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的伊朗研究论文综述

宁夏社会科学院　孔炜莉

伊朗和中国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自古以来两国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1971年中国与伊朗建交以来，随着中伊两国交往逐步发展，中国学者对伊朗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包括有关伊朗问题的各个领域。本文就近十年中国学者对伊朗政治及外交关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中伊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飨读者。

一、关于伊朗政治及其国际外交关系的研究

1.伊朗的政治

中国学者们对于伊朗的政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对伊朗未来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预测性研究。如李荣、王昕的《从总统选举看伊朗政治动向》（《现代国际关系》，1997.7）论述了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保守派和温和派权力之争的演变进程；田端惠的《伊朗新任总统哈塔米施政取向初析》（《当代世界》，1997.8）对哈塔米就任总统后可能进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革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李莉的《伊朗哈塔米政府的内外政策》（《国际资料信息》，1997.11）介绍了哈塔米政府主要政策主张；她的另一篇文章《伊朗形势新动向及未来走势》（《现代国际关系》，1999.8）就1999年伊朗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改革之势不可逆转，但不会超出伊斯兰革命范畴；李春放的《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历史研究》，2001.6）从霍梅尼主义、伊斯兰共和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内政和外交3个方面对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的独特性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鲜明的两重性，既带有鲜明的传统主义特征，又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二是将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希文的《神权政治压不住改革的呼声——伊朗议会选举结果解读》（《世界宗教文化》，2000.2）和曲红的《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派系权力之争》（《世界宗教研究》，2000.4）在分析革命进程中三支基本力量的基础上，对革命胜利后强硬派、务实派和保守派之间激烈的权力之争、政治理念之争作了粗线条的梳理，认为强硬派随着霍梅尼的去世难以东山再起，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唐志超的《伊朗议会选举及伊未来走向》（《国际资料信息》，2000.4）探讨了伊朗议会选举伊朗政局的影响，并对伊朗的未来从改革和保守两派不同角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范鸿达的《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西亚非洲》，2002.5）认为总统哈塔米想在外交上突破伊斯兰革命所设定的框架，必会受到宗教领袖的钳制，难以取得成功。

2.伊朗的外交

近些年来，伊朗以“缓和紧张、平等对话”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一系列积极外交活动，打破了西方国家多年来对其的政治孤立。尽管如此，伊朗仍与一些国家摩擦不断。王凤的《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政策调整述评》（《西亚非洲》，1996.3）通过对两伊战争后伊朗国家政策调整的综合分析，探索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的一些规律和趋势；杨兴礼的《九十年代伊朗的对外战略》（《西亚非洲》，1996.4）论述了90年代伊朗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关系正常化的外交战略，并进一步探讨了伊朗推行地缘外交的必然性、可能性与存在的困难；黄运发的《伊朗:改善形象，寻求发展》（《西亚非洲》，1998.6）主要从改善对外关系，打破美国封锁；立足海湾地区，搞好睦邻关系；关注中亚地区，向北扩大影响；重视经济合作，关注里海开发；复兴丝绸之路，发挥桥梁作用5个方面论述了近年来伊朗的外交关系；李伟建的《内政外交双管齐下——伊朗:找回失落的地区大国感觉》（《国际展望》，2001.14）通过分析伊朗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对伊朗美好前景给予充分的肯定。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1995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行制裁后，众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李伟建的《从美伊交恶看美对伊遏制政策面临的考验》（《国际展望》，1995.10）认为美国宣布全面制裁伊朗是其长期以来采取对伊敌视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美国不允许伊朗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有任何威胁；伍书湖的《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会奏效》（《当代世界》，1995.7）指出美国制裁伊朗以及制裁难以奏效的原因；伍书湖、石斌的《民族主义、石油危机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1951～1954年）》（《美国研究》，1996.4）通过考察美国在伊朗石油危机期间从中立到干涉的政策轨迹和决策过程，以及美国最终取代英国在伊朗的地位与美苏冷战框架之间的联系；李莉的《从“双重遏制”政策受挫看美国与伊朗关系》（《现代国际关系》，1997.7）从“双重遏制”政策受挫及其原因、美国内在对伊朗关系问题上意见不一、美伊改善关系面临颇大障碍3个方面论述了美伊关系状况；杨永红的《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面临重大调整》（《国际问题研究》，1998.3）认为美国调整对伊朗的政策主要有伊朗在中东的影响与作用上升等6个方面的原因；冯宜瑛、石维高的《伊朗和美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社科纵横》，1999.5）和邱伟的《美国剑指伊朗的动因及趋势》（《学习月刊》，2004.9）通过回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探测个中缘由，进一步解析美国剑指伊朗的解决之道；刘强的《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伊朗关系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4）认为美国全面军事解决伊朗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最可能使用的是“打压结合，以压促变”，实现和平演变，不战而胜；高祖贵的《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分析》（《西亚非洲》，2004.3）就“9.11”事件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估。

