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林森一行乘船循长江抵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新址正式办公。行政院即通令各省市政府及西康建省委员会、威海卫管理公署，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转电知照。”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举行迁渝后的首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渝办公。

尽管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已经在重庆开始办公，但当时迁到重庆的只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少数部门，多数部门特别是那些主要职能部门，诸如军政、外交、经济、财政、内政、交通等部门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等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等均齐集武汉，因此当时的武汉才是中国实际上的指挥中枢和领导中心。

1938年夏，日军打到武汉，留在武汉的各中央党政机关又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才又纷纷迁往重庆。8月5日，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全部迁到重庆，并相继开始办公。12月8日，在国民政府战时中枢决策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军事委员会移重庆办公和蒋介石飞抵重庆，标志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过程的最终完成，重庆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

二、迁都重庆的原因

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1月30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即陆续迁往洛阳办公。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以西安为陪都，洛阳为行都。但在1938年8月13日，日军再次进攻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什么要迁都重庆呢？(www.daowen.com)

这是因为重庆位于中国内陆，是座著名的山城，山高路险，又位于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中，在和平时期作首都当然没什么优势，但在战争时期的相对优越性就日益凸现了。

一是安全有保障。安全有保障是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之所以迁都，就是因为首都南京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安全无保障。重庆在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处于中国的腹心位置，东有巫山和长江三峡，北有秦岭、大巴山，南屏云贵高原，西临横断山、青藏高原，只有长江一线与外部相连，是一个退可守进可攻的军事重镇。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既远离战区，又有巫山、长江三峡的天然屏障，可以有一个相对安定与安全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重庆地形复杂多样，有利于战时工厂为防空而疏散布局，也有利于战时的民用防空疏散，加上雾季长，可以减少敌机空袭的损害。

二是重庆周边农业发达、资源条件极好。第一，重庆所处的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农业发达、出产丰富、人口众多，是我国著名的天府之国，能满足大量内迁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第二，重庆周围拥有丰富的能源，能保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重庆周围有大煤田，而且煤质极好，品位极高，可以炼制焦煤。煤田分布在江河沿岸，水运条件好，还有长寿和小三峡的水力发电资源，以及巴县石油沟和綦江流域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第三，重庆周围拥有丰富的工业原材料，能保证工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刘凤梧在1934年出版的《四川矿产勘查纪实》就盛赞道：“吾川矿业之丰，在全中国实鲜伦比，如川省西部五金俱全，……巴蜀盆地则无地无矿，无地无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