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堂教育”管窥文明交往的规律

西北民族大学　马福德

中世纪，地处西亚的阿拉伯人席卷了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并在此建立了阿拉伯伊斯兰秩序。与此同时，地处世界东方的华夏，早在华夏土地上建立了“华夷一统”制度，并在盛唐时得到加强。伊本·赫尔敦指出，交往是人的社会性之表现。中世纪最重要的两大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华夏儒家文明——无法超越这一规律。“文明交往过程就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奔流不息的过程”⁽¹⁾。透过这幅交往的画绢，我们看到了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了解和融合。其具体表现为两点:第一，儒家文明中物质文明的西传。往来于丝绸古道上的阿拉伯驼队和航行于大海中的阿拉伯商船从中国运走了中国的丝绸和精美的瓷器，又从波斯、西亚、印度等地运来了珠宝、香料和药材。第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东传。云集于华夏之都和沿海港口城市的穆斯林商人，不仅从遥远的阿拉伯帝国运来了珠宝、香料和药材，而且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神文明，即伊斯兰教。

虽然，华夏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有较频繁的政治交往⁽²⁾，但民间的文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了前者。“利益是文明交往的驱动因素”⁽³⁾，尽管穆斯林商人为利而来，无传教之动机，但是，他们是伊斯兰教载体。唐宋时期，“番坊”制度为精神文明的交往提供的领域很有限。元朝为穆斯林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此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的物质文明已被分解和转换成华夏文明，而精神文明的交往进程也加快了。一方面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现象；另一方面，华夏的精神思想对穆斯林的影响日渐愈深。赛典赤在云南大理推行儒学，从某种意义上能说明这一点。明朝政府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的举措更使交往的天平倾向中国主体民族的文明。穆斯林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危机。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的生长在于不断对于新出现的挑战进行胜利的回应。于是，由陕西咸阳人胡登洲（1522～1597年）所创的经堂教育应运而生。它以其开放性、主动性和自守性折射了文明交往的特征和文明兴衰的主要因素。

“经堂教育”是在中国清真寺里施行的一种文化教育方式。它一般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大学的目的是造就具有宗教专业知识的阿訇；中学主要针对失学的中年人，教授一些伊斯兰基本知识；小学则主要是对儿童进行伊斯兰知识的启蒙教育和阿拉伯语字母的拼音等。经堂教育没有年级之分，中、小学可随进随出，流动性很大。大学学习是否毕业，要看老师的评定，老师准许毕业者，进行穿衣挂幛仪式，表示毕业了，可在清真寺任职当阿訇。

经堂教育的目的，是要以积极的教育体制来改变消极、被动的主客体交往关系。从经堂教育的形式来看，它是阿拉伯国家清真寺教育和中国私塾教育相结合的产物。

在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内的教育主要靠清真寺，清真寺内有小、中和高级教育，从阿拉伯语字母拼音到哲学，可谓应有尽有。任何一个有特长的学者都可在清真寺开设讲座，学生围其而坐，称之为“学习圈”，听讲座是免费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有些规模大的清真寺如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还为学生提供食宿，其费用主要来自王公贵族和富商大贸的捐赠。至今，这种教育方式在阿拉伯国家依然可见。在中国，经堂教育的教师或由清真寺的教长担任，或由清真寺负责另聘。一般来说，清真寺为学生提供食宿，教师则在群众家轮流吃饭，除经书费用学生自理外，其余的费用由群众提供。经堂教育的最低标准是给学生教会拼读《古兰经》，阿语拼音的方法采用印度人发明的拼音法，而没有采用阿拉伯人的拼音法。同时，为了增加感染气氛或许因为其他原因，经堂教育在诵读《古兰经》时引入地方方言的音调。比如陕西穆斯林读《古兰经》时带有明显的陕西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去麦加朝觐人数的增加和中阿文化交往的加强，这一现象逐渐改变，许多地方的穆斯林开始采用标准的阿拉伯语读法。

“语言文字在文明交往中的作用，可以形象地喻为心灵的窗口、个性的外壳，是通往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灵魂的门户。语言是民族性的表现形态之一。”⁽⁴⁾经堂教育中的学术语言俗称“经堂语”。它是一个多种语言的混合体:有阿拉伯语音译为汉语的，也有阿语直译的，还有波斯语音译的。

阿语音译成汉语的词汇主要是人名、地名和一些一字多义且在汉语里有多种表达方式的词汇。比如“saibeb”一词，因其所处的语境不同，汉语中有多种表达方式，如原因、手段、起因、媒介等。阿语直译的词汇，主要是明末清初所使用的文言文词汇，也有一些地方方言，比如把“厕所”叫“毛坑”。另外，还有一些佛道用语被借用过来。比如“无常”一词，经堂语中称死亡为“无常”，而忌讳说前者。

由于早期中国穆斯林中中亚人居多，因此波斯语在经堂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波斯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日常用语上。比如把阿语“安拉”翻译成“胡大”（波斯语）。至今，在一些穆斯林聚居区，许多人听懂“胡大”而不懂“真主”一词。(www.daowen.com)

经堂语有其独特的翻译方式，为了明白阿语句子中的语法结构和句子原意，它发明了“把、达、上、是、与、那、着、的、和”等虚词来表达阿语中的主语、谓语等语法结构，并进行逐字逐句翻译。因此，翻译出来的句子符合阿语结构却有违汉语语法规则。显然，“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传承着不同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⁵⁾从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历史来看，主动、开放与自守是文明交往的主要特征和文明兴衰的主要因素。一个有活力的文明，总是敞开大门，欢迎其他文明，并在交往的涵化基线上，广为吸收、消化自己发展所需的外来文明成分。因此，只有保持主动的、积极的开放性，文明才能得到延续与发展。但是，这一过程不是不加区别地吸纳外来文明，而是坚持以主体文明精神为涵化的基线，将客体文明（其他文明）成分转化为主体文明，其涵化的原则是“化外”，而不是“外化”，以保证自身文明的个性。换言之，一个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往过程中坚持适度的自守性，是其得以延续而不被“外化”的保证。

经堂教育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它采取开放、积极的态度对传入和接受的外来文化进行了“内化”和“化外”，既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的基线，又汲取了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经堂教育的出现，不仅使伊斯兰文明在中国延续至今，而且反映了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规律和文明兴衰的原因。

【注释】

(1)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27页，第26页，第32页，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如仅从唐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唐使约39次之多。

(3)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27页，第26页，第32页，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4)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27页，第26页，第32页，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5)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27页，第26页，第32页，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