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慰问将士、鼓励抗战

1932年淞沪抗战时，第三党组织战地慰问团到抗战前线慰问鼓励、宣传抗战，其领导人黄琪翔还亲自到十九路军前线慰问，并和十九路军共同战斗抗击日军。职教社黄炎培受上海人民与社会各抗日团体的委托，带着上海人民捐赠的军用物资和款项亲临淞沪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官兵。黄炎培还亲自到绥远前线慰问傅作义将军领导的抗日将士，并在炮弹底盘写下：“铁花何斑斑，中有战士血”的句子，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抗战全面爆发后，救国会与其他中间党派和政治团体组织了很多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进行抗日宣传，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亲临武汉保卫战前线、台儿庄前线慰问将士，给抗日将士以很大的鼓舞。宋庆龄也在淞沪抗战和“八·一三”事变后分别前往十九路军、二十九路军慰问，鼓励他们英勇杀敌。其他党派也以不同方式，如邀请各界人士参与各种座谈会、演讲会，动员青年参加抗战。

（三）救济灾民，服务抗战

据统计，从抗战爆发至1943年5月，中华职教社办理职业介绍的人数达23542人，其中介绍就业成功者有3000多人，^[5]深得各界好评。1938年底，在重庆的各抗日党派和团体曾一次就募集到寒衣捐款20万元，棉衣背心4万多件，帮助难民过寒冬。与此同时，各国华侨和国际友人还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和抗日救亡组织达649个，给予抗战以极大帮助。^[6]保卫中国同盟迁到重庆后，宋庆龄领导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物资上大力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如全面抗战初期，保盟就曾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和扩大好几个国际和平医院，并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提供帮助。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一到重庆，就在姊妹的陪同下，在短短的几十天里看望收容在重庆儿童保育院的难童，前往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看望战争中收容的孤儿，到“伤兵之友”社总医院——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兵，用行动实现其团结、统一、联合抗战的理想。以黄炎培代表的职教社成员也纷纷加入到抗日民主运动中，在战区救护、难民救济、募捐钱物支持抗战、战地慰问、动员民族工业内迁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二节　支持全民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国民党的反共内战行径加剧了中国亡国灭种的态势，特别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已到了眼前。要挽救中国所面临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国共停止纷争，主要是国民党停止剿共的内战政策，国共首先团结、合作起来共同抗日，并和其他党派、团体团结联合起来，以全民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来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胜利才属于中国。为此，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抗日小党派于是纷纷行动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支持并极力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成功、坚持全民抗战和抗战到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三党三派的政治主张

第三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28年春，谭平山、章伯钧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邓演达回国后将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1935年11月，再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其中央机关于1938年9月由武汉迁到重庆半山新村3号。1947年2月，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有着光荣的反帝爱国传统。成立初期即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反反动资产阶级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平民革命主张和政治纲领。“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党发动了倒蒋抗日活动，制定了《对时局的宣传大纲》，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条“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第三党发表的《告同志书》最先赞同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主张，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7]第三党于1936年2月7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间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反日的必要”的主张。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三党先后发表了《八大政治主张》、《我们对抗战建国纲领的意见》、《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等文件，全面阐述坚持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要“扬优击弱”，发挥政治优势，就必须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政治，注重民生，发挥和培养抗战能力，方可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38年10月和1939年9月，第三党领导人之一章伯钧两次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不断强调：必须坚持已公认的抗战建国原则，实行正确的战时政治纲领，建立真正的战时民主政治机构，彻底发动民众武装，加强各党各派团结合作，尽力消除党派间的摩擦，确定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才能齐心协力战胜日本侵略者。第三党在重庆常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商讨抗战建国事宜，在国民参政会上与中共等党派合作，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投降和积极反共的内战政策以及镇压国内爱国民主人士、压制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政策和行为，并积极参与第一、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坚持团结、民主、抗战到底，支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为抗战的胜利和争取民主作出了重大贡献。

青年党的全称是中国青年党，前身是1923年12月由曾琦、李璜等在法国巴黎秘密成立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4年9月，其活动中心从法国转移至国内，与左舜生、陈启天等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国家主义。1929年8月正式更名为中国青年党，既与蒋斗争又联蒋反共。“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政治态度有所转变，不再公开反共，在其机关刊物《民生周报》上发表《我们的主张》，表示：“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8]抗战全面爆发后，青年党领导人表示：“宁可战而亡国，不可和而灭种。”“谁个愿与暴日战，全体国民便拥护谁；谁个愿与暴日和，全体国民便以为公敌。”为此，1938年4月，左舜生代表青年党向蒋介石、汪精卫致书表示：愿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把国民政府当作抗战之唯一领导力量，后有六位青年党成员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8月20日，青年党在武汉召开“九大”，并发表《宣言》，提出：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促进民主政治，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实行全民动员和全民抗战；在不妨害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原则下，联合各党派共同奋斗；联合同盟国，打击日本侵略者。其后在1939年到1943年国民党掀起的数次反共高潮中，一度同情和支持中共的抗日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专制，坚持团结抗日。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禁不住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和拉拢，最后完全投入国民党阵营。