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李伟建的《伊朗与塔利班冲突的背后》（《国际展望》，1998.20）、伍书湖的《伊朗与塔利班交恶的由来和趋向》（《当代世界》，1998.11）和安国章的《伊朗与塔利班剑拔弩张》（《人民论坛》，1998.11）从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对伊朗和阿富汗两国关系进行分析和论述，认为伊朗和塔利班的冲突已不仅仅关乎伊塔双方，在阿富汗问题背后的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多种外部势力的利益决定了该地区的稳定只有通过国际社会和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杨翠柏的《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的演变》（《南亚研究季刊》，1998.3）分四个阶段对巴基斯坦与伊朗由过去的友好合作进入既合作又竞争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唐郦莉的《“内忧外压”下的伊朗政局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03.7）从伊朗内部和外部论述了伊朗当前的政治局势。

伊朗与俄罗斯、印度的关系:苏祖梅的《俄罗斯伊朗关系21世纪模式》（《国际观察》，1995.4）探讨和论述了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以及伊朗在俄外交政策中所占的地位；王品一的《俄罗斯发展与伊朗关系的动机及影响》（《俄罗斯研究》，2001.1）从保障俄罗斯南部地缘战略空间的安全、争夺对里海石油资源及其输送管道的控制权、利用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和中亚地区的影响解决地区和国内问题、占领伊朗的广阔市场等方面论述了俄加强同伊朗关系的战略考虑；赵兴刚的《回顾与前瞻:1947年以来的印度伊朗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通过对1947年以来印度伊朗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的论述，认为印伊“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二、关于伊朗经济社会的研究

与伊朗的政治、历史、文化相比，有关伊朗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从以下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张国凤的《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在中亚市场》（《东欧中亚市场研究》，1997.9）主要分析了俄、土、伊三国在经济方面争夺中亚市场的优势与潜力；由中国贸促会经济信息部提供的《伊朗电子消费市场调查》（《中国对外贸易》，1998.3）一文从市场概况、售价及消费者的口味、进口规定及关税及伊朗电子消费品工业4个方面介绍了伊朗电子消费市场情况；栾远新、郑柏禄、丁凯的《伊朗水电开发市场前景广阔》（《东北水利水电》，1998.5）根据在伊朗从事的水电工程咨询过程中了解并通过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就开发计划中的主要工程项目作一介绍；陆美亚的《伊朗耐火材料工业概述》（《国外耐火材料》，1998.9）论述了伊朗耐火材料工业的形势，对其潜力和短缺进行分析和预测；岳云华、冉清红的《简论伊朗产业结构成长阶段特征》（《世界地理研究》，2001.1）把伊朗产业结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阶段，分析了伊斯兰革命后的产业结构演变特征；岳云华、冉清红的《伊朗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问题与转型思路探讨》（《世界地理研究》，2001.4）和《伊朗产业结构发展的问题、机制与启示》（《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两篇文章分析伊朗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调整结构、加速转型的基本思路；顾国达、张磊的《伊朗蚕丝业的历史与现状》（《中国蚕业》，2001.2）从伊朗蚕丝业发展简史、蚕丝生产现状与展望三个方面对其蚕丝业进行了论述；陈维荣、孙江涛的《伊朗钻井工程服务市场现状及进入对策》（《国际石油经济》，2001.12）认为目前伊朗钻井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办事机构和企业的工作效率低下、手续烦琐，缺乏严明的办事程序，税费苛刻且复杂等；陈维荣、贾延东的《石油工程施工货物的伊朗清关实务及实践》（《国际石油经济》，2003.8）对石油工程货物的伊朗清关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对其中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提出有关注意事项以供有关企业参考；王年平、李玉顺的《回购合同在伊朗石油勘探开发中的应用》（《国际经济合作》，2004.7）主要就伊朗回购合同及其最新变化进行简要阐述，并与目前国际石油勘探开发业最为广泛最为流行的产量分成合同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闻哉的《伊朗拖拉机市场分析》（《山东农机化》，2004.7）从伊朗拖拉机生产与销售、进口情况、发展特点3个方面对伊朗拖拉机市场进行了论述；姚志荣、李博的《伊朗电力工业的概况和展望》（《国际电力》，2004.3）介绍伊朗电力工业的现状，并对其未来电力规划建设前景进行了展望。

