昆明文化界紧跟民盟步伐发表了《关于挽救当前时局的主张》，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吴晗、费孝通等昆明知名人士联合向国府建言：立刻“召开国事会议，筹备国民大会，产生联合政府”，“解散特务组织，彻底改组最高统帅部”。《主张》还措辞尖锐地指责蒋介石宣布召集国民大会是“蒙蔽视听”，“拖延民主”，是“国民党内少数分子要维持权位”，不肯“接纳各党各派开诚合作共挽危局等要求”。在教授的带动下，从3月到4月间学生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均组织了学生运动支持联合政府主张，分别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和《对国是的意见》，呼吁停止一党专政，举行国是会议，组建真正能代表民意而非一党操作之国民代表大会。呐喊表达了学生的心声，也助推了民主浪潮向更高处挺进。

此时，是组织联合政府还是坚持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俨然已成为真假民主的试金石。在1945年4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大会再次鲜明主张“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等时机成熟“再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而反观蒋介石与国民党极端顽固派坚持召开国民大会，无视舆论与民心向背，一意孤行。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大会上正式提议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4日，大会更是通过《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表明国民党决意坚持一党专制。按照战时民意机关的体制，《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须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对此，中共于6月16日正式发布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严正宣布将不会参加即将召开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并中止国共谈判。国共两党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分裂与内战的阴影再次笼罩中国上空。

为了弥合国共之间的分歧，促进团结，早日召开党派会议，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七名参政员联名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希望从速恢复谈判，解决矛盾。为进一步争取更多民主人士的支持，中共中央在接到来电后决定邀请众人来延安商谈国是。黄炎培、沈钧儒等七人决定接受邀请，并拟定了三条意见：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以前，政府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临行前，众人面见了蒋介石，提出前两条意见与蒋听（因怕激怒蒋介石没提第三条意见）。蒋介石眼看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日益临近，也希望有人能当中间联系人说服中共参加，故对两条意见均表示可以接受。

1944年7月1日，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飞赴延安，王云五则称身体抱恙未能同行。在延安机场，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接待，当时几乎所有在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任弼时、王若飞等亲去迎接，让黄炎培等人感动不已。从7月2日到7月4日，双方共进行了三次“推心置腹”、“十分坦白”的谈心，在会谈中黄炎培提到了两党重开谈判的问题，在提及两党和谈大门没有关闭时，毛泽东不无风趣地说：“只是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通过会谈，在4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上，双方达成了两条协议：（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并写入会谈纪要中。中共还建议：“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同时，在纪要中还写入了召开前必须明确的五点具体条件。7月5日，六名参政员返回重庆后立即面见蒋介石，并提交了《会谈纪要》。同时，黄炎培将访问延安的日记编成《延安归来》一书，以国讯书店的名义，在重庆出版。书中详细记载了黄炎培在延安的所见所感，对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气等方面进行了公正客观的描述，此书第一版印出后旋即被抢购一空，于是紧急加印。在一定程度上，向国统区人们正面介绍了延安及人民的生活，削弱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妖魔化宣传，更为重要的是，延安五日行成为黄炎培思想的转折点，在以后的岁月中，黄炎培与中共结下了深厚友谊。

而本来指望黄炎培等人劝说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蒋介石，最终获得这样一个结果，大有“偷鸡不成反蚀米”之感。1945年7月7日，在纪念七七抗战八周年之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主题为讨论国民大会召集的日期。蒋介石在会上宣称要召开“国民大会”，且召开的日期由国民党决定。国民党内一批独裁死硬分子叫嚣要把“巴结”共产党的黄炎培等人逐出参政会。^[36]由于中共拒绝参加此次会议，使中间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备受鼓舞，与国民党展开坚决斗争。他们结合中共在会场外的政治攻势，最终迫使国民参政会以决议的方式第一次否定了国民党六大作出的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的决议。

总之，围绕民主宪政运动，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同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的顽固和阻挠，民主宪政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这一运动增强了人民要求民主宪政的意识和信心，提高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有力冲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时也促使各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中间党派也在围绕政治斗争过程中逐渐得到发展，不仅力量得以集结，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大大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主宪政运动的启蒙，更多政治力量开始觉醒，并组织起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这为战后更多民主党派诞生提供了条件。

同时，民主党派对民主的看法也不断深化。民主党派最终认识到民主是解决国内问题的关键，诚如张澜所言：“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37]这一认识不仅表明民主党派日益明晰自身重任，由追求宪政转为追求真正的民主；也让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有了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而中共与民主党派在这一过程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为他们在接下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斗争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打下了基础。

【注释】

[1]赵晓呼.政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39-240.

[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657.

[3]闻黎明.国民党眼中的统一建国同志会［J］.百年潮，2004，（10）：75.

[4]姜平.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237.

[5]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N］.新华日报，1939-09-09.

[6]闻黎明.抗战时期发起第一次宪政运动的一段内幕［J］.百年潮，2005（1）：75-76.

[7]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日记［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24）：9.

[8]周勇.国民参政会［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138.

[9]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G］.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44.

[10]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G］//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89.

[11]周勇.国民参政会［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141.

[12]姜平.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252.

[13]谢增寿.张澜年谱新编［Z］.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221-224.

[14]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动向给中央的报告［G］//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99.

[15]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8-25.

[16]达生.大后方民主运动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79：466.

[17]达生.大后方民主运动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79：469.

[18]黄炎培.黄炎培日记（Z）.//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27.

[19]蒋主席元旦昭示军政，安危胜败枢纽在今年［N］.大公报，1945-01-01.

[20]今年应为新生之年［N］.大公报.1945-01-01.

[21]任建蜀.从提高官兵待遇说道经费筹措——读大公报《军事第一，足事足兵》后.转引自：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64.

[22]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1944—1949年的中国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9.

[23]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说明》提及当时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实际上有三个方面原因，国民党军事溃败固是其一，另外两个原因是欧洲一些国家尝试建立联合政府和国民党谴责中共讲民主不着边际。在笔者看来，后两种原因在实际上只起到借鉴和反思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一个原因。

[24]周恩来年谱（1899—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582.

[25]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45.

[26]同上。

[27]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97-298.

[28]林伯渠.关于国共谈判的经过［N］.新华日报.1944-09-17.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44年4月—6月）［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01.

[30]只有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N］.新华日报，1944-09-25.

[31]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集会要求改组政府的消息报道［N］.解放日报，1944-10-17.

[32]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G］//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1985：119.

[33]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J］//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29.

[34]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15.

[35]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41.

[36]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22.

[37]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