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草原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穆斯林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丁明俊

蒙古族穆斯林是我国较为独特的一个民族群体，主要居住分布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东北部的罕乌拉、敖伦布拉格、巴彦木仁、乌素图、宗别立、巴音浩特等苏木（即乡级行政单位）和镇，人口有1500人左右。巴彦淖尔盟也有少量蒙古穆斯林。当地人们称他们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他们的语言、文字、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同于蒙古族，以放牧为主，但信仰伊斯兰教，饮食习俗基本同于回族，他们与其他蒙古族一样喜食奶食品。婚嫁习俗也和蒙古族相同，不同之处则要请阿訇主持婚礼，有少量伊斯兰教程序。解放以前，他们一般不与蒙古族、汉族通婚，如有通婚者，对方必须加入伊斯兰教，与回族通婚则不受约束，但由于受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与回族通婚者不多，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衰微，教职人员缺少，与蒙古族通婚者渐多。“90年代中，天葬、火葬等葬法也时有出现。蒙古回回除虔诚信仰伊斯兰教、参加伊斯兰教活动外，也参加喇嘛教的各种庙会、经会等活动，但他们只承认自己是伊斯兰教徒，不承认是喇嘛教徒。蒙古回回除过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外，也同汉族人民一样过春节、元旦、中秋节等传统节日”⁽¹⁾。由于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说蒙古语，使用蒙古文字，也与当地蒙古族过着同样的牧业生活，并在政治上很早以来属阿拉善左旗管辖，只是在宗教信仰上与阿拉善左旗的其他蒙古族不同，不信藏传佛教而信伊斯兰教，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及历次人口普查中，他们被确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2003年至2004年，我们多次深入蒙古穆斯林居住区进行田野调查，这些蒙古族穆斯林以放牧为主，两家牧民点相距10多公里，居住极为分散，再加交通不方便，给调查带来许多困难，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每天只能走访三四户人家。现将根据查阅的一些资料及调查所得，撰述如下。

一、蒙古族穆斯林之历史来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阿拉善左旗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进行过调查研究，如嘎尔迪《我国西北地区操蒙古语的穆斯林来源考略》（载《甘肃民族研究》1993年第1～2期合刊）、《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蒙古人之由来》（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2期），王玉霞《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穆斯林》（载《回族研究》2001年2期），辛秀文、马怀诚《伊斯兰教在阿拉善传播发展概况》（载《阿拉善盟文史》第4辑）及其他资料。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也有学者对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做过调查，他们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对这部分蒙古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作了论述，着重探讨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陈国均先生在其《阿拉善经济状况》一文中写道:“他们为前清乾隆时扎萨克罗布藏多尔济远征带回受降兵卒之哈萨克人，俗称‘缠回’人，迄今归华已久，一如旗内蒙民，说旗话，习旗俗，唯奉回教戒律，今居旗内沙金套海、可是儿四镇等一带，约二百余家。”⁽²⁾陈先生认为他们是罗卜藏多尔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时带回受降的哈萨克人。

2.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老磴口（今巴彦木仁苏木）考察时，对这部分蒙古穆斯林有所记载，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贺兰山的四边》一章记述到:“我看他们高高的鼻子，略带灰色的眼睛，不和普通蒙古人一样，知道他们正是‘回回蒙古’或‘蒙古回回’这一特别民族。他们现在住蒙古包，说蒙古话，穿蒙古服装，也过蒙古游牧生活，政治上属阿拉善旗管辖。但是他们不信仰喇嘛教，而信仰回教，从很远的地方请来回教教主为他们念经。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祖先是哈密人，迁移到阿拉善旗来的。故大致为新疆东土耳其人（缠回）之一支。后来血统与生活被蒙古人所同化，而宗教则尚存旧日之传统，他们现在三百余家，散处在磴口西北一带。”⁽³⁾范长江认为是新疆哈密“缠回”一支。缠回是清代对维吾尔族的称呼，因其信仰伊斯兰教，而且用白布缠头，故得“缠头回回”之名。

3.蒙古族学者图布吉日嘎拉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之由来》一文中认为，早在清初和罗理率部移居今阿拉善旗时，在他所属部族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萨伊润、安答加、巴拉沟德（蒙古）、维吾尔、准噶尔（蒙古）等五姓部旗的部分人被安置在阿拉善旗东北部游牧，其后在乾隆年间又来了一批系属相同的人和（部分）甘、青地带的哈萨克人、撒拉人构成了今天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⁴⁾。

4.辛秀文、马怀诚在《伊斯兰教在阿拉善传播发展概况》一文中写到:“根据清光绪三年（1878年）十月二十六日宁夏将军库车勒巴图鲁克致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的咨文中写明，这部分蒙古回回，确系阿拉善先王阿宝于康熙年间从青海带领部众迁移来阿拉善大草原时从青海西宁一带带来的一百余名缠头回回。先安排在克卜尔滩，集中居住，游牧为主，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近百户。”

5.蒙古学者嘎尔迪先生认为:“蒙回是清康熙年间至雍正初从青海境内迁移到阿拉善地区的‘托茂人’。”⁽⁵⁾孙滔先生在《青海回族源流考》一文中讲到:“落户定居于贺兰山阿拉善地区的穆斯林，是明成化年间由缧加思兰、亦思马因从新疆巴里坤率领进入东蒙被称为‘多罗土蛮’部，其中既包括哈剌灰人、也克力人，也包括秃马人，该部先后由缧加思兰、亦思马因、满克、亦拉思、亦卜剌统领，后亦卜剌与达延汗争战，与亦卜剌有亲族关系的火筛，表面支持亦卜剌，实则投靠了达延汗，将亦卜剌的军备布防出卖给达延汗，致使亦卜剌失败率残部移牧青海，多罗土蛮归火筛统领。多罗土蛮部有7支，其中有的跟亦卜剌入青，有的因不满火筛的作为，摆脱其控制移牧贺兰山区，虽然他们淡漠了‘土满’、‘秃马’的称谓，但却始终既保持了蒙古族习俗，又保持了伊斯兰教信仰，被学者称为‘蒙古回回’，即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人。”⁽⁶⁾

6.据最新出版的《阿拉善左旗志·宗教》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和硕特酋长顾实汗之孙和罗理率所属部落迁徙阿拉善地区时，其中就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由哈尔顾特依玛目与黄杨阿訇率领随迁而来。后阿宝又从青海西宁带来缠头回回l00余人。阿拉善和硕特旗第3代王罗布桑多尔济随清军讨平新疆准噶尔部落时，受降者中有些信仰伊斯兰教。清乾隆年间，新疆的维吾尔商人来阿拉善旗经商，后来留下的部分人员中有信仰伊斯兰教者。他们主要在霍布日、哈鲁乃、沙金套海、哈拉和尼图、道兰素海等地居住务农，这便是阿拉善地区蒙古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开端，也是伊斯兰教传入阿拉善地区的开始。”

上述几种说法各有依据，大多认为这些蒙古族穆斯林清乾隆年间随和硕特蒙古酋长顾实汗及孙阿宝、重孙罗卜藏多尔济分几批从新疆迁来的哈萨克、维吾尔等人为主，后被蒙古族所同化，变成蒙古穆斯林。民国期间，一些学者对这批蒙古族穆斯林的生产生活也有零星记载。《宁夏轩录》一文说:“在三圣公之西的磴口，其地夙称黄河要津，凡经商者，必以此为互市之地”，“居民之中，蒙回最多，皆经商为业”⁽⁷⁾。《伊斯兰教在宁夏》一文也记载:“在磴口附近克泊尔滩有‘蒙古回回’约五百余户，他们在政治上虽属阿拉善旗政府所辖，则与宁夏境内的穆民是取得密切的联系的。”⁽⁸⁾《阿拉善旗概况》一文记载:“明朝末年，新疆四卫拉特中之准噶尔部渐强，和硕特部常被侵掠，清初和硕特部酋长顾实汗四避准噶尔，率部移牧宁夏，其长子和罗哩、次子和卢，率幕万余，避居大草滩……罗布藏多尔济勇敢善战，颇有名于当时，故现今阿拉善左旗沙金套海一带，尚有从征时所受降卒哈萨克人，归化日久，一如旗民，惟其中一部尚奉回教，所持戒律仍同回俗。”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蒙古穆斯林世代内部相传，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三代王爷罗布森道尔吉被清廷调遣于1750年春从阿拉善率部前往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战事平息后，率部回旗，随军带来一部分战俘，其中有200余名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战俘。这些穆斯林以谢（色仁）、安（安建扎）、胡（巴日古德）、乌（维古德）四姓为主，后来又从哈密前来做生意的左、段、哈三姓在这里定居，这七姓构成今天左旗蒙古族穆斯林的最早来源。2003年11月26日是穆斯林开斋节，我们在左旗敖伦布拉格苏木别克太清真寺调查时，遇到蒙古穆斯林谢丑路代，今年73岁，他说我的祖先是哈萨克族，迁居到这里已200多年，后来与蒙古族通婚，讲蒙古语，但保留伊斯兰信仰，也参加蒙古族祭敖包活动。有时在家中礼“主麻”，会念“清真言”，今年没封斋，主要是身体不太好，过去有时封斋。他说谢、安、胡、乌、左、段、哈七姓是左旗蒙古族穆斯林的最早祖先，原属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现都变成蒙古族。