国社党的全称是中国国家社会党，是民国初年保皇党、进步党和研究系的后继者，1932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1934年10月，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内战误国，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和“渐进的社会主义”、国民代表会议立宪、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司法独立以及承认公有和私有财产的“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9]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社党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支持抗战。1938年12月，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诬蔑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是搞“封建割据”，要求共产党将军队、政权交与国民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但国社党内罗隆基等不赞成张的意见和观点，认为要抗战就必须与共产党搞好关系。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国社党对共产党的态度改变了不少，在国民党蒋介石发起的数次反共高潮中一度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及其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1946年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其左翼分化出来走到了革命阵营一边，而右翼则被国民党收买拉拢，完全投靠了国民党。

救国会，全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称全救会，是1936年5月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上海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个全国性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其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主要发起人有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救国会在政治上倾向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从一成立就赞成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反对“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论点，救国会在其刊物《抗战》上连续发表《怎样才能持久》、《什么叫“与国”》、《热烈宣传与持久抗战》等文，呼吁坚持抗战到底。救国会在重庆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在国民党掀起的数次反共高潮中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反内战、反妥协投降、反独裁斗争，参与第一、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为争取民主和维护团结抗战直至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职教社，全称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5月由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等在上海发起成立。职教社本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团体，主张改革教育，实行“职教救国”，1926年2月职教社为增加实力和扩大影响，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态度，并创办《生活》周刊，邹韬奋任主编，把《生活》周刊搞成议论国事的政治论坛。“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与沈钧儒、马相伯等60余人在上海组织了国难救济会，并于1932年1月发表《救济国难之具体主张》，批评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政策，要求国民党负起收复失地和搞好国防的责任，全民动员积极抗日，并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及自由活动权，设立民选的国民参政会。全面抗战爆发后，黄炎培和乡建派的梁漱溟面见蒋介石，陈述全民抗战、坚决抗战的意见。职教社总部迁到重庆后，利用国民参政会为抗战积极建言献策，在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宣传和动员社会各阶层群众参与抗战、组织成员积极参与抗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职教社黄炎培等领导人与部分职教社成员在重庆成立了抗日团体国讯同志会，提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抗战主张，也主张通过职业教育来支持抗战建国。

乡村建设派，又称乡建派、村治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用改良主义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右翼政治团体，代表人物主要有梁漱溟、晏阳初、梁仲华、高阳等，主张通过乡村学校统一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乡建派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转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训练农村乡丁到抗日前线对日作战或参加敌后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应蒋介石之邀，先后担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利用国民参政会平台，积极为抗战献计献策，同时联合其他中间党派发起民主宪政运动，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拥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中后期，各中间党派，主要是上述三党三派，在抗日救国、争取民主的运动中逐渐联合起来，于1941年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同盟政治纲领第一条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立场：“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同盟的成立，实现了中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各中间党派在重大政治活动面前，也逐渐协调立场，发出共同声音。如1944年7月8日，沈钧儒、郭沫若等20人在重庆联名致电广西军、政、文化各界，声援桂林文化界发动的“保卫东南运动”。1945年1月，职教社黄炎培与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组织者之一褚辅成等60余人在重庆发表《转折当前局势献言》，要求国民党切实和各党派实行合作，坚持团结抗战，以挽救当时的危局。1945年2月18日，台湾革命同盟在重庆召开第四届代表会议，并发表会议宣言，重申台湾一定要回归祖国的愿望，反对日本对台湾的侵占。1945年8月，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召开记者会，提出召开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等主张，以维护抗战果实，推动和平民主建国。

二、为团结抗战积极建言献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为推进国共合作，统一民众意志，增强抗战力量，设置了容纳共产党、中间党派和社会贤达的以国民党员占绝对多数的国民参政会这一战时最高民意机关。由此，中间党派与中共可以凭借这一参政议政平台，为抗战积极建议献策，加强各阶层人民群众团结，促成全民族共同抗日。