马寿海的《伊朗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人口与经济》，1996.6）和樊正英的《伊朗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1）从伊朗推行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给实行家庭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伊朗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进展及特点等方面对伊朗计划生育情况进行了论述；喻选锋的《摘除面纱的抗争——伊朗妇女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妇女研究论丛》，1994.3）就巴列维王朝时期、霍梅尼时期和1989年以来各个时期的伊朗妇女地位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

三、关于伊朗历史的研究

近几年，关于伊朗历史研究中，众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和伊斯兰革命，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巴列维王朝覆灭、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原因。李春放的《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2002.1）一文从国王的专制官僚现代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等四个方面对巴列维王朝覆灭原因进行详尽的分析和阐述；金彩云的《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根源探析》（《西亚非洲》，2004.5）主要从经济角度，认为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源不在于霍梅尼的阴谋和国王不遵守伊斯兰原则，更不是国王的失误所致，而在于白色革命后伊朗经济现代化的进步趋向与政治领域的落后状态之间的矛盾；钱乘旦的《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世界历史》，1998.3）全面介绍了巴列维王朝实行现代化历程，进一步论述了巴列维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哈全安的《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历史研究》，2001.6）分析白色革命至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社会的演进趋势，探讨白色革命与伊斯兰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阐述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另外，雷颐的《白与黑——伊朗两种“革命”的教训》（《读书》，1995.9）、吴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根源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3）也对伊朗两种革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蔺焕萍的《论现代伊朗之父礼萨·汗的改革》（《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3）从伊朗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剧烈变化，对礼萨·汗实施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马丽萍的《伊朗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2）主要对礼萨·汗、礼萨·巴列维父子实施的世俗化改革进行论述；冀开运发表了一系列伊朗现代化的文章，《论伊朗伊斯兰化和现代化》（《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1）分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化的过程，《论伊朗的半殖民地化、西方化与现代化》（《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1）论述伊朗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半殖民地化、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伊朗的“三下乡运动”与农村现代化》（《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1）介绍了伊朗六、七十年代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向农村派出知识大军、卫生大军和开发大军的“三下乡”运动，《试论伊朗现代化过程的特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论述了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现代化进程的特点，认为伊朗的现代化成为带有强烈的伊朗伊斯兰民族主义色彩的混合型模式，是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化与国际化、宗教与政治的有机结合。

周启迪的《试论波斯帝国的行省与总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3）对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度及与行省制度有关的行省总督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波斯帝国不仅在征服战争的规模上和征服地区的广大辽阔方面大大超过了它以前的帝国，而且在反映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成熟程度上也要比它们深刻得多；冀开运的《论伊朗沙法维朝的定都和迁都》（《南通职业大学学报》1999.3）对伊朗沙法维朝（1502～1722年）三次迁都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伊朗古都形成的因素；哈磊的《〈杂阿含经〉中的波斯匿王》（《宗教学研究》，2001.1）依据《杂阿含经》中的相关材料，简要叙述了波斯匿王从世俗君王到佛教居士的心理变化过程，以此揭示佛教对其身心的巨大影响；李传利的《波斯帝国对希腊城邦政策的演变》（《柳州师专学报》，2002.3）论述了公元前5～4世纪，波斯帝国对希腊城邦世界的政策从武力征服到保持城邦均势的演变过程；郑翠兰的《帖木儿对伊朗东部的军事征服》（《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4）通过论述帖木儿征服伊朗东部的全过程及其影响，认为他对伊朗东部极其野蛮、残忍地掠夺和侵略，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王菊如的《伊朗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西亚非洲》，1994.6）分别对伊朗的主要民族及其分布、民族问题以及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进行了论述；李春放的《1945～1947年的伊朗危机》（《外文学院学报》，1995.4）对1945～1947年的伊朗危机进行较为详尽的探讨；李铁匠的《古代伊朗的种姓制度》（《世界历史，1998.2》）一文对古代伊朗种姓制度的起源、发展及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伊朗种姓制度具有世袭性、内婚制、社会地位不平等特点；冀开运的《论伊朗历史上的智力引进》（《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1）以伊朗历史上的智力引进为主线，论述了智力引进的必然性及相关特征，认为伊朗的智力引进具有随意性和片面性；于卫青的《论波斯帝国的交往性特征》（《人文杂志》，2001.6）展现了波斯帝国由兴起走向衰亡的全过程，认为其历程充分彰显了波斯帝国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典型性，是世界历史上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文明交往的一个典型个案；华黎明的《历史见证伊朗》（《和平与发展》，2004.3）对近20多年伊朗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论述，指出伊朗地缘政治和自然资源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外，其社会走向对中东、波斯湾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伊朗文化的研究(www.daowen.com)