笔者查阅《蒙古游牧记》第11卷有段资料记载罗卜藏多尔济在参与平定准噶尔叛乱时与哈萨克兵交战，最后俘获哈萨克兵的详细记载:“罗卜藏多尔济，初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驻军巴里坤，侦河逆由博罗塔拉走阿卜克特，偕副都统爱隆阿等，分道驰击。抵塔尔巴噶台，谍辉特贼巴雅尔，伏岭险，捕之，贼遁，尾六日，次爱唐苏。哈萨克兵二百余遮道。罗卜藏多尔济等仅数骑，鏖击之，哈萨克俱乞降，巴雅尔寻就诏。诏晋封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二年，“（罗卜藏多尔济）从定边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剿叛贼哈萨克锡喇及布库察罕等，抵落霍斯，贼据冈拒，聚击之，达布库察罕兄阿都齐，进兵哈鲁勒托罗海，侦布库察罕由库克乌苏走哈萨克，将往索。定边将军兆惠以兵屯阿勒坦额默勒，剿喀沁喇宰桑恩克图等于库陇癸岭，恩克图就哈萨克，寻以布库察罕献，赏三眼孔雀翎。二十四年，回疆抵定，诏携所部兵与饮至宴形紫光阁，御制赞曰:‘渭阳所出，扎萨颖材，命帅本部宜力龙堆，及爱隆阿单骑见虏，降哈萨克，厥功甚钜。’三十年，晋和硕亲王，赏元狐裘及黄辔。四十七年（1782年），诏世系罔替，佐领八，牧地当贺兰山西，龙头山北”⁽⁹⁾。

这段资料详细记载了阿拉善旗第三代扎萨克和硕亲王罗卜藏多尔济参与平定准噶尔叛乱，与哈萨克兵接战，其200余名哈萨克兵在头目巴雅尔带领下受降，归顺罗卜藏多尔济。新疆战事结束后，罗卜藏多尔济被晋封为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赴京，受乾隆帝宴请，并御制诗一首，赞扬其降哈萨克及战功。乾隆四十七（1782年）年领部下及受降之哈萨克兵驻牧于贺兰山以西、龙头山以北广大地区。这可能是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的最早来源，距今已有220余年。另据《清史稿·列传》记载，罗卜藏多尔济曾协助清军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军剿萨拉尔逆回于华林寺，四十九年，又剿逆回于石峰堡邸居，是部皆以兵从，均有功”。这是继新疆战事平息后，罗卜藏多尔济在兰州华林山及甘肃石峰堡（甘肃通渭县）与撒拉族与回族的军事接触，但没有提及有受降人员。

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第二种来源应为清末及民国时期部分回族逃难或做生意深入蒙古地区，入赘或招婿于蒙古族或蒙古穆斯林，但仍保持伊斯兰信仰，亦被称为蒙古回回，他们与蒙古族长期生活在一起，说蒙语，穿蒙古服，以放牧为生，其户籍登记仍是蒙古族。2004年4月17日至19日，我们在范长江当年到过的老磴口，即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木仁苏木进行过调查。巴彦木仁苏木有3000多人口，其中70%以上是回族，是内蒙古自治区回族最集中的一个苏木，这里的回民大多来自宁夏平罗县。据当地人讲，老磴口紧靠黄河边，解放前，商业比较发达，被称为旱码头，许多回族做盐生意，或拉骆驼，做“脚户”，他们用骆驼将盐从吉兰泰运抵磴口，然后装船沿黄河运往包头等地。这些回族“脚户”拉骆驼运盐途中，穿越蒙古穆斯林游牧点，时间一长，相互之间很熟悉，一些回族“脚户”招婿于蒙古穆斯林家庭。后来火车直通吉兰泰，回族“脚户”这一职业也随之消失，过去商业较发达的老磴口逐渐走向衰落。我们在巴彦木仁苏木（即老磴口）寻访到一位缠头回回，他叫杨巴图，当时57岁，在苏木兽医站工作。他说:“我们老根子是宁夏平罗回民，父亲在世时还与平罗亲戚常有来往。我祖上是给蒙古王爷打工，后招婿于蒙古王爷家，我们杨家发展到现在有一百多口人，现户口登记为蒙古族，但信仰伊斯兰教，两大节日（指开斋节和古尔邦节）都上清真寺，遇父母亡故忌日请阿訇来家念经。我在左旗二中毕业，后参加工作，蒙语好，汉语一般。左旗除新疆迁来的谢、安、胡、乌、左、段、哈七姓外，其余马姓、杨姓、王姓蒙古回回老根子都是回民。我的妻子李秀琴原是石嘴山围闸汉人，养母是蒙古人，她也成了蒙古族。家里有蒙古服装，平时不穿，儿女结婚或重大节日时才穿。缠头回回的婚姻程序与蒙古族一样，很复杂，要问男女生辰八字、提亲，定亲那天双方亲家要喝两天酒，缠回与蒙古族联姻、来往比较多。如果结婚双方一家是缠回，一方是蒙古族，先请阿訇念‘尼卡哈’（证婚词），然后请喇嘛念经。蒙古人很重感情，认为婚姻不是买卖，婚礼期间唱蒙古歌曲，如《美丽的阿拉善》等。蒙古人结婚，如果有缠头回回参加婚礼，请阿訇按伊斯兰教法宰羊和回民厨师做饭。缠回对蒙古人也很尊重，有时随蒙古族朋友一起祭敖包，普遍都参加那达慕大会，主要是为了娱乐，有时也参加一些佛事活动。”杨巴图还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堂兄杨尔撒还住在巴音浩特。他母亲去年去世，都是一个杨家，追溯到一百年前都是回民。

2004年5月初，我们到巴音浩特进行调查，据韩阿訇介绍，巴音浩特镇有50多户缠头回回，主要是国家干部和做生意者，我们根据杨巴图提供的线索找到杨尔撒家，杨尔撒今年66岁，与老伴王哈代在家，老两口都是缠头回回，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杨尔撒说我太爷是平罗宝丰回族，曾给蒙古人放羊拉骆驼，后入赘蒙古家，一直在克泊尔放牧，因女儿在巴音工作，也把老两口接到这里居住，儿孙还都在牧区放牧。大女婿是宁夏贺兰回民，二女婿是蒙古族。三个儿子，有一个娶缠头回，两个娶蒙古族媳妇，两个蒙古族媳妇没有“进教”，也没有请阿訇念“尼卡哈”。

之后，我们又访问了另一家缠回吴翠兰。丈夫刘富仲在石炭井开煤矿，吴在家照看女儿上学。吴翠兰介绍，父亲吴占元是平罗临沙回民，招婿到缠头回家，就成了蒙古族，丈夫刘富仲是缠头回。

5月7日下午，我们在巴音街一家清真饭馆吃晚饭时，有一辆从乌素图来的客车停在饭馆门口，有一对年轻夫妻带一不到两岁小孩走进饭馆吃饭，夫妻俩一直用蒙古语交谈，我猜他们可能是缠头回回。经交谈，得知女的叫乌仁，经名赛力买，是缠头回回，丈夫是蒙古族，乌仁说老家在乌素图，父亲叫吴占林，蒙古名叫巴特图，曾是乌素图教育专干，现已退休。母亲姓杨，也是缠头回回。笔者怀疑她母亲是由回民变为缠回，问是否认识巴彦木仁杨巴图，她说杨巴图是她舅舅，证实了笔者的猜想。乌仁说丈夫虽是蒙古族，但结婚后生活习俗遵从自己，按清真习惯饮食。

回族因招婿、入赘变为蒙古族穆斯林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当今社会继续存在，因此使蒙古族穆斯林民族群体不断发展壮大。2004年5月7日，我们调查的另一家蒙古回回就说明了这一点。主人魏巴特尔，50多岁，曾当过老师、报社编辑、阿拉善文化处副处长、盟文联主席、盟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喜欢文学创作，曾用蒙文出版《晦涩岁月》、《阿拉善传说》等著作，是正统蒙古族，家住罕乌拉，参加工作后，现住巴音浩特。因他的妻子马英花是回民，饮食习惯按回民，也变成缠头回回。魏巴特尔讲:“我是蒙古族，我们家几代与缠头回回生活在一起，我妻子是石嘴山回民，老外父是新疆维吾尔人，后来招婿于回族家，变成回族，我妻子与我结婚后，又变成缠头回回。也过‘乜提’，吃羊肉都请阿訇宰，但我对宗教不感兴趣，对佛教也了解，经常看汉文《古兰经》和《圣经》。我的孩子户口登记为蒙古族。”我曾在他的书架看到马坚汉译《古兰经》和蒙古文《伊斯兰教常识》之类书籍。

2003年11月，我们在敖伦布拉格调查时遇到一位叫田丰志的回民，他说1987年从宁夏海原县到这里打工，发现这里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后来与一位蒙古族穆斯林女子结婚，现有一个儿子，取名田海原，让后代铭记老家是海原人。后来，我们才知道，田丰志是给我们做向导蒙古穆斯林青年朝格图的姐夫。田丰志每年还回海原一次，父母、兄弟都在海原。他说自己蒙古语说得很好，在家里平时与妻子儿子交流一般讲蒙古语，自己户籍也改为蒙古族。

