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哲学与中国文化

（伊朗）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著　孙俊萍译

丝绸之路在过去连接了中国和中东及世界其他许多地区，这条道路不仅是一条运输货物和发展商业与物资关系的道路，而且也是建立各种思想、文化、科学、工艺技术与哲学和神秘主义等各种关系的一种路径。这条道路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开启了许多民族间心灵与爱的窗口，并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

公元前6世纪是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表明了琐罗亚斯德教、各种宗教改革家与波斯圣贤等的相继出现，随后，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哲学与道德的天才人物，诸如老于、孔子，在印度则出现了佛教，毕达哥拉斯与泰利斯被用来作为波斯Magi学派的主要内容，并且已经传播到了伊朗。现存的相似性表明，在古代伊朗的各种哲学学说即所谓的照明主义或东方的智慧与佛教教义、老子（至于在哲学方面，他们的思想与现代伊斯兰神秘主义相似）和孔子（重视实践哲学、政治与统治，与波斯的Magi学派相类似）等这些圣贤与伊朗的思想家以及琐罗亚斯德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些关系。

古代波斯的圣贤被称为Magi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国王与朝廷之下的第一个阶层，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和积极发展的群体。据说在赛勒斯（Kurosh）与其他国王的统治时期，他们已经出现在波斯周围，从印度次大陆到埃及与希腊的所有的土地上都有他们的身影。

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对于那个时代的文明世界具有非凡而又深远的影响，并且自然地也就导致了强大的伊朗与傲慢的罗马帝国对于它的意识形态与神圣学说的接纳，同样地，伊斯兰教的风暴迅速地传遍了东方所有的国家，并且中国也逐渐地与它（伊斯兰教）熟悉起来，就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也就是在公元651年，伊斯兰教进入到中国，因此有许多土著的中国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的某些时期，包括蒙古在中国的统治时期，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们越来越多。

与其他的宗教比较起来，伊斯兰教并不仅仅只是一系列纯粹的礼仪与一套信仰或宗教仪式。它更像是一种在其自身之中充满了辉煌、发展、新式的和繁荣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具有非常先进的科学与艺术，而且还具有先进的哲学、数学、天文学与数学。在重要的翻译希腊著作的时代里，这些科学犹如一股巨大的狂风，随着一大批著名人物，诸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克哈亚姆、布鲁尼以及拉齐等而达到了它们的顶峰。例如，在医学领域，阿维森纳的Canon和他的Kitab al-shifa（治疗书）中所包含的在逻辑学、哲学、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许多年以来在东方和中世纪的欧洲都是这些学科的学生所必修的基础课；他的哲学著作仍然是伊斯兰哲学的重要来源。

尽管伊朗在过去已经成为这些学科的中心（自从希吉拉第4个世纪以来），而且伊朗各个朝代的政府也都非常支持这些学科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工作，在伊朗周围，特别是在印度次大陆，这些科学也和波斯文学一样非常流行。诗人们习惯于构筑波斯的情诗，而哲学家们则习惯于教授阿维森纳的著作，今天，这个以小亚洲而著名的地区（特别是像Marv、Bokhoro、Samarqand等城市都是伊朗的一部分，而且都曾经为诸如Ghaznavids、Samani、Seljuks和Kharazmshahian这些伊朗王朝所统治过）与中央的伊朗一样并不是不相同的，迄今为止，她所拥有的这种文化、哲学与科学都是相关的。在所有这些地区内，伊朗人与伊斯兰教的科学与文化都是很普遍的。

尽管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路线，通过这条路线，中国出售和出口她的日用品，特别是丝绸，但是，在海路流行之前，它是唯一一条连接中国到外部世界的道路，伊斯兰教的科学与文化就是通过这条道路而进入到中国来的，而且，伊朗与中国的科学家们互相旅行到对方的国家中去，并逐渐地对彼此的文化熟悉起来。

通过这条重要的道路，无价的中国发明与技术（诸如造纸术与火药）随着丝绸及类似的货物沿着丝绸之路而来到了中东。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文化和教义思想与科学家们及其他的科学与哲学著作，就像西方的日用品一样被旅行家们带到了中国。这种交易的结果就是这些科学家的知识为中国政府所利用。