伊朗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虽历经沧桑，几度兴衰，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因此，我国学者对伊朗的文化关注较多。李亚林的《波斯的李白——莪默·伽亚谟及其〈鲁拜集〉》（《外国文学研究》，1994.5）对莪默·伽亚谟及其《鲁拜集》进行了介绍和评析；宁宓用的《伊朗民间文学探微》（《雁北师院学报（文科版）》1995.1）就伊朗民间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全面地进行分析，证实了伊朗民间文学是人类珍贵文化遗产中的不可多得的一部分；李忠存的《试析波斯帝国时代的文明大汇合》（《广西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3）对波斯帝国时代的文明大汇合的由来、标志、特点和后果作了粗浅的探析，最后指出，在文明大汇合中产生的第一部“世界历史”巨著——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是此次文明大汇合的丰碑；张鸿年的（《诗坛长恨一曲安魂——论德国诗人海涅对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悼念》（《国外文学》，2004.3）主要论述了德国诗人海涅创作《诗人菲尔多西》、对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及其英雄史诗《列王纪》给予肯定的原因；袁义芬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形貌之比较》（《阿拉伯世界》，1997.3）通过对阿拉伯文与波斯文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地域变化的比较，进而对这两种文字的形貌进行比较分析；穆宏燕的《波斯中世纪诗歌中的苏菲思想审美价值》（《国外文学》，1999.4）对波斯中世纪诗歌的苏菲思想审美价值进行了探讨；何乃英的《伊朗古典文学与宗教》（《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3）主要论述了伊朗古典文学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前期主要受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后期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认为宗教对伊朗古典文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王燕的《对波斯史诗〈列王纪〉的纯形式解读》（《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4）通过审视《列王纪》的神话图像，指出该史诗起首的部分叙述线性虚拟而不足以为古史源头，并在纯然形式的范畴内对史诗部分的内容在情节架构、叙述方式、形象塑造和时空关系的安排等层面进行了解析与勾描；刘渊、李莉的《中世纪波斯诗歌的美学特征》（《江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指出中世纪时期波斯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受到了波斯民族性格、文化习俗和伊斯兰教派神秘主义观念与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艾赛提·苏来曼的《中世纪波斯文学中的“海米塞现象”——论“海米塞现象”的起源、发展和理论体系》（外国文学评论,2002.3）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对“海米塞现象”（中世纪东方文学中尤其是波斯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进行论述，重点探讨“海米塞现象”特有的理论体系；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16世纪波斯文〈史集〉及其与〈玛纳斯〉史诗的关系》（《民族文学研究》，2002.3）指出《史集》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记录有关玛纳斯事迹的文献资料。作者根据这个版本对《史集》的作者及抄本，对《史集》与《玛纳斯》史诗的关系，《史集》中记载的有关玛纳斯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初步的探讨；巴拉提、刘闽的《波斯文学精华，世界文明瑰宝——读〈波斯精典文库〉》（《中国穆斯林》，2003.3）主要介绍了10～15世纪波斯文学家及其代表作，认为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波斯精典文库》，不仅使我国读者对波斯中古时期的文学和历史有了更加全面、清晰、深刻的了解与认识，而且对增进两个文明古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产生积极的影响。

