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重庆具有西部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经济实力，城市基础设施较为优越。第一，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中心。在长江沿岸的商埠中，重庆仅次于上海、汉口，居第三位。^[7]“重庆是工商世界”，^[8]其繁华程度“差不多可比上海的洋场”。^[9]第二，战前重庆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在大后方城市中是最发达的。当时居第二位的西安的工业资产只有16万元，仅为重庆的五十分之一。^[10]第三，到抗战爆发时，重庆都市气派十足。重庆城区交通、港口码头、供水供电、邮政电讯、文教卫生等近代城市设施已有了一定的规模，“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厅，油璧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11]重庆也素称文教昌明，为川东文化中心，故典籍中往往将重庆与成都相提并论，巴蜀文化遂成为我国古代西南文化的代名词。

三、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政治中心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机构设置与南京时大体相同，仍为“五权分立”设置，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大机构都在重庆办公。国民党中央机关、国民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事委员会都迁到重庆办公，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人物都来到了重庆。因此，重庆成为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党政军活动中心。当时，苏、美、英、法、波、荷、比、韩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使馆或办事处，有40多个国家同重庆国民政府保持着各种外交关系。1942年1月3日，同盟国公布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重庆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战时首都，与纽约、伦敦、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城市齐名。在联合国大厅的世界地图上，仅仅标出了中国四个城市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重庆，原因正在于此。

重庆还成为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中心。中共派驻国民政府陪都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和其他代表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先后抵达重庆，其中，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6人与在延安的毛泽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为我军驻重庆代表。中共在重庆建立了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作陆军新编第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并在此秘密设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中共在南部中国广大地区以及港澳等海外地区的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中央机构也纷纷迁到重庆。

各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在重庆时常聚集在一起座谈国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抗日救亡运动，催生了民盟、民联、民建、九三学社四个民主党派。如民盟就是由迁移到重庆的三党三派在民主宪政运动中逐渐联合而成的，民联是由谭平山、王昆仑等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团结抗日，通过举办民主同志座谈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民主党派组织。

第二节　随沿海工商业内迁重庆

大量沿海工商企业内迁重庆，随之而来的既有大量工商企业家、金融界代表人物，又有大量职业教育家以及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

一、内迁重庆概况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为使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经济基础，避免沿海骨干企业被日军摧毁，甚至被占领和利用，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骨干工商企业内迁到中国中西部地区，陪都重庆成为内迁的首选地区。

工业方面：1937年12月，首批内迁工厂到达重庆，到1940年，迁入重庆的工厂达351家。^[12]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工厂。据经济部1940年统计，民营工厂内迁的厂数448家，迁到重庆并复工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13]迁往重庆的不仅厂数多，门类较齐，而且不少是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厂，差不多都各有自己的专长和拳头产品，填补了重庆工业的大部分空白。如大鑫、上海、新民、恒顺、顺昌、大川六家钢铁厂被称为战时钢铁机器业的“六大金刚”，龙章造纸厂被称为“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也是开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康元制罐厂被认为“其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益丰搪瓷厂为“全国搪瓷业最大”、美亚绸厂是“中国最大之丝织厂”，还有大中华橡胶厂、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新亚药厂、中国标准铅笔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华生电器厂、华成电器厂、天原化工厂、申新四厂、豫丰纱厂、冠生园食品厂、商务印书馆等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这些厂带来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大批熟练技工，加上由政府兵工署直接安排迁往重庆的主要兵工厂，使重庆工业迅速脱胎换骨，奠定了战时后方工业发展的新基础，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和整个产业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

商业方面：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不仅加强了对重庆商业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且通过组建国营或官商合营企业来加强对重庆商业的调控。如复兴、富华（后合并到复兴）、中茶三家公司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国营公司，四川畜产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药材公司、四川桐油公司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官商合营公司。这些公司数量虽然不多，但资本雄厚，发展迅速，并有国家政权作为后盾，在重庆商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行业发展的骨干。同时，从沿海迁来的商贸企业也较多，使重庆汇集了各方资金，各方经商人才，沿海各地所有（而重庆原未有）的商业行业，促进了重庆商业行业的广泛发展。如在重庆饮食业中就有苏州人开设的“陆稿荐”餐厅，北平人的“丘二馆”、“丘三馆”，广东人的“冠生园”，湖北人的“四象村”，浙江人的“状元楼”等各种不同风味的外地餐馆。