2004年6月4日，是蒙古穆斯林集体上坟日，我们前往阿拉苏蒙古穆斯林公墓做调查，据当地人讲，过去都是每年阴历五月第二个主麻集体上坟，从今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化，因蒙古穆斯林内部人为因素，分为两派，一派在阴历四月十七即6月4日，另一派遵守原来的日子，计划在阳历7月2日集体上坟。6月4日这天，因下大雨，但也有60多位蒙古族穆斯林前往阿拉苏上坟。据当地人讲，以前没分之前，如果不下雨上坟者可能有300多人，非常热闹，还有货物交易活动。阿拉苏有一简易礼拜场地，备有做饭用具，许多人在这天请阿訇宰羊。上完坟后，集体礼拜，然后集体过“尔卖力”，就餐完后这一活动结束。6月4日，在阿拉苏遇到两位汉语讲的非常好的老年人。一位是20世纪40年代为躲避马鸿逵抓兵来到这里的回族，另一位是上世纪60年代逃荒来到这里的回民，他们都是宁夏人，与蒙古穆斯林通婚后，也就在牧区扎下根。还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我们驱车赶往阿拉苏时，途中经过一蒙古穆斯林家门口，这户人家姓马，怀疑也是由回族演变而来。

有资料显示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曾波及到阿拉善左旗，也不排除有流散、掉队的回族逃入牧区避难，最后融入蒙古族穆斯林当中。

通过以上资料和实际调查显示，阿拉善左旗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的历史来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据可查的应为第三代扎萨克和硕亲王罗卜藏多尔济随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带回受降的200多名哈萨克兵，可能还有维吾尔人。于1782年入旗放牧于贺兰山以西，龙头山以北广大地区。最后在蒙古族强势文化影响下，生活习俗逐渐蒙古化，但仍保持伊斯兰教信仰。至于第一代和罗理、第二代阿宝时期，是否有蒙古族穆斯林在左旗定居，还没有找到可靠资料。至清末及民国年间，有大量回族与蒙古族或蒙古穆斯林联姻，扩大了蒙古族穆斯林人口数量，使蒙古族穆斯林先祖除哈萨克、维吾尔外，又增添了回族成分。

二、蒙古族穆斯林的民族称谓

我们在阿拉善左旗调查时，当地汉、蒙、回等族群众称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也自称为“缠回”。“缠回”是依据着装来区分穆斯林的，中亚及阿拉伯地区的部分穆斯林自古以来就有以黑白条布缠头的习惯，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宗教人士也以白条布束头，自称穆罕默德后裔者以黑布束头。回族宗教人士也有以白布束头的习惯。白寿彝教授曾说:“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回回便成了对于一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或种族的广泛称呼，维吾尔也称为回回了。”⁽¹⁰⁾白先生又说:“在清人的一些著作中，开始有以伊斯兰教作为民族唯一标志的情况。他们把回回和维吾尔混成为‘回’，而又称回回是‘汉回’‘熟回’，维吾尔是‘缠回’‘生回’。”⁽¹¹⁾清代把维吾尔等穆斯林居住的南疆称“回部”或“回疆”，缠回、熟回名称清初已出现。新疆维吾尔族中伊斯兰教两大派黑帽派、白帽派，又称黑帽回、白帽回。1935年正式定名为“维吾尔”以后，“缠回”、“回”等称呼仍经常使用，当时书籍报刊屡见不鲜。

哈萨克族历史上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北部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广大地区，从元代开始，长期受蒙古上层的统治，历史上哈萨克人对蒙古上层有一种依附关系。清乾隆年间受降的这部分哈萨克人随第三代和硕亲王罗卜藏多尔济迁至阿拉善左旗，长期与蒙古人生活在一起，通蒙古语，穿蒙古服装，与蒙古人一起放牧，参加蒙古族传统节日，但仍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称他们为“蒙古回回”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又自称为“缠回”。

“缠回”是“缠头回回”的简称，笔者认为“缠头回回”应最初专指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穆斯林，这是历史上新疆蒙古上层统治者在蒙古中强行推行伊斯兰教的结果。立国于新疆的察合台汗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历经几代汗的不懈努力，伊斯兰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发展取得巨大进展。秃鲁黑·帖木儿汗把伊斯兰教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工具，他利用汗的地位和权力，在新疆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他向各地派出大批传教士，强制人们，首先是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据说在他统治时期（1346～1363），新疆有16万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15世纪初的察合台汗国的马哈麻汗，是一个更为狂热的伊斯兰教推行者。据说他规定蒙古人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并遵守教规，还要按穆斯林的习惯缠上头巾，否则就要受到将马掌钉入头颅的惩罚。“大家都知道，马哈麻汗在强迫蒙兀儿人皈依伊斯兰教时，采取了严酷的手段。例如，蒙兀儿人如不缠头巾（Dztar），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做法是司空见惯的”⁽¹²⁾。

有学者认为，缠头巾原本不是伊斯兰教的风尚，《古兰经》里没有这个规定。拜火教以及古代印度人都有缠头巾的习惯。后来，缠头巾在伊斯兰教学者或者有身份的人当中形成风气。马哈麻汗强迫蒙古人一律缠头巾，并当成伊斯兰教规定是难以理解的⁽¹³⁾。

由于蒙古统治者偏执过激的做法，使得蒙古人及新疆其他穆斯林民族逐渐形成缠头巾的习惯，至明末清初出现“缠头回回”称谓。但是15世纪后居住在中亚及新疆等地的蒙古人与西征前的蒙古人有较大区别，“由于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已经似乎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并且愈益与周围部落或民族相混合——这些部落或民族大都是突厥后裔。从蒙古的西征到十六世纪前半叶，差不多三百多年过去了，在这么长的一个时期中，蒙古人要发生某些变化，是理所当然的”⁽¹⁴⁾。

所以说，“缠回”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蒙古穆斯林，后来推及到信仰伊斯兰教的畏兀儿人。因为新疆的蒙古族穆斯林绝大多数融入信仰同一宗教的维吾尔人中。今天新疆许多维吾尔族中有取名“铁木耳”者，证明其祖先应有蒙古人血统。

由于蒙古穆斯林人口在中亚处于少数，所以历经数百年后融入其他民族中，而左旗自称为“缠头回回”的蒙古穆斯林，清初从新疆迁出，几经辗转，在阿拉善左旗北部的克卜尔滩定居下来，由于他们长期与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生活在一起，语言、生活习俗相同，唯独宗教信仰不同。

所以，笔者认为，从他们自称“缠头回回”分析，阿拉善左旗这一部分蒙古人，应为从新疆迁来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为主。可能融合了哈萨克、回族等其他民族。而部分蒙古人由于大量与其他突厥民族通婚，居住分散，而且血统也非常混杂了。

三、伊斯兰教在阿拉善左旗蒙古穆斯林中的传播与发展

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作为游牧民族，与回族相比，其宗教意识较为淡泊，宗教组织松散，无门宦教派概念。由于居住分散，宗教活动场所很少，别克太清真寺与好来宝清真寺是左旗牧区蒙古穆斯林两个主要宗教活动场所，这两座清真寺非常小，大殿为3间土房。其建筑规模与装饰和回族地区清真寺相比非常简陋。我们在别克太清真寺考察时，看到只有3间普通民居式砖房，除大殿门首“别克太清真寺”外，没有任何清真寺标志性建筑。大殿墙壁贴有几张“克尔白”(麦加天房)图及阿拉伯文图，有一长方形刻有蒙古文的木制香炉。大殿地面结有一层灰沙，靠近壁龛的最前排铺有几条毡子，能供10人左右做礼拜，可以看出平时到这里做礼拜的人很少。据当地群众讲，原来别克太老寺位置在新寺南50米远地方，其规模要比现在寺大，“文革”中被拆除。

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蒙古人中传播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据《阿拉善左旗志》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和硕特顾实汗之孙和罗理率所属部落迁徙阿拉善地区时，其中就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由哈尔顾特依玛目与黄杨阿訇率领随迁而来。后阿宝又从青海西宁带来缠头回回一百余人。阿拉善和硕特旗第3代王罗布桑多尔济随清军讨平新疆准噶尔部落时，受降者中有些信仰伊斯兰教。清乾隆年间，新疆的维吾尔商人来阿拉善旗经商，后来留下的部分人员中有信仰伊斯兰教者。”这段资料说明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分3个历史阶段，分别从新疆、西宁迁徙而来，其中以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居多。但不知道这段资料依据是什么，是民间传说抑或资料记载。除第3代王罗卜藏多尔济曾受降哈萨克兵外，1686年迁来的哈尔顾特依玛日与黄杨阿訇，俱没见到文献记载。不过我们在实际调查中，确实有许多蒙古穆斯林自称先祖是哈萨克人或维吾尔人。

