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一个中亚苏非隐修者

中央民族大学　帕林达

宗教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神秘性，对于超越的神圣力量的信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套教义体系、信仰群体和组织制度，其神秘性在于信徒对神圣力量的直接的情感体验、心灵沟通和向往，这种神秘的灵性体验是个体直接可感的，内在的，在普世性宗教中较为普遍，基督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是一种有教养者所必需的、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所具备的神圣体验或心理感受，它的价值在于:以崇高的情怀弥补理智把人限于经验世界的欠缺。克尔凯郭尔也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执著的情感，一种建立在发自内在虔诚基础之上的与上帝的关系。苏非主义之所以对穆斯林有很大的吸引力，除具有与一般穆斯林不同的外在表现，穿着羊毛衣，过着安贫克己，禁欲隐居的生活，日夜不停地祈祷、赞念真主，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修炼较之外在的礼拜，更能唤起信徒心里的神秘的、直觉的宗教感受和对真主的爱与无限向往，这是内在的完全个人的感受，对个人而言是对真主的最直接、最真实的精神体验和最高的生活目的。苏非与真主之间在苏非主义早期是没有中介人的，通过个人的肉体和精神修炼，就能够感受真主的至大至善至能，感知真主的存在，从而为获得后世的美好归宿找到了更容易实现的方法，这也是苏非能够成为神秘主义派别，在穆斯林中普遍存在，既不同于教派、学派，但又融入教派和学派的最根本所在。

一

苏非神秘主义是伊斯兰教中一个很特殊的派别，它的教义思想既不同于兼有宗教与政治色彩的教派，又不同于纯粹研究宗教学理的学派，它的理论体系和修行实践，是穆斯林在五功六信基础上虔诚信仰、神圣体验，以至达到终极实在的重要方式，是对正统信仰的合理补充。

1.苏非主义中爱的教义加强了穆斯林对真主的虔诚信仰，是苏非修行的基础

《古兰经》的颁降，向穆斯林明示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应该遵行的言行，并许诺以永恒的天园奖赏和火狱惩罚，穆斯林唯有顺从、行善、遵从真主的意志生活，才能在末日审判中获得进入天园的奖赏，苏非主义以其对《古兰经》隐义的理解加入了新的思想，提出爱真主的主张，使穆斯林对真主的感情由敬畏而变为爱，这一教义是由中亚著名女苏非拉比亚首先提出并践行的。她把真主作为唯一的绝对的爱的对象，全身心地投入、把最纯洁的爱奉献给真主。由此，对真主的感情由敬畏发展到至真至诚的爱，为苏非修行注入了神秘性因素，使修行获得了灵性体验和情感归宿，拉近了真主与人的情感和距离，真主在穆斯林心中成了积极向往的精神归宿。

2.神智思想和神光思想使穆斯林找到了更高的精神归宿

死后进入天园的报酬更多是一种感官的或者是“物质”的享受，而神智思想和神光思想使穆斯林找到了更高的精神归宿。

神智思想和神光思想把苏非修行引向了神秘主义。神智论由埃及人祖奴完成，他提出人生的目的是与真主合一，而达到合一的手段是通过神智或入迷，只有入迷才能真正认识真主，因此净化自我的灵魂，达到神智的出现应成为生活的真正目的。神智的核心是真主的精神之光与人的心灵的交融。交融的基础是对真主的爱。这之后，波斯人巴亚齐德·比斯塔米发展了神秘主义的泛神论思想，他认为真主是唯一的存在，除了真主之外，无物存在，每个真正存在的人，均会被真主所吸收，并与真主合一，巴格达人哈拉兹提出寂灭概念，补充了比斯塔米的理论，指出与真主的合一是人的个体寂灭和精神的回归于真主，是完全的合一，成为苏非派精神修炼的重要阶段。

经过一系列的教义发展，苏非神秘主义以《古兰经》为依据，向内发展了神秘主义的直觉体验和追求与主合一的教义体系，向外则在遵行教法的同时，形成自己独特的修行方式。苏非主义使真主与穆斯林的关系由主仆转变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人由被动地顺从和敬畏而变为积极地感知真主，神光思想说明现象世界（包括人）是真主之光的流溢，其最终目的是回归真主，是与真主的完全和真正的合一。