金融方面：国民政府迁渝后，为了控制和管理金融，明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的总行迁到重庆，并准许各省地方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中央信托局等也迁到重庆。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西康等省纷纷在重庆设置行处，其他省营、商营银行等也纷纷内移，总数多达200余处。未能内移者，也相继在重庆设立分支行处。

交通方面：在抗战时期，沦陷区、战区的机关、企业、学校可以内迁，铁路、公路却无法内迁，但是各交通主管机关及其所属技术员工，用于交通的大量经费、大型交通企业、部分机车、机轨及其他交通器材等，大多移向了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如原长江中下游的一些轮船公司一面承担军运支前和厂矿、机关后撤运输，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向西迁徙。撤到重庆的有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三兴轮船局、大达公司等近十家，^[14]以及为数不少的小型轮船。出口物资运输处、中国运输公司等大型运输企业都在重庆设有分部，还有数十家公私合营企业和民营运输商迁入重庆。同时，重庆向东、南、西、北各方，甚至向海外出口通道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两家航空公司中的最大一家公司——中国航空公司本部也于1938年1月迁到重庆，使重庆成为当时大后方的航空中心。

二、重庆成为大后方的经济中心

大量工商交通企业内迁重庆，重庆在成为国统区的政治中心的同时，也迅速成为大后方的经济中心。

首先，重庆成了国统区的工业中心。战前重庆只有工厂77家，资本881万元，分别占全国工业的1.96%和2.6%。^[15]而且轻重工业门类不全，仅有16个主要行业，大部分规模较小，机器使用面低，总体上处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阶段。8年后的1945年，重庆工厂数达到1690家，占到整个大后方工厂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尤其是机器制造工厂占到大后方的五分之三左右，资本总额272.6亿元，占大后方的一半^[16]，初步形成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为骨干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成为一个大后方工业最集中的城市和中国西部最大的工业基地。这是重庆成为国统区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和主要标志。

其次，重庆成了国统区的金融中心。战前重庆只有9家银行总行及23家钱庄、银号，资本总额（国家银行的资本未计）为1600.6万元^[17]。抗战时期，国家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国家金融机构及其他商业银行和沦陷区省市银行机构纷纷迁往重庆，并专门设立四联总处，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负责执行政府战时金融政策，使之成为控制全国金融的最高权力机关，使重庆金融业获得空前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金融业最集中、金融资本最活跃的地区，重庆金融业主宰了整个大后方的金融市场。到1943年10月，重庆银行资本总额已达57825.8万元。^[18]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有省、市、县银行30家，商业银行57家，外商银行2家，钱庄、银号银公司、信托公司等24家。^[19]

第三，重庆成为国统区的商业中心。战前重庆虽然是西南最大商埠，但小本经营的商贩较多，资本额较大的民营商业企业为数极少，2000元以上资本者仅700余家，^[20]商业总资本不过1000万元。抗战爆发以后，重庆商业加速发展，行业、商家、资本额、从商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都远远超过了战前。据统计，1942年，重庆的商业公司所拥有的资本额已超过了上海。^[21]重庆商业同业公会123个，大小公司商店27481家，商业资本60多亿元^[22]，而且商业门类齐全，经营品种繁多，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省的庞大商业网络。

第四，重庆成为国统区的交通中心。抗战前，重庆交通运输业以水运为主体，公路建设和汽车运输仅有初步基础，航空运输则刚刚起步。抗战期间，重庆的航道整治和水路航运、公路建设和公路运输，机场建设和空中运输以及水陆联运等均全面发展。到1942年，以陪都为中心，计有联运干线7条，总长8688千米，支线189条，总长29546千米。到1943年，重庆内河航线增加到112条，改善旧航线7741千米，开辟新航线5227千米。^[23]重庆飞机飞行里程由267.3万千米增长到684万千米，客运人次由23000人增长到36000人，货运量由440吨增长到19752吨。^[24]重庆—香港、重庆—仰光、重庆—河内等国际航空线的开辟，促进了重庆城市国际化，大大提高了重庆的国际声望。

