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以苏非派和卓家族史兴起背景为中心的探讨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张中复

一、前言:东察合台汗国史与《拉失德史》

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其不仅是北亚草原游牧民族对外扩展势力的巅峰期，同时以成吉思汗嫡系子嗣为核心的黄金氏族（Altan obogh），在欧亚大陆各地所建立的持续性统治势力，亦对于中古以来的欧亚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新疆在内的大部份中亚地区，在13世纪以后，就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世袭封土。自此该地区就被纳入到“察合台汗国”（Chaghatai Khanate）概念下的宗藩国支配体系之中，其影响甚至延续到19世纪初。

察合台汗国即伊斯兰史料中的察合台兀鲁思（Chaghatai Ulus）⁽¹⁾。或由于地理位置，在14世纪中叶的一些基督教文献中亦将之称为中央帝国（Middle Empire or Imperium Medium）⁽²⁾。整体说来，察合台汗国的建立不仅将传统北亚——中亚的历史互动关系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同时就该汗国统治世系的延续性而言，其前后近600年（公元1227～1800年）的“蒙古汗统”，也没有任何一个蒙古王朝能超出其范围者。早期的察合台汗国一直扮演着大蒙古国重要的西域宗藩的角色。但随着13世纪后半叶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及蒙古西域宗王之间内战的扩大与持续，因此从14世纪开始，察合台汗国便走向独立汗国的形态。而自14世纪中叶以后，因中亚地区非成吉思汗黄金氏族诸蒙古部族日益走向伊斯兰化，以及与察合台系宗王之间的对立冲突的激化，使得察合台汗国开始走向衰弱与东、西分裂的局面。其中，这些在伊斯兰史料中被冠以“异密”（amir）⁽³⁾衔称的部族领袖与贵族，以其逐渐强势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背景为基础，不但削弱察合台系宗王的世俗权势使之成为傀儡，同时也让分裂后的察合台汗国分别走上不同的发展方向⁽⁴⁾。在西部河中地区（Transoxiana，或西突厥斯坦West Turkistan）⁽⁵⁾，著名的帖木儿（Temur or Tamerlane）以蒙古巴鲁剌氏部（Barlas）异密力量为核心，其不仅取代犹如风中残烛的西察合台汗国，同时更在14世纪末建立中亚史上最强大，且结合中东、欧亚草原西部文明与成吉思汗汗统等名义于一身、但也是最后一个“蒙古——突厥”式的统治王朝⁽⁶⁾。在此同时，东部的东突厥斯坦（East Tuekestan）同样已伊斯兰化的蒙古朵豁剌惕（Dughlat）部异密则以今日天山南北路为中心，于公元1347年扶立察合台汗后裔秃黑鲁帖木儿（Tughluq Temur）为汗，也建立一个地方政权性的汗国。中外史料对于该汗国的名称记载不一，其中包括蒙兀儿斯坦（Moghulistan）、叶尔羌汗国（Yarkand Khanate）、喀什噶尔汗国（Kashgarian Khanate）、察合台后王政权、别失八里（Besh Balik）或亦立把里（Ili Balik）以及东察合台汗国⁽⁷⁾。观察近年来的研究中，叶尔羌汗国与东察合台汗国这两个名称则较常被学界所使用，或者将叶尔羌汗国视为较为后期、且势力较集中于天山南路的东察合台汗国。按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世系，自14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1680年时才被西蒙古卫拉特（厄鲁特，Oirat）的准噶尔部所灭⁽⁸⁾。在这近3个世纪中，朵豁剌惕部异密与其后兴起的伊斯兰和卓（圣裔）家族，基本上是东察合台汗国实质的掌权者。而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对于日后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政教关系以及当地教派分化现象等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是本文主题中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在有关东察合台汗国的史料中，虽然中文史料如《明史》、《明实录》、《西域番国记》、《清实录》等都有零星的记载，但其质与量基本上都无法与中亚伊斯兰史料相比拟。其中，无论从篇幅内容与涉猎领域广泛等角度看来，16世纪初出身于朵豁剌惕部的海答儿（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1499～1551年）及其用波斯文所著的《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应该是相关穆斯林史料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这其中涉及对于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治、社会、宗教与军事等方面的详实记载，也为后来实际在该汗国延续者叶尔羌汗国境内取得实际掌权地位的苏非派（Sufism）纳格什板丁耶和卓家族（Naqshibandiyya Kholjas）的兴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该书于1895年由英国学者罗斯（E.D.Ross，1871～1940年）译成英文，并由伊莱亚斯（N.Elias，1844～1897年）编辑、注释与撰写研究性的绪论。该英译本于1972年再版时便以《中亚蒙兀儿史》（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之名问世以迄今。大陆的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1983年将该书（英译本）完整译为中文，名为《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为目前唯一的中文译本⁽⁹⁾.本文即企图以该书之宗教政治史内容，来探讨其对于纳格什板丁耶和卓家族研究的重要性与相关影响，并借此分析近代中亚——新疆史领域中有关和卓家族研究的若干议题。

二、《拉失德史》的撰述背景及其研究

《拉失德史》的作者海答儿出身于朵豁剌惕部族，其先祖曾出任早期察合台汗国的军事贵族。从现存的史料看来，有关朵豁剌惕部出现在突厥斯坦的记载并不明确。在11至13世纪北亚游牧势力崛起的过程中，该部在当时也并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按在14世纪伊利汗国史家拉施特（Rashid al-Din）所编写的著名波斯文史料《史集》（Djami ut-Tavarikh）中，朵豁剌惕部是属于“被称为‘尼伦’（Nirun）蒙古诸部族”中的一支，即与成吉思汗世系关系密切的火鲁剌思（Qurias）部阿阑·豁阿（Alan Qo’a）的后裔⁽¹⁰⁾。另—方面，当成吉思汗及其子嗣建立大蒙古国之后，朵豁剌惕部在当时蒙古部族势力中的地位也很有限。拉施特就曾指出:“在那个时代（指成吉思汗时期）和现在（指14世纪初），都未闻他们（朵豁剌惕部）的异密中有过享有威望和声誉的”⁽¹¹⁾。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可能从成吉思汗即位后，朵豁剌惕部便迁徙到蒙古高原以外的地区，而这也是近代以来北亚不再出现自称为朵豁剌惕部后裔，或名为“朵豁剌惕”部族的主要原因之一⁽¹²⁾。