常绍民的《〈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简介》（《世界历史》，1994.4）简要介绍了李铁匠先生整理并翻译的《古代伊朗史料选辑》一书，认为该书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古代东方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它的出版无疑会推动我国伊朗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杨剑的《现代化中期社会稳定性的文化结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4）以巴列维的现代化运动为研究对象，对现代化中期社会文化元素的建构及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做一结构分析；吴松的《伊朗的火文化风情》（《山东消防》，2000.7）从民俗学角度扼要介绍了伊朗的“跳火节”；冀开运的《波斯建筑文化对清真寺的影响》（《中国穆斯林》，2001.1）认为清真寺建筑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世界各地先进民族的建筑形式，其中受波斯文化艺术的影响尤其深远；张夫也的《波斯金属制品设计风格谈》（《装饰》，2001.2）主要介绍波斯埃兰王朝、阿克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及萨珊王朝的金属制品，进一步分析其艺术特征；彭树智《伊朗史中的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一文从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的角度出发，对撰写《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一书的重要性和意义进行了评价；穆宏燕的《从细密画看伊朗文化的顽强性》（《东疆学刊》，2002.1）一文对细密画与欧洲绘画和中国绘画的不同之处进行阐述，从其独特的空间表现和色彩运用上，表现出伊朗文化的顽强性；张晖的《伊朗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5）简述了伊朗文明发展史，着重论述了伊朗为文明古国的原因、文明的特点和形成，进而说明伊朗文明在四大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李明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波斯地毯图案的风格及其变化趋势》（《现代技能开发》，2002.11）指出波斯地毯的艺术风格是与波斯文化分不开的，并就其变化趋势进行了探讨；王峰的《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伊朗穆斯林婚俗礼仪》（《世界民族》，2003.4）作者通过亲眼目睹的一场伊朗穆斯林婚礼，将伊朗穆斯林婚俗礼仪介绍给读者，以便大家更多的了解伊朗；马寿春的《伊朗的茶俗》（《华人时刊》，2003.9）简要介绍了伊朗的饮茶习俗；李铁匠的《伊朗危机与冷战起源研究的力作——读〈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世界历史》，2003.5）对《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一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近几年国内出版的有关伊朗史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对国内伊朗史的教学和研究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姜岳斌、邱紫华的《波斯民族的美学思想与艺术特征》（《人文杂志》，2004.4）从波斯民族历史文化与古老的琐罗亚斯德宗教哲学思想入手，从建筑、装饰和诗歌艺术的角度考察了波斯民族的美学思想，指出古代波斯民族的艺术具有纯世俗性、功利性和综合性等特征；咸春林的《〈走进伊朗〉:透视波斯文明与伊朗社会现象的拓荒之作——评回族学者王锋所著〈波斯历史文化与伊朗穆斯林风情礼仪〉》（《青海民族研究》，2004.2）从4个方面论述了《走进伊朗》一书的特点，认为此书是一部具有拓荒性、前瞻性的著作。

曾子达的《伊朗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职教论坛》，1995.2）扼要介绍了伊朗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以及为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伊朗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冀鼎全的《伊朗开放大学的办学特色》（《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2）一文介绍了伊朗开放大学办学方向、教育层次、教学形式、学校管理、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德育教育、为边远地区服务等方面的情况。