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经历了从个人行为到教团组织的发展过程，特别是经过安萨里的努力与正统信仰结合后，得到了更多穆斯林的认可和实践。而《福乐智慧》所反映的则是中亚早期的以个人苦修为特征的苏非主义。

《福乐智慧》是产生于公元11世纪的维吾尔族劝谕体长诗，主要通过四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话，以叙事的方式传达作者对社会生活、法度、伦理道德和治国之道的看法，对人生和社会作了哲理性的思考。书中展现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是了解当时以喀什为中心，包括了周边地区多文化交流的非常宝贵的资料。苏非主义在新疆最早出现于这—时期，觉醒是书中四个人物中最与众不同的一位，是一个苏非，本文试图通过对觉醒的分析，探求苏非主义在维吾尔族地区的早期发展状况。

二

觉醒是《福乐智慧》中唯一的隐修者形象，与作品中塑造的另外3个人物形象对伊斯兰教有不同的理解和遵行。《福乐智慧》围绕4个人物展开故事，国王名叫日出，是一位颇有智慧和治国抱负的君主，大臣月圆和贤明都是先后辅佐国王治理国家的贤臣，日出求贤若渴，在得到贤明的同时还想得到觉醒的帮助，故事就是围绕他们之间就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对待今世和后世展开的。他们之间有共同点，都是穆斯林，虔信真主独一，礼拜真主、遵经、尊圣，但觉醒是隐修者，他的思想、言行又与其他三位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

1.因追求的人生目的不同而导致的生活态度的迥异

对一般信徒而盲，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是两条时有交叉的线，一条为后世的归宿而生活，认真履行宗教所规定的礼仪和行为，一条为现实而生活，以获得生活的享乐和幸福为主要目的，也不放弃为后世审判而趋善避恶；而对于苏非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努力追求后世的个人精神与主合一的完美归宿，因此，除了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对真主的至爱以及精神上与主合一的渴望和追求外，世俗生活没有幸福和享乐可言。

国王和大臣是穆斯林的典范，他们积极投入社会生活，国王是一个有才干，公正贤明的君主，他一心以公正和法度治理国家，任用博学的月圆，在月圆死后又重用他的儿子贤明，他们关心的是国家治理，法度公正、百姓安居，他们坚信真主独一，坚持礼拜，做真主喜悦的事，励精图治，使得国家昌盛、百姓富裕、社会安定、法度公正，他们为此感到幸福和满足；对他们来说，人生的目的不止在后世，也在于现世，在真主创造的土地上，好好生活，多作利他的事，这是真主所喜悦的。

觉醒始终隐居山林，认为世界苦难无边，毫无欢乐可言，只有时时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的恐惧，摆脱的唯一办法就是苏非修行，因此对现实生活一无所求，穿着羊毛衫，过着清贫苦修、与世隔绝的生活，日夜祈祷赞念真主，期望以此积累善功，得到真主喜悦。把这样的生活看作近主的最好方式。觉醒的人生是利己的，为了个人在后世能得到真主喜悦，可以放弃现实的一切物欲和享乐。

2.因对现象世界的不同理解而对社会的看法不同

伊斯兰教强调两世并重，在许诺后世的天园奖赏和火狱惩罚的同时，强调人是真主所创造世界的代治者，因此，人应该为社会负责任，换而言之，人应该积极地投入社会生活，为自己也为别人造福，这是真主嘉许的善行。正如贤明所说“真主有意地创造了今世，并为生灵提供了洁净的饮食。”（3404双行）“活着就应为黎民带来好处，倘若想叫你的名声永留人间。如果你不能为世人造福，你活着的标志谁能看见！”（3369～3370双行）国王和大臣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快乐。

苏非则对现象世界作了不同的解释。对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苏非认为是肯定真主是唯一真实存在，现象世界是虚幻的、非真实的。觉醒把人生看作过客，认为人生、社会是虚幻不实的，充满了各种痛苦和死亡的恐惧，不值得留恋，只有真主是真实的永恒存在，人活着就应该为后世做准备，因此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礼拜和祈祷上，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专心修炼。

三(www.daowen.com)

觉醒是一个苏非，他具有早期苏非的典型特征:

