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伊斯兰文明的交流

（巴基斯坦）哈里伦·拉合曼·汗著　王根明译

新千年伊始，我们面临机遇与挑战、和平共处与文化冲突、经贸往来与优势互补的抉择。在这世事纷繁无所适从的抉择路口，我们所发现通向抉择关口不同的途径中，我认为中国就如难以风平浪静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拥有不同文化的稳固的岛屿，古代文明的记忆在我们大脑中复苏，这种文明贯穿于5千年丰富的文化经历，跨越了数千年的历程，被不同信仰的人们所吸收。中国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不止一次地影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路，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在众多国家中，中国不仅代表其自身，而且代表了一种汇聚文化、宗教、文学等不同领域的文明。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文明首先敲响了中国的大门，它同现代中国的联系不可低估。大多数的中国固有的穆斯林，其历史贡献和丰富的中国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仍然在我们大脑中浮现。自从第一位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扎根于中国，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已跨越其跌宕起伏的历史，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不断挑战的中国式的增长，给中国的穆斯林经济发展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他们的先驱为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穆斯林将再一次证明自己，勇于接受时代的挑战。

下面将分为五个方面针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分述，这包括唐、宋、元、明、清和当今中国。

唐宋时期

中国的伊斯兰教是穆斯林商人在公元七世纪到华传入的。他们首先在南亚和东南亚形成穆斯林团体，当欧洲人来到中国之时，穆斯林已经成为固有的中国人的一部分。如今，除了埃及，中国穆斯林人口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在西亚，穆斯林人口的增长类似于中国唐朝时期穆斯林人口数量的增长，中国皇帝和哈里发的外交关系的建立可追溯到公元651年。当时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了第一批阿拉伯使节到达唐朝首都长安。在第一阶段，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得到快速地扩展，很自然地在中国人来到怛逻斯之前，阿拉伯人已访问了长安，在当时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下，这次事件很自然地在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发生。

第一批穆斯林到达中国后，大量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由两条不同的路线来到中国。第一条路线是海路，它起始于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南端，横跨印度洋到广州和中国东南沿海其他港口城市；第二条路线是陆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它从南地中海扩展，穿越亚洲腹地到达布哈拉和撒马尔汗之后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并且最终到达如今的西安，也就是过去的长安。通过移民进入亚洲中心，中国的穆斯林逐渐成为中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联系中国内外的穆斯林团体的建立和中国原住居民被穆斯林化，还通过通婚来改变（其配偶的）信仰，中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在数量上缓慢增加。

那些通过陆路进入中国的大部分是士兵、外交官、学者、艺术家、商人和宗教领袖，他们的活动涉及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于中国这个——一个外籍穆斯林来此不易，离去更加不易的事实，也逐渐形成了穆斯林在中国大地定居之后在各地聚居（即大分散、小集中）的事实。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与中国汉族妇女结婚，获得土地，开设店铺，被民用和军用的权力机构所雇用，在清真寺内担任阿訇（宗教领袖）。这些从伊斯兰国家而来的长期定居的穆斯林是构成中国穆斯林的主要成份。在唐、宋、元时期，通过陆路到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亚洲中部的人比在中国沿海城市做生意的穆斯林人口的贡献更为显著。因此，丝绸之路在拓展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上更重要。

中国、中亚和西亚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构成一个单一的路线，确切地说:它是一条不同的分散的路线，我们称之为“丝绸之路”。这些路线始于唐朝首都长安，驶向（甘肃）河西走廊，并最终到达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敦煌，北行的路线穿过玉门关，横跨戈壁滩的狭窄边缘到达哈密，之后到达天山山脉，穿越吐鲁番的主要绿洲地带，最后到达帕米尔高原脚下的喀什地区。南行路线从敦煌出发，路经阳关，沿南部边缘的沙漠地带绕行，经由楼兰、和田和莎车，并最终再次北转在喀什地区与另外一条路线相遇。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走的路线为次要的路线；一条从南线，开始于塔克拉玛干的东头，到楼兰城，并在KoHa与北线交接。喀什因此而变为亚洲的新的交叉点。在喀什，其路线再次分离，从帕米尔到撒马尔汗，并进一步向南穿过喀喇昆仑山脉进入印度。另外一条路线通过Kuqa后从北线分开，穿越天山山脉经由塔什干，最终到达黑海海滨。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只以丝绸贸易为目的商业路线，许多其它商品也有贸易往来，从黄金、象牙到珍奇动植物。之所以称之为丝绸之路是由于在众多贸易的商品中，丝绸对于居住在中国本土的人们来说是最迷人的。人们常认为公元前53年罗马人在对抗帕提亚人的战役中第一次见到过丝绸，他们认为丝绸是不能被那些头脑相对笨拙的人制造的。一般认为罗马人是从那些来自于东方神秘部落的帕提亚囚犯中学到丝绸制造技术，他们被称之为丝绸人或Seres。实际上，丝绸和其它商品很有可能在此之前被渐渐地引进欧洲，尽管数量很小，罗马人获得了在罗马就其柔软质地和吸引力能够快速普及的新原材料的样本。帕提亚人意识到需要资金去做原材料的贸易，并为了这个目标向东派遣了贸易特使团。罗马人也授权他们为代理商去探索路线，并试图获得比帕提亚人更便宜的价格的丝绸。因为这个原因，通向东方的贸易路线被罗马人当作最基本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之名并非源于罗马，而是源于19世纪其头像被铸在镍币上的德国学者Von Richthofen。