在各次参政会议上，各中间党派就加强战时国民教育、培养民族意识、繁荣战时文化生活、鼓舞抗战士气、凝聚民心等方面提了不少提案，为抗战建国出谋划策。如史良等在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请政府从速发展农村工业以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沈钧儒等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加强战地文化食粮输送工作案”；陶行知等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邹韬奋等在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识以利抗战建国案”；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社党参政员张君劢等36人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张澜等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等。在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热烈响应中共参政员林伯渠提出的“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主张。同时，各中间党派还通过国民参政会宣传抗日和组织民众，并逐渐理解、支持、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实质上促进了国共团结合作，为坚持全面抗战作出了贡献。^[10]

三、积极推动国共团结抗日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影响和决定抗战进程的重要因素；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提和保证。基于国共两党团结的重要性，各中间党派把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着眼民族大义，忍辱负重，积极斡旋，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从1935年底到全面抗战的爆发，为国共之间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共同抗日，宋庆龄等一直积极在国共之间斡旋，包括促成国共的秘密接触谈判、协助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规劝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反共立场，团结中共共同抗日等。1937年8月，宋庆龄还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支持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欢欣鼓舞，兴奋得热泪盈眶，连续写出《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两个“十月”》等文章，表达自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的由衷高兴，并期望两党能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消除一切过去的恩怨，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

1938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蒋介石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和不断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情况下，中间党派忧心国共关系的破裂将极大地不利于抗战。因此，1939年11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其《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提出了解决国共冲突的基本原则：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且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化，不能由一党垄断国家政权，以此努力维系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同时，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安内”、“剿共”政策，坚定地支持中共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竭力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

中间党派还坚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竭力斡旋，积极协调国共间的正面军事冲突（主要是国民党挑起的）。如1940年7月1日，黄炎培“与左舜生同见蒋介石于军事委员会……亦谈及中共问题，蒋嘱以公正人资格参与”。^[11]彭泽民代表第三党中央发表了《致全国各界领袖书》，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民主政治之必须迅速确立；各政治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章伯钧曾在重庆对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说：“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派表示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12]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间党派迅速作出了反应，声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倡导国共重新团结合作。

各中间党派积极支持中共团结抗日主张。1943年1月11日在庆祝《新华日报》创刊5周年纪念会上，宋庆龄亲笔题词“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以在政治上鼓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反击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攻击的不实之词，维护团结抗战。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杨子恒、李如苍、刘宗宽等代表第三党宴请中共叶剑英等人，并了解到了蒋介石勾结日伪进攻解放区，企图消灭共产党和抗日武装力量的事实及解放区的军政情况，更加支持和相信中国共产党，支持重庆谈判，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

中间党派的以上行动举措和其他努力以及中共的大力配合与支持，加上国际国内反内战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独裁政策，维护了国共之间的合作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维持到抗战胜利。中间党派也深受教育，并逐步从了解、认识、理解中国共产党到支持、拥护、坚定站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一边。

四、创办报刊、书店宣传抗战

在重庆，为动员民众支持全面抗战，并配合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民主党派还创办报纸杂志，进行抗日救国和民主思想宣传，对推动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救国会创办了《全民抗战》（三日刊）、《中学生》等，职教社创办了期刊《国讯》、《宪政月刊》。第三党创办了《中华论坛》杂志、《抗战青年》等刊物，其在华北区的北京市委还在华北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等处与中共党员合办了多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大力宣传和动员民众抗日。国家社会党把《再生》杂志迁到重庆出版发行，由孙宝毅负责，而青年党则创办了《新中国日报》、《国论》和《民宪》（半月刊）。1941年邹韬奋创办重庆生活书店，后遭国民党查封后，又和职教社联合创办了重庆国讯书店，继续向全国各地输送爱国读物（书籍），启蒙民众，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号召民众坚持抗战。1943年2月，救国会沈钧儒还创办峨嵋出版社，出版发行抗战救国图书杂志。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报》上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配合民盟中央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进行民主和抗日宣传。此外，还有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创办的《大公报》、《民主世界》、《文汇周报》、《新中华》，等等。以上报刊、杂志、书店的创办，不仅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民主思想，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而且对组织和动员各阶层群众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到支持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拥护抗战到底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侵略战略的调整，国民党逐渐从前期的积极联合共产党合作抗日逐渐转变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时，国民党内主和的投降派逐渐得势，“亡国论”甚嚣尘上，并使国民党内的潜在投降分子蠢蠢欲动，使中国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也使中国的抗战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阶层人民开始担心中国的抗战前途，而爱国和有良知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爱国将领）、中间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都纷纷表示，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战的全面胜利。