三、民族工商业者队伍的壮大是民主党派在重庆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

由于沿海大量工商企业内迁重庆，也由于重庆经济的高速发展，全国著名的大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如胡厥文、章乃器、吴羹梅、吴蕴初、颜耀秋、余名钰、胡西园、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崔唯吾、范崇实、古耕虞、何北衡、胡仲实、胡子昂、康心如、林继庸、马雄冠、宁芷、潘昌猷、庞赞臣、寿景伟、宋师度、陶桂林、王性尧、温少鹤、吴承洛、吴晋航、吴麟书、周荟柏、周仲宣、庄茂如等都迅速聚居重庆，重庆民族工商业者队伍迅速壮大。在此基础上，重庆的工商业团体组织相继成立，为民主党派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8年4月，重庆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其成员最初有40多厂家会员，到1945年便发展到230多厂家会员，几乎包括了所有迁川的重要工厂。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发起人为胡厥文、章乃器、吴羹梅、庄茂如、马雄冠、吴蕴初、颜耀秋、周仲宣等迁川工业企业家，以迁川的上海机器厂负责人颜耀秋、龙章机器厂负责人庞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马雄冠、吴蕴初、余名钰、胡西园、林美衍、李奎安、庄茂如等企业家为执行委员。^[25]

1938年7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四川分会在重庆成立，以张群为名誉理事长，以经济部长翁文灏、交通部长张公权为名誉理事。^[26]其后西南实业协会总会也于1939年9月在重庆成立，张群、钱新之、缪云台、何辑五、项康元、周作民、吴晋航、周季悔、顾毓、刘航琛、张澍霖、张肖梅、张禹九、何北衡、胡叔潜、林继庸、吴蕴初、蔡承新、程觉民、范旭东、浦心雅、孙越崎、康心如、康心之、潘仰尧、寿毅成、徐柏园、范英士、戴自牧、王志梓、方显廷等35人为理事，刘鸿生、王振芳、朱伯涛、席文光、张丽门、宁芷、何廉、卢作孚等15人为监事。^[27]该会会员以工业界、金融界人士为主，并有经济行政部门主管、经济界专家、学者参加，由于政治上有政界人物翁文灏、张群、张公权等人为背景，是后方最有影响的工业团体。

1938年12月，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在重庆成立，成立大会上选出赵秉三、王性尧、康心如、宋师度、陈叔敬、潘仰山等15人为理事，宁芷等5人为监事，^[28]会长（理事长）一职长期由工业家潘仰山担任。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成立后的活动，“以联络感情，互谋改进业务，力求产销合作，推动国货发展，增进对外贸易及公共利益等项”为宗旨。^[29]

1939年2月，中华工商协会在重庆成立，发起人有潘昌猷、宁芷、颜耀秋、吴承洛、何北衡、范崇实、寿景伟、吴晋航、胡仲实、庞赞臣、宋师度、周懋植、欧阳仓、温少鹤、康心如、胡子昂等，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共有200多个。个人会员有潘昌猷、宁芷、颜耀秋、吴承洛、何北衡、范崇实、寿景伟、吴晋航、胡仲实、庞赞臣、宋师度、温少鹤、康心如、胡子昂、周荟柏、吴麟书、古耕虞、胡西园、王性尧、吴羹梅、林继庸、陶桂林、崔唯吾等著名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团体会员有四川水泥公司、大原电化厂、龙章公司、上海机器厂、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公司、冠生园食品公司、上海五金厂、聚兴诚银行、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四川丝业公司等著名厂商。

1940年10月，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筹备召开实业界星期五聚餐座谈会，以联合西南实业、金融界，共谋发展，获得了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80多个经济团体的支持。参加人员每次一般都有二三百人，最少也有一二百人，星期五聚餐会成为当时后方工商界的盛举。

1943年4月，由吴蕴初、胡西园、颜耀秋等发起，吴蕴初为理事长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成立，开展以手工业合作为主的工业合作事业，在抗战中期比较活跃，是后方民营大中企业负责人为主的一个企业家组织。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准备发动内战，加之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榨以及美货的充斥，国统区的中小工业处境极为困难，为了求得生存，亟待组织起来，寻求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积极推动并帮助建立了中小工厂联合会。该会于1946年3月成立，当时参加的厂家有280多个，到当年9月发展到涵盖全国23种工业的1186个厂家，成了国内最大的由中小民族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组成的工业团体。^[30]

