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8日，重庆各界举行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和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成立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发表抗日宣言和通电，工商界坚决抵制日货，民众团体和学生组织抗日义勇军、义勇队，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要求省政府派兵出川抗日，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1932年，重庆各界要求国民党当局和四川军阀停止内战，出兵开赴抗日前线，并发动献金运动，把捐款汇到上海，支援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8月重庆各界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敦促国民党当局和四川军阀刘湘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6年6月，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陶敬之等在重庆成立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通过《商务周报·副刊》（又称《山村》）的名义，开办暑期讲习班，培养抗日救亡运动骨干；以重庆救国会为基础，先后成立了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和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以各种形式先后开展了援助绥远抗战募捐、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等活动；重庆救国会还通过《商务日报》、《新蜀报》宣传抗日救亡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从而掀起了重庆地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

抗战全面爆发后，各中间党派的领导机构纷纷迁到重庆，特别是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等中间党派的领导机构迁到了重庆。这些党派组织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团体，极大地推进了重庆及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如抗战爆发后，救国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组织了中国青年救国团，第三党组织了青年抗敌救国团、抗日反蒋同志会、中华抗日同盟会、青年抗战工作团、黎明抗敌剧团以及抗日学生团体草原社等。其中，黎明抗敌剧团和青年抗战工作团，主要进行抗日宣传和教育青年的工作，并活动到抗战胜利。1938年11月，救国会成员史良参加组建了重庆妇女界抗战救国会，组织动员重庆妇女界支持、参与抗战。1939年下半年，救国会沈钧儒在重庆组织了十七人座谈会（又称高级干部会议）以加强协调、联系和指导全国各地救国会成员的抗日民主运动。1940年，职教社黄炎培等领导人与部分职教社成员在重庆成立了抗日团体国讯同志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参与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等。1942年宋庆龄等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大同盟（简称保盟）中央机构，继续对外宣传抗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人华侨援助中国抗战。中华职业教育社还组织江苏国难会、抗日救国研究会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8月，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在广西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保卫大西南”号召，在苍梧建立了人民自卫自治活动委员会，组织抗日活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战。

二、直接参加前线和敌后抗战

重庆不是抗战的主战场，但迁到重庆的中间党派特别是第三党的一些成员有着参加前线和敌后抗战的光荣历史。第三党在1932年时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黄琪翔亲自上前线鼓励抗战将士奋勇杀敌，一面策动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员自动参加抗战，一面派出自己的成员组成义勇军，编入十九路军直接对日军作战。1937年8月，黄琪翔被任命为在上海参战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又被任命为总司令。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黄琪翔出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出征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第三党成员季方也受第三党中央指派到华东敌后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联络和组织地方武装抗日，深入华北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党成员刘春、何世琨、王一帆、覃汉川在河北，吴健东、张云川在安徽，均组织游击队与日军周旋。在晋冀豫一线，第三党更有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配合正规部队，牵制和骚扰打击日军，不少成员后来还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继续抗日。^[2]

乡建派、职教社、青年党等中间党派，运用自己丰富的办学经验，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向他们灌输抗日救国思想、战时知识及生产技术，不仅引导广大青年走上抗日道路，而且使他们成为抗战与战时建设的骨干。救国会主要领导到重庆后，包括沈钧儒等经常通过书信、人员往来等方式加强与全国各地救国会成员的联系，促进他们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与抗战活动，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加对日作战。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沙千里等在重庆还热情接待平、津、沪、宁等地的流亡爱国青年，成立战时训练班，进行军政训练，并组织部分青年参加军队，一部分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另一部分直接奔赴前线抗敌。(www.daowen.com)

在重庆，各中间党派领导人还积极联系和组织各自成员直接投入到抗战第一线或参加敌后抗日斗争，有的后来还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青年党党员2000余名自动报名参加东北义勇军的游击战，其中尤以青年党党员苗可秀领导的铁血军最为著名。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的日子里，通过各种方式，如举办妇女护士训练班，培训护理人员，把她们派到部队、战地后方医院，抢救抗战伤员，开展募捐、慰问等工作，并通过“保盟”争取外援等，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各地的抗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和独特的贡献。

三、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

抗战爆发后，各中间党派把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来进行，组织了多次慰问活动。

（一）发动募捐，支持抗战

1938年，在各抗日救亡团体、中间党派参加的重庆“七七”献金运动中，三天就募集献金10万元。抗战中，黄炎培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从重庆出发，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募集来大量资产，援助抗日斗争。致公党元老、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于全国抗战爆发后，发起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为祖国抗战筹措经费约330万美元，到抗战结束，其捐献的款项达5000多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