从相关记载来看，阿拉善左旗最早的清真寺是由蒙古穆斯林所建。据记载清光绪二年（1875年），蒙古穆斯林教长满德力瓦经旗王同意，在霍布日巴格（今敖伦布拉格镇）古尔本苏海建有一座清真寺，至今已有120年历史，称好来宝清真寺，该寺礼拜厅面积为114平方米，另设沐浴室、厨房、阿訇住房等，是由蒙古穆斯林在该地区建造最早的一座清真寺。继此之后，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在蒙古穆斯林教长毕力贡等人的主持下，经旗王同意，在哈鲁乃巴格别格太（今敖伦布拉格苏木和平嘎查）建起了别格太莫其得（清真寺），1986年重建的礼拜厅面积只有88平方米⁽¹⁵⁾。

宗教职业人员对伊斯兰教在蒙古穆斯林中的传播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最初蒙古族穆斯林比较重视培养本民族阿訇，他们用蒙古语传教，效果比较好。后来，蒙古穆斯林本民族阿訇相继去世，没能培养年轻阿訇，教职人员出现断层。近年来，一些蒙古族穆斯林遇亡人纪念日也请回族阿訇。据磴口清真寺中寺阿訇马全忠讲:经常有蒙古穆斯林从牧区开车来接我到他们家主持宗教活动，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伊斯兰教信仰方面基本知识，但我观察他们表情很茫然，没有反应，主要是我用汉语传教他们不能完全听懂。他们对伊斯兰教有着虔诚的信仰，但在一些细节上不如回族讲究。缠回五大天命（即念、礼、斋、课、朝）做得不好，许多年轻人连最基本的“清真言”都不会念。他们过“乜提”也戴白帽，也洗大小净，按伊斯兰教习惯送埋亡人，但也信喇嘛教的一些东西，与蒙古人交往比较多，与蒙古族通婚，一般不要求“进教”（即加入穆斯林）。

蒙古穆斯林缺少教职人员，使伊斯兰教在蒙古穆斯林中影响逐渐减弱，造成他们对伊斯兰教教法教义不甚了解，在遵行上也不如回族严格。

清朝末年，应蒙古穆斯林要求，经第八代扎萨克和硕亲王多罗特色楞同意，请来一位马姓东乡族阿訇至敖伦布拉格传教，这一马姓东乡族现已发展至数十户，世代任别克太清真寺依玛目。2002年，前任依玛目马国礼去世后，其弟马国义现在别克太清真寺主持教务。据专家研究，东乡语与蒙古语中60%以上的词汇是相通的，过去也有人将东乡族称“蒙古回回”⁽¹⁶⁾。在蒙古穆斯林中间用东乡语传教要比汉语效果好，也是这户东乡族能够长期在敖伦布拉格扎下根的原因之一。马国礼的父亲马拉高在蒙古穆斯林中长期传教，在别格太清真寺开学30多年，很有威信，曾多次当选阿拉善盟政协委员及左旗政协常委。马拉高1999年去世，终年83岁，马拉高在世时，曾培养了两位蒙古族穆斯林阿訇巴音都伦、蒙可巴依尔，马拉高去世后，在三年之内巴音都伦和蒙可巴依尔又相继病故，马拉高儿子马国礼主持教务不到3年因车祸去世，现由马国礼堂弟马国义在别克太临时主持教务，蒙古族穆斯林教职人员出现断层。几年之内，别克太清真寺几位依玛目相继去世，令当地蒙古穆斯林十分困惑，他们认为此地克人命，请来喇嘛做法驱邪。最初听到这种说法，令调查组几人很诧异，也有点不相信，因为穆斯林相信人的寿限是由真主定夺的，任何人都无法更改，真主给予生命，也是生命的唯一主宰者，无论何时何种的生命结束方式都是真主安排好的，人是无权怨恨的，穆斯林视死为主命，即归于真主。而当地蒙古穆斯林几位阿訇相继去世，请来喇嘛驱邪，是与伊斯兰教义相违背的。后来我们听到好几位回族、东乡族或蒙古穆斯林谈起此事，说明它的真实性。这一做法虽然与伊斯兰教义格格不入，但也是蒙古穆斯林不得已而为之，也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之间的碰撞，及藏传佛教对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的影响程度。

由于蒙古族穆斯林居住极为分散，宗教活动场所少，也没有经文学校，缺乏宗教接班人，清真寺招不到满拉，很少有年轻蒙古穆斯林学经文。他们认为当阿訇经济不能得到保障，不如在外打工挣钱。阿拉善左旗许多回族人士为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伊斯兰教信仰意识逐渐淡化表示担忧，认为如果在教门上不抓紧，加强宣教力度，再过几十年，伊斯兰教信仰就会消失无存。

2004年5月，我们在阿拉善左旗访问一位在法院审判庭工作的蒙古族穆斯林安迪扎孟和，简称安孟和，安今年66岁，已退休，他说:“我父母都是蒙古族穆斯林，因我是国家干部，又是党员，国家不允许公职人员参与宗教活动，所以说我有信仰也行，说不信教也可以。民族识别时确定为蒙古族，当时也没人提出异议。我们长期与蒙古族人生活在一起，受蒙古文化影响较深，也到庙里祭神、烧香，继承了许多喇嘛教的东西。为尊重蒙古族民族习惯，大家一起过蒙古节日，普遍都参加那达慕，有些蒙古族穆斯林也祭敖包，我们也不感到奇怪。我们自称‘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老一辈人说我们祖先是从新疆迁徙来的，不是维吾尔族就是哈萨克族。我妻子是汉族，河北保定人，我两个孩子从小学蒙文，上大学后学汉文及现代知识，现在大连工作，他们现在不讲究，我到大连去很难找到清真寺，清真饭馆也很少。我们这里的蒙古族穆斯林宗教意识淡薄，缺乏宗教接班人，别克太和好来宝清真寺也无人开学，只有临时主持教务者。清真寺也招不上满拉。蒙古族穆斯林中还无人朝觐。每年农历五月第二个主麻日为蒙古穆斯林集体上坟(纪念亡人)日，各牧民点的蒙古穆斯林这天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墓地，并带一些简单饭菜，请阿訇上完坟后集体就餐，已延续了数十年，演变为一种宗教节日。”这是其他穆斯林民族所没有的。当我们问起这一集体活动形成的原因时，他说主要是由蒙古穆斯林居住十分分散的特点所决定的，平时一家一户请阿訇上坟不容易，路程远，也很难请到阿訇，所以形成集体上坟的习惯。他还说，蒙古穆斯林平时上寺做礼拜很不方便，有些牧民点距离清真寺达上百公里，没有道路，缺乏交通工具，每逢主麻日，如果去不了清真寺，有4个人以上，可成立“者麻提”（即小型清真寺），在家中礼主麻。

集体上坟和在家中礼主麻，是由游牧民族居住特点及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也是蒙古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教规教义的灵活变通。过去有人将蒙古穆斯林集体上坟这一活动取名为“血祭日”，并在一些民间报纸大力宣传，但这一叫法并没有被蒙古穆斯林所接受，在我们调查期间，也没有人提到“血祭日”这一词。

安孟和讲，现在会讲蒙古语的阿訇几乎没有了，回族阿訇宣教，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以前别克太清真寺三位阿訇，上任不到三年，或因车祸，或得病相继去世，有些蒙古族穆斯林认为这个地方水土硬，克人命，请来喇嘛在清真寺念经驱邪。

安孟和现已退休，开始研究左旗蒙古族穆斯林历史文化，收集了一些资料，并拍摄蒙古穆斯林日常生活、宗教活动、结婚场面等照片上百张，计划用蒙汉两种文字出一本书，图文并茂地介绍阿拉善左旗蒙古穆斯林，我们希望他的书能早日出版。安孟和还给我们看了蒙古穆斯林儿女结婚、出远门通常用来选择吉祥日期的“皇历”，其标识全用蒙古文，我们也看不懂。

2003年11月19日，我们采访毛代，经名叫尔萨。毛代今年65岁，行政区划属于敖伦布拉格苏木敖仑木伦嘎查阿木乌苏队。毛代是我们在左旗遇到的一位宗教信仰虔诚，能念会写阿拉伯文，蒙古语和汉语说得很好的蒙古穆斯林。他的门首贴有自己书写的阿拉伯文“都哇”，用一个笔记本抄写《古兰经》一些章节，带在身上，随时拿出念诵，其阿拉伯文书法非常工整漂亮。家中有蒙古文书籍，其中一本小册子封面印有阿拉伯文、蒙古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引起笔者的注意，翻开内页，全为蒙古文，因没有版权页，也无编者姓名，但排版印刷很规范。调查组一行无一人会蒙古文，笔者猜测可能是内蒙古伊斯兰协会专为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编写的。后来我们在安孟和和魏巴特尔家也见到过这个小册子。我们打听这个小册子来源，他们都说不知道，有人说可能是从蒙古国传过来的，蒙古国可能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穆斯林，只能存疑。这本蒙古文小册子取名《伊斯兰教常识读本》。我们请毛代孙子嘎得将目录译成汉语，大致有“伊斯兰教生活习俗”、“伊斯兰教教规教义”、“伊斯兰教历史渊源”、“伊斯兰教礼仪”等内容。毛代称，目前还没有蒙文《古兰经》，我们看到他收藏有阿拉伯文《古兰经》的某些章节单行本，封面印有蒙古文。