五、关于伊朗宗教研究

王宇洁的《若兹赫——伊朗妇女的宗教集会》（《世界宗教文化》，1995.3）介绍和分析了“若兹赫”的形式、目的，对于妇女来说，伊朗的宗教活动不仅是一种信仰的表白，是她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政治态度的表白；安维华的《伊朗非世俗化进程的性质与演进趋势》（《西亚非洲》，1995.4）探讨了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推行非世俗化这一进程的社会意义与演化趋势；冀开运的《伊朗青年学生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家——阿里·沙里亚梯》（《西亚非洲》，1997.6）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家——纳瓦布—萨法维》（《西亚非洲》，1999.4）分别探讨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理论家阿里·沙里亚梯和纳瓦布——萨法维的理论内容及影响；伊丁的《伊朗的伊斯兰基金组织》（《中国穆斯林》，1999.6）简要介绍了伊朗带有社会政治和宗教性质的经济组织；秦朵的《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宗教运动的复兴——伊朗和埃及二例的对比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以伊朗和埃及为例，探讨了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伊斯兰教潮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选择的经济发展路径对当今伊斯兰教潮的兴起起着推动作用；王哲的《霍梅尼与伊朗伊斯兰革命》（《新乡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通过叙述霍梅尼的不平凡生平，折射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渊源、现实矛盾和革命过程，说明宗教对伊朗的重大影响；李阳的《试论什叶派在伊朗国教地位的确立》（《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从什叶派被确立为国教的历史背景、过程、措施、作用和影响等方面，深入剖析了这一历史进程；李阳、于卫青合作的《论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交往性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5）认为伊斯兰教在伊朗的传播，具有明显的交往性特征:军事交往为伊斯兰在伊朗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政治交往是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保证、经济交往是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重要原因、文化交往是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深层根源；姜英梅的《伊朗宗教力量的发展前景》（《西亚非洲》，2004.4）提出伊朗政权的前景可能会出现的几种情况，分析当前伊朗面临改变的动力和挑战以及政教利益之争、力量对比变化、人民的要求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等诸多因素，认为宗教政治体制逐步“标签化”将是伊朗社会的必然选择。

六、关于中国和伊朗关系研究

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王朝与安息（伊朗）王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多次互派使节。唐、宋、元、明朝时，两国交往更加频繁，友好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得到了空前发展，为如今中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学者们从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对两国关系进行了阐述和探讨。

1.中伊文化

李文钟的《伊朗、中国文学中伦理观念比较谈》（《昆明师专学报（哲社版）》，1994.1）一文指出仁厚不磨是中、伊文化体系共同的伦理基础，并就人生态度、对自我的要求等方面作了比较论述；徐良利的《波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文化繁荣论》（《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就蒙古人统治波斯时期文化繁荣的概况及其历史背景作初步的探讨；毕桪的《哈萨克神话传说里的波斯成分》（《民族文学研究》，2001.1）论述了波斯神话对哈萨克民间的影响，认为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哈萨克历史上的一些宗教信仰与波斯有关系；艾赛提·苏来曼的《波斯文学与维吾尔文学交流史断想》（《民族文学研究》，2001.3）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波斯与维吾尔文学交流史进行了宏观的概述和回顾；美合拉伊·买买提力的《新疆维吾尔文的波斯文学翻译及研究最新状况评述》（《民族文学研究》，2001.3）从波斯文学的翻译情况和研究情况两个方面，评述维吾尔文有关波斯文学翻译及研究的最近情况；邓禾颖的《试论波斯文化与唐代陶瓷的关系》（《陶瓷研究》，1999.3）认为唐代瓷器的造型、纹饰吸取异域文化的特色，对陶瓷工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杨怀中的《波斯照明学派对十七世纪中国伊斯兰汉文著述的影响》（《回族研究》，1999.4）介绍了17世纪中国伊斯兰汉文著述的兴起和代表学者，对17世纪中国伊斯兰汉文著述中照明论的观点及接收波斯照明学派观点的原因进行了论述；余振贵的《十七世纪伊朗与中国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的两位代表人物:穆拉·萨德拉与王岱舆》（《回族研究》，1999.4）对穆拉·萨德拉与王岱舆相同和不同之处作了比较研究，并大胆设想王岱舆可能直接阅读过穆拉·萨德拉的著作；丁明俊的《十七世纪伊朗伊斯兰哲学思想东传及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回族研究》，1999.4）着重探讨伊朗伊斯兰哲学思想东传及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王建平的《波斯苏非与中国塔利格的历史联系》（《回族研究》，1999.4）追溯了波斯苏非与中国塔利格的历史联系以及伊斯兰教进入我国后苏非教团的建立情况；丁克家的《波斯语苏非经典及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回族研究》，1999.4）论述了自古以来波斯语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着重介绍了在中国穆斯林广为流传的波斯语苏非主义经典；丁克家的《穆拉·萨德拉伊斯兰哲学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回族研究》，1999.4）详细叙述了中国专家、学者赴伊朗参加“穆拉·萨德拉伊斯兰哲学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过程及其会议的成就和国际影响；高占福的《历史上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回族研究》，2003.3）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民族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及苏非派门宦方面的影响；孙林的《俄木隆仁与古尔——关于藏族苯教思想与波斯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1）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探讨苯教思想的源流，认为系统化的苯教吸收了许多波斯宗教的思想，尤其是其宗教宇宙论基本参照了波斯的模式。苯教在对其神圣之地俄木隆仁的构想时，既受到波斯宗教有关影响，同时也与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宗教城市古尔有关联，因为古尔的模式与俄木隆仁的模式几乎完全相同；马平的《波斯伊斯兰文明对中国伊斯兰文明的贡献及其深远影响》（《回族研究》2004.3）从波斯伊斯兰文明的传入中国、波斯籍伊斯兰先贤对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传播作用、波斯语及波斯经典对中国伊斯兰文明的深远影响、波斯伊斯兰文明其他方面的深远影响4个方面论述了波斯伊斯兰文明对中国伊斯兰的影响和贡献；白志所的《穆拉·萨德拉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及其价值——第二届穆拉·萨德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回族研究》2004.3）从会议背景、盛况、伊朗总统哈塔米博士的演讲及会议的主要议题及观点4个方面介绍了作者参加第二届穆拉·萨德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的情况。