依据海答儿的描述，早在察合台分封其疆域时，就将名为“曼尕赖·苏亚”（Mangalai Suyah，意为“向阳地”）⁽¹³⁾的大片领土赐给当时朵豁剌惕部的领主乌儿秃布（Urtubu）。这块广大的封地，包括大约天山南路西部、费干那盆地与热海盆地以南的区域。而乌儿秃布是出身阿克苏（Aksu）的异密·拨鲁只的祖父。异密·拨鲁只在拥立东察合台汗国开国者秃黑鲁帖木儿的过程中曾扮演相当关键性的角色⁽¹⁴⁾，这对于日后朵豁剌惕部在东察合台汗国内取得支配性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按中亚地区的蒙古部族在察合台汗国内部的崛起，甚至得以操弄汗位的嬗代，这是因为蒙古游牧封建体制向中亚推移的过程中，当地成吉思汗黄金氏族无法获得类似北亚草原社会氏族长对于部族共主那种传统式的支持与拥戴。这种结果的出现，主要还是与这些中亚蒙古部族在突厥化、伊斯兰化与定居化等“本土化”过程较这些黄金氏族统治者要来得彻底的因素有关。换句话说，在中亚的蒙古部族原本在摆脱传统游牧封建体制约制的同时，如果又遇到一定的机会（如异密·拨鲁只与秃黑鲁帖木儿的关系），则部族政治自然便成为继续支配传统汗国的主要力量。

海答儿的叔父赛依德·马黑麻·米儿咱（Sayyid Muhammad Mirza）是叶尔羌汗国创建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该汗国的第一位统治者赛德汗（Said Khan，在位1514～1533年）曾将汗国中最高的职衔“兀鲁思别乞”（Ulusbegi）赐给赛依德·马黑麻·米儿咱⁽¹⁵⁾。海答儿因此也成为赛德汗的重要亲信，成为汗国内的重要政治人物。不过当该汗国第二位统治者拉失德汗（Rashid Khan，为赛德汗之子，在位1533～1660年）即位后，为巩固和提高汗权，便对朵豁剌惕部进行整肃。其间不仅赛依德·马黑麻·米儿咱等重要的亲族被处死，海答儿也被迫出亡印度，然后再攻入克什米尔（1541年），成了当地的统治者⁽¹⁶⁾。海答儿最后在克什米尔写成这部史书，题名为《拉失德史》。他在前言中提到，该书是献给他的祖国——当时蒙兀儿斯坦（即东察合台汗国世系政权）的统治者拉失德汗的⁽¹⁷⁾。此外，海答儿的表兄巴布尔（Babur Zahir al-Din Muhammad，1483～1530年），不但自称是帖木儿的后裔，同时更是16世纪印度莫卧儿（Mughal）王朝的创建者。与海答儿一样，巴布尔亦留下其著名的史料-《巴布尔回忆录》（Babur Name）⁽¹⁸⁾，并与《拉失德史》、《帖木儿武功记》（Zafar-Name，详下段）—样成为研究中亚诸“蒙古世系”王朝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拉失德史》的内容由两编（两册）组成。第1编，即正史（Tarikh-i-Asl，or Real History）部分，共70章，为东察合台汗国的编年史，从1347年秃黑鲁帖木儿即位开始，到1533年拉失德汗即位并整肃朵豁剌惕部为止。这一编较早期的史料主要来自一些传说和舍拉甫丁（Sharaf al-Din Ali Yazdi）的《帖木儿武功记》⁽¹⁹⁾，较晚时期的史料则是海答儿的亲身见闻（例如其叔父赛依德·马黑麻·米儿咱在赛德汗死后立即被拉失德汗处决的经过）⁽²⁰⁾。这一编于1544年开始编写，1546年完成。至于第2编则为作者的生平描述，以及其所属时代的重要历史，并包括对于月即别（Uzbeg）与察合台系诸汗的所见所闻。第2编自1541年开始写作，完成于1544年。按第2编，即史迹概述（Mukhtasar, or Epitomy）是为第1编作资料准备，161章的篇幅是第1编的3倍多，内容相当丰富，保存着许多社会生活、政治冲突、军事活动的生动描述，并收录了一些统治者行为的典则⁽²¹⁾。

《拉失德史》原文为当时中亚地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体波斯文。该书至今能广为学界所运用，本文前言中已提到，19世纪末英国东方语文学学者罗斯将其完整译成英文实属关键。按罗斯的译本主要是依据大英博物馆所藏编号Add.24,090的波斯文原本。在此之前，英国（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BFBC）已将部分《拉失德史》两次译成东部突厥语（Turki）。而罗斯还以此东部突厥语译本中较为完整的一本，来对英译本第2编部分进行校订⁽²²⁾。不过，使得罗斯的译本更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伊莱亚斯这位多次到新疆探勘的东方学家对于该书所进行编辑、注释与撰写研究性的绪论，则是功不可没的。尤其伊莱亚斯的这篇《绪论》，基本上就是《拉失德史》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概说。其内容包括海答儿及其著述、察合台的世系、蒙兀儿人的地域、蒙兀儿突厥与回鹘诸族、东部汗国或畏兀儿斯坦（Uighuristan）、《拉失德史》及其以后的情况等，涵盖范围相当丰富⁽²³⁾。除了运用大量的史料外，伊莱亚斯的《绪论》亦将中亚察合台统治世系的嬗代延续，以及各个阶段的历史特色予以完整的呈现，使之将《拉失德史》中繁杂的历史论述，勾勒出更为系统性的背景介绍以及发展脉络。该英译本于1895年出版，1898年又出了略有修改和补充的第2版。此外，当1972年该英译本再版时，便以《中亚蒙兀儿史》为主要书名（参见本文前言与注9），来强调《拉失德史》所具有的“中亚蒙古史”的特别意义与定位⁽²⁴⁾。

中国内地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在1983年将《拉失德史》1972年英译本完整译为中文，名为《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为目前唯一的中文译本，并由大陆著名中亚史专家王治来进行校注。此外，中译本于第二编之后，尚附有王治来所著的伊莱亚斯与罗斯的传记，以加深读者对于《拉失德史》英译本编译背景及过程的了解⁽²⁵⁾。然而，除了《拉失德史》以及前述的《巴布尔回忆录》之外，目前尚存有不少有关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伊斯兰史料，其中大部分著作已被当代研究者所重视并引用⁽²⁶⁾，但无论是篇幅与重要性而言，《拉失德史》的价值仍然是无法被取代的。

三、东察台汗国的伊斯兰化与政教关系

在有关研究中亚蒙古史及东察台汗国史的发展特色中，建藩中亚的蒙古统治势力，其改宗伊斯兰教的过程与影响，与定居化以及突厥化一样，都是对于蒙古人在中亚“本土化”现象具有重要观察意义的内容之一。蒙古人信仰以泛灵论（animism）为基础的萨满教（shamanism），和以一神论（monotheism）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之间的兼容性十分有限⁽²⁷⁾。早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过程中，蒙古军队在花剌子模大城不花剌（Bukhara）清真寺中几近亵渎伊斯兰教的暴行以及持续对于中亚穆斯林大规模的杀戮现象，不仅在当时伊斯兰史料中留下怵目惊心的记载⁽²⁸⁾，同时也为日后察合台“出镇西域”必然与当地伊斯兰教产生冲突埋下了伏笔。由于察合台本人是蒙古大札撒法典（yasa，或札撒黑jasagh,为成吉思汗所统合的蒙古习惯法）的守护人，同时他也以该法典作为治理其兀鲁思的法则与准绳。由于伊斯兰教教义中有一些生活方面的规定与该法典的内容相抵触，而被察合台所禁止，像是杀牲断喉、日间浴于流水中等，凡违者一律处死⁽²⁹⁾。故当察合台建藩中亚后，强行以大札撒法典凌驾于当地人口众多的穆斯林社会之上，以致宗教迫害事件层出不穷，察合台也被中亚穆斯林视为伊斯兰教的敌人⁽³⁰⁾。