毛代本人是汉族，从小被一户蒙古穆斯林收养，跟随爷爷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老伴经名叫法图麦，有四峰骆驼，100多只羊，一个人生活在牧区，儿女都在外地工作。毛代讲:“科布尔这个地方有200多户缠头回回，1000多人。老年人信仰好，年轻人宗教意识淡薄，我也想招几个蒙古穆斯林青年学习《古兰经》，但招不上。年轻人都想出去见世面，想着挣钱，不愿学经。”

毛代的外孙戛德今年20岁，会开车，经常在外地打工，最近回来，母亲让戛德来这里陪外公住几天，毕竟一个年近70岁的老人，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里，相距最近的邻居也在七八公里以外，儿女也不放心。我问毛代为什么不与儿女一起到城里生活，他说:“人老几辈都在这里居住，也习惯了，再说我一去这一百多只羊和几峰骆驼无人照顾”。老人有3间砖木结构房子，房后停一辆旧吉普车，用来拉水和煤等生活必需品，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毛代称自己会开车，但没有驾照，这辆吉普车也没有牌照。我们访问过的蒙古穆斯林家庭几乎都有旧吉普，可能是各单位淘汰下来低价卖给这些牧民。毕竟以吉普车在沙漠、戈壁中作为交通工具，比传统骑骆驼要快捷许多。每户牧民家都装有一种牧区特制的无线电话，以便与外界及亲友联系，一台小型风力发电机，将白天发的电能储存在蓄电池，供电话机用电和晚上照明。

谢巴图是别克太清真寺寺管会主任，今年45岁，其身份证就放在桌上，笔者顺手拿起看了一眼:谢巴图，男，蒙古族，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格苏木德日斯嘎查。“苏木”和“嘎查”为蒙古语，为“乡”和“大队”级行政单位。离开毛代家里至谢巴图家已下午4点，我们没吃午饭，谢巴图用蒙古族特有食品奶酪、奶茶招待了我们。谢巴图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2003年7月内蒙古师范大学蒙语专业毕业，至今还没有找到工作，二女儿麦尔彦高中还没毕业，已辍学在家。儿子叫阿拉达尔图，经名阿卜杜拉，在左旗民族中学上学。谢巴图妻子乌兰是维吾尔族，经名海地彻。谢巴图说父母及上辈都是蒙古穆斯林，岳父是维吾尔族，岳母是缠头回。谢承认自己不会念《古兰经》，也不懂阿拉伯文，但会念“清真言”。一年中有三四次去清真寺，召集寺管会成员开会。这几年“则卡提”（伊斯兰教规定的课税）也没收，主要原因是没有阿訇。“我也封斋，斋月每个主麻都去清真寺，平常主麻日邀四五个人一起到毛代家礼拜。在家中礼主麻需4人以上才行。每年参加那达慕等文体活动，但不到庙里去，也不祭祀敖包。”

谢巴图家墙壁挂有3幅绘织成吉思汗图像的挂毯，下面摆放历年参加那达慕骆驼比赛获胜的各种证书。2003年，在从左旗至额济纳旗1000公里骑骆驼比赛中，全家4口人身穿蒙古盛装，都参与比赛，竞争很激烈，除吃饭外，白天晚上都骑在驼背上比速度，四天后到达额济纳旗，荣获第1名，旗政府的奖品是3头骆驼、电视机、VCD等。谢巴图养有10峰骆驼，350多只羊，每年羊绒、驼绒收入2万余元。家中有摩托车。

谢巴图作为寺管会主任，对宗教事务还是比较热心的，但寺上没有阿訇，平时很少有人上寺，使他这个寺管会主任显得很清闲，几乎无事可做。这与回族地区寺管会主任事务繁忙、责任重大形成鲜明对照。

四、蒙古穆斯林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是一项理论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而又直接关系到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的基础工作，我国的民族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出发，对我国极其复杂的各人们共同体，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的调查、论证，确定了族体。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派人前后两次至左旗专门调查了解这部分蒙古穆斯林，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并依据这部分穆斯林通用蒙古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除伊斯兰教基本禁忌外，吃、穿、住等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与阿拉善蒙古族区别不大，再加人口又少，民族族属不甚清晰等原因，调查组认定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是蒙古族，不能因宗教信仰不同而称其他民族。这一决策还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对加强民族团结起到良好的作用。

民族识别主要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即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但也考虑过其他因素，诸如自我认同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自从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至今，已过了近半个世纪，不论当年民族识别的依据如何，阿拉善左旗操蒙古语的穆斯林，已成为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一个真实的统一体。过去被忽略的伊斯兰教信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出了认同，除她是蒙古族一个组成部分之外，还具有中国穆斯林民族属性。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或许因人口太少，或许不被人们所了解的缘故而被忽略。在我国出版物中只要谈到中国穆斯林，大多都这样表述:“中国有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是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乌兹别克、柯尔克孜、东乡、保安、撒拉等族。”这种提法到处可见。那么这种传统的提法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很显然，它将这部分为数不少的蒙古族穆斯林没能包括在内，其中还有藏族等其他几个少数民族中信仰伊斯兰教者。

阿拉善左旗蒙古穆斯林人数1500人左右，也有学者统计有3000人或2000人。由于他们居住分散，旗政府一直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统计，如果加上巴彦淖尔盟的蒙古穆斯林，总人数可能在2000人左右。另外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所属的海晏、祁连两县及新疆博湖县查干罗尔乡、焉耆县永宁乡有一部分穆斯林群众，俗称“托茂人”，现大约有100多户，千人左右。历史上他们是青海地区蒙古族两盟29旗中的南左后旗的旗民，他们从蒙古地区到了新疆、西亚，改信伊斯兰教，然后又来到青海。解放后，大多定居在祁连县多隆、野牛沟和托勒牧场⁽¹⁷⁾。学术界普遍认为，托茂人的先民是蒙古人，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并非蒙古族群众传统信仰的喇嘛教，而是伊斯兰教。新疆博湖县和焉耆县这部分托茂人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事变时从青海逃至新疆的。他们使用蒙古语，和蒙古族一样，过着逐水草游牧生活。新疆这部分托茂人分属伊斯兰虎夫耶和哲赫林耶。另外在新疆和硕县乌什塔拉回族乡有六七户托茂人。

而值得讨论的是，青海、新疆的这部分托茂人与阿拉善左旗的蒙古穆斯林有着相似的经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完全相同，而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将托茂人认定为回族，而将左旗这部分穆斯林划归蒙古族。托茂人与左旗自称“缠回”的蒙古穆斯林因居住环境不同，表现于族群关系的不同及受相邻民族文化影响程度不等，在某些方面可能有细微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讲蒙古语，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也都信仰伊斯兰教，生活习俗与蒙古族相同，在族别上应该统一。

阿拉善左旗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与当地回族因宗教信仰一致而有着天然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当地回族也将他们作为穆斯林一员给予接纳。左旗现有回族8000多人，属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宁夏、甘肃相邻省区迁入。我们在巴音浩特镇回民公墓看到许多蒙古族穆斯林墓碑，墓碑上并没有标明民族属性，但很容易区别。回族墓碑一般雕刻有墓主人姓名，立碑者名字及立碑年月日，一般为阿拉伯文和汉文两种文字。而蒙古族穆斯林碑文一般为蒙古文、汉文、阿拉伯文三种文字，也有只书写蒙古文一种文字者。同时我们从墓主人和立碑者姓名也很容易分辨出蒙古族穆斯林，如“石尔巴”“阿拉腾其其格”“马曹格都仁”等，都是蒙古族常用名。

据阿拉善左旗南梁清真寺（上寺）开学的韩阿訇讲，蒙古穆斯林在牧区有他们自己的墓地，埋在这里的蒙古族穆斯林大多居住在巴音附近。有人“无常”后，家人将“埋体”送到这里，我们按伊斯兰教葬礼，将“埋体”洗干净，穿“克凡”，请各坊阿訇集体颂经掩埋，其仪式与回族一样。也有一些牧民点的蒙古族穆斯林因那里缺少教职人员，有人归真后用车送至左旗回民公墓。蒙古穆斯林平时宗教意识较淡，但对最后归真却特别重视。据韩阿訇讲:“蒙古穆斯林为人诚实，一般只认准一位阿訇。婚、丧、嫁、娶及宗教活动都请他认准的阿訇。我在巴彦浩特镇开学20多年，已送埋过十几位蒙古穆斯林。一些蒙古穆斯林归真后，家人用车送至我开学的清真寺，由我主持仪式送埋，一般不找其他阿訇。”