根据国王和大臣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有两种重要的科学有益于他们，并为他们所利用，一种是能够使他们保持健康的医学知识，另外一种则是能够告诉他们好运气与坏运气并使他们远离危险的天文学知识。

穆斯林的天文学早在唐朝时期就进入到中国，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根据60位进制来划分日历，并认为年份的跳跃，这都是属于Hakim Khayyam Neshabouri的方式（方法）而为中国人所采用。中国学者非常清楚地陈述了穆斯林有益于中国人的最为重要的知识之一⁽¹⁾。这位在宋太祖建隆时期被邀请到中国去纠正中国历法和被授予贵族名号而记录在档的伊朗数学家的名字是马依泽。

在蒙古统治中国时期（元朝），最广泛的在各个领域中利用穆斯林科学家及其他们的著作中的知识获得了极大的促进，一些伊朗的科学家及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算命、化学、地理学、医药学、文学、哲学与历史方面的著作被引进到中国。

哲玛尔丁就是于公元1267年来到中国的伊朗占星家之一，他提供了7种由他所制造的占星术仪器送给了皇帝，这些仪器在那个时代都是空前的。在他的发明之中，有一个地球仪是那时最新的，比照那些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中国科学家来说，这个地球仪证明了地球更像是一个圆球，在那个地球仪上，他还根据那个时期穆斯林科学家的经验绘制了地图。

在医药方面，穆斯林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了顶峰，由商人们与熟悉中医药的人向中国出口中草药。伊朗的一些医师经常来到中国，应皇帝的要求去看病，并向中国人传授医药以及配药知识，从而使得综合了伽林医药与伊朗传统医药以及穆斯林发明等的伊朗医药学知识被引进到中国来。

关于这些医药方面的情况，中国的一位学者写到:“在公元982年，宋朝的一位皇帝命令开放福建省的几处港口，准许37种医药进入中国。在这些医药中，绝大多数都是由穆斯林商人所输入的。宋朝的书籍简要说明了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大量药材的价值都非常之高。随着从中东地区进口而来的药材一起被带到中国的，还有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传统流行的书籍，其中还有许多治病的方法……”，书中还提到了著名的医师，诸如阿尔·拉齐和阿维森那。许多文献显示有一名中国学者来到伊朗，并从阿尔·拉齐那里学到了一些医药知识。

各种自然科学、天文学、工程学、医药学分支的出现和在每一个时期，在个体身上所表明的哲学与接神学的存在，因为经验说明在每个时期内，所有科学都是在哲学之中繁荣起来的，并因此而继续着它的生命。哲学与接神学在逻辑上已经成为所有学科之母，而且对于拥有一种科学的科学家来说，他或多或少地就会显示出他作为哲学家的存在（本质）特点来，尽管很不幸地，自从西方的现代化以来，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破坏了。尽管，从第20个世纪末开始，所有科学都在哲学中寻求庇护，并在其中解决它们自身的各种问题。

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自从宋代以来，哲学与其他的已经在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流行起来的科学一样，在希吉拉之后的第4个世纪，已经为穆斯林所掌握，它发现了它们进入中国的路径，而且阿维森那与拉齐的著作以及他们的那些学生在过去曾到达过中国穆斯林那里。伊斯兰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导致了穆斯林哲学家们创作出一系列在伊斯兰哲学与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古代的中国哲学，诸如孔子、道教和佛教。

这两种思想的混合到了明朝末期逐渐地变得意义深远起来⁽²⁾。在伊斯兰哲学与孔子哲学之间的混合，在熟悉这两种思想的穆斯林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之中，自然地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互相的影响。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穆斯林哲学家们所获得的伊斯兰哲学与孔子思想的程度，但是，他们已经与对孔于思想很有造诣的中国专家进行了密切的接触，我们却清楚地知道，知识是没有国界的，特别是在农村和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们之中，思想与文化的交互作用是一种自然的现象⁽³⁾。对于伊斯兰哲学与神秘主义对新儒学影响深度的理解则需要中国学者再做出进一步的调查。