除丝绸外，其它珍贵商品也是经由丝绸之路相互交易的。商旅队经常带一些黄金、稀有金属、象牙、珍稀奇石和玻璃制品到中国，用这些货物交换成皮毛、陶器、玉石、青铜器、瓷器和铁器。大多数商品都是进行物物交换的贸易，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已倒手数次。尽管没有罗马商人访问长安的记录，也没有中国商人访问罗马的记录，其商品交换在其他城市也是较多的。同时也暗示了帕提亚人和其他中间人获取利润分红的重要信息。

伊斯兰在中国的影响归因于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间大量的贸易往来。我们一致认为在中国伊斯兰的传播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商人而不是传教者。随着贸易的逐渐扩大和丝绸之路的不断延伸，引导着中国人与一种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信仰密切联系，也毫无怀疑地吸引了许多人改变其信仰，特别是唐宋朝廷官员的鼓励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贸易发展。如明确地划定了专有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在政府中获得很好的受人尊敬的职位。关于穆斯林商人控制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商贸往来并不断扩展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宋朝时期（960～1279年）当时海运总长职位经常由穆斯林担任。这也表明宋朝政府鼓励他们经济贸易自由。

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不同于早期几个时期。第一，到来的穆斯林不再限于商人，而且扩展到从阿拉伯和中亚而来的学者、艺术家和宗教人士等。第二，随着蒙古人对穆斯林中心区域的进攻，大量的穆斯林俘虏变为囚犯，被遣送到蒙古人控制的西亚和中亚各地，陆路再次开通而且空前地繁荣兴旺。因此方便了科技的东传，大量在中国的穆斯林，他们在医药、历法、天文学和建筑学等领域内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朱棣皇帝选择郑和作为他的代理并担任明朝印度洋远征舰队的司令。郑和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原姓马，1372年出生于云南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10岁时入明宫当差，在13岁时受宫刑并进入明朝首位皇帝的四子燕王朱棣府中担任宦官。在其后的10多年里，从云南到北方的边疆，马和（在燕王成为皇帝后赐他姓郑）一直服侍燕王朱棣守卫着边疆。在危及燕王王位时期，包括1399年北平防御战，以及最后攻陷南京的战役中，郑和的指挥与战斗经验使他在燕王属下众多指挥官中脱颖而出。

1403年，明成祖朱棣发布命令，开始建造一支皇家舰队及其辅助舰船，委派宦官郑和率领这支舰队出访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港口。就当时郑和下西洋时期而言，除了导航技术外，中国的航海技术要比欧洲先进得多。在舰船规模上，中国人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舰船体长可达150米。当然，中国的史书可能有一些夸大。但在1962年，考古学家在南京附近的一个明朝船坞遗址上发现了郑和船队中一艘船的舵杆。这根木制的舵长11米，根据一般造船的比例推测，使用这根舵的船体长应在145～160米之间（视不同吃水情况而定）。相比而言，同时期的欧洲舰船的规模要小得多，大多数舰船一般体长30米。郑和的船只有1500吨，而葡萄牙人的船只有300吨左右。葡萄牙人直到16世纪才开发出当时自以为很先进的秘密技术——轻型多桅帆船，其实中国人早在葡萄牙人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使用多桅帆船了。就船舱而言，中国人早就拥有了绝对的优势，中国人的大型舰船上的防水舱可达13个，比西方人早了几个世纪。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有防水舱的舰船。在航海技术方面，欧洲人一直在舰船上安装桅杆装置，这种装置在顺风时很有用，但在逆风时往往很难控制。中国人从3世纪就开始使用前后四角纵帆，这种帆在逆风时比欧洲人的三角帆更有效。一直到公元9世纪以后的远洋船中，并且长期有效的利用风来航行。