1.外部特征具有典型性

觉醒穿着羊毛衣，过着隐居苦修的生活，吃着简单的饭菜，每天的时间只用于祈祷，书中写道“永忆真主，即是我的欢乐，他的旨意，即是我心灵的慰藉”（4762双行），“我身穿羊毛衣，口吃大麦粥，兄弟啊，这尘世于我已经足够”（4765双行），（贤明对觉醒说）“你远离了你的亲朋友邻，你躲开了城市、乡村和庶民。你只身独自隐遁深山，潜修默祷，累月经年”。《古兰经》规定穆斯林的基本义务是坚持六信（信真主、使者、经典、天使、前定和末日）、完成五功（念、礼、斋、课、朝），苏非在五功、六信之外，更注重连祷、赞念和冥想。早期苏非身穿羊毛衣、他们的克己、安贫、避世、潜修、清心寡欲是不同于一般穆斯林的最外在的表现，也是苏非修行的最初阶段，即以肉体的修炼，断除对物质世界的欲念，达到近主的基本要求，是苏非实践的主要内容。

2.他的思想行为所反映的是苏非神秘主义思想

（1）否定现世的弃世主义

苏非修行的最早产生是因为一些虔诚穆斯林对社会生活日益腐化堕落的不满，而独自过着苦行禁欲的生活。因此对世界的否定和对后世的肯定是苏非安贫弃世苦修的主要原因，苏非认为现实是痛苦、短暂和虚幻的，是无常的和善变的，与后世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不值得留恋，对现实物质世界没有欲念，不和人交往，也不参与社会活动，唯一的想法就是敬主、爱主，以虔诚的功修获得后世与主合一的永恒报酬。觉醒说“所以今世的幸运并不美好，它使你远离了真主，把信仰毁掉”（3525双行）。“对无常的尘世你何须依依，它将抛你而去，你也应将他抛弃”。“我为了避世才来到这里，怎么能再回到尘世上去！我已把自己奉献给了真主，岂能再为世人而奉献自己”（3695～3696双行）。他以避世苦修和安贫禁欲实践着苏非理想。

（2）人生如过客的比喻

正因为认为现实是痛苦、短暂和虚幻的，是无常的和善变的，后世是唯一永恒真实的存在，所以苏非对世界有个形象的比喻——旅途，而把人生比作匆匆的过客，主张不要对世界有太多的执著和寄托，死亡谁都无法逃避，不管人生经历怎样的辉煌，积累多少财富，最后都会面对死亡，只有抛弃这个世界，终日虔诚地苦修和祈祷，才是摆脱死亡痛苦的正确方法，才能最终达到精神上与真主合一。觉醒说“终有一死的人啊，为何还不明白？你不过是留宿两天的过客！”“你是过客，这世界是逆旅”（3561双行）。

（3）喜爱真主

爱真主是苏非主义重要的思想，主张把绝对的唯一的爱献给真主，在长时间的祈祷赞念中达到近主的神秘直觉体验，觉醒说:“我把一片赤心奉献给真主，做一个祈愿者向他顶礼祈祝。对他的存在我深信不疑，我心怀信仰，口诵不已。我承认它的存在，将它求索，然而我不知从何处将它求得，为寻觅真主我夜不成眠，找到了他的迹象却未睹其面”（4778～4781双行）。“本是他先垂爱于我，将我乞得，我才心急如焚地将他求索，本是他意欲我，创造了我，我才一往情深，将他求索。如此一位万物之主我怎能不眷爱，又怎能不为求索他而急不可耐”（4786～4788双行）。“我的慰藉，我的思念，我的支柱——独一的真主，饥时饱时都把我佑护”（4794双行）。如果说对世界的否定和厌弃是苏非修行的外在动力，那么对真主的绝对唯一的爱、渴望与真主合一的直觉体验就是苏非修行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归宿，这也是觉醒能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心无杂念的原因。

四

正因为觉醒是一个苏非，与国王和贤明对现实的态度完全不同，特别是觉醒特意独立，拒绝高官厚禄，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发生几次辩论，这几次辩论一方面反映出正统派信仰和苏非修行的不同，而且也反映了苏非与正统信仰之间的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