各种企业团体的出现，使后方工商企业家群体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整合。他们在争取经济民主的斗争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如果不问时局，不问政治，只是一味强调经济民主、生产自由，民营企业是没有出路的，从而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成为产生民主党派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成为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基础。

第三节　随沿海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内迁重庆

随着国民政府及大批工商企业迁渝，各种教育文化科研机构也积极内迁重庆，以满足重庆物质、精神文化发展需要和各种人才培养的需求。

一、沿海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内迁重庆概况

抗战期间，沿海高校纷纷迁到重庆。在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备案的108所高校中，迁渝高校为14所，即：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包括北平铁路学院和唐山工学院属分校）、复旦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上海医学院、朝阳学院、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在这108所高校中，部分院系迁渝的高校有7所，即：北平师范大学的劳作师范专修科、金陵大学理学院的电机工程系和电化教育专修科及汽车专修科等班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沪江大学的分校、东吴大学的法学院、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南通学院的医科。总计21所，占内迁58所高校的21.14%。到1946年止，国民政府教育部新增备案的正规院校中，迁渝高校又增加10所，即贵阳医学院、江苏医政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药学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蒙藏学校（边疆学校）、华侨工商学院、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非教育部管辖或地方非正规高校迁渝的还有16所，即中央政治学校、兵工专门学校、陆军大学、海军学校、中央测量学校、明治新闻专科学校、歌剧学校、支那内学院（南京佛学院）、医药技士专门学校、税务专门学校、窑业专科学校、南林学院、宪兵学校、陆军军需学校、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新辉法商学院。因此，迁渝单位、迁渝人士新办高校，抗战时期内迁重庆高校在61所以上。^[31]

抗战时期，国家及沿海各种文化机构及设施诸如国立图书馆、博物馆、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学术团体等100多个文化单位迁到重庆，特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戏剧界、美术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国立中央图书馆等，都是中国最具声誉、影响最大且负有领导任务的文化单位。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迁渝的科研机构、科学学会、高等院校科研所（室）等达百余家，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所、水利化工研究所等。此外，重要的迁渝单位还有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四川地质研究所等。除了官方的科研机构外，重庆还汇聚了许多民间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主要有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等百余家。特别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科研机构，长期执中国科学研究之牛耳。中央研究院共建有13个研究所，拥有400余名高级科研人员，多数为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是重庆科学研究的主体。

大批重要的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全国性学术团体迁到重庆，使重庆地区的教育、文化、科研能力空前壮大，极大地提高了重庆教学科研水平和文化创作能力。

二、重庆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教育文化科技中心

首先，成为教育中心。战前的重庆仅有3所高校，即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其中仅有重庆大学进入了1936年教育部108所高校排行榜。重庆的大学，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学科不齐全，在校大学生不及500人。1944年底，重庆高等学校在教育部154所高校排名榜上，拥有27所，占在册高校的17.5%。这里还不包括中国政治学校、陆军大学、歌剧学校等近30所非教育部管辖或非正规高校以及随后迁入的其他高校。从招生人数看，抗战中期，重庆区域大学生人数已达7000人，仅次于上海区（约7400人），占全国16.67%。^[32]同时，重庆的职业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出现了空前大发展的局面。1944年，中学的数量增加到72所，在校学生25449人；小学发展到284所，入学儿童73947人，教师3316人。^[33]重庆的人口素质得到空前提高，到1945年，在重庆人口中，大学毕业和肄业占5%，中学毕业和肄业占17%，小学毕业和肄业占34%。^[34]重庆教育的大发展，为战时中国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也为重庆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其次，成为文化中心。与重庆教育的空前发展相适应，重庆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并呈现出相当的繁荣。不仅有一大批全国性的文化机关、学术团体、报纸杂志、新闻出版、书社书店等100多个单位迁到重庆，还新建和创办了130余个全国性的文化机关、学术团体，如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交响乐团、中国著作人协会、国立中央美术馆、中国万岁剧团，使重庆成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反抗法西斯的文化活动中心、舆论宣传中心、对敌精神作战中心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在重庆先后设立的通讯社有36家，出版的报纸有113种，出版的杂志有604种，开办的书店有146家，印刷社、所160余家。《抗战文艺》、《七月》、《文艺阵地》、 《文学月报》、《中原》、《文哨》、《天下文章》、《时与潮文艺》、《戏剧岗位》、《中国诗艺》、《诗歌丛刊》、《文艺先锋》等刊物在重庆相继问世，《腐蚀》、《寒夜》、《火葬》、《淘金记》、《财主的儿女们》、《火把》、《泥土的歌》、《火雾》、《射虎者及其家族》、《马凡陀山歌》、《屈原》、《草莽英雄》、《蜕变》、《风雪夜归人》、《雾重庆》、《升官图》等显示大后方文学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品在重庆先后出版发行，而在重庆举行的各种全国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如讲演会、招待会、报告会、座谈会、纪念会、庆祝会等几乎是无日不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美术、报刊、艺术、绘画、摄影、古物等全国性的展览在重庆也比比皆是，而每当一年一度的文艺节、戏剧节、诗人节、美术节、音乐节、教师节、儿童节等庆祝和纪念活动更是盛况空前。^[35]

