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背景下中国穆斯林民族发展走向的若干思考

宁夏社会科学院　马　平

一、“文明冲突”的潜在“危机”

当今我们的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在欣喜地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时，却也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的苦恼与困惑。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与对抗，而恰恰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更加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冲突。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从当今乱纷纷的世界格局中，奇异地划出了若干大的阵营——在这些阵营中，有高举基督教“文明”大旗的，有高举伊斯兰“文明”大旗的，还有高举儒家“文明”大旗的……。依据这一范式，亨廷顿先生分别预测了每一主要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在他的眼光中，伊斯兰文明将是西方文明的最激烈的挑战者，中华文明则将成为西方文明最为强大的挑战者。亨廷顿先生最核心的论点是:伊斯兰文明将与中华文明联手反对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将与东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联手反对伊斯兰文明和大中华文明。

在“文明冲突”论的声浪中，美国历届政府加紧打击那些被视为“无赖国家”、“暴政前哨国家”的主权国家，例如利比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下一步可能就是伊朗。美国国防部自己承认，“在1980～1995年15年中，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开拓式的军事行动”⁽¹⁾。

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E·H·卡尔说:美国堪称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

其实，美国历届政府中东政策的实质，是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能看破的，恰应了中国人说的一句俗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过去打击伊拉克，下一步威胁对伊朗动武，实质上都是为其“大中东”计划服务——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对中东实行多层面的综合改造，以实现美国“重新整合和长期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然而，美国布什政府的外交取向，并没有给予美国的霸业增长多少分，也没有给美国人民安全增长多少分，而给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自身带来新的动乱源却是确定无疑的。

中东情状如此，回过头来看看中国。

有国际舆论分析说，假若美国能够顺利地实现改造伊拉克、伊朗的话，则未来美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将向东亚转移，中国将直接面临美国的压力。

由于当前世界大势的错综复杂性，更由于西方国家的一些有关“文明冲突”论的大肆鼓噪声中，不仅是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地区的面临的局势更加变得微妙起来。这一地区的发展走向遇到挑战，所承受的外界压力也变得更加现实起来。

西方一些政要或人权论者关注中国西北穆斯林民族地区的局势发展，他们中不乏这样的人，就是他们似乎相信中国西部穆斯林民族地区的“潜在”的“文明冲突”危机。或者换言之，他们更希望中国的西部穆斯林民族地区能经常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毋庸怀疑的一点是，今后不排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问题大做文章。

在许多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向来实行双重标准。例如在对华政策上，他们一方面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一方面又对我国境内外从事反政府、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些分裂主义组织、极端主义组织给予或明或暗的各种支持。美国的政策，势必会对中国尤其是西部穆斯林民族地区带来灾祸，我们不得不提高警觉。

二、“文明和谐”的历史观照

真正的文明之间应当是不存在冲突的。

亨廷顿先生自己也承认:“伊斯兰和西方之间以及伊斯兰和印度之间确实发展了相对而言持续的和时而强化的文明间交往。”⁽²⁾文明是互相被羡慕和模仿的。甚至于在11至13世纪间，欧洲人热情而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³⁾，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才开始发展。

不仅如此，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在中国明清一代，曾经有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相处、伊斯兰与中国传统社会相互适应的成功尝试。

明末清初，刘智、王岱舆、马注、马复初等发起的汉文译著、“以儒诠经”运动，“采用了以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义相结合的方式。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概念来翻译注释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用儒家思想阐发伊斯兰教理，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天人性命之说。一方面被儒化，另一方面也化儒”⁽⁴⁾。汉文译著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学术领域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⁵⁾。

但是，毕竟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以后，面临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文化，未免会有一些文化、宗教、思想观念方面的摩擦、磕碰甚至于冲突。因而历史上——主要是明清一代，在中国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曾经多次发生回族穆斯林与中央王朝封建统治政权的抗争。

不过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回族穆斯林民族的武力抗争，并非是像蒙古族那样，像满族那样以推翻中央王朝政权、建立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封建政权为目的。而主要是抗击民族压迫、宗教压迫，争取民族自保、宗教自保为目的。