郑和开始了著名的旅行，去往印度支那为了修复因蒙古人侵略而中断的贸易联系，这件事成为明代史上重要的一页。他航行到过去的印度支那并且最后到达了西方阿拉伯半岛的海岸。他的航海日志是记述东南亚人民生活的重要历史来源以及15世纪早期的阿拉伯半岛状况。

简而言之，15世纪以前，中国人的航海技术处于世界前列，拥有配备防水舱的大型多帆舰船，使用更为有效的四角纵帆。到了15世纪，欧洲人的航海技术迎头赶上，与中国人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中国人在舰船规模和船体建造方面遥遥领先，而葡萄牙人则在导航技术上独占鳌头。在航海技术上，东西方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明显的优势，都具备了远洋航行的技术与实力。通过对东西方国家航海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航海技术方面的进步速度要快于东方国家。到了16世纪，与东方国家相比，西方国家的远洋航海技术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尤其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纵观世界的航海历史，浮现的是1368～1644年明代时期庞大的远征舰队驶向印度洋，同时面临着中国海岸上的日本人的骚扰和蒙古人在北方的压力，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郑和航海缺乏独立性，〔郑和航海的目的〕更多至少一半是为了明代中国社会的太平。然而，通过研究中国人来衡量亚洲独立性类似于通过研究其中最强大的帝国来衡量欧洲的独立性。举例来说西班牙在16世纪，具有了解海洋的力量和潜能，在亚洲提到的仅仅是已知的海洋，在那个世纪是十分有限的。阿拉伯人的船在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暴力冲突——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广州开始抢夺货栈、烧毁中国人的房子〕是十分强大的，仅仅是在第一个阿拉伯人使节团队到达中国（651年）之后。波斯帝国远液压贸易船非常活跃〔在唐朝时期阿拉伯世界开始瓦解，信奉索罗亚斯德教的萨珊王朝（Zoroastrian Sassanid）开辟的路线被波斯人控制，但在印度洋海上贸易直到12世纪由波斯和阿拉人控制〕。锡兰的僧伽罗人也活跃在海上贸易中，使用500吨的商船在8世纪时期的中国南部装船运送。中国人和安南〔现在的越南〕，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大海战，持续了几个世纪。基于事实这些国家对中国保持着纳贡贸易，中国人感到他们的至高无上是被承认的，而日本人和锡兰人感到这只是一种贸易的方式。

亚洲非独立性的讨论，无法试图计算中国在亚洲范围内数千年来独自在大部分时期的绝对优势力量，这点事实非常清楚。上述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统治者决定是否结束远洋贸易和技术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影响遍及整个亚洲地区。后来由于形成亚洲中央〔中国〕和其他地区交往被禁止的局面，进步当然减慢。然而，日本、韩国和阿拉伯半岛和欧洲谦逊的葡萄牙，他们国家规模相差不大而且都很有活力，具有相似的海上地理位置。如果掌权者的政策是保持长期的互往交流，那航海技术和探险可能表现出相同的进步，在15世纪内应是一个相等的水平。

朱棣进入他皇帝角色后，被他废黜皇位的侄子不再构成威胁，对昂贵的需求——海外声望减少。最终，来自北部边疆蒙古人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而且他们需要为维护领土而增加力量〔军队和土地防卫〕。朱棣建造的宝船舰队，迫于1416～1419年间北方的压力，不得不在第五次远洋后减少了远洋行为。简单说明一下，第六次远航是中途夭折“中道返回”，而第五次远航是在1421年送各国使节回国，舰队司令郑和从那一次远航回来后却被禁止到北京新建成的皇城——巍峨壮观的宫殿觐见。之后在觐见后不久，春天暴风雨中的雷电击中了宫殿的门厅引起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燃烧了一天，这被当朝皇帝认为是上天的惩罚。朱棣被灾祸所震动，在采纳了大臣的建议之后，免除了很多税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减少建造宝船的数量并暂时停止航行。这一时期朱棣老而多病，病痛困扰着他和他的政权，1424年64岁的朱棣暴亡。他的继承者是爱好文学的长子朱高炽。新皇帝不好战，执政之初便开始了推翻大部分他父亲的政策的计划，包括因军事行动和公众项目而设立的繁重的课税。然而，朱高炽当了9个月的皇帝后病逝（也许是心脏病，也许是被毒害），接着（26岁的）朱瞻基在1426年继位。这位明朝第五位皇帝，具有良好的组织和军事才能，其执政方针是放弃铺张浪费的祖父的政策，继承财政保守的父亲的政策，他执政的时期是和平、繁荣的时期，他成功地领导着一个有良好形象的朝廷。他委任郑和完成了最后一次远航，第七次宝船下西洋是在1430年，主要是为了增加朝贡贸易和恢复大明帝国的声望。这次是由300艘船和27500位军人组成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远航。然而，这时遵循儒家思想的明代中国新儒家思想开始兴起，新儒家思想在哲学范围内是唯心的，这导致对地理科学和航海技术方面浓厚兴趣的丧失。明朝中后期中央执政者对郑和下西洋的反省导致了“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使科学和技术等方面落后。