一、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倾向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内就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虽然两派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但两派在国民党内部本身就不团结。汪精卫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陈公博等，由其组成的“低调俱乐部”在抗战初期就鼓吹“和平”，叫嚣“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以及散布“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等恐日、降日的论调和“亡国论”，主张妥协投降。汪精卫还宣称：“欧洲大战期间，如英法皆是全国民众，不分派别，一致团结，……但在民主政治正在开始训练的中国就不能加以考虑了”云云，唱衰中国的抗战。

对于汪精卫集团这些谬论，各中间党派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坚决反对，特别是救国会和第三党，更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为了批判、揭露和反击汪精卫等亲日派的反动言论，坚决抗战到底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其汉奸行径。全救会领导人之一胡愈之发表《谨防疫病》，提醒广大爱国民众不要感染上了亲日派卖国贼“妥协投降”的“病毒”，后胡愈之还发表《〈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质疑》，公开抨击汪精卫等亲日派的妥协投降言论。全救会并在其刊物《抗战》上连续发表《怎样才能持久》、《什么叫“与国”》、《热烈宣传与持久抗战》等文，批判汪的妥协投降论调。

随着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被日军先后侵占，中国抗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而汪精卫等妥协投降集团赤裸裸地连续对国外媒体如海通社、路透社等记者宣传“和平的亡国论”。他说：中日和平是迟早的事，我等也愿随时与日和平。而国民党政府竟然默认和纵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言论和活动，居然威胁民主党派参政员：“批评官员就是反对政府。”^[13]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针对汪精卫之流的反共叫嚣义正词严地斥责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1938年10月，汪精卫叛逆初露时，宋庆龄就联合何香凝等六人致函国民党政府予以揭露，严正指出“主和分子必当摒弃”。华侨领袖陈嘉庚对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谈话”致电蒋介石：“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实践庐山宣言，……以搏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成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突出的主题。在近百个提案中，大部分都涉及这个主题。其中尤以中共和民主党派参议员的提案对持久抗战、民主抗战态度最为坚决；对亡国论和投降派的批判，更是入木三分。中共的陈绍禹，全救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史良、陶行知，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乡建派的梁漱溟，职教社的冷遹、江恒源等73人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要求“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14]。同时，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史良、章伯钧等21人也联名提出《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以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而促进抗战胜利案》，要求政府必须坚决严厉惩处和打击南北汉奸傀儡和一切民族叛徒。特别是南侨总会参政员陈嘉庚等人提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案》，虽只11个字，但却给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致命的打击。按惯例，议长将提案付诸讨论时须将提案的题目向大会高声朗诵一遍。当身为议长的汪精卫朗诵该提案时，面色突然苍白，尴尬异常。(www.daowen.com)

二、声讨汪精卫叛国集团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潜离重庆，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公开投敌叛国，当了汉奸。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至此，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除汪精卫集团的人追随其后当了汉奸外，青年党和国社党的少数人，如青年党中央委员赵毓松和国社党中央领导成员诸青来等，也在日寇和汪精卫集团的引诱下投敌当了汉奸，汪逆叛国后，各中间党派纷纷批判、声讨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掀起了全国人民揭露批判汪精卫集团的高潮。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以“违反纪律，危害党国”罪名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国民参政会议长之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对国民党中央这一做法给予了积极评价。第三党发表《声讨汪兆铭通敌卖国》的通电指出：“汪精卫之公开叛国，实为其过去行为之必然结果。”并强调“汪精卫的党羽，潜伏各处尚不在少数，后患堪虞，不容姑息，应撤查缉办，以期除恶务尽。还有那些动摇妥协，投机取巧的分子，也必须彻底肃清，才能保证抗战革命政策之实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接着，救国会和第三党发出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通电，其他各抗日党派也纷纷发表声讨汪精卫的通电、谈话和文章，严斥汪逆罪行。汪精卫等潜逃出境叛国投敌后，陈嘉庚致电蒋介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15]在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甘当其傀儡，彻底沦为民族败类后，宋庆龄对其叛国行径给予无情的抨击。她痛斥汪精卫是中国革命之最大叛徒。1940年初，重庆的《大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等10家报社，刊载大量讨汪逆文电，谴责汪精卫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行。在重庆的迁川工厂联合会、报业联合会、重庆市总工会、农会、妇女团体、学生爱国团体等共同发出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呼吁全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在重庆的中间党派还利用其创办的杂志、报刊大量宣传，在舆论上形成强大的攻势，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逆流，反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汪精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

