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

西北民族大学　马明良

“文明冲突论”和“文明对话论”代表了当今世界有关文明问题上的两种不同声音。其实，用“文明交往论”⁽¹⁾来阐释和研究文明问题更具有穿透力。“冲突”也好，“对话”也罢，都是“交往”。“冲突”是消极的“文明交往”；“对话”是积极的“文明交往”。“文明交往论”的意义“在于它重视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于它关注这种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中所达到的程度与发挥的作用。”⁽²⁾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用“文明交往论”研究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和交往前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一

人类文明的发展，犹如奔腾不息的河流，有源头的涓涓细流，也有百川汇聚的浩浩荡蔼；有蜿蜒曲折的开阔河湾，也有喷珠溅玉的陡峭河床；有从容不迫的缓缓而下，也有湍急奔流的一泻千里。人类文明首先呈现的是多样性、丰富性⁽³⁾。从时间上纵的方面来看，从古到今有不同时代各具特色的文明，不同特色的文明此伏彼起，交错发展，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上；从空间上横的方面来看，五洲四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各自创造了不同的文明，永远不会呈现出单一的完全相同的状态。人类文明的这种生生不息和多姿多彩，正是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人类文明内在的向善性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性与总体趋向的一致性。不同文明具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特色。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相互发生矛盾、摩擦和碰撞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并不一定必然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即便偶然有冲突，那也是局部的、暂时的、支流的，文明之间的和谐性才是主流的、本质的、持久的。不同民族以自己的文明丰富了全人类的文明，人类文明的“多”和“一”，是通过“交往”的互动性作用逐渐形成整体，“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也在互动交往。古希腊文明中科学基础便有东方来源，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虽相互独立产生，但却形成互补关系。东西方文明既各自扮演独立角色，又在相互影响。”⁽⁴⁾不同的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从而共同进步，共同繁荣，这个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二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扩展，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也不断加强，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全球化⁽⁵⁾是相对于以往民族隔绝，各自在不同空间孤立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的，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各民族、各种文明广泛交往的时代，是以各个民族国家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基础而达到全球范围的资源合理配置，文化交流、信息共享、民族国家通过合作共同处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历史潮流。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平行而又相对的趋势⁽⁶⁾。一方面，一些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确实已经席卷世界，并且带有很浓厚的西方文明的色彩，反映着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互联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和扩展了这种趋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也试图借全球化的东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文化和价值观。美国五角大楼一位官员曾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没有人是前线士兵，但每个人都是战士。我们的目的不只是消灭对手，而是瓦解对方人民的目标、意志、信仰和理解能力。”⁽⁷⁾德国《明镜》周刊1997年10月下旬的一期封面文章是这样形容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的:“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完全控制着地球。从加德满都到金沙萨、从开罗到加拉加斯，美国偶像影响着全世界。”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⁸⁾另一方面，与此相对应，保护和发展本土文化（文明）的趋势也在加强⁽⁹⁾。许多国家已经将文化安全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¹⁰⁾，并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要说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就是发达国家如法国也非常注重保护本国的文化，比如它禁止商店使用英语标志，甚至禁止法国的互联网上出现“只使用英语”的网页。

总之，全球化对于文化交流和文明交往而言，祸福相依，利害参半，关键看如何引导，如何推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和恰当地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摆在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种倾向或观点值得注意，即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极端主义、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¹¹⁾主要是指一国或国家集团将其传统价值观传播或强加给其他国家，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霸权主义迷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奉行“己所欲，施于人”的理念，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凭借科技、军事、经济的优势强加给其他民族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并以自身文化为标准，“改造”和“重塑”与自身文化不同的国家，使这些国家按照它所设计好的道路发展，从而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来确定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委员会副主席本·瓦腾伯格自豪地宣称:“今天只有美国的民主文化才有基础，只有美国人才拥有使命意识。……我们在西方历史上是最强有力的文化帝国主义。”⁽¹²⁾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则不无得意地说道:“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¹³⁾亨廷顿这位美国政府的谋士用六个“最”描述了西方文明，恰好反映了他的文化极端主义思想。既然他要“全世界人民”接受拥有6个“最好”的西方文明，那么，“全世界人民”如果拒绝的话，“文明的冲突”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文化极端主义是指不但反对文化（文明）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吸收，而且奉行唯我独尊，唯我独好的理念，极力排斥甚至消灭异质文化。“文化极端主义也是文化霸权主义的产物，……世界历史上充满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灭绝土著文化的血腥篇章。……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极端主义的阴影始终还存在，这可以从世界各地的民族宗教极端分子和欧洲街头新纳粹的追随者和煽动者身上得到明证。”⁽¹⁴⁾