明朝后期，海军逐渐瓦解。到1474年，海军的规模只有明初的三分之—。到了1503年，海军的规模仅有明初的十分之一，海军士兵开小差的现象十分普遍，造船工匠也被遣送回家。原来的海员改行从事内陆河运，海军声望的衰落影响了海军新兵的招募。反对海洋政策的派别势力越来越强大。1525年，一些当权的官员甚至摧毁了一些大型舰船。中国进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孤立主义时期，排外思想盛行。中国的海军与海洋贸易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

1436年所有的海军远洋活动被皇帝勒令中止，远洋船被毁坏，而且航行的地图被焚烧。中国辉煌的时代结束；它的开放的大门已经猛然关闭。中国在1436年进入“闭关锁国”的年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仍然为那些失去的年代付出代价。(www.daowen.com)

尽管郑和所有的旅行类似一种寓言的方式，给从阿拉伯世界到中国带来重大的文化冲击。但中国人没有保留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寓言，而保留了的是佛教传教士们的布道。阿拉伯的寓言不仅四处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间或带给他们文化上的补充。有一些故事和寓言被禁止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传播。这些是已经发现的波斯民间寓言和印度寓言，其本质是相同的。波斯人修正这些传统故事，而且在新的旅程中把它们传播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向西经过非洲北部、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君士坦丁堡和俄罗斯西部到法国、威尼斯、俄国、匈牙利、德国和其他欧洲地区。

清朝时期

清朝时期〔由少数的满族人建立的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施反穆斯林的政策。由于新的政策，穆斯林在社会的每个领域中蒙受残酷的压迫。这一时期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一些中国伊斯兰的信仰者，以他们的学识为穆斯林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一直被人们所铭记。他们向西旅行到达中亚和阿拉伯半岛，返回时带回大量丰富有益的阿拉伯和波斯书籍，包括圣训（Hadith）、《古兰经经注》（Tafsir）、教法（Fiqh）和哲学。我将简短的介绍两位在此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

一是经学学者马德新（1794～1874年），他曾游览了也门、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和耶路撒冷；在麦加、麦地那和开罗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回国时成了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学者并带回很多有价值的经籍。

二是经学学者马联元（1841～1894年）。像经学学者马德新—样，他广泛地在阿拉伯各国旅行。在印度教过一年伊斯兰教经学，并且他的学识在印度学者中受到尊敬，他可以熟练地用阿拉伯语写作。

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在明朝期间苏非派（Sufism）的广泛传入中国，苏非派穿透中国大部分地方，完成朝圣之旅的穆斯林被称为哈吉，他们在阿拉伯国家完成功课后返回。苏非派的一些分支的渊源直接地被追溯到阿拉伯国家和南亚，显然还有的分支起源于中国。

伊斯兰文化在中国（1949年至今）

就如上述提到的，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在非常特定历史环境下有意识地为现代社会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中国人选择了世界地理的探险，而土耳其人选择了创造智慧的世界。我们在文明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文明社会发展最有力的引擎；具有创造力的交谈，是新主张最有力的来源；而封闭是自我毁灭的行为。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政府与所有交往的国家，保持着自由、平等的政策。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受到尊重，这种政策的结果使中国穆斯林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改善。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学生交流已经增加。的确，协会最特别的一个承诺是“加强友好联系和逐渐增加与其他国家穆斯林之间的合作”。在中国政府的英明领导之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过去40多年中已经与阿拉伯国家和北非各国的伊斯兰组织加强了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已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的前50年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被派遣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AI-Azhar）学习的年轻中国穆斯林的人数明显增加。这些年轻的穆斯林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的极大巨大贡献是不容低估的。这些爱资哈尔大学学生中较出色的是穆罕默德·麦肯（经学学者马坚），他因翻译《古兰经》而出名。这极大地鼓励了学生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从而在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方面扮演—个重要的角色。