历史上西北、西南地区的各次回民武装起义，都没有建立封建割据政权，没有分裂国家的政治目标。

可以这样认为，尽管中国回族穆斯林有着自身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强烈的民族性格、鲜明的宗教信仰、迥异的生活习俗，但同时它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最好的、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因子最多的族群。文明的交流在中国回族穆斯林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三、避免文化冲突的现实努力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也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远远超出了国家的边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文明冲突”的鼓噪势必对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干扰。如果我们不能保持一种冷静的头脑，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兼顾国内、国际，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民族、宗教的全面筹划的对策，就不能有效地应对挑战与威胁。

在政策保持平顺、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稳步发展与长治久安是可能的。(www.daowen.com)

1.无论当今世界、中国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坚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念不动摇。

发展是硬道理，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坚持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信念会更加坚定不移，也会更加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2.无论当今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持不变。

历史上我们党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时曾经出现过一些反复，遭遇过一些失误。回顾历史发现，固然是由于某一时期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的失误，而也有的时候是由于好的民族、宗教政策没有得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却经常发生左右摇摆。所以在中国的民族管理工作、宗教管理工作上，最重要的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中央一再强调我们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防“左”，尤其是在民族、宗教管理方面发生一些问题时、遇到一些困难时，更要防止政策的“向左转”。

3.无论当今世界、中国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对宗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信念不变。

人类历史证明，宗教与社会的适应是不成为问题的。宗教与不同制度的社会形态，大多都能实现和谐相处。世界性的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本土性的道教等都具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曾历经许多种社会形态，大多适应共存——有的虽然历经一些磨难，但最终可以相安无事。

4.无论当今世界、中国如何风云变幻，我们相信、团结、依靠亿万少数民族群众、信教群众的信念不变。

在西北地区，对于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爱国主义的基本评估如何，是检验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自信心的表现。毕竟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为少数民族谋利益，为少数民族谋发展，殚精竭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拥戴共产党，拥戴人民政府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的——包括甘宁青地区的回、东乡、保安、撒拉族和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族无不如此。我国西部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穆斯林民族的基本群众，是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的基本力量，是应当值得信赖的。

上述这样的估价是否客观、真实？如是，则坚定不移贯彻执行现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四、相关的一些思考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或一体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势必要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⁶⁾。

中国要发展，中国西部穆斯林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要发展，离不开一个社会稳定的、民族团结的、国防安全的环境。尤其是保持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中之重。

1.中国西部穆斯林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理性、智慧、大度、包容。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存在着民族意识、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生活禁忌、风俗习惯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也有着与其他兄弟民族同样的对本民族利益的需求以及对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我们要尊重广大穆斯林民族群众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合理诉求，尊重他们发展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合法权利。

2.联系近现代史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在我国一些地方发生过一些刺激穆斯林民族感情的事情发生。今后要努力避免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穆斯林民族的心理敏感点，可以列举以下几个方面:在穆斯林心目中，《古兰经》是真主颁降的神圣经典；穆罕默德是受真主差遣的先知、圣人；穆斯林的诸多宗教禁忌与民族习俗（例如穆斯林的饮食禁忌与习俗）等等，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上述所列种种，都属于穆斯林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不可加以随意的嘲讽与调侃和曲解。

任何的疏忽都可能成为对宗教的亵渎与大不敬，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在中国，曾经发生过所谓的“性风俗”事件，“脑筋急转弯”事件，激起了全中国穆斯林的义愤。而在海外，英籍作家拉什迪有关穆斯林体裁的作品事件，本身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文学创作自由的范畴，成为对全世界穆斯林的严重心灵伤害与精神侮辱。

3.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穆斯林民族地区发生的问题，就事论事，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把本来不是民族宗教问题的随意往民族宗教问题上拉，更不要动辄无限上纲。20世纪90年代，中央有关宁夏西吉问题的定性就很准确，并没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样随意扩大化，乱扣政治大帽子，反映了我们党的政治成熟度。

4.确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政绩观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标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发展，应当作为当地各级干部政绩的重要考核标准，决策失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要追究领导干部责任。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41页，第35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

(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41页，第35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41页，第35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

(4)伍贻业:《从王岱舆到刘智的启示和反思》，载《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第68～8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5)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13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6)（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第10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