2.中伊历史

直盛的《万俟丑奴与波斯狮子》（《固原师专学报》，1994.1）介绍北魏时波斯献狮于洛阳，中途被高平（陇东）起义军领袖万俟丑奴所截留原州的经过；郝贵远的《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世界历史》，1995.3）从历史学角度，考证了唐朝时期，景教在我国的传播，对中国和波斯友好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许晓光的《元代中国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4）就政治、经济等方面论述了元代中国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何跃的《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伊朗关系》（《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6）考证了唐宋元明时期中伊两国友好关系的空前发展，对中伊关系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陈德正的《大流士与秦始皇治国方略辨异——兼论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之原因》（《齐鲁学刊》，2002.6）通过对波斯和秦两个帝国的创建者——大流士一世与秦始皇的治国方略的比较辨析来解释两国不同国运的原因，认为在治国方略的实施过程中两者表现出巨大差异:大流士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控制较为宽松、经济剥削较为适度、文化政策比较宽容；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则政治统治走向极端专制独裁、经济贪欲恶性膨胀、思想文化统得过死；李铁匠的《波斯庄问题质疑——与蒋华先生商榷》（《常熟高专学报》，2004.3）根据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认为唐代来华波斯商人大多并不是来自波斯本土真正的波斯人，而是来自中亚的东伊朗语居民，波斯庄不可能是唐代波斯商人登岸聚居和经商之地，它与波斯本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张小贵的《古波斯“不净人”考》（《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5）考察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丧葬史；杨铭的《8～16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中的西藏》（《西北民族研究》，1996.2）论述了西藏与阿拉伯、波斯诸国的交往，阿拉伯波斯文献中记载的西藏交通地理，西藏气候物产，西藏社会、人文及与唐、元朝的关系各方面的记载；张长利的《波斯文蒙古史文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3）介绍35部有关蒙古史的波斯文文献以及这些文献的写本、刊本和译本；李斌的《波斯裔花间词人李生平考》（《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2）和杨进的《土生波斯李珣》（《回族研究》，2003.3）通过历史相关记载对李医学著作《海药草本》、词作以及其生平进行考证和论述；纳为信的《赛典赤·赡思丁波斯身世考略》（《回族研究》，2004.2）通过大量的家乘与史志资料考证了赛典赤·赡思丁的波斯身世，对正史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张齐政的《伊朗革命与辛亥革命之比较》（《衡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94.1）将1905～1911年伊朗资产阶级革命与我国辛亥革命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伊朗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徐晓萍的《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与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比较研究》（《西北史地》，1997.3）以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与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社会历史背景及起义原因、伊斯兰教状况及其作用、起义的性质与失败原因及影响3方面进行了分析比较；陈辛仁的《鸿爪遗踪（出使四国追忆）——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伊朗》（《外交学院学报》，1995.1）笔者身为中国驻伊朗首任大使，主要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中伊两国建交初期，在伊朗任大使期间中伊两国的主要外事活动；余建华的《当代中伊关系与伊朗对华政策动因》（《西亚非洲》，1998.4）对当代中伊关系的历史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伊友好合作的深入发展进行了探讨，并对影响伊朗对华政策分别从国内政治的影响、外交战略的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历史因素的作用4个主要因素作了进一步分析。