和平呈现在神圣的预言者身上。穆斯林犹如一个有机的躯体，如果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疼痛，整个身体会感觉痛苦。这种互爱的信息，关照和同情已被传达给中国的穆斯林，他们在这个痛苦和艰难的时代支持着他们的兄弟。在20世纪的50多年中，中国穆斯林有力地支持为独立和自由而进行反抗斗争的阿拉伯穆斯林兄弟。同样地，在1956年法国和英国非法侵犯苏伊士运河时，受到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强烈谴责。那时的中国穆斯林一致坚定地支持反抗外国入侵的埃及人民。

巴勒斯坦独立问题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不只是一个被复杂化的国家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巴勒斯坦人争取自由的行为值得赞赏，中国穆斯林—直在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兄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一直以反对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并残酷欺压和统治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立场而闻名。中国伊斯兰协会也支持中东和谈进程，希望早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经常支援世界各地贫困的穆斯林，最近为阿富汗和索马里的穆斯林捐款100万元。中国伊斯兰协会表示将继续表达慈善和同情的精神。

中国穆斯林已接受了来自全世界穆斯林的支持和帮助。伊斯兰会议组织所属的伊斯兰发展银行，自1987年以后已无偿捐款在中国的新疆、宁夏和北京建立了伊斯兰教经学院，为昆明、天津、郑州、沈阳、兰州和喀什地区的教育计划提供长期贷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希望这样的支持在未来将会继续。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为加强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叙述的。在过去40年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已派遣过100多个代表团参加国际伊斯兰会议和座谈会。这些代表团总是被政府领袖和穆斯林同胞亲切接待。协会领导人出席了一些会议，这些会议分别为埃及伊斯兰高级事务委员会、世界穆斯林清真寺联盟、爱资哈尔大学伊斯兰研究会、世界伊斯兰救援组织、摩洛哥国王哈桑、阿曼国际伊斯兰法律研究会、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思想研究会和印尼郑和国际学院研究会组织和主办；中国伊斯兰协会派员参加马来群岛的伊斯兰文化节、伊拉克国际阿拉伯文书法节、伊斯兰装饰艺术节和巴基斯坦国际书法节等活动，协会还派遣年轻的中国穆斯林代表参加在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和马来西亚举办的《古兰经》诵读比赛。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交往

时间见证了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五十年的友好关系，犹如兄弟般的两国在经济、文化、军事、科学和教育方面进行了长期而有益的合作。由于两个国家间相邻的天然密切关系使这一合作经受了考验。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其它地区之间联系的一座桥梁。许多有价值的服务是巴基斯坦人民为中国穆斯林提供的，我将简短地提到两点与普通的中国穆斯林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一是接待朝觐的中国穆斯林。巴基斯坦是许多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经过的地方。二是国际伊斯兰大学自1985年之后，一直经常地在不同的院系招收中国留学生。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学生已接受大学授予他们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一些学生甚至继续学习获得了国际伊斯兰大学的博士学位。大学为这些学生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并真心希望他们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做出有益的贡献，不断加强两国间兄弟般的关系。

在达瓦研究院的资助下国际伊斯兰大学也举办了国际伊玛目培训班。国际伊斯兰大学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伊玛目，帮助他们增加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今年来自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选派的13位伊玛目和7位来自不同省、市、自治区的伊玛目访问了达瓦研究院，并参加了4月开始的第13届国际伊玛目培训班。国际伊斯兰大学期望通过更多的努力进一步改善与加强中巴之间的联系。

对年轻的中国伊斯兰学者的建议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并拥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已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然而，非常遗憾并值得重视的是，这些遗产只有一小部分翻译为阿拉伯语。值得一提的是穆罕默德·麦肯·马坚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期间用阿拉伯语翻译了《论语》。安优布·丁士仁博士在提交给国际伊斯兰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翻译了部分《道德经》。祖哈尔·马效佩博士是另一位学者，他用阿拉伯语翻译了《大学》。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将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也将阿拉伯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以促进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使两种古老的文明能受益于彼此丰富的文化和文学的遗产。我们祈求真主襄助我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