然而，就如同在其他地区的蒙古征服者一样，被征服社会的强势文化终究会明显影响到少数征服者的文化属性，进而产生文化渗透以及文化变迁的发展态势。对于中亚地区的察合台系宗王而言，此一态势最明显的指针就是放弃游牧走向定居化的生活，以及改变对伊斯兰教的敌对立场，甚至皈依为穆斯林。在13世纪下半期开始，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木八剌沙（Mubarek Shah，在位1266年）、八剌（Borag，在位1266～1271年）等即表现出对于定居生活的明显倾向性，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自14世纪初，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³¹⁾。但其后随着汗位之争，代表拥护定居——伊斯兰与游牧——蒙古习惯法的贵族集团一度壁垒分明，其情形与13世纪中叶，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在中国本部的汗位争夺战的背景颇为类似。以15世纪史料《突厥谱系》（The Shajrat ul Atrak or Genealogical Tree of the Turks and Tatars）的记载为例，察合台后王答儿马失林（Tarmashirin，在位1326～1334年）与布赞（Buzan，在位1334年）之间著名的战争，根本就是未信奉伊斯兰教的察合台系宗王与已成为穆斯林的察合台系宗王之间的内讧。战争结束后，布赞处决许多同系宗王与异密，其中包括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³²⁾。因此，察合台汗国内部这种政争夹杂着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反而更加导致了汗权的式微，以及连带造成汗国的东西分裂。当然，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像是前述的巴鲁剌氏部和朵豁剌惕部这类在中亚更为“本土化”的蒙古贵族势力，也趁机分别在汗国的西、东部崛起。其不但掌控了察合台系黄金氏族的汗权运作，同时也改写了日后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命运。

严格说来，察合台汗国分裂前，东部的蒙古宗王接受定居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比汗国西部的情况要来得缓慢。而汗国分裂后，文化差异与政治冲突的扩大，更形成了双方在正统血胤与文化定位方面自主意识的强化现象。《拉失德史》中曾记载，在汗国分裂之初，西部河中地区的定居民称呼自己为“察合台人”（Chaghatay），并把东部地区的游牧民叫作“札答”（Jete，即盗匪、剽劫者）。同时在南路及伊犁河流域一带的东部游牧民则自称“蒙兀儿人”（Moghul），而将西部河中地区的定居民视为“哈剌兀那斯”（Qaraunas，即杂种、混血）⁽³³⁾。然而，等到了海答儿的时期，他认为真正的“察合台人”除了巴布尔（前述印度莫卧儿朝的创建者）的子孙外，已一无遗存；且“蒙兀儿人”还有3万人左右住在吐鲁番和哈实哈儿（喀什噶尔）附近。至于传统蒙兀儿斯坦的大部分土地已被新兴的月即别人与吉利吉思人分占了⁽³⁴⁾。

从中亚蒙古人整体历史发展看来，东察合台汗国伊斯兰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该汗国的创建者秃黑鲁帖木儿。按《拉失德史》一开卷就是有关秃黑鲁帖木儿的事迹，以及他如何被朵豁剌惕部的异密·拨鲁只于伊斯兰历748年（1347～1348年）拥上汗位的经过。依据海答儿的说法，秃黑鲁帖木儿是察合台汗国第14位统治者也先不花（Isan Bugha，在位1310～1318年）与其宠妃撒的迷失可敦（Satilmish Khatun）的儿子⁽³⁵⁾。不过在中亚史学界中，包括俄国的巴托尔德（V.V.Barthold）以及大陆的刘迎胜，魏良弢等人，都以父子二人年代不符等理由怀疑此一说法⁽³⁶⁾。不过，由于也先不花是察合台汗国第10位统治者笃哇（Dua，在位1282～1307年）之子，而笃哇是察合台的玄孙，在位其间曾因与其他西北宗王联合反叛忽必烈因而声名大噪。因此，当也先不花逝世后，“蒙兀儿部落汗位虚悬，于是群龙无首，危乱渐生。这时，异密·拨鲁只朵豁剌惕，决心找到一位汗，并恢复国家秩序”⁽³⁷⁾。在这种情形下，秃黑鲁帖木儿成为异密·拨鲁只的政治筹码以及扩大朵豁剌惕部影响势力的新凭借。而身为异密·拨鲁只后裔的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重新型塑秃黑鲁帖木儿的“汗统世系”，其动机是相当显明的。

依据《拉失德史》的记载，让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的关键人物是筛赫（Shaykh，或译筛海、谢赫，伊斯兰教宗教领袖或长老）札马鲁丁（Jamal al-Din）。当秃黑鲁帖木儿在阿克苏遇见他时才18岁，尚未登基为汗。在此海答儿提到，当时札马鲁丁对秃黑鲁帖木儿似乎多有启发，并明言皈依伊斯兰教是其将来登基为汗之后的重要承诺⁽³⁸⁾。不过，等到秃黑鲁帖木儿被拥立后，真正促使他改宗伊斯兰教的人是札马鲁丁的儿子大毛拉（Maulana，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尊称）阿而沙都丁（Arshad al-Din）。依据海答儿的说法，阿而沙都丁不但使秃黑鲁帖木儿在24岁那年成为正式的穆斯林（对他进行割礼），同时皈依当天也让16万人改信了伊斯兰教。“于是伊斯兰教的光辉驱散了不信的暗影，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的这一整个地区传布开来，并且在那里稳固下来，直到现在”⁽³⁹⁾。由于阿而沙都丁在东察合台汗国伊斯兰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海答儿在《拉失德史》的开卷语中亦明白指出，“导引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的是阿而沙都丁”，这是其将书名定为“拉失德史”的重要理由之一⁽⁴⁰⁾。