据可靠文献材料，有时，某些来自中东地区的哲学家与接神论学家，在过去常常从呼罗珊或印度次大陆去到中国，或者去旅游和学习，或者是受中国穆斯林的邀请去传教。例如，在17和18世纪里，去到中国旅行的伊朗人已经被进行登记注册了。在那个时代，沙法威王朝已经在统治着伊朗，而印度次大陆的统治也已经掌握在伊朗人泰默儒斯手中，他认为，就他所关注的文化、文学与哲学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伊朗。很明显地，在那里被教授的绝大多数有关穆拉·萨德拉的著作都是非常著名的。在这些哲学家和那些熟悉伊斯兰哲学与萨德拉哲学的人们之中，胡登洲是很有名的，他以陕西哲学学派的建立者而著称。还有另外一位哲学家，他是山东学派的建立者。在他的学校里，还设有波斯语和其他的伊斯兰科学、伊斯兰哲学与神秘主义及孔子哲学等课程。

这个时代被称为中国哲学与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因为有许多有关哲学、神秘主义、道德伦理、甚至是波斯与阿拉伯文学的著作都进入到中国来了。其中，有一些被翻译成汉语，并以阿维森那、穆拉·萨德拉、萨迪·设拉子、苏赫拉瓦迪和加扎利之名而人们所熟知。某些诺斯替教派或什叶派神秘主义也在中国产生了，它们被命名为诸如虎夫耶、嘎德忍耶及哲赫忍耶等，并很快地就在中国流行开来⁽⁴⁾。

有一位被称为王岱舆（1584～1670年）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他在其名为《清真指南·正教真诠》的著作中讨论了穆拉·萨德拉的本体论与绝对存在，并将它与无穷之光进行了比较。在同一个时期，即17世纪，有许多关于波斯与阿拉伯哲学、论理学、神秘主义方面的著作被写出来了。中国穆斯林学者刘智（1655～1745年）在他所著的哲学著作《天方性理》与《天方典礼》中提到了67种波斯与阿拉伯著作⁽⁵⁾。

中国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的伊朗哲学与神秘主义这种亲近的影响之一和对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就是他们在孔子带有一神论目的的五项原则（天命）与四项伊斯兰教的原则（礼拜、斋戒、则卡特及朝觐）之间的这种比较关系。他们将孔子学说中的太极等同于伊斯兰教一神论中至高的存在与世界的起源⁽⁶⁾。但是，伊斯兰教与萨德拉哲学比起这些表面的比较来却更加深刻。那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穆斯林哲学家们竭力去探讨本体论的原因之所在。

在孔子哲学中，世界的起源与存在的层次始于太极，从太极中衍生出阳和阴两种肯定的和否定因素。由于这两种因素的恒量活动，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当它倾向于阳时，阴就会衰落下去，其结果则导致了物质世界的产生，它的内容，根据哲学的规则，则被界定为“水”、“火”、“木”、“金”和“土”，所有其他的现象与各种事件都逐渐地成为存在。

到此，在伊斯兰哲学与孔子哲学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点。但是，迄今为止，在对太极的解释上，阳与阴及其他的问题都是与伊斯兰教的标准相关的，这里出现了某些基本原理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中国哲学家们对于孔子哲学基础的误解而产生的。根据中国人的解释，存在或太极是从它的反论题，即绝对的非存在或无中滋生出来的，这个论题对于穆斯林哲学家来说，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来自于它的反论题，除了以比喻性的和诗歌的方式之外，尽管它或许是从它自身开始的。

在伊斯兰哲学中，绝对的存在就是绝对的尽善尽美，其中没有非存在、可能性与反论题的空间，除非我们不将太极看成是“绝对的存在”，而将它看成是初始的创造，或是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内容，延伸的存在（Wujude-Monbaset）则是物质世界与其他创造物之父。孔子哲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与伊斯兰哲学和神秘主义密切联系起来的。

尽管在新孔子（儒学）哲学与穆拉·萨德拉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上的差别，但是，在近几个世纪中，那种哲学的发展表明伊斯兰哲学在沙法威王朝时期在伊朗、印度次大陆以及与中国相邻的国家中都展示了穆拉·萨德拉哲学思想的深远意义。例如，在“渐变”的论题中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它与贯穿实质的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就如同新儒学遭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一样，甚至也和杜威在20世纪经由胡适进入中国的思想界一样。