觉醒与日出国王和大臣贤明之间的辩论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各执己见，代表了两种不同教派的观点，觉醒和贤明就事功、交友、繁衍后代各自表述了自己的态度，贤明劝告觉醒“活着就应为黎民带来好处，倘若想叫你的名声永留人间。如果你不能为世人造福，你活着的标志谁能看见，要娶妻室，要生儿育女，没有儿女会受人责难”（3369～3371双行）。“结交好友，肝胆相照，好友会对你做出好报，若有利于他人，应和世人交往，利于他人，如同自己获利一样，独处之人，即是野人，能将什么好处带给他人？对人无益只是行尸走肉，莫作死人，应为他人造福。你倘能与许多朋友交往，会诸事顺利，名声远扬”（3405～3409双行）。贤明的态度完全是积极的，事功的，对觉醒的弃世苦修非常不理解:“真主不是为你一人创造了地狱，也没有把一切痛苦全降给你”（3332双行）。

觉醒对此一一进行了辩解:“人若参与尘世的事情，祈祷也修不了来世的善功。倘若不向世人把门关牢，就无法向创世主虔诚祈祷。只有你抑制了自己的欲念，你才会尝到祈祷的香甜”（3340～3342双行）。“儿女是仇敌，有什么好处？活着没有敌人该多么舒畅”（3380双行）。“你为儿女操碎了心，知道父母之心的又在何方？你聚敛财富，留给了儿女，你呻吟着死去，他清福安享”（3384～3385双行）。

第一次的辩论两人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的针锋相对的，经过这次的辩论，对双方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贤明，开始对苏非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因此第二次的辩论火药味已经没有了，都对对方作了让步，贤明没有再咄咄逼人，而是委婉地劝觉醒重视今世的生活:“我知道真主的一切欢欣，来自祈祷和礼拜之中”（3989双行）。“不能说今生的财富丑恶不堪，自用又惠人，会得福缘”（3977双行）。觉醒也开始通过贤明了解礼仪以便能做合格的大臣。

但觉醒终究还是没有做官，只是到王宫与国王见了一面。但这第三次的交往，国王与贤明的思想却有了很大的转变，对苏非主义表达了极大的赞同以至于认同:“君王能使一切希望如愿以偿，却无力拥有撑持心灵的支柱”（5096双行）。“你纯洁了心灵、语言，纯洁了自我，请赐教诲，使我获益无尽”（5128双行）。“你大彻大悟，得到了福乐，王位对于我已变成灾祸。我心已领悟，眼已睁开，是我把自己投入了烈火。尊者啊，我已迷失了正路，是你将正路给我指出”（5398～5400双行）。这种转变尽管没有促使他们抛弃世俗生活，但苏非主义的纯洁、虔诚的精神信仰，无疑是有着很大影响力的。这表明苏非思想及其修行，尽管有一些于正统教义不相符合的地方，但总体看有它合理的能为穆斯林普遍接受的东西，可以成为穆斯林宗教生活的有效补充。国王和贤明最终都没有放弃现实的生活，仍然在尽着各自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不仅与现实社会的吸引力以及社会责任有关，更与他们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理解有关。

五

苏非主义在中亚地区从公元八九世纪出现后，非常活跃，是这一地区伊斯兰教的主要形态之一，信徒众多、信仰虔诚，修行方式独特，12世纪以后又形成了诸多教团。苏非主义在新疆南部地区是伴着喀喇汗王朝的伊斯兰化而出现的，伊斯兰教由其西边的萨曼王朝传入，发展很快，在11世纪的新疆南部地区，正统派信仰已经在喀拉汗国境内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成为国家统治的精神力量，在政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非主义还刚刚出现，尚未形成大的社会群体，以觉醒形象为代表的苏非，以及跟随觉醒修行的弟子优素福，他们虽然隐居山林、与世隔绝，人数不多，还未形成大的群体和社会影响，更多的只是虔信者的个人行为，但他们的虔诚信仰、避世苦修，安于贫苦，拒绝参与政治，使得以国王、大臣为代表的一般穆斯林也对他们的神秘修行和虔诚信仰经历了从反对到理解、认同的发展过程，他们的力量虽小，但能得到上层的认可和赞同，也为苏非以后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做好了准备。

参考文献:

1.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

2.金宜久:《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张文德:《中亚苏非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