第三，成为科技中心。大批科技机关及科研精英云集重庆，使得重庆科学技术呈现出具有国家水平、学科覆盖面广、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等显著特点，使重庆地区的科学研究能力空前壮大，创造了相当多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工业技术方面，在钢铁冶炼技术、机器工业技术、棉纺织技术、采煤技术、橡胶工业技术、化工制碱技术方面都有巨大进展，大小发明就有500余项，为中国有史以来之最，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刘克生研制的5吨小型炼铁炉，汤仲明研制的动力机，王景折研制的辐射式汽缸旋转压风机，李耀滋研制的自动节油机，承纪元发明的硬脂酸，徐卓卿发明的氧化铬新型，夏勋铎发明的新型氨化合物，王汉曾发明的烧碱木屑制纯碱法，林一民发明的用碱制纯碱及松油代柴油法，侯德榜发明的侯式制碱法，张钊研制的转缸式飞机发动机，曾竹仪发明的照相干板，袁开基发明的安息香油等。^[36]农业技术方面，在培育与推广稻麦反杂粮的优良新品种，蔬菜、水果、茶园的改良，蚕桑优化，农作物防病治虫，家畜防疫治病，合理使用化肥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础理论方面，也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如中国学者关于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研究，关于原子核及宇宙射线的同子理论研究，关于地球旋转对大地构造影响的研究，关于动物脑研究，关于四川鱼类研究、鲫鱼鲤鱼分类统计，关于橡胶植物薛荔的发现和研究，关于川康滇铜矿的研究，关于东亚大型涡旋运动之研究，关于东亚环流指数变化与中国天气，关于北半球环流强度与天气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特别是李四光撰写的《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标志着李四光地质力学的创立。

三、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是民主党派在重庆形成的又一重要基础

我国民主党派的成员主体是知识分子。由于沿海大量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内迁重庆，也由于重庆教育文化科技中心的形成，重庆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在此基础上，重庆的教育文化团体组织相继成立，为民主党派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众多学校、文化机构、新闻单位的内迁，成千上万不同性质、不同派别、不同区域的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电影艺术家等教育文化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社会名流、国家精英、民族精华，犹如百川归海齐集重庆。据统计，有20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迁到内地。重庆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科教文化界的杰出学者，如数学方面有：何鲁、孙光远、段调元等；物理方面有：吴有训、周均时、严济慈、谢立惠、吴大猷等；化学方面有：侯德榜、张洪沅、杨公庶、高济宁等；工程学科方面有：胡庶华、税西恒、茅以升、金锡如等；地理方面有：胡焕庸、竺可桢、李旭旦等；地质方面有：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等；生物方面有：童第周、陈邦正、卢于道等；土木建筑方面有：谭垣、杨廷宝、叶仲玑、丁观海等；农林方面有：梁希、金善保、薛培元等；医学方面有：蔡翘、刘昌礼、朱恒璧等；法学方面有：沈钧儒、史良、张友渔、潘震亚等；新闻方面有：顾执中、王芸生、陈铭德、周钦岳等；艺术方面有：徐悲鸿、张大千、马思聪、关山月、李可染、丰子恺、贺绿汀等；哲学方面有：梁漱溟、宗白华、侯外庐等；社会方面有：吴文藻、吴景超、许德珩等；经济方面有：马寅初、潘序伦、朱国璋、甘祠森、陈豹隐、章乃器等；心理学方面有：吴南轩、潘菽、萧孝嵘等；历史学方面有：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外国语言文学方面有：楼光来、王云五、曹靖华等；教育方面有：张伯苓、罗家伦、晏初阳、陶行知、黄炎培等；作家兼学者有：柳亚子、郭沫若、林语堂、谢冰心、梁实秋、舒舍予、茅盾、曹禺、田汉、胡风、巴金、孙伏园、阳翰笙等。