在伊斯兰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中国哲学家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即西方哲学既不是宇宙哲学的基础，他们的哲学原则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相似之处。例如，西方哲学家们以唯物主义、极端人道主义为基础，远离绝对存在，倾向于相对主义，以及世界之爱。中国与伊斯兰哲学的理论学说与西方哲学则完全相反，特别是以否定物质性和抬高精神性为基础的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则更是如此。(www.daowen.com)

然而，与其他的思想学说和宗教相反，伊斯兰哲学却拥有如此深刻和广大的前途，以至于它能够使它自身适应于中国的思想学说，特别是孔子学说，并能够融合在这些思想学说之中。实际上，穆斯林的哲学家们，包括穆拉·萨德拉都认为，所有的哲学都诞生于一个单个的母体之中，都是从众先知那里流传下来的。根据神圣的《古兰经》，所有的先知都拥有同样的命令，而且他们中所有的先知都依据一个共同的原则（学说）。在古代哲学家之中存在的差别，应归因于时间段和在信仰上所发生的变化及许多个世纪以来在人类之中自然发生的人们的各种爱好。

以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为主干的伊斯兰哲学与神秘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现世的生活与后世的存在就像一个飞鸟的两个翅膀；就是走路的两只脚；它们都互相需要着对方。精神生活就是在后世进行拯救的前奏。这个世界是为了后世而耕耘的一个原野，这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中曾经被反复地叙述着。在另外一则圣训中被叙述的“在现世努力耕耘，就好像你拥有永恒的生命，对于后世的思考，就好像你明天就要死去”，这则圣训也来自于先知穆罕默德。

这则有关现世生活的圣训一方面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另外一方面，就像它给我们的建议那样，不要忽视现世，它还使我们想起了其他的两个学说，即佛教与道教都鼓励人们远离现世的渴望，而只培养他们自己对于后世的向往。

据说，周敦颐（1017～1073年）建立新儒学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害怕佛教的消极主义哲学将会从社会的活动性方面转移中国的社会，并且将会使他们与社会相隔离。而根据伊斯兰哲学的学说，对于儒学所关心的一元论来说，伊斯兰哲学被划分成两个基本部分:

1.第一部分——就是在社会中如何处理好人们的现世生活和如何构建好个体、家庭组织并建立起一个公正的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它提供了哲学的实践方面，其中，政府要具有一个（hcavenly？）起源（血统），而统治者则应该是被选举出来的圣贤，他在相关的知识、经验、孝行以及仁爱心等方面都优秀于其他人。

2.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灵魂的对话，它的发展变化与它在死去之后在一个缺少物质的世界之中向着永恒的生命所进行的穿越实质的运动。伊斯兰哲学介绍了这个运动的四个旅程或四个精神阶段，即所谓的Asfar Araba’a（四旅行书），对于个体来说，它倾向于使人在精神上与智力上都变得更加完美。

它的第一阶段是宇宙哲学与认识物质世界以及通常所说的寻找最好的生活方式。第二个阶段是体认真主与他的属性以及他的能够使人们接近后世和知晓人类在后世生活的力量，在这个与真主比较亲密的世界中，在人类与真主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物。第三个阶段或旅程是明白后世、死亡和死去之后永恒的生命。第四个阶段或旅程则是徒步旅行者朝着现实世界，在精神和智力方面都实现人类的回归。

在这一节中，已经经过了这四个旅程阶段的人，他实际上已经自天堂返回，类似于众先知或诸圣贤。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并知晓它的前进与后退。他能够分辨出正确与错误，而且他能够找到（发现）获得拯救与美好生活的正确路径，并且能够将这些展示给其他人。最为重要的是他热爱所有的人类，甚至于所有的创造物，因为在这种哲学的意识形态之下，无论任何热爱真主（他是真正的存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爱上他的所有的创造物⁽⁷⁾。