文化多元主义⁽¹⁵⁾是相对于霸权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而言的，它强调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文明）不论其影响大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理应受到相应的尊重。各种文化（文明）之间应该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存共荣⁽¹⁶⁾。而这一切应该从文明对话开始。文化多元主义者认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文明对话，那么文明间的差异、矛盾，在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的相互刺激下，有可能转化为文明的冲突，若是那样，对全人类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文明对话势在必行。1994年10月，由20多个国家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通过《天涯若比邻》报告，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对话”⁽¹⁷⁾。1995年10月，当时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发表了“以文化对话代替全球文化战争”的重要讲话。1997年12月第8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聚伊朗首都德黑兰，针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的危害，共商文明对话大计，会议最后发表《德黑兰宣言》，“强调不同文明、宗教间积极互动、对话和理解的必要性，拒绝各种滋生相互不信任和削弱国家间和平交往基础的冲突理论”⁽¹⁸⁾。1998年9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塔米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倡议将2001年定为“全球文明对话年”，获得了普遍赞赏与响应。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前夕，许多国家元首、外交部长和著名学者、思想家参加了不同文明对话圆桌会议，探讨如何在承认普遍价值的同时，保持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文明对话的崭新国际关系范式。9月8日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指出:“人类有不同的信仰、文化和语言，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尊重。不应害怕也不应压制各个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应将其作为人类宝贵遗产加以爱护。应积极促进所有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¹⁹⁾

由世界各国的许多有识之土倡导，由联合国推动的文明对话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人类文明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呼声，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各阶层人士的赞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多样性，犹如自然界中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使人类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报告中精辟阐述了文明的多样性及其意义。并在2002年4月访问伊朗时高度评价和支持哈塔米总统关于文明对话的倡议。他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不同文明相互借鉴、交流、融合，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也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只要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加强合作，扩大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就能增进信任，求同存异，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和前进，中国愿与伊朗及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合作和交流，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努力。”⁽²⁰⁾2004年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位于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期间，正式宣布成立“中阿合作论坛”，并提出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1）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2）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济往来；（3）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4）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关系事物中的合作⁽²¹⁾。

中国的学术界对文明对话和文化多元主义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但有相关成果问世⁽²²⁾，而且还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如2003年1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与南京大学和澳门基金会联手主办“世界文明国际论坛”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有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伊朗、俄罗斯、印度等10多个国家的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就是“文明间的对话”⁽²³⁾。2004年8月23日至25日，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首届“北京论坛”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有来自五大洲32个国家的200多位著名学者和中国内地、港澳台的225位著名专家参加。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发来了贺电指出:“北京论坛的主题与联合国的任务是一致的，我们都坚信:对话能够克服争端，多样共存是普遍真理，事实上，由于我们共同的命运，世界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²⁴⁾

三

在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强化的新形势下，“文明冲突论”和“文明对话论”都不绝于耳。虽然“文明对话论”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文明冲突论”在美国于1993年4月对伊拉克的开战中，在同年5月布什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此起彼伏的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的抵抗中，似乎得到了验证。而“文明对话论”至今大多停留在一般性的呼吁、倡导和泛泛宣传上，停留在宏观研究上，很少能见到各种文明间对话的具体形式和内容⁽²⁵⁾，因而给人留下“文明对话”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美好愿望或是言不由衷的策略性口号而已的印象，从而显得苍白无力，不像“文明冲突论”所展示的那样让人看得“真真切切”。这一现象一方面虽然反映了“文明对话”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式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文明对话”需要进一步增强内在动力，尤其需要具体的形式和内容，而文化自觉是文明对话的基础和前提。所谓文化自觉，概而言之，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明）有“自知之明”，了解其长处和优势，明白其短处和不足，并具有一种超越自身的边界，主动学习异质文明的长处，从而拓展自身，完善自身，发展自身的强烈愿望和非凡勇气，这种愿望和勇气从感性到理性，从表层到深层，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自觉。“普遍的文化自觉，强烈的文化自觉，来自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的综合力，这种力量将促生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来自文化自觉，而人文精神是一种内生力，是文明交往的灵魂。”⁽²⁶⁾

有鉴于此，笔者觉得，本着先易后难、先近后远的原则，首先应该加强同为东方文明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对话（即积极交往），探讨一下二者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基础、对话的条件、对话的意义。如果有，在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展开对话？