阿拉善左旗蒙古穆斯林主要集中在敖伦布拉格、韩乌拉、巴彦木仁、乌素图等苏木，其宗教活动点主要在敖伦布拉格的别格太清真寺和好来宝清真寺，据说巴彦木仁和乌素图也各有一座小型清真寺。2003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初三）是穆斯林开斋节，25日下午我们从银川出发，晚上10点赶到敖伦布拉格马旭晨家（马旭晨是东乡族，父亲马国礼曾为别格太清真寺开学阿訇，2002年11月去世）。这里距别克太清真寺有10多公里，虽说不远，但全为戈壁沙漠，根本无路可寻。26日早晨8点左右蒙古穆斯林青年朝格图带我们赶到别格太清真寺，不一会儿，前来赶“尔德节”的蒙古穆斯林有的开吉普车，有的骑骆驼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有些牧民点距清真寺较远，他们在前一天赶来，住在离清真寺较近的亲戚朋友家。别克太清真寺周围没有一户人家。10天前我们在别克太清真寺调查时，只有东乡族马国义在寺里，为开斋节做准备。马国义讲:平时没有人来清真寺礼拜，主麻日最多有10人。我生在本地，六辈以上都在这个地方居住，我们祖先是清朝末年接受蒙古王爷邀请来这里给这部分蒙古回回主持教务，因为我们东乡语与蒙古语有相通之处，宣传伊斯兰教，讲解教义，语言障碍较小，过去也有称我们东乡族为“蒙古回回”者。这个苏木有300多户蒙古回回，古尔邦节、开斋节聚会时有五六百人（很显然有所夸大，开斋节那天我们在别克太清真寺看到礼拜者有50多人，加上妇女和在外面没有进寺礼拜者也不到百人），其他几个苏木的蒙古回回也有来这里参加开斋节聚礼。这个清真寺现在没有依玛目，一年前我的堂兄在这里开学，去年“口唤”了，我临时主持教务，再以前这个寺的阿訇是巴音都勒，是蒙古回回，再以前是我叔父马云武（即马拉高）在这里开学。(www.daowen.com)

26日早晨，也有一些蒙古穆斯林妇女赶来，为礼拜的人准备早餐，有油香、米饭等。10天前我们采访过的毛代、谢巴图也赶来礼拜，总共有50多位，绝大部分为蒙古穆斯林，还有几位东乡族、回族。领拜者是东乡族马国义，在阿訇讲“卧尔兹”（演讲）时，他们用蒙古语低声交谈。还有几位男性在清真寺大殿外，没有进寺做礼拜，笔者问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进寺做礼拜，他们回答没有“带水”（即洗大净）。还有一位蒙古穆斯林，他对伊斯兰教基本常识知之甚少，不会念“清真言”（作为一个穆斯林，会念清真言是最低要求。清真言译为汉文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也没有封斋，但他认为自己是蒙古族穆斯林，所以也来清真寺。

与回族地区相比，这里的蒙古族穆斯林宗教意识淡薄，宗教气氛也很弱，这正是一些蒙古族穆斯林所担心的。他们认为过去蒙古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信仰很虔诚，积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文革”期间，清真寺被拆毁，许多人放弃了伊斯兰教信仰。前几年不断有宁夏等地教职人员只身前来宣教，希望振兴这里的宗教，但由于条件所限，没能站住脚，又返回。

我们观察，牧民生活方式与农业民族有较大差别，首先牧民居住十分分散，别克太清真寺周围没有一家住户，距最近的牧民点也有七八公里，阿訇在这里传教，要找到宣教对象很困难，也不可能一家一户去宣教，如果这样做效果可能不好。这里不像农业区回民大多围寺而居，平时及主麻日上寺者较多，阿訇大多选择主麻日和两大节日进行宣教。同时牧区阿訇的日常生活也成问题，清真寺很少收到“乜贴”。

这里的蒙古族穆斯林与东乡族、回族因宗教关系来往较多，这三个民族之间相互联姻现象较普遍，曾给我们做向导的蒙古穆斯林青年朝格图和特木其勒图两兄弟与马旭晨（东乡族）的两个妹妹马旭珍、马旭英结婚，既是兄弟又是连襟，既是姐妹又是妯娌，而朝格图的姐姐又嫁给宁夏海原回族田丰志。蒙古穆斯林与回族东乡族通婚者较多，这样就把三个民族关系拉得很紧。

据马旭晨讲，东乡族人口少，我们这个家族民族识别时，有些填报为回族，有些填报为蒙古族。马旭晨说，他上初中时，户口本上还是蒙古族，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为东乡族。过去老年人会讲东乡语，现在绝大多数已不会东乡语，但都学会了讲蒙古语。

蒙古族穆斯林与东乡族、回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以相同的宗教信仰为前提，民族属性在社会交往中表现次之。他们认为这里人们民族意识与宗教意识相比较，而宗教凝聚力更强。尽管三个民族之间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方面差异较大，但没有对三个民族之间交往形成阻力，相同的信仰及饮食习俗使他们之间的亲和力加强。

从我们所做的田野调查来看，居住在阿拉善左旗的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是历史上各民族迁徙融合而形成的。他们的祖先有哈萨克、维吾尔、回族、蒙古族等，但他们完全与蒙古族杂居，在蒙古族强势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已经蒙古化。从体质人类学考察，许多蒙古穆斯林遗传中亚民族体格特征，如高鼻梁、棕色眼睛、皮肤较白，与蒙古族有一定差别，但也不乏具有明显蒙古族特征者，如高颧骨、头发微卷。这是各民族通婚融合的结果。

阿拉善和硕特旗在解放前几百年中一贯政策是不管你从什么地方迁来，不管什么民族，也不管你信什么宗教，只要你居住在阿拉善旗地区，就必须入旗籍，遵守旗规、旗俗，才能记入阿拉巴特账册，享受旗民待遇。不然有许多限制，直接影响生产、生活及政治待遇，甚至无法长期居住。为了生活，必须首先随旗，入旗籍⁽¹⁸⁾。这对改善一个民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在这种强势文化影响下，这部分穆斯林学会讲蒙古语，穿蒙古服饰，过蒙古节日，甚至参加蒙古族佛事活动，如祭敖包，祖先留下来的伊斯兰教信仰受到蒙古文化强烈冲击，但还是顽强地保留下来。随着与外界交往日渐增多，汉文化对他们影响也很大，他们绝大多数会讲汉语，为干活方便，也脱下蒙古服，穿上了汉装，蒙古服装只是在重大节日或新娘、新郎结婚时才穿。为了显示自己与信仰喇嘛教蒙古人的区别，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家中贴有阿拉伯文“都哇”，挂有麦加“克尔白图”画，老年人也戴白帽。一些蒙古族穆斯林说伊斯兰教信仰是老先人传下来的，必须遵守，但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不同与一般蒙古族之间产生隔阂，信仰喇嘛教的蒙古族也尊重蒙古穆斯林的习俗，他们之间联姻也很普遍，如果蒙古族穆斯林与蒙古人结婚，信喇嘛教蒙古族一方一般支持儿女遵从穆斯林习俗，结婚宴席所需羊肉也是请回民阿訇宰，请回民厨师做饭。但婚礼程序一般按蒙古族习俗。宴席饭菜有奶茶、酸奶、奶酪、奶皮、奶酒等，肉食有手抓肉、羊背、烤全羊、奶蒸羊羔肉等。

尽管一些蒙古族穆斯林一再强调其先民为哈萨克族或回族，但对上世纪50年代国家将他们确定为蒙古族也没有产生异议，在民族交往中，与蒙古族交往多，其次为汉、回、东乡族。他们说我们是蒙古族，但信仰伊斯兰教，在感情上与蒙古族存在天然联系。表现在族群关系上，因为与回族、东乡族宗教信仰一致，使双方产生亲和感，但在生产、生活及文娱活动方面，则与蒙古族联系更为紧密。

五、阿拉善左旗蒙古穆斯林中的佛教文化遗存

阿拉善左旗蒙古穆斯林数百年来以放牧为主，与蒙古族生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受喇嘛教文化影响，同时原始萨满教文化遗存也被一些蒙古穆斯林所继承下来。在我们的调查中，蒙古穆斯林对祭敖包有不同说法，有人承认参与这一活动，有人认为祭敖包与“认主独一”相对立，没有参加过祭敖包活动。

祭敖包为蒙古族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很早以前，打仗出征前要祭祀敖包，在敖包上献酥油、鲜奶等贵重物品，以祈祷能打胜仗。敖包系用石块堆积的圆形物，正中插一木杆，上悬藏经文旗帜，每年秋夏季节祭祀，以秋祭最为隆重。有一个家族的敖包，也有一个苏木、一个旗或若干旗的共同敖包。祭敖包最初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先由喇嘛在敖包附近的泉水旁扎房颂经，参加祭祀的人们都穿节日盛装，来给敖包插柏枝、献哈达、挂彩。然后开始祭祀仪式，意在通过祭敖包，祈求吉祥多福，人畜兴旺，同时也举行一些体育娱乐活动，以后演变为那达慕大会，成为欢庆丰收和畜牧业兴旺的节日大会。会上要举行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等体育比赛，并且进行物资交流。大会一般持续数日，颇为隆重，是蒙古族一个重要节日。

实际上，祭敖包活动尽管已演变为一种集娱乐、体育竞技及经济活动为一体的那达慕大会，但祭敖包作为一种宗教活动仍然存在，在我们走访的蒙古穆斯林中，虽然有人声称不参加祭敖包活动，但绝大多数蒙古穆斯林都声称参加那达慕大会。前面提到的蒙古穆斯林谢巴图及儿子在2000年至2003年那达慕大会期间举行的骑骆驼比赛中多次获奖。谢巴图让我们看了他参加那达慕大会照片，他们身着蒙古族服装，与一般蒙古族没有区别。也有蒙古穆斯林声称，祭敖包、参加那达慕是为了娱乐及物资交流，没有别的目的。