1940年3月，汪精卫纠集沦陷区各党派和各地区的汉奸，在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四、五次会上，中间党派和共产党以及主张抗战的参政员共同提出《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案》等。此外，参政会还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国策决议案》、《声讨汪兆铭电》、《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强烈抨击和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求荣的叛国罪行，重申抗战到底的方针。同时，各抗日党派、各人民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进一步声讨汪逆的卖国罪行。这也是从侧面警告国民党内的动摇分子，不要作汪精卫第二。

通过以上声讨和反击投降卖国的汪精卫集团及警告其他动摇分子的提案、言论，使全国军民普遍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次广泛的抗日政治动员，意义深远。它对整个抗战中反对投降妥协，反对破坏团结，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积极推动抗战到底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建立，国民党蒋介石发表了一些积极抗战言论，也在正面战场上积极抵抗日本侵略，并给予一些中间党派一些活动的自由，使一些中间党派过于乐观地估计蒋介石的转变，无保留地信赖国民党，把抗战的希望一厢情愿地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加紧实施政治诱降活动，汪精卫亲日集团公然投敌叛变，遭到中间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批判与痛斥。蒋介石等亲美英集团也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公然取消中、小党派的抗日权利，镇压抗日民主运动，迫害爱国民主人士，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抗战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打击抗日民主势力的倒行逆施，中共和中、小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奋起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和确山惨案。许多新四军、八路军以及游击队的干部战士被杀害。继而，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各中间党派积极响应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号召，坚持斗争，仗义执言。救国会在其刊物《全民抗战》上，不断地揭露日寇对国民党的诱降阴谋，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投降议和、镇压民众运动、发动反共高潮的罪行。第三党章伯钧在1939年9月12日《新华日报》上撰文指出：“在当前抗战战线上，共产党是同样效忠国家，为民族服役，参加抗战，更无特殊标榜反共的理由。”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国社党张君劢等36人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独裁政策，维护了国共之间的合作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摩擦在华北失败后，开始将摩擦重心转向华中，由进攻八路军转向进攻新四军，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华民族的抗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国民党这一行为遭到爱国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严厉斥责。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民与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联名通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严正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慎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6]同时，第三党联合各界400余人，联名给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制止内战通电，要求国民党“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重新建立各党派间平等合作的正常关系，并具体解决党派间的纠纷摩擦，以避免奸人之挑拨离间，妨碍团结”。^[17]全救会领袖沈钧儒在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后，异常愤怒，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中华职教社、中华教育社等党派团体的领导人也纷纷发表谈话、通电或宣言，声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倡导国共重新合作，希望国共两党领导人迅速“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18]。美洲致公党领导人司徒美堂代表海外华侨打电报给毛泽东和蒋介石，希望迅速“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

1943年国民党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大造反共舆论，并调集50万军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国共两党矛盾又一次尖锐的形势下，职教社主办的《国讯》，呼吁每人把自己所有智力和体力，尽量贡献给中华民族生存的抗战，反对把力量消耗在内战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他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能否合作，实为国人所深切关心”^[19]，明确要求国共团结起来，合作抗战，共同建国。第三党章伯钧、丘哲、张云川、王一帆、庄明远、杨逸棠等在其驻重庆办事处半山新村约请周恩来等就当前民族危机形势进行深入交谈，周恩来等认为：要挽救目前日深的民族危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团结抗战，第三党也深表赞同。由于中共事前揭露、声讨并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加上各中、小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就破产了。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摩擦，当然主要是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各中间党派积极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专制、妥协投降政策，拥护抗战，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和掀起的抗日民主政治运动，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保存了有生力量，为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92-296.

[2]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72-73.

[3]抗战时期中间力量在重庆的发展［N/OL］.新华网·重庆频道，2005-07-29.http://www.cq.xinhuanet.com/ subject/2005/2005-07/29/content_4756832.htm.

[4]王福琨，邓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76-77.

[5]重庆抗战丛书编撰委员会.重庆抗战大事记（1931—1945）［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144.

[6]谭献民.论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N/OL］.新浪网，2005-09-09.http://news.sina.com.cn/s/2005-09-09/0725 6899821s.shtml.

[7]抗战行动，1938（1）.

[8]曾琦.五年来朝野协力之回顾［G］//曾慕韩先生遗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114.

[9]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4-85.

[10]抗战时期中间力量在重庆的发展［N/OL］.新华网·重庆频道，2005-07-29.http://www.cq.xinhuanet.com/ subject/2005/2005-07/29/content_4756832.htm.

[11]许汉三.黄炎培年谱［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36.

[12]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226.

[13]邱钱牧.中国民主党派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78-79.

[14]新华日报，1938-11-02.

[15]统一战线人物志（第1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20-21.

[16]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805.

[17]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3辑［Z］.80.

[18]新中华报，1941-02-20.

[19]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