乍一看来，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风马牛不相及，且格格不入，前者是一种刚性文明（当然它也有柔的一面，如提倡仁慈、宽容等），后者是一种柔性文明（当然它也有刚的一面，如讲人格、气节等）；前者是融沙漠游牧文明与绿洲农耕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于一体的文明，后者是一种农耕文明；前者强调公正、公平、权利，后者强调身份、情理、义务⁽²⁷⁾；前者强调信仰、意志、奋斗、勇往直前，后者讲究天时、地利、机缘；迂回前进；前者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后者委婉含蓄，含而不露；前者率真透明，清澈见底，后者韬光养晦，葱茏氤氲……如此等等，二者的个性、气质确有许多不同⁽²⁸⁾；然而，只要两大文明之间进行积极主动、心平气和的对话与交往，改变彼此疏远，相互隔膜状态，放弃在西方文明面前争宠的心态和做法，那么，就会发现，二者有许多共同点、交汇点和契合点，有许多虽不完全相同却能够相通的地方。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二者只有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共存共荣，才能为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多元文化的构建和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交相辉映，异彩纷呈，二者的交往、对话，有着现实的可能性。如中华文明宣扬“敬天法祖”、“天人合一”、“中庸和谐”等人文精神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温良恭让”⁽²⁹⁾等伦理思想；而伊斯兰文明宣扬“认主独一”、“敬主爱人”、“和平中正”的人文精神和“惩恶扬善”、“诚信忠厚”、“平等公正”等伦理思想，二者在基本人文精神和一系列伦理思想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广泛的一致性。这就为二者对话与交往打下了厚实的思想基础。

伊斯兰世界各国与中国没有利害冲突，没有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只是相似的历史遭遇（如近代都受到列强侵略蹂躏）和相同的现实任务（如发展民族经济、改善民生、建设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等），因此，彼此间更能相互理解，相互沟通。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其实早在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前的汉代中国的张骞就出使过西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万隆会议”等都是双方交往史上的佳话。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方面，双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识越来越多。这一切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交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诚然，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有差异，某些方面差异比较大，这是毋庸讳言的。如中华文明强调入世，强调建功立业，而伊斯兰文明主张出世与入世结合；中华文明注重现实，淡漠来世（后世），伊斯兰文明讲究“两世兼顾”、“两世吉庆”；中华文明属宗教多元主义，祖先崇拜、多神崇拜并存，而伊斯兰文明强调“认主独一”、“唯主至大”，如此等等，二者各有侧重，在相同或相似的同时，又表现出差异性。文明之间没有交汇点，无法沟通，也就失去了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文明之间没有差异，无法互补，也就失去了交往的动力和意义。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文明交往领域的反映。世界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多样性中包含着统一性，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客观世界既是丰富多彩的，又是内在统一的。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东西都或者是相反者，或者是由相反者构成的，而‘一’和‘多’乃是一切相反者的起点。”⁽³⁰⁾只讲“一”而不讲“多”，就否定了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只讲“多”而不讲“一”，就否定了世界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既提出了事物的同一性原则，又强调事物本身即包含着差别，凡物莫不本质上不同，差别就是矛盾，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³¹⁾。求同存异是一种哲学思维；存异求同也是一种哲学思维。求同存异是在追求“同”的过程中承认差异，承认多样性；而存异求同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点。“和谐”不一定非要以“相同”为前提条件，只有不同“音符”的有机结合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交响乐”——“和而不同”才是文明交往的至高境界。

四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往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着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1.两大文明的交往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世界和平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新疾病（如艾滋病）蔓延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等等。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的问题，不是单靠哪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和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全社会力量，超越民族主义的立场，从人类主体的高度和人类价值的视野，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应对。

两大文明通过对话、交往、整合，可以为治理全球问题提供某些哲学智慧和精神文化资源，如伊斯兰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依为命的理念，和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思想，经过融合，推陈出新，将有助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注重家庭伦理，提倡夫妻互敬互爱互忠，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稳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强调尊重生命，提倡仁爱、宽容，反对践踏生命，伤害无辜，这将有助于防止恐怖主义。

2.两大文明的交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求安宁、促和平、谋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诉求，然而，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核扩散和核威胁的问题依然存在。伊斯兰文明内在的和平精神和中华文明“和为贵”的思想，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旦为更多的人们所领悟所接受，将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

3.两大文明的交往，有助于构建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新秩序。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不断强化的形势下，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已经成为威胁人类文明健康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严峻挑战。以世界10多亿人口为载体，影响遍及西亚、中亚、北非、东南亚乃至欧美许多国家的伊斯兰文明与以10多亿人口为载体影响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华人圈的中华文明的密切交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谐相处，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最有力的支持和保护，是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最有力的回击，是对建立“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秩序的最大贡献。