然而，依据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后人的研究，其实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的动机是相当具有政治导向的。他很明显的是想以汗国东部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伊斯兰教社会基础，来抗衡将他推上“虚位”的朵豁剌惕部贵族势力。在中亚史上，外来的异教徒统治阶层迎合当地伊斯兰的宗教社会势力，以强化政治力量的控制，在历史上已有先例。早在11世纪由西迁的回鹘人所建立的喀喇汗王朝（Qarakhanid），其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统治者沙土克·博格拉汗（Satuq-Bughra Khan）是如此⁽⁴¹⁾，中期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八剌（前一节中有论及，为笃哇之父）与怯伯汗（Kebek，为笃哇之子，在位1318～1326年）亦有类似的倾向⁽⁴²⁾。更为重要的是，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的做法，亦带动包括朵豁剌惕部在内的东部蒙古贵族势力更彻底的伊斯兰化。其后，秃黑鲁帖木儿形式上一度摆脱朵豁剌惕部异密的控制，成为掌握汗权实质统治者。他甚至还多次出兵河中，企图将分裂的察合台汗国统一⁽⁴³⁾。此外，秃黑鲁帖木儿为藉宗教势力打压朵豁剌惕部的力量，特别将阿而沙都丁家族在汗国中的政治地位明显予以提升。不过，这支由汗廷所扶植起来的宗教势力逐步干涉汗国事务，成为朵豁剌惕部异密相匹敌的力量，其既是汗政权的有力支持者，又是汗政权的干涉者⁽⁴⁴⁾。按秃黑鲁帖木儿于1363年去世后，朵豁剌惕部异密依然趁机操弄汗位的立废，阿而沙都丁家族势力也继续涉入汗国的权力争夺。值得注意的是，阿而沙都丁家族以宗教力量介入政争，似乎为日后苏非派和卓家族支配叶尔羌汗国的过程埋下的伏笔。影响所及，几乎关系到近400年来新疆伊斯兰政教关系，以及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宗派体系朝向多元化发展的特殊结果。

四、《拉失德史》中有关苏非派纳格什板丁耶和卓家族兴起背景的记载及其特色

伊斯兰苏非思想最早于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在今日西亚伊拉克地区出现。它最初是虔诚的穆斯林所奉行的苦行和宗教禁欲思想（ascetism）的个人修道方式。一般奉行苏非思想的人，在遵守教义、教法和履行宗教功修方面与正统（逊尼）派教徒并无太大的区别。这种思想的出现，除宗教修乘的本质外，亦蕴含着对于伊斯兰俗世政教合一体制出现后，所产生的教派分裂与权力腐化等负面现象的反制。由于苏非思想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在西亚地区获得迅速的发展。公元9至10世纪，苏非思想已由早期的苦行禁欲主义与宗教修乘，逐渐发展成神秘主义，并以“异端”宗教派别的形式，广泛盛行于阿拉伯地区⁽⁴⁵⁾。

自10世纪开始，宗教派别化的苏非思想从波斯东部的呼罗珊开始向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社会流传。在塞尔柱（Seljuk）王朝时期（1037～1193年），苏非派在中亚比以往有着较大的发展⁽⁴⁶⁾。约在此时期，中亚也出现了最早组织化的苏非派教团（Sufi Orders）——雅萨维教团（Yasawiyya）。该教团创始人阿合马·雅萨维（Ahmad Yasawi，？～1166年）是中世纪以来中亚突厥语民族中最著名的圣哲，也是著名苏非派经典《大智之书》（Divam-i hikmet，即箴言诗集）的作者。巴托尔德说雅萨维在突厥人中得到了“阿塔·雅萨维”（父亲雅萨维）的绰号，显示他对于伊斯兰和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在突厥人中的扩展有着巨大的影响⁽⁴⁷⁾。不过，13世纪蒙古西征及其对伊斯兰教的迫害，使得中亚苏非教团的活动与发展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雅萨维教团的苏非派思想依然保持一定的流传，甚至一度还渗透到15世纪叶尔羌汗国的高层异密中。海答儿就曾提到他的叔父赛亦德·马黑麻·米儿咱（Sayyid Muhammad Mirza）“早已做了牙撒吾派沙黑（按即雅萨维教团的筛赫）的门徒，遵行着苦修和禁欲的戒令”⁽⁴⁸⁾。但若是论及中亚苏非派教团在察合台汗国中的传布与影响，则必须要提到的是著名的纳格什板丁耶教团。从14世纪中叶开始，该教团在中亚河中一带兴起，其不仅扩大并振兴苏非派在当地的传播，同时其后更进一步地介入河中地区以及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治运作。日后影响所及，甚至还改写了叶尔羌汗国后期的历史，以及直接促成中国西北甘、宁、青等地部分苏非派教团的形成。

纳格什板丁耶教团的创始人是出身不花剌的筛赫巴哈乌丁（Shaykh Baha al-Din Mahammad Naqshiband，1318～1389年）。史料中对于巴哈乌丁一生事迹的描述有限，后人的研究中也大多将其视为纳格什板丁耶教团教义的阐释者。至于该教团的兴起则归因于他的继承者火者阿赫拉尔（Khoja Ahrar,1404～1490年）以及著名的教长与诗人大毛拉贾米（Maulana Nur al-Din Abd al-Rahman al-Jami，1414～1492年）。其中火者阿赫拉尔曾积极介入帖木儿之孙兀鲁伯（Ulugh Beg）及其政敌卜撒因（Abu Said）之间的冲突，并因此成为卜撒因的精神导师。卜撒因利用火者阿赫拉尔强大的宗教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火者阿赫拉尔也因此得以操弄大权，使之成为15世纪后半叶河中地区最具政教影响力的核心人物⁽⁴⁹⁾。而这也使得纳格什板丁耶教团不再仅只是苏非派的宗教组织，其更成为得以左右事俗权力运作的政治团体。

纳格什板丁耶教团在东察合台汗国内产生影响力是从歪思汗（Vais Khan，为秃黑鲁帖木儿的曾孙，在位1417～1432年）时期开始的。海答儿提到歪思汗是大毛拉马黑麻·卡沙尼（Maulana Muhammad Kashani）的弟子，这位大毛拉是哈司剌·火者·哈散（Hazrat Khoja Hasan）的弟子，而火者·哈散则是直接师承于纳格什板丁耶教团的创始人巴哈乌丁⁽⁵⁰⁾。歪思汗接受纳格什板丁耶教团的原因，一方面该教团在15世纪初已在汗国东部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采纳此一新兴教派的思想可以加快东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另一方面，扶持纳格什板丁耶教团在形式上可以压制阿而沙都丁家族及与之相勾结的贵族势力，并借此巩固汗权⁽⁵¹⁾。因此，纳格什板丁耶教团在歪思汗时期便开始介入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教权力运作。所以当歪思汗过世后，东察合台汗国内部即使因争夺汗权而一度分裂，但后来的继位者羽奴思汗（Yunus Khan，在位1468～1487年）与马哈木汗（Mahamud Khan，在位1487～1509年）父子，都继续藉纳格什板丁耶教团的势力来稳固汗权。而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前述鼎鼎有名的火者阿赫拉尔，及其重要弟子大毛拉马黑麻·哈孜（Maulana Muhammad Kazi）。由于羽奴思是叶尔羌汗国创建者赛德汗的祖父，因此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曾赞扬羽奴思不但是“察合台诸汗中最伟大的君主”，且对其可以“应天隆运”活到74岁高寿，不像以前诸汗几乎不到40岁就去世的现象而特别予以注意。而羽奴思晚年，“他日益忏悔往事而虔诚奉主，成了虔敬的纳速剌丁·火者·奥贝都剌（Nasir al-Din Khoja Ubaidullah，即火者阿赫拉尔）圣门弟子，羽奴思汗十分虔敬地尊奉这位火者”⁽⁵²⁾。而大毛拉马黑麻·哈孜日后则成为马哈木汗的精神导师⁽⁵³⁾。