大量知识分子云集重庆，推动了各种文化协会、学术团体的诞生，促成了民主党派的诞生，成为民主党派的主要来源。如九三学社就是这样诞生的。1939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的指导下，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主要成员有中央大学的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李士豪以及重庆大学的谢立惠等大学教授和科学家。自然科学座谈会团结广大自然科学界人士，积极参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和文教工作者，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周恩来、潘梓年的授意下，于1944年底筹备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并于1945年7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正式成立，参加协会的有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100多位著名科学家及其他科学技术工作者。1944年下半年，为响应中共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丁易、税西恒等重庆文教、科学技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由潘菽介绍，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构成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主体，使民主科学座谈会成为一个以科学技术界、文化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政团。这个政团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第四节　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随着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代表也先后抵达重庆。1939年1月13日，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内秘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凯丰、吴克坚、叶剑英任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所管辖区域除了四川（川东、川康）、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等省以外，还包括港澳地区党组织以及同海外华侨的联络。到当年7月，在南方各省中共秘密党员就发展到5万余名。南方局的工作以公开合法的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和获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作为依托，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南方局成效卓著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一切爱国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汇入人民革命的洪流，为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建立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一、将团结中间势力作为重要工作任务

国统区的中间势力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各抗日党派与政治团体、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方实力派。他们在国统区有相当影响。毛泽东认为，“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37]“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38]1939年8月，毛泽东给南方局的工作任务就是：“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三、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坚定地创造性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策略，把统战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把团结中间势力贯穿南方局工作的始终，对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及推动和平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周恩来曾说道：“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39]

二、广泛团结党外人士

首先，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团结了一批中间力量。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议：“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得到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响应，他们纷纷发表政见，要求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能够有参政的机会。鉴于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危机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也深感有必要加强国内团结，决定设置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这一举动得到了各党各派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7月到1947年6月共举行过4届13次会议，除在武汉召开的一届一次会议、南京召开的四届三次会议外，中间的11次会议都在重庆举行。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即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各党派的共同合作”。在就建立国民参政会的问题同国民党谈判时，周恩来明确建议将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包容在内。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后，中共参政员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的讲坛，同三党三派及无党派参政员通过在参政会内外的协商与配合，在坚持抗日、讨伐投降叛国的汪精卫和争取抗日的民主自由等方面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并推动中间党派的参政员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其次，采取多种形式，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抗战时的重庆已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周恩来以敏锐的眼光，紧紧抓住这一变化，提出了“争取民族工商界、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抗战”的统战策略。为了引导民营企业家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周恩来亲自撰写《“七七”四年》等文章，对官僚资本的本质和危害进行深刻的揭露。南方局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商务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报道、社论和专论，同情民族工商业的困难，反映他们的呼声，支持他们反对经济统治的斗争，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大后方一些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如“猪鬃大王”古耕虞、“铅笔大王”吴羹梅、“火柴大王”刘鸿生、曾经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的颜耀秋、吴蕴初（还担任中华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潘仰山、胡厥文等，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著名工商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胡子昂、潘昌猷，大后方重要经济社团西南实业协会常务理事中的民营企业家缪云台、卢作孚、康心如、吴晋航等。这些企业家的工作主要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亲自去做。南方局成立不久，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先后参观过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迁川工厂联合会举办的产品展览会、余铭钰的渝鑫钢铁厂等，他们每次参观都题词相赠，与许多迁川工厂的负责人建立了密切联系。重庆谈判期间，南方局还以毛泽东的名义举办茶会，招待大后方著名民营企业家。毛泽东在会见中不仅指出只有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40]。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又在西南实业协会的聚餐会上发表《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极大地消除了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思想疑虑，“在工商业界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这对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起了很大作用。这些著名企业家，后来很多成为民主建国会的骨干。(www.daowen.com)