近些年学者们还对我国境内出土的波斯银币、印章以及波斯文墓碑等进行了研究。于倩、霍宏伟的《洛阳出土波斯银币探索》（《中国钱币》，1995.1）通过对洛阳伊川出土的一批波斯银币的研究，认为至迟在东汉时期洛阳已成为丝路贸易的东方起点及集散地，北魏、隋唐时期，洛阳在丝路贸易及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霍宏伟和北斋的《洛阳出土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二世银币考略——兼谈中国境内发现的库思老二世银币》（《甘肃金融》，2001.6）详细叙述了洛阳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形制、铭文、铭文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并介绍了我国其他地方发现的库思老二世银币；牟世雄的《甘肃陇西发现的波斯银币》（《中国钱币》，2002.1）指出近年来甘肃陇西境内曾出土东罗马金币1枚和波斯银币12枚及其他遗物，作者仅就其收集的实物资料作了介绍；王传晋的（《古波斯钱币述略》（《中国钱币》，2004.1）概括介绍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7世纪时期古波斯钱币的主要特点；郭成美、郭群美的《杭州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墓碑考》（《回族研究》，1997.1）对杭州存有的20方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的以往研究进行了回顾，描述墓碑的发现与分布，并对碑文进行鉴定和考证；林梅村的《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7.1）对1981年宁夏固原隋唐墓出土的中古波斯文印章及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叶桐的《剑川石窟“波斯国人”雕像辨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1）使用大量地方史志及中西交通史资料，对云南史学界长期争议的大理剑川石窟“波斯国人”雕像的国籍族属作了系统考证，否定了天竺僧人、景教徒、摩尼教徒诸说，认为该雕像确系西亚波斯穆斯林之化身。

3.中伊贸易

近年来，中伊经贸关系发展较快，两国在能源、通信、交通等诸多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对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伊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国学者对这些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景广阔，可以为两国政府决策及合作企业提供积极的参考依据。机电商会考察组的《赴越南、巴基斯坦、伊朗考察报告，进一步促进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世界机电经贸信息》，1997.22）通过对越南、巴基斯坦、伊朗考察，深入了解中国机电（成套）设备出口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郭大营的《浅谈伊朗阿拉克电厂工程的管理》（《电力建设》，2002.4）通过介绍伊朗阿拉克电厂工程管理的经验，认为总结出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国外工程管理模式很有必要；张刚、刘克雨的《伊朗局势变化及石油工业发展动向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03.9）分析认为伊朗应成为中国今后开展石油对外合作和油气贸易的重要目标国之一，中伊合作一定会取得较大发展；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伊朗水泥工作》（《中国水泥》，2004.2）对伊朗水泥工业目前存在的机会进行论述，提出中国公司的优劣势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唐宝才的《中国与伊朗经贸合作前景探讨》（《西亚非洲》，2004.5）介绍了伊朗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进一步探讨了中伊两国经贸合作前景；王凤的《伊朗经济环境与对外经济能源合作》（《国际石油经济》，2004.9）介绍了近几年伊朗的经济环境与对外经济合作，进一步论述了中伊经济和能源的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从研究状况看，以上论文从历史、经济、社会等角度作概述性的研究较多，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较少；从研究领域看，对于伊朗政治及对外关系、中伊关系、历史、文化的研究较多，而宗教、社会经济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成果看，非专业性研究成果较多，专业性研究成果较少。笔者从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查到有关伊朗的文章500余篇，而属于专业性研究论文不足200篇，这些论文零散刊发于《西亚非洲》、《现代国际关系》、《世界历史》、《世界政治与经济》、《国际问题研究》、《世界机电经贸信息》、《回族研究》、《阿拉伯世界》、《民族文学研究》以及各高等院校学报等几十种刊物中。在这些刊物中，刊登有关伊朗的论文最多的是《西亚非洲》，有20篇；近40种高校学报共刊登58篇。

近10年来，虽然中国学者关于伊朗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的成果，而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复杂的伊朗形势，我们更要高度重视和关注伊朗问题。随着中伊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相信我国学者对伊朗的研究将会推出富有开创性，见解独到深刻，有利于两国发展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