公元1514年羽奴思汗另一子阿黑麻（Ahmad）之子赛德汗被拥立于叶尔羌，史称叶尔羌汗国。次年（1516年）大毛拉马黑麻·哈孜去世。而在此之前，其师火者阿赫拉尔已于1490年病故。按火者阿赫拉尔家族在河中地区丧失掌权优势后，便将发展方向转到新建立的叶尔羌汗国境内。《拉失德史》就曾记载，约1523年时，火者阿赫拉尔的孙子火者·马黑麻·亦素甫（Khoja Muhammad Yusuf）从撒马尔罕来到哈实哈尔。当时的赛德汗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虔诚而又禁欲的人，欲师事于他，并希望通过侍奉这位火者，实现自己的夙愿而成为一位“德尔维希”（dervish，苏非派修道者）⁽⁵⁴⁾54。其后在赛德汗与拉失德汗时期，火者阿赫拉尔家族一再介入统治阶层与旧宗教势力阿而沙都丁家族的权力争夺过程，其结果不仅未能扩大火者阿赫拉尔家族的影响力，反而让来自河中另一支纳格什板丁耶教团的玛哈图木·阿杂木（Makhdum-i Azam,1461～1542年）家族有机可乘，并进而掌控叶尔羌汗国的政教大权。

玛哈图木·阿杂木出身费干那，原名阿黑麻·卡散尼（Ahmad Kasani），在纳格什板丁耶教团的世系道统（silsila）中他是直接传自火者阿赫拉尔的另一传人马黑麻·卡迪（Muhammad Qadi，？～1516年）。按阿黑麻·卡散尼获得玛哈图木·阿杂木（原意为“最高导师”，the Supreme Teacher）此一名衔，并被尊奉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第27辈传人⁽⁵⁵⁾。由于苏非派在宗教义理的传承阐释，以及基于俗世宗派传教的实际需要，所以相当重视并依赖对这类“圣裔”的崇敬现象。这主要是因为苏非派神秘主义让人们相信在真主与世俗人们之间有一条接近的途径，并制造出具有“神格化”（Charisma）特质且活生生的“和卓”推给信徒，这比抽象的正统说教更能满足信众的基本需求。但一般说来，这种血胤的关联性大多为后来攀附与伪造⁽⁵⁶⁾。和卓（Kholja or Khwaja）一词，一般泛指“圣裔”，即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该词汇来自波斯语hwajah，意为“主人”（master），其与马可波罗等人所提到过的Coja、Coya、Ghoja与Coia等实为同源语⁽⁵⁷⁾。巴托尔德则认为，此一名词有可能源于古代波斯萨曼王朝（Samanids）的高级官衔，后转为贵族的泛称⁽⁵⁸⁾。一般中文史料中，有时译作具有敬称意味的和卓木（Khojam）⁽⁵⁹⁾。此外，史书中亦曾出现火者、和家、和者等10余种不同的名称⁽⁶⁰⁾。

和卓的圣裔血胤加上宗教领袖身份，使之作为宗教教派巩固宗教地位与扩展政治、社会与经济资源的现象，可以说是伊斯兰教于中世纪后在中亚地区发展，为适应特殊世俗化的历史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政教体制的变革⁽⁶¹⁾。有关纳格什板丁耶教团和卓崇拜现象的渊源与脉络，依据美国已故中亚史学者佛莱澈（Joseph F.Fletcher）的研究，其与中亚最早出现的苏非派组织雅萨维教团的关系相当密切。他认为，雅萨维教团的创始人阿合马·雅萨维的导师玉素甫·哈马丹尼（Yusuf al-Hamadani,？～1140年），曾是“和卓派”（Khwajagan）修道思想的首创者。而纳格什板丁耶教团创始人巴哈乌丁在14世纪时，即企图振兴“和卓派”修道思想来做为创建苏非派教团的核心教义⁽⁶²⁾。不可否认的是，在所有苏非派中，纳格什板丁耶教团是最能将和卓体制发挥到最大世俗化支配性与世系传承严密性的一个组织。其中玛哈图木·阿杂木及其子孙（如第七子伊思哈克·瓦里Ishaq Wali）等人所衍生出的玛哈图木派和卓（Makhdumzadas Khojas），其不仅代表着“复兴的纳格什板丁耶教团”⁽⁶³⁾时代的来临，同时也成为近400年来新疆地区伊斯兰政教发展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股宗教力量。自叶尔羌汗国中期开始，玛哈图木派和卓虽然成为该汗国政教大权的实质支配者，但该系和卓也分裂为黑山派（Qara-taghliq）白山派（Aq-taghliq）两股势力⁽⁶⁴⁾。从17世纪中叶以降，两派和卓的内斗引起北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武力介入，使得叶尔羌汗国濒于名存实亡的窘境。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藉消灭残存准噶尔部的机会，一举平定天山南路，玛哈图木派和卓在当地的正式统治自此告终。虽然该派一小部分和卓后裔暂时退往中亚浩罕等地继续与清朝抗衡，但整体说来，纳格什板丁耶教团前后在中亚将近四百年的政教支配体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从史料研究的角度看来，探讨有关中、后期叶尔羌汗国与玛哈图木派和卓的历史，《拉失德史》的重要性不及其他后来的伊斯兰史料，像是《安宁史》（Tarikh-i-Amniye）、《心灵之光》（Ziya al-Qulub）、《和卓传》（Tazkira-i-Khwajagan）、《渴望真理者之谈伴》（Jalis al-Mushtakin）⁽⁶⁵⁾等。不过，《拉失德史》毕竟是东察合台汗国最有系统的史书，加上作者海答儿所具备的特殊政治条件与经验，都使得该书一直具有“信史”的地位。其中有关东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以及纳格什板丁耶苏非派教团兴起的过程与背景描述，都做了相当重要的记载，成为日后研究相关议题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五、结论

虽然蒙古帝国在13世纪达到北亚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统治高峰，但探讨有关“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的意涵及其研究时，是不能只以围绕在13世纪前后的时间范畴为依归的。至少蒙古支配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在形式上汗统延续几近5个世纪的事实，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无论是研究中亚蒙古史或是察合台汗国史，蒙古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及其所衍生的政教关系，应该是此一领域中最重要的一条探索脉络。这一点，不论是从政治史或是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看来，都具备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与意义。