第三，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左派及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亲自抓国民党左派及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周恩来除了加强与我党长期合作并对我党抗战事业给予大力支持的宋庆龄、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外，还积极做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的统战工作以及谭平山、王昆仑、柳亚子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即分别同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多次会晤，共商团结抗战大计，向他们讲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并应他们的要求派遣中共党员到其部队进行联络工作，还在各部架设电台，以便他们随时同中共直接联系，在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妥协退让倾向和法西斯独裁统治方面相互配合。对云南地方实力派领导人龙云，还在抗战爆发之前，即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开始与其进行接触。抗战爆发后，中共即派员至龙云部队进行统战工作，并架设联络电台。桂系在抗战初期同中共合作较好，经周恩来同李宗仁直接商谈，在李宗仁负责的第五战区设立了战区抗战委员会，以推动抗日救亡活动，中共还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前夕，桂系白崇禧等为了一己私利，转变了对中共的政治态度，破坏了桂林地区的民主空气。但桂系重要军政人物中仍有李济深、李宗仁坚持民主抗日的立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同李济深等的联系，还派中共党员到广西进行统战工作。南方局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促使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其中谭平山、王昆仑、柳亚子等成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者，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等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领袖，而绝大多数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在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蒋介石集团反动军队的有生力量、蒋家王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纷纷率部起义，从而大大缩短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进程。

三、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民主党派

民盟、民联、民建、九三学社从酝酿到成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感召，得到了南方局的直接帮助和鼓舞以及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支持。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经常与民主人士接近，不辞劳苦出席各界人士、民主党派召开的各种集会，不分昼夜地接待这些人士的来访，参加他们的茶会、酒会、聚餐会、联欢会、报告会，向他们讲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阐明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启发他们认清形势，积极扶持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和联合。

第一，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民盟，团结广大民主人士。抗战初期，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纷纷迁到重庆。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不但积极反共，而且对民主党派也进行限制、迫害，引起民主党派的日益不满。他们要求抗日，要求民主，他们活动的主要武器便是社会舆论。因此，这些党派不仅是一支抗日、民主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文化舆论力量。若能将他们团结过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坚持抗战十分有利。而这些民主党派在和国民党斗争的过程中，也深感力量微小且分散。为了自身的发展，也有联合起来的愿望。南方局和周恩来本着“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方针^[41]，大力支持并援助他们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参政会，取消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参政员资格，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在参政会中受到压制。在此形势下，各中间党派为争取生存，迫切感到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密切与共产党的合作，于是，他们与南方局联系，寻求中共支持。周恩来、董必武对此表达了“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之意”。1941年3月1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电报中称：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我们力促其成。不久中央回电，指出“积极支持民盟的方针是很对的”。3月19日，在南方局的支持下，张澜、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等在上清寺特园秘密开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建立后，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常去特园，与同盟领导人共商国是，促进内部团结。民盟为争取合法和公开地位，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对此，周恩来表示热忱赞同，并指示中共在港负责人廖承志给予四千元港币的资金支持，顺利促成《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正式出版。10月10日，该纸刊登了民盟在重庆成立消息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由此，民盟从秘密走向公开。

第二，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民联，团结国民党内的中上层民主派。皖南事变后，为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周恩来提出在重庆建立一个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员与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和上层人士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与中共配合工作。为此，1941年夏，南方局派王炳南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国民党左派及中间党派人士筹划酝酿，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为与1948年后成立的民革相区别，习惯称为小民革）。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小民革在组织上向文化界扩展，稳步发展，在政治上对统一战线、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43年初，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进步分子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帮助下，产生了一个举办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的想法，打算把关心时政的国民党民主分子联系在一起，座谈形势、沟通思想，团结民主同志，与国民党内顽固派势力进行斗争。同年春节后，第一次座谈会顺利召开，以后坚持了三年。此间，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许涤新、熊瑾玎等与座谈会的朋友经常交流，讨论国是。经一段时间酝酿，座谈会发展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为保险起见，民联成立的大会文件也是交给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印刷的。这个组织以争取国民党内中高级干部、团结民主派，发展反蒋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和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为重心。民联创办的机关刊物《民联》的一个特点，就是每期必有一篇分析形势较有分量的论文，为一般公开刊物所不能发表。这篇论文基本上是拿中共领导同志所作的内部报告加以改写的。