2004年7月10日，给我们一直做向导的马旭晨和朝格图打来电话，告诉我们7月12日有一次重大祭敖包活动，可能有蒙古穆斯林参加。7月11日我们从银川驱车行程300多公里赶到罕乌拉，住在当地一简易旅馆，第二天一大早，行驶20多公里，早晨8点赶到敖伦布拉格的阿门乌苏敖包。在一沙漠中凸出高地由石头和沙漠中生长的梭梭木柴堆成的敖包下，有一个叫萨仁达来的牧民正在用一口大锅煮羊肉。敖包下已停放七八辆吉普车。一些人在临时搭起的蒙古包和帐篷下休息，我问萨仁达来:“今天会不会有缠头回回前来祭敖包？”他笑着说:“到这里来祭敖包的全都是缠头回回，我就是缠头回回，这是缠头回回自己的敖包，一般蒙古人不来这里祭，离这里不远一个地方，有他们自己的敖包，他们人多，可能超过千人。蒙古穆斯林祭敖包与蒙古人不同之处，我们不磕头。”说话期间，有不少人开车、骑毛驴、骑马、骑骆驼者不断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其中有不少熟悉面孔，有一些人在我们前几次调查中见过，或在阿拉苏蒙古穆斯林集体上坟，或开斋节我们在别克太清真寺见过面。敖伦布拉格苏木的书记、金汗苏木达（乡长）也赶来参加，至10点钟，已经汇聚了100多人，其中有三四十个孩子，以年轻人较多。他们携带奶油、奶酪、奶酒、白酒、香烛、哈达等祭品，也有临时售货亭。有位60多岁老人谢不仁杰尔嘎给我介绍说，今天参加祭敖包的除苏木书记是蒙古族外，其他全是蒙古回回。谈话中得知谢不仁杰尔嘎就是我们多次见过面并采访过的别克太清真寺寺管会成员谢巴图的父亲。不一会又见到谢巴图，他们全家三辈再加谢巴图妹夫朝格吉日格、妹妹及小孩有10多口人参加。他们请我给他们照一张全家照。

不一会，他们请的喇嘛也来了。这位喇嘛有30多岁，姓安。据朝格图介绍，这位喇嘛与自己都是一个安家，有亲戚关系，是蒙古穆斯林。他父亲后来在贺兰山南寺当喇嘛，他也学会了念佛经。这位喇嘛在敖伦布拉格卫生院工作。我问喇嘛说:“怎么穿着和普通人一样，为什么不穿喇嘛服？”他说，主要天气太热，不好受。后来其他几位祭敖包的蒙古穆斯林说，我们本来想到贺兰山南寺请一位正规喇嘛，一是费用太高，二是最近祭敖包活动太多，一般不容易请到，要等几天才能轮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就请了这位兼职喇嘛。

至10点30分，喇嘛在敖包旁的帐篷内击鼓念经，前来祭敖包者都纷纷走出帐篷，聚集在敖包周围。敖包前已摆放了酥油灯及五色食品，在一块石板上生火，在喇嘛击鼓声中，人们排队按次序将盘中的五色食品放入火中，敖包前烟雾缭绕，这是所谓的火祭。他们认为火烧得越旺越好，火最洁净，火的燃烧可以驱逐一切邪恶。在敖包东西南北四个角，每个角还有3个用小石头堆成的小敖包，也生起火，这是由13个敖包组成的敖包群，有的人捡来小石头添加在小敖包上，或将五色食品放在小敖包火上烧。

火祭完之后，又开始酒祭。人们围成一圈，每人手持一酒瓶，喇嘛继续击鼓念经，人们围主敖包转圈，将瓶中的白酒、奶酒之类食品洒向敖包，然后在喇嘛击鼓念经声中又继续围着大小13个敖包按顺时针转圈，每人右手拿一件东西，举齐肩高。最后，大家将带来的哈达、毛巾、绳索及印有藏文及动物图案的经幡结在一起，缠绕在主敖包上。还不断有人将一元、两元的人民币抛向主敖包顶。

祭敖包结束后，笔者看到有些小孩围在喇嘛周围，他们伸出手，喇嘛用一根羽毛蘸上碗里圣水，洒在小孩手心，之后又有几位年轻男女围着喇嘛，喇嘛一边念经，一边给年轻男女倒水，他们用圣水洗脸，我问喇嘛这是什么讲究，喇嘛说用圣水洗脸不但驱邪，还能带来好运。

至12点，祭敖包活动全部结束，大家在帐篷内用餐。主人邀请我们三位在蒙古包与喇嘛及苏木领导一起吃饭，主要是肉丁米饭，再加几样小咸菜。主人解释说，这里的所有肉都是请阿訇宰的。

吃完饭后，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到沙包后面去谈恋爱。其他人围成一圈，观看“博克”比赛（博克，蒙古语，摔跤）。因时间关系，我们晚上要赶回银川，至下午1点离开。我问他们接下来有什么活动，他们说摔跤结束后，大家吃饭、喝酒及唱歌。我们这次亲身感受蒙古穆斯林祭敖包活动，收获很大。

第一，在以前采访中，有些蒙古穆斯林说参加祭敖包活动，也有人说不参加。这次亲眼所见，说明蒙古穆斯林参加这一活动。再加这次祭敖包活动人员中，除一个蒙古族外，其他全为蒙古族穆斯林。但对祭敖包活动正如我们所采访调查的一样，只是部分蒙古穆斯林的活动，一些老年人及部分人坚决反对祭敖包活动，并声称从来不参加。这个敖包离前面提到的毛代家只有三里路远，回家时路过毛代家门口，我们停车看望毛代，毛代说，他从不参加这种活动。一些蒙古穆斯林教职人员，与蒙古穆斯林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东乡族也不参加这一活动。另外，从我们访问参加祭敖包活动的几位蒙古穆斯林来看，主要以安姓、谢姓、乌姓等最早来到这里的蒙古穆斯林居多，还没遇到王姓、马姓、杨姓等由回族演变为蒙古穆斯林者参加。

第二，蒙古穆斯林祭敖包活动与蒙古族祭敖包最大区别在于，蒙古穆斯林不向敖包下跪磕头。据《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在祭祀布尔罕山时，曾“把带子像数珠似的挂在脖颈上，帽子搭在臂上，手捧胸膛，向着太阳，给布尔罕山行九叩礼，跪拜祈祷，洒马奶子奠祭”。因此，跪拜祈祷成为蒙古族祭敖包的一大特点，但蒙古穆斯林认为，除向真主跪拜以外，不能跪拜任何偶像或山川，并且一再声称自己是穆斯林，祭敖包活动是老先人传下来的，有祈雨目的，希望水草丰盛、人畜兴旺。他们声称喇嘛念经他们听不懂，也不需要去听懂，我问喇嘛讲不讲佛教教义或进行宣教，他们说喇嘛只念经，不讲，不宣教。

第三，祭敖包所需羊肉都是请阿訇宰，不经阿訇宰的羊肉，他们拒绝食用。那天为祭敖包者准备午饭服务的安萨仁达来，他正在用一口大锅煮羊肉，他说羊肉是当天早晨请阿訇宰好，拿到这里的，为大家午餐用。每年敖伦布拉格苏木的蒙古回回都到这里祭敖包，最多有140多人，今年我们全家女儿、女婿、孙子、老伴五个人来祭敖包。每年古尔邦节、开斋节都去别克太清真寺，也去阿拉苏参加蒙古穆斯林集体上坟活动。祭敖包的午餐服务每年轮流派一两家承办。今年轮到我，我请阿訇宰了两只羊。他还说，我对喇嘛讲的不信，我们还是信仰伊斯兰教，祭敖包主要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

第四，这部分蒙古穆斯林是否存在双重信仰问题，也值得讨论。尽管他们一再重申自己是穆斯林，并信仰伊斯兰教，但祭敖包本身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文化色彩，祭祀时有喇嘛诵经、摆供，甚至祭祀活动由喇嘛来主持，拜祭者除了绕敖包泼洒奶酒，还接受圣水洗礼，都有着浓厚的佛教文化内容。特别有许多儿童参加这一活动，对他们后来的信仰及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用巫术治病、驱邪等原始宗教文化也渗透到这部分蒙古穆斯林日常生活中。2004年6月4日，我们驱车前往阿拉苏蒙古穆斯林公墓参加他们集体上坟活动，途经一户马姓蒙古穆斯林家门口，看到门首挂有经幡，仔细辨认，共有12个图案，每个图案周围为藏文，中间印有虎豹等猛兽。陪同我们的马旭晨讲，这是佛教的东西，一般蒙古族挂在门首用来驱邪，许多蒙古穆斯林也学他们的样子。我用相机拍摄，主人显得很不好意思，用蒙古语对马旭晨说，作为一个穆斯林，不应该挂这些东西，但近几个月持续干旱，羊只死去不少，没有办法，只好用这个避邪，祈求人畜兴旺。不过我会马上摘掉它。笔者对主人解释，拍摄只是作为资料用，没有别的意思，请不要在意。