不管是从质或量的方面看来，16世纪时，出身朵豁剌惕部贵族的海答儿所写的这部《拉失德史》，为早期察合台世系与后期的东察合台汗国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纪录。基于家族特殊的政治际遇，以及个人虔诚的宗教情怀，海答儿对于东察合台汗国的开国者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多所着墨。此外，在当时中亚伊斯兰教史上扮演相当关键的苏非派，尤其是纳格什板丁耶教团和卓家族的兴起背景方面，《拉失德史》都提供十分可贵的史料。像是东察合台汗国的歪思汗与该教团创始人巴哈乌丁的师承渊源，以及叶尔羌汗国开创者赛德汗与火者阿赫拉尔家族之间“苏非式”的互动关系等都是这类例子。虽然《拉失德史》的内容未能涉及到后期纳格什板丁耶教团中的玛哈图木派和卓在叶尔羌汗国内的活动史实，但作为整体东察合台汗国史最有价值的“信史”，《拉失德史》的研究地位仍不应被忽略。也由于英国学者罗斯与伊莱亚斯二人，在19世纪末对于该书进行了详实的英文译注工作，使得《拉失德史》不受限其原本波斯文的障碍，在近一个世纪以来成为学界研究中亚蒙古史的必备材料。而近20年前，中国将英译本全译为中译本，这对于推动近代中亚蒙古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助益。近年来，大陆出版不少研究东察合台汗国史、叶尔羌汗国史与中亚伊斯兰教史的专著，其中都大量引用《拉失德史》的史料，这点似乎也印证了此一观察。

【注释】

(1)兀鲁思一词原为古代突厥-蒙古语，有国家、人民、封地等意义。俄国蒙古学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B.Y.Vladimirtzov）在阐述早期蒙古游牧封建体制（nomadic feudalism）时，将兀鲁思基本的意涵界定为“人民——领地”或“人民——分地”。他认为古代蒙古人的一切氏族、氏族分支或部族联合体等凡隶属于汗等统治阶层的，都可视为兀鲁思。但按照俄国中亚史专家巴托尔德（V.V.Barthold）的看法，兀鲁思一词在古代突厥宗教文献中便已出现，其原意为“人民”。参考，符拉基米尔佐夫着，刘荣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巴托尔德著，罗志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而《蒙古秘史》第53节中曾载泰亦赤乌惕部的可汗俺巴孩（Ambaghai）自称为“国家的主人”（兀鲁孙·额毡，ulus-un ejen），为兀鲁思一词在蒙古文献中首次出现的记载。参考，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53节及注8，第49～50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在一般用法上，察合台兀鲁思或兀鲁思察合台（Ulus Chaghatai）在伊斯兰史料中常使用，其与察合台汗国的意义相同。但前两者尤其是指13世纪末叶以前，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尚未分裂时的察合台宗王的封地。参考:Beatrice Forbes Manz，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 pp.22～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2)或称为米底（Medes）帝国，参考: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london:The Hakluyt Society，1913～1919），4 Vols.，Ⅲ，pp.85 and note 3；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61页，第262页，（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第3版。

(3)又译为阿米尔，原为阿拉伯语，有“命令执行者”的意义，其复数形态为umara。随着7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的扩张，这个字逐渐与代表征税官的amil（复数形态为ummal）一词混用。但在一般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的史料中，amil一词主要是指对一般首长或长官的泛称，其意义与用法颇类似于突厥语中的伯或伯克（beg），以及蒙古语中的那颜（noyan）。参考:V.V.Barthold，trans.by V.and T.Minorsky，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Leiden:E·J.Brill，1962），第84页，pp.53～54。田襄平，“アミル”条与“アミル”条，《アジア历史事典》第1卷，（东京）平凡社，1974年。

(4)田卫疆著:《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突厥斯坦其波斯文原意为“突厥人之地”，指自6世纪以后，大量突厥系民族自北亚草原等地移入中亚，并逐渐在民族与文化上取代当地印欧系土著居民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中亚区域性名称，其常在古代伊斯兰文献与西方、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出现。突厥斯坦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斯坦又名中国突厥斯坦（Chinese Turkestan），主要指以天山南北路为主的新疆地区。西突厥斯坦以前俄属中亚之阿母河（Amu Dariya，古称乌浒河Oxus R.或嫣水）、锡尔河（Syr Dariya，古称药杀水Jaxartes R.）之间的地区为主。该地区中亚重要的绿洲地带，古代亦称为粟特（Sogdiana），但一般都称为河中。河中即阿拉伯文献中的“马瓦拉痕那儿”（Mawara’an-nahr），即“河外之地”。此外，伊犁河流域（古代突厥语称“七河）-Yedi Su，或俄国、苏联学界所谓的Semirechye）、费干那盆地（Fergana Basin，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境）、热海盆地（Issyk Kul Basin，今吉尔吉斯坦境内）等地亦包括在突厥斯坦之中。参考:V.V.Barthold，trans.by T.Minorsky,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Philadelphia:Porcupine Press Inc.，1977）, pp.64～179。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第1～3页，（台北）世界书局，1980年台3版。

(6)Manz, 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pp.12～15。

(7)田卫疆著:《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6页。

(8)同前注，页2。按前文中提到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世系，在新疆一直延续到1800年左右。这种看法主要是依据日本学者佐口透的观点，他认为东察合台汗国在拉失德汗（Rashid Khan，在位1533～1560年）期间，一部分喀什噶尔统治家族成员分裂至吐鲁番。该系至1645年时还继续向刚入关的清朝称臣，并将在该地区的统治名义一直延伸至19世纪初。参考:Saguchi Toru，“The House of Chagatai:Its Continuity and Genealogy 1227～1800”，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East Asian Altaistic Conference（Taipei，Dec.1971），pp.235～236。

(9)本文所引用的英译本为: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 ed.E.N.Elias and trans.by E.Denison Ross，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London:Curzon Press＆New York:Barnes and Nobels，1972）。中译本为: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本文中所引用的中文译文名称，基本上是以该文译本为主。

(10)该书亦记载朵豁剌惕部是出自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Tumbinai Khan，《蒙古秘史》作屯必乃·薛禅Tumbinai Sechen）的第8子不鲁勒札儿·都喀拉因（Buruldjar Duklain）的后裔。屯必乃·薛禅之子合不勒可汗（Khabul Khan）为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屯必乃·薛禅的7世祖为朵奔·篾儿干（Dobun Mergen）曾娶阿阑·豁阿为妻，《蒙古秘史》自第7节以后，便以此作为成吉思汗世系的具体溯源。参考:（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北京），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该书第1卷第2分册（北京），第3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札奇斯钦译注:《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7至23节，第9～22页；第47至50节，第38～47页。按尼伦（或译为尼鲁温）为波斯文，其意是脊背，蒙古语作niruqun（腰脊）。拉施特称尼伦（蒙古）:“则指出自贞洁之腰，即出自阿阑。豁阿之腰及氏族者，此传说在蒙古人中间尽人皆知，广为流传。”《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49页。并参考: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19～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316页。