第三，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民建，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在南方局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的军布联谊社（194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1945年12月）和中小工厂联合会（1946年3月），都联络和结交了一大批大后方民营企业家。南方局积极支持和参与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的星五聚餐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的座谈会和中小工厂联合会的活动，支持他们的斗争、维护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在1944年和1945年，南方局多次举办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有时参加座谈会的民营企业家达三四十人之多。广大工商业者对周恩来和共产党十分信服，在中共的帮助下，进一步实现了联合，与官僚资本对抗到底。《双十协定》签订后，南方局支持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厥文、李烛尘、吴梅羹等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民建成立时，发起人中还有一些人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民建的中共党员。

第四，积极指导和帮助建立九三学社，团结广大科技界人士。为提倡先进的科学技术，早在1939年春，周恩来就指示潘梓年出面，联系科技界爱国人士，秘密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1940年初，在周恩来和潘梓年的指示下，座谈会的成员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大力宣传科普知识。《群众》周刊也发表了大量科普文章。特别是1942年为纪念伽利略、牛顿逝世300周年，《群众》周刊7卷8期出了特刊，并在《怎样来纪念这两位科学巨人》的社论中指出：“民族的革新和人类的进步，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上。科学是帮助我们获取智慧和光明的巨大力量。”^[42]此外，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还先后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民主科学座谈会和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为推动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讨论时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这一组织的建立，就直接得益于毛泽东的启发、鼓舞、支持和帮助。

【注释】

[1]重庆地方志总编室.重庆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57.

[2]唐润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述论［J］.重庆地方志，1992（4）.

[3]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J］.四川省政府公报，1940（100）.

[4]重庆档案馆.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28.

[5]四川月报，1932，1（5）：75.

[6]卢国纪.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G］//重庆抗战纪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7]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10.

[8]黄炎培.蜀道［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5：38.

[9]黄九如.中国十大名城游记［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41：106.

[10]韩渝辉.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0.

[11]吴济生.新都见闻录［M］.上海：上海光明书局，1940：15.

[12]重庆市计划委员会编.重庆经济综合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45.

[13]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215.

[14]江天凤.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507.

[15]韩渝辉.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19.

[16]韩渝辉.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101，119.

[1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金融［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金融［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

[19]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三十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概况［M］.1941：78.

[20]四川月报，1937，10（4）.

[21]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49.

[22]陪都工商年鉴［M］.重庆：文化书局，1945：7.

[23]杨光彦.重庆国民政府［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29.

[24]中华民国统计摘要（1944年）［G］//韩渝辉.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273.

[25]林维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M］.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26.

[26]本会纪略［J］.实业通讯（创刊号），1940（1）：42-43.

[27]本会纪略［J］.实业通讯（创刊号），1940（1）：42.

[28]国货厂商团体联合会成立［N］.商务日报，1938-12-21（3）.

[29]白鸟.介绍国货厂商联合会［N］.商务日报，1944-1-12（4）.

[30]徐崇林.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J］.重庆文史资料选辑.1978（1）：106-107.

[31]张成明，张国镛.抗战时期迁渝高等院校的考证［J］.抗日战争研究，2005（1）：169-181.

[32]强重华.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337.

[33]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出版地不详］：商务印书馆，1948.

[34]重庆市政府.重庆要览［M］.［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45：18.

[35]唐润明.近代以来重庆100件大事要览［N/OL］新华网，2007-01-21.http://www.cq.xinhuanet.com/10th/ 2007-01/21/content_9097019_1.htm.

[36]何一民.抗战时期重庆科技发展述略［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49.

[3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8.

[3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7.

[39]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辑［C］.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58.

[40]许涤新.毛主席到重庆谈判［G］//重庆谈判纪实.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403.

[41]周恩来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460-461.

[42]南方局党史资料6文化工作［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