阿拉善左旗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由于历史上长期受蒙古上层统治，无形中蒙古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萨满教、喇嘛教及巫术等原始文化渗透到这部分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有些蒙古穆斯林承认与其他蒙古族一起参与佛事活动，请喇嘛念经、祭敖包等与伊斯兰教义不相符的活动。安孟和是在左旗法院工作的国家干部，也是位蒙古族穆斯林，文化水平较高，他说蒙古族穆斯林与蒙古族长期生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受蒙古传统文化影响。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块绘有八边形占卜图的白布，上面全用蒙古文标注，每个角代表一个方位，还有一本蒙文占卜书籍，是出远门前用来占卜吉凶和确定出门方向的，或儿女结婚时用来挑选吉日，他说许多蒙古族穆斯林都用这个东西。

在毛代家，我们见到一种原始巫术色彩的治病驱魔符咒，共有31种绘图，每一种符咒代表一天，绘图多为汉字“魔”“鬼”的变体，有蒙文标注，有编号，他们认为，人生病，是魔鬼附身，如果那一天驱魔，就选择相应编号。前面提到，毛代是我们见到的左旗蒙古穆斯林中“尔林”最好、德高望重的一位长者，他会念《古兰经》，阿拉伯文也写得很好，在他家发现这一原始文化遗存应有重要意义，说明许多蒙古族穆斯林对这种原始巫术活动的认可。尽管他与伊斯兰教教规教义相违背，但它并不妨碍蒙古穆斯林的主流信仰，这也是蒙古穆斯林生存环境所决定的。如回族长期与汉族杂居，也继承了汉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在一些回族群众中，相信鬼神的思想也普遍存在，在一些地区的回族群众中，请巫婆神汉治病者也大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一度讨论回族是否有神话这一问题。

在我国无论信仰何种宗教的民族，或多或少都存在鬼神观念，尽管这种鬼神观念与所信仰的宗教是不相容，甚至是相互排斥的，但这种鬼神观念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定位置，因为鬼神观念作为中国本土文化一部分，已存在了数千年。蒙古穆斯林中存在这种鬼神观念显然带有蒙古文化特色，这种驱邪治病的一套实物在回族中并不多见。

六、历史上蒙古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历史上伊斯兰教对蒙古族产生过重要影响，13世纪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军队3次西征，征服许多中亚、西亚穆斯林国家，并在伊斯兰教地区建立伊利、钦察、察合台3大汗国，使伊斯兰文化遭受重大打击。蒙古帝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无敌的奠基者曾横扫伊斯兰教领土。13世纪上半叶，蒙古军队震撼了从中国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每个王国，但这个民族政治虚弱，文化落后，不久走向衰落。一方面蒙古帝国内部分裂，各汗国之间无休止的征伐，处在伊斯兰教包围之中的中亚三大蒙古汗国上层统治者先后皈依伊斯兰教。1257年术赤第三子别儿哥（1257年至1266年在位）继承钦察国汗位，据说他与他的几个兄弟很早就改信了伊斯兰教，他继承汗位后将钦察汗国引向伊斯兰教，汗国中许多蒙古贵族都改信了伊斯兰教。1295年，合赞继承伊利国汗位。之前，为在与伯都争夺汗位中赢得穆斯林的支持，举行盛大宴会，举行入教仪式，宣称改信伊斯兰教，其将卒也随从改信伊斯兰教，伊利汗国的伊斯兰教长纷纷向合赞祝贺，并团结在合赞周围，在穆斯林的支持下，合赞终于击败伯都，继承伊利国汗位。波斯蒙古国正式伊斯兰教化了。

察合台汗国伊斯兰化相对较晚，1340年，年仅18岁的黑秃·鲁帖木儿被拥立为东部察合台汗。在伊斯兰教传教士的劝说下，黑秃·鲁帖木儿改信伊斯兰教，成为新疆地区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大汗。他把伊斯兰教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重要工具，利用汗的地位和权力，在新疆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据说在他统治时期，新疆有16万蒙古人改信了伊斯兰教⁽¹⁹⁾。

受中亚各蒙古汗国伊斯兰化的影响，驻守西北地区的安西王阿难答也皈依了伊斯兰教。阿难答（约1265年至1307年）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曾袭父职为安西王，镇守唐元（西夏）之地，据《史集》记载，阿难答自幼被一位中亚穆斯林抚养长大，受家庭宗教文化熏陶，对伊斯兰教信之颇笃，他能流利背诵《古兰经》，并且大食文书法写得很好，给大多数蒙古儿童按伊斯兰教法施行割礼。阿难答继承安西王位后，其部下15万蒙古军队中大半跟随他信仰伊斯兰⁽²⁰⁾教。

关于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的真实性，有学者提出怀疑，原因有三:一是《史集》的作者拉施特并没有到过中国，拉施特关于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的叙述资料来自到伊利汗国任职的中国学者的口碑资料，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二是元朝及后来汉文资料找不到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依据；三是阿难答15万军队中大半皈依伊斯兰教，从人数来看是个庞大的群体，这些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找不到依据。曾有学者认为，阿拉善左旗这部分蒙古穆斯林应为阿难答部下，现在看来，这一观点难以成立。至明以后，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穆斯林在我国西北活动频繁，明代史料称“瓦剌回回”或“瓦剌达子”。

结语

阿拉善左旗这部分蒙古穆斯林这一特殊群体是历史上由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作为长期生活在蒙古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穆斯林群体，他们已接受了自己的蒙古族身份，参加蒙古族重大节日，语言、服饰、生产生活方式与蒙古族一致。作为主流群体的蒙古人，历史上曾宽容地接受了这部分与自己信仰不同的群体，并没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排挤、压迫他们，反而为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请来阿訇，帮助他们盖起了清真寺，满足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这对伊斯兰教在这部分蒙古穆斯林中延续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与蒙古穆斯林通婚不加限制，如果女儿嫁给蒙古穆斯林，还支持他们遵守伊斯兰教规及穆斯林风俗习惯，使蒙古穆斯林获得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空间，无形中增加了与蒙古族之间的感情联系，200多年来他们亲如一家，和睦相处。

蒙古文化作为世俗的或物质文化对这部分蒙古穆斯林影响较深，而伊斯兰文化主要作用于精神层面，由于宗教信仰的一致，阿拉善左旗的回族穆斯林在精神层面给予他们许多人文关怀，如回民公墓将他们作为穆斯林一员给予接纳。并自觉地组织为蒙古穆斯林亡故者按伊斯兰教义、教规举行隆重葬礼，儿女结婚及重大宗教活动中，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东乡族穆斯林从很远地方迁来，为他们传播伊斯兰教，使他们切身感受到穆斯林大家庭的温暖。所有这些，无形中增进了蒙古穆斯林与蒙古族、回族及东乡族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200余年来，他们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作为蒙古族成员统计在册，而从中央到当地政府忽视了他们作为中国穆斯林民族这一重要身份。因而，在国家相关宗教政策中，没能相应体现穆斯林身份的待遇，不仅国家有关文件、新闻报纸或出版的学术著作对我国穆斯林基本情况的描述中忽视了这部分蒙古穆斯林的存在，而且在伊斯兰教重大节日，如古尔邦节、开斋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举行的邀请各族各界穆斯林代表参加的带有祝贺欢庆意义的重大招待会上，很少有蒙古穆斯林参加。这应该是我国民族宗教工作的一个疏忽，对这部分蒙古穆斯林是不公平的。可能因为政府忽视了他们的存在而造成心理不愉快，同时也不利于国家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因此，内蒙古伊斯兰教协会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应主动为他们培训本民族的教职人员，尽快解决因教职人员断层问题及由此带来的生活不便。如遇伊斯兰教重大节日及平时吃肉，无教职人员为他们宰牲，而蒙古穆斯林又是喜欢食肉的民族，所食羊肉必须经阿訇宰，否则他们不吃。我们在调查中也切身感受到他们在这方面的困难。同时应给予适当的报道和宣传，使人们进一步去了解、认识这部分蒙古穆斯林。

【注释】

(1)《阿拉善族左旗志·民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

(2)《经济汇报》，1944年9卷，第11期。

(3)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上海书店，1991年。

(4)见阿拉善左旗蒙古语文编辑出版:《巴音森布尔》（蒙文），1983年3期。

(5)嘎尔迪:《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之由来》，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2期。

(6)孙滔:《青海回族源流考》，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7)《东方杂志》1931年31卷。

(8)《西北通讯》1948年2卷，第8～9期。

(9)《阿拉善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8页。

(10)白寿彝:《回回民族的新生》。

(11)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12)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33页，第8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一册），第24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14)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33页，第8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马永贞、代林:《内蒙古清真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16)《东乡族简史》。

(17)马生林:《托茂人及其信仰》,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4期。

(18)安孟和:《阿拉善草原上的蒙古族穆斯林》（未刊稿）。

(19)丁明俊:《14世纪西部蒙古汗国伊斯兰化的几个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4期。

(20)丁明俊:《元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及其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