4.两大文明的交往，有助于寻求和建立全球普世伦理。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来自世界各地的6500名宗教界领袖、宗教神学学者以及一些有着个人宗教背景或没有宗教背景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人士会聚美国芝加哥，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在最后一天公开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并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签名认可。该宣言断言，当代人类的道德危机呼唤着“新的全球伦理”，“新的全球伦理”是指寻找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在某些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³²⁾。那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通过对话、交往，可以达成许多“最低限度的共识”，如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睦邻、亲邻，尊重异己，保护弱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³³⁾。

5.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有利于这两种文明自身的发展和繁荣。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是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两大文明，但这两个文明也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³⁴⁾，通过交往，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能超越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进而走向发展和繁荣。

【注释】

(1)“文明交往论”是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彭树智先生提出，他在《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长篇论文《论人类文明的交往》，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文明交往理论。他先后推出的《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和《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部著作构成了文明交往问题的三步曲，从而使其文明交往理论体系更加完备。

(2)彭树智:《书路鸿踪录》，第340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www.daowen.com)

(3)详见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4)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第4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5)（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梁展编《全球化论语》，上海三联书店；杨雪冬:《全球化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6)（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吴志成，韦苏等译:《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7)《亚洲周刊》编辑部:《信息保护伞与美国霸权》，载《编辑参考》1997年第3期。

(8)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第535页，第2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9)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第535页，第2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10)中国学者对中国的文化安全给予了高度关注。如石中英的《论国家文化安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于炳贵、郝良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7期；高长江:《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载《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1)详见郭洁敏:《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冲突》，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

(1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58页，新华社，2002年。

(13)王键:《经济全球化视野中的文明对话》，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4)详见欧阳志远:《上帝的‘陶杯’——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中国学者中对文化多样性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如陈筠泉的《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陈顺武的《论世界的多样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6)《天涯若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第240页，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95年。

(17)http://wwwoic-un.org/8/tehdec.htm.

(18)http://www.rcgg.ufrgs.br/msd-ing.htm.

(19)http://www.fmprc..gov.cn/chn/wjb/zxjg/xybfs/gjib

(20)阿拉伯驻华使团团长拉吉卜·苏凯里:《阿中合作论坛: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全方位合作的平台》，载《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4期。

(21)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编的论文集《国际文化思潮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德）海因里希·贝克和吉塞拉·希密尔贝克主编:《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欧阳志远:《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3)《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4)有儒释道与基督教的对话尝试，见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25)前引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第97页。

(26)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22期。

(27)有些学者认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差异性巨大，不可同日而语，不必也不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

(28)有些学者受华夷之辩和华夷秩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国周边的文明（参见台湾《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后，才发现洋人确有过人之处，此后，救亡图存便成了历代仁人志士的第一要务；漂洋过海，到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成了他们的最大人生追求。长期以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情结促使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钟爱有加，而对东方文明则几乎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总觉得中华文明虽不如西方文明，但与其他东方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相比，则高出一筹，优越许多，没有必要与之对话，更不需要从中学到什么。某些伊斯兰学者和印度学者也表现出类似的心态和态度。最后演变为东方各个文明的代言人互相贬低对方，在西方文明面前争宠，西方国家和学者则根据自身需要，对各个东方文明采取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的办法，弄得东方国家的一些学者时而沾沾自喜，时而耿耿于怀。不过，所幸已经有一些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平和地看待异质文明，包括不同的东方文明。如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朱威烈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说:“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亨廷顿教授发表了《文明冲突》一文，把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和东亚的儒家学说视做苏联解体后西方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经过西方一些政治家和传媒多年来大肆渲染，伊斯兰被恶意丑化歪曲，当作了洪水猛兽。伊斯兰国家中出于反对外来干涉、追求社会公正而参加伊斯兰运动的广大穆斯林群众，被说成是原教旨主义者，进而又把他们与少数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混为一谈。”（《解放日报》1995年3月25日）。再比如巴基斯坦著名学者、国际伊斯兰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艾尼斯博士，他说:“自从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几十个穆斯林国家相继从殖民主义统治中赢得了独立。凑巧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1949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升起。……在前苏联解体后，西方极力坚持对世界的单一霸权的同时，也开始谈论关于西方世界和‘下余’世界之间产生文明冲突的话题。对西方来说，‘下余’世界意味着穆斯林世界和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力量“转引自丁俊:《伊斯兰文化巡礼》，第225页，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2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39～24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30)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14章《道德的重建》；郭齐勇:《儒释道的人生智慧》，载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的《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名家演讲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黄勇:《儒家仁爱观与全球伦理》，载黄俊杰主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1)参见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第251～25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32)（德）孔汉思、库舍尔编，何光沪译:《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第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33)前引《文明交往论》序言。

(34)前引《文明交往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