(12)V.V.Barthold and B.Spuler,“Dughlat”i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New Edition，Leiden:E.J.Brill,1931～）,Ⅱ,PP.621～622。

(13)海答儿认为“曼尕赖·苏亚”与其同义字Aftab Ru皆有“向阳地”（sun-faced）的意涵。依据伊莱亚斯对于此一名称的注解，Mangalai应是标准的突厥语，其意为“向前、朝前面、面向与前额”等。其他的写法尚有mankalai与mankali等，意义不变。至于Suyah应有太阳之意，但其并非波斯语或突厥语，有可能是蒙古语，但也有可能是古代名称。其或许是哈剌契丹（按:西辽）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甚至是印度的佛教徒为该地区所取过的名字。参考:Haidar，Tarikh-i-Rashidi，pp.7～8 and note 4，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55～156页。

(14)Haidar，Tarikh-i-Rashidi，pp.8～9；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53～158页。

(15)“兀鲁思别乞”意为部族长（chief of the tribe），先前异密·拨鲁只亦曾拥有过此一职衔。参考:Haidar, Tarikh-i-Rashidi，pp.38，132 and note 1;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201页，第353页。

(16)Haidar, Tarikh-i-Rashidi，pp.131～132，483～486；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368～369页；第2编，第481～486页。魏良弢著:《叶尔羌汗国史纲》，第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Haidar,Tarikh-i-Rashidi，p.148；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3页。(www.daowen.com)

(18)?18有关巴布尔生平事迹以及该书的特色，参考:王治来:《巴布尔和他写的〈回忆录〉——〈巴布尔回忆录〉汉译本前言》，收入（印度）巴布尔著，王治来译:《巴布尔回忆录》，第1页，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19)一部以帖木儿个人事迹为重心的波斯文史料。该书原为叙利亚人尼咱木丁（Nizam al-Din Shami）于1404年完成，后由舍拉甫丁于1424年重新改写。参考:E.G.Browne，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4 Vols.，Ⅲ，P.362。

(20)Haidar，Tarikh-i-Rashidi，pp.143～144；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368～369页。

(21)Haidar，Tarikh-i-Rashidi，pp.3～4；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149～150页。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第7页。

(22)N.Elias，“Preface”of Tarikh-i-Rashidi,pp.vii-ix；伊莱亚斯，《英译本编者序言》，《拉失德史》（第1编），第13页。

(23)N.Elias，“Introduction”of Tarikh-i-Rashidi，pp.1～128；伊莱亚斯，《英译本绪论》，《拉失德史》（第1编），第13页。

(24)依据韩儒林早在1943年所提出的说法，蒙兀儿（Moghul）一词，为“回教民族”所用，乃波斯大食人对Mongghol（按为蒙古一词的蒙语发音）的误读，其异写尚有Mogall、Mogol、Moghull、Moghol、Mogha1、Mughul、Mogul等等。而大陆元史专家杨志玖所持的看法亦相同。而魏良弢等当代研究者亦不赞成使用“蒙兀儿”一词，来做为波斯文译着（如《史集》汉译本）中有关“蒙古”的译称。此外，明朝编成的《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中就有波斯语Moghul一词，汉语标音为“卯斡勒”，译作“鞑靼”，即对蒙古的通称。参考韩儒林:《蒙古的名称》，原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3年1卷1期。收入氏着，《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第152页，第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魏良弢著:《叶尔羌汗国史纲》，第3、31页，注6。

(25)海答儿:《拉失德史》（第2编），第506～550页。

(26)有关这类伊斯兰史料的介绍，参考:魏良弢著:《叶尔羌汗国史纲》，第8～19页；刘正寅、魏良弢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6页，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7)不过，在13世纪罗马教皇特使卢不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等人亲赴北亚的观察中，蒙古西部重要部族如乃蛮（Naiman）等都有改崇基督教分支景教（Nestorianism）的现象。卢不鲁克甚至指出当时有流传蒙哥、贵由与拔都之子撒里答（Sartaq）等蒙古宗王都是景教徒，但都不是事实。参考:Christopher Dawsoned.，The Mongol Mission（London:Sheed and Ward，1955），pp.121～122。

(28)志费尼（Ata-Malik Juvaini）:《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Gusha）为例，记载1220年3月，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之后，他进入当地清真寺中，不但招歌姬来喝酒欢乐，同时把装《古兰经》的箱子当马槽用，并且叫伊斯兰高层宗教人士替蒙古人看守马厩中的马匹。蒙古人离开清真寺时，“《古兰经》的书页在他们（指蒙古人）足下和马蹄下被踩成烂泥”。此外，此次西征之役对中亚穆斯林的杀戮纪录更是比比皆是。以同一年拖雷进攻波斯东部大省呼罗珊（Khorasan）为例，“刹那间，一个遍地富庶的世界变得荒芜，土地成为一片不毛之地，活人多已死亡，他们的皮骨化为黄土。”参考:Ata-Malik Juvaini，trans.by J.A.Boyle，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PP.104，152。中译本:（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20页，第121页，第178页，第17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29)（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第85～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英译本:Rashid al-Din,trans.by J.A.Boyle，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pp.77～78。

(30)Barthod，Turkestan，pp.467～468；Barthold，Four Studies, I, p.116.

(31)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81页。

(32)Col.Miles Trans.The Shajrat ul-Atrak:Genealogical Tree of Turks and Tatars（London:Wm.H.Allen and Co.，1823）, pp.371～372.