在萨德拉哲学与伊斯兰神秘主义中，这个以“完美之人”而著称的人具有两种重要的标准（尺度）。他的标准之一是内在的，他是一名哲学家，已经到达了本体，在具有完美之人的范畴中具有他自己的职位，拥有所有美好的属性，并享有豁免所有错误的资格。他的另外一个标准（尺度）则是外在的，这个人是一名统治者，他热爱所有的人和—切。他熟知一切，利用他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行为，他能够统治社会，而且他的各种政策的实施能够使得所有的人民在享有安全感的同时，也享有精神的与身体的健康，并保持着这条持续完美发展的道路，在后世得到永久性的拯救。“完美之人”或“睿智的统治者”的理论在过去一直都存在于古代伊朗的哲学之中，而且它自身也就像在孔子哲学中所看到的那样。

穆拉·萨德拉将他的著名的著作称为是一种哲学的ma terpiece,Asfar Al-Arba’ah（四旅行书）。他使用了比喻的和哲学的语言去描述了前述的四个旅程阶段和人类实践与精神的两个标准。在穆拉·萨德拉的哲学之中，完美伊斯兰哲学的典型代表类似于既要高度关注实践哲学，也要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去管理社会。

根据穆斯林哲学家们的理论，如果实践哲学、社会生活的程序（计划）及政府管理与政策的形式不是滋生于形而上学之中，它就像是一棵无根的树，会被风暴所折断，也会向它自身的任何运动与社会的压力投降。因此，它不具有任何稳定性。

如果理论的哲学不能够具有社会与实践生活的任何目的的话，那么，社会就会逐渐地失去它的秩序，政府也将会落在没有资格的坏人统治者的手中。这个问题被新儒学所回避了。

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之中，没有实践的知识就像一棵没有果实的树，而没有思想理论与哲学所支持的实践也就与水面上的泡沫一样，是不能持续长久的。

伊斯兰哲学既是信奉正统教义的，也是注重实效的；它既主张过好现世的生活，也主张严肃地对待后世；它既注重个体，也注重社会与政治；它既考虑到人类的物质需求，也考虑到人类的精神需要。在这些对立的论题中没有引起任何反对，因为伊斯兰教将一切都安置在合适的位置上（地方）。人类规则与自然的神圣秩序就是以这种方式协调起来的，它的目的就是使“微观的人”与“宏观世界”（也称为“巨大的人”）能够逐渐地完成相互的适应，以便于人们能够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

宗教与智慧能够逐渐地培养人们健康的精神（灵魂）。当人们的精神健康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充满正义与和平的健康的社会。但是，当国家（民族）与人类社会具有一个健康的政府时，地球社会将能够体会到和平的甜蜜与公平和自由的安逸。

伊斯兰教将世界划分为两部分:神圣的与恶魔的，或善良的与邪恶的。在古代的伊朗，它被划分为Ahura Mazda⁽⁸⁾与Anriman⁽⁹⁾。无论什么时候，导致人们与人类社会走向战争、腐败、贫困与不公正的是恶魔与罪恶、堕落与世界不安全之轴。另一方面，主张人类安全、和平、宁静与繁荣的是神圣的真主。伊斯兰教与其他各种神圣的宗教主张所有的人类都向往这些价值（评价）。

伊斯兰教为人类提供了善良与邪恶的标准，也提供了优秀的实干家与不道德的人们的标准，以便于他能够从他的反对者之中辨别出他的朋友来；能够从迷途中选择正确的道路。通过这些标准的使用，人类就能够从邪恶的轴心中区别出良好的来；甚至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也能够在他的朋友与他的对手之间做出判断。

【注释】

(1)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第4部分。

(2)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第4部分。

(3)例如马克思主义与阿维森那哲学中有关中国思想方面的论述。

(4)丁明俊的文章，首届穆拉·萨德拉世界会议，德黑兰，1999年5月。

(5)丁明俊的文章，首届穆拉·萨德拉世界会议，德黑兰，1999年5月。

(6)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第4部分。

(7)萨迪在诗中说道:由于真主的仁慈，我幸福着，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创造物都幸福着。我热爱这世上的一切，因为一切皆归于他。

(8)睿智的神。

(9)Angra Manyu（邪恶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