(33)Haidar, Tarikh-i-Rashidi，pp.148～149；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375～377页。Barthold,Four Studies, I，p.54。有关“札答”与“哈剌兀那斯”等词义的讨论，参考:N.Elias，“Introduction”of Tarikh-i-Rashidi，pp.75～78；伊莱亚斯，《英译本绪论》，《拉失德史》（第1编），第86～89页。

(34)Haidar，Tarikh-i-Rashidi，pp.148；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376页。

(35)Haidar，Tarikh-i-Rashidi，p.6；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53页。

(36)比较保留的说法是，秃黑鲁帖木儿是笃哇另一子也迷里火者（Emil Khoja）的儿子。参考:刘正寅、魏良弢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82页，注1；Barthold，Four Studies，I，p.138。

(37)Haidar, Tarikh-i-Rashidi，p.6；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54页。

(38)Haidar，Tarikh-i-Rashidi，pp.12～14；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60～164页。

(39)Haidar，Tarikh-i-Rashidi, pp.15～33；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65～177页。

(40)依据《拉失德史》中译本的译注说明，阿拉伯语阿儿沙得（Arshad）与拉失德（Rashid）同为鲁施德（Rushd）的派生词，其意为“导入正道者”。参考:Haidar, Tarikh-i-Rashidi，p.3；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48页，译注。

(41)依据13世纪阿拉伯史家依本·艾儿·阿希儿（Ibn al-Athir）的叙述，沙土克·博格拉汗改宗伊斯兰教的时间为伊斯兰教历349年（960），当时还带动了20万帐的喀喇汗王朝突厥人皈依成穆斯林。参考:Barthod，Turkestan，p.255。

(42)不过，在海答儿眼中，八剌与怯伯虽皈依了伊斯兰教，“但都不懂得‘鲁施德’（得救的正道），……继续走着进火狱的道路。但受启迪而明真理的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幸运的兀鲁思却充分认识了‘鲁施德’”。很明显的，这段描述反映出海答儿将东察合台汗国视为察合台汗国正统延续的“当代史观”。参考:Haidar, Tarikh-i-Rashidi，p.3；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48页。

(43)此一史实主要载于《拉失德史》的4至7章，主要为《帖木儿武功记》（Zafar-Name）的引文。参考:Haidar，Tarikh-i-Rashidi，pp.15～23；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166～177页。

(44)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84～85页。

(45)杨克礼:《伊斯兰教苏非派哲学思想初探》，收入编写组编:《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第40～4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Titus Burckhardt,Introduction to Sufism（San Francisco: Thorsons, 1990），pp.15～20。

(46)张文德:《中亚苏非主义史》，第5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7)巴托尔德:罗志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46页。陈国光:《穆罕默德·谢里甫及其乌瓦伊西耶教团》，《中亚学刊》，（第5辑），2000年，第154页。

(48)Haidar, Tarikh-i-Rashidi，p.369；海答儿:《拉失德史》（第2编），第318页。

(49)刘正寅、魏良弢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93页；张文德著:《中亚苏非主义史》，第127～131页；巴托尔德著，罗志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235～236页。

(50)Haidar，Tarikh-i-Rashidi’p.67；海答儿:《拉失德史》（第1编），第249页。

(51)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93～94页。

(52)Haidar，Tarikh-i-Rashidi，p.155；海答儿:《拉失德史》（第2编），第9页。刘正寅、魏良弢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95页。

(53)海答儿提到在东察合台汗国末年，当时的风尚是，每一位速檀（按:即突厥语sultan，与汗同义）都请一位大毛拉马黑麻·哈孜的门徒作精神导师（spirit guide）。但马哈木汗的精神导师仍是大毛拉马黑麻·哈孜。海答儿还听大毛拉马黑麻·哈孜说过:“有一次我在哈司剌·依鄯（HazratIshan）面前赞扬速檀·马哈木汗，哈司剌·依鄯指出:‘速檀·马哈木汗的确是一位很能干的青年，但却有一个缺点阻碍他上进。一位学生有了这样一位导师，就应该遵照导师的教诲行事，不应该自作主张；他应该像一只鹰一样，叫他去捕捉什么猎物时，就应该不论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都要去捕捉；而不应该像马哈木汗那样迟疑不决，踌躇不前。正是这一点，使他有负人民所望，不能上进到应有的高度’”。按这段话很传神地表现出，纳格什板丁耶教团苏非派导师对于东察合台汗思维与言行的影响事实。参考:Haidar，Tarikh-i-Rashidi，p.213；海答儿:《拉失德史》（第2编），第88～89页。

(54)海答儿记载火者·马黑麻·亦素甫对赛德汗说到:“贤者之士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了，他们主张‘安居宝座上，持身如禁欲的德尔维希！’又说:‘头顶王冠，背负书囊！身体力行，衣着无论，其实，统治权是接近（真主）的最佳快捷方式，但是王者滥用了自己的权力。王者一句话所能降的恩赏，比德尔维希（不论他怎样虔诚）终身所给予的恩赏还要高。在这方面，统治权就是实际有效的权力’”。最后赛德汗接受火者·马黑麻·亦素甫较为务实的建议，并未舍身成为德尔维希。参考:Haidar，Tarikh-i-Rashidi，pp.371～372；海答儿:《拉失德史》，第2编，第320～321页；张文德著，《中亚苏非主义史》，第146页。

(55)Joseph F.Fletcher,“The Naqshi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in Beatrice Forbes Manz ed.，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Brookfield:Variorum，1995.Ⅺ，p.7.

(56)张文德著:《中亚苏非主义史》，第152、154页。按此处“神格化”的解释，主要是依据美国学者李普曼（Jonathan N.Lipman）研究中国苏非派发展特点的观察。他认为，后来中国西北内地苏非派教团的以教主（穆勒什德）及其世系所形成的封建性教权组织（中国称门宦），是具有苏非派的教派制度（Sufi sectarianism）与传统中国世袭制的内涵，同时也结合了伊斯兰宗教神格化思想（Islamic religious charisma）与中国家系制的结构。参考:Jonathan N.Lipman，“Sufi Muslim Lineages and Eli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The Menhuan of the Northwest”，The Legacy of Islam in China: 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Memory of Joseph F.Fletch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April，1989）, p.15.

(57)Henry G.Schwarz，“The Khwajas of Eastern Turkestan”，Central Asia Journal，Vol.20，1976，p.267.

(58)原字为萨曼王朝文官体系的首长Wazir，即Khwajah-i buzurg（chief khwajah）。参考:Barthod，Turkestan，pp·229～230.

(59)如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徐松曾曰:“和卓有道者之称，和卓木犹言我和卓亲之之词”。参考氏著:《西域水道记》（卷1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页。

(60)此外尚有:和札、霍札、霍加、霍卓、华哲、华者、花哲、虎者、噶查、湖查等。参考:陈国光:《中亚纳合西班底教团与我国新疆和卓、西北门宦》，《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

(61)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第86页，第8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62)Fletcher，“The Naqshi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Ⅺ，p.4.

(63)张文德:《中亚苏非主义史》，第155页。

(64)有关黑、白山派这两个突厥语名称，一般认为黑山派（伊思哈克系和卓Ishhaqiyya）名称，与其主要势力为帕米尔高原（黑山）的吉利吉思部（Kirghiz，清代又称布鲁特Burut）有关。至于白山派（阿帕克系和卓Afaqiyya）名称，则与其主要势力为天山（白山）的吉利吉思部与有关。但佛莱澈却提出另一种解释，认为此处突厥语“山”（taghliq）一词可能为一阿拉伯语taqi（礼帽）的衍生语，而黑、白（帽）正代表不同宗教派别的服饰特征，以为区隔之用。参考:Fletcher，“The Naqshi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Ⅺ，p.10.

(65)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6～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