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的回族大部分属于逊尼派,由于他们的祖先来自波斯迁徙到中国的较多,他们往往也受到了波斯的伊斯兰传统文化或什叶派的影响,也作姑太节和阿舒拉节,在他们日常使用的经堂语中也保留很多波斯语的词汇。前几年,有一位广东的老民族学者给我介绍了他对于中国回族来源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回族历史上属于什叶派,并且他们本身根本不知道他们属于什叶派(他介绍的是解放初或更早的时候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不同)。他们往往认为他们使用的经堂语词汇是阿拉伯语,不一定知道实际上是波斯语。他又强调,现在中国的穆斯林十分重视团结,强调大家都是穆斯林,不强调教派的区别(“讲教也不讲派”)。他的观点也有他自己推测的部分,跟中国的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我通过他的介绍才注意到了中国回族伊斯兰传统文化中的起源于波斯或什叶派的因素。
中国的有代表性学者也有比较接近的观点,比如杨怀中先生和余振贵先生认为,“中国伊斯兰教逊尼派,由于受什叶派及苏非派的影响,并吸收中国文化的内容,内部又分离出不同的派别”(1),杨怀中先生又认为,“元代,大批的中亚各族和波斯穆斯林进入中国,相应地把波斯文化移入。波斯语文在元代还是一种通用的语言。时至今日,还看出波斯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来”(2)。沙宗平先生认为,在伊朗萨法威王朝建立后“在蒙古人统治下,什叶派的处境一度优于逊尼派”,“什叶派的神学与哲学思想继续获得长足发展,其影响远及中亚、南亚和中国”(3)。还有,《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说,阿舒拉“意为‘阿舒拉节’,专指伊斯兰教历1月10日,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侯赛因教长在卡尔巴拉被害之日。相传真主于该日创造了天园、火狱和人类的祖先阿丹与哈娃,该日又是伊斯兰教的十大先知在危难之时获救之日,什叶派穆斯林每年举行盛大的悼念活动。回族穆斯林这一天一般都要举行求祈活动以示纪念。回族伊斯兰教的苏非派穆斯林在这一天还要过阿舒拉节,吃阿舒拉饭(用各种豆类熬成的豆粥,故有些回族地区称为‘杂粮粥节’),隆重的还要宰牲过尔麦里”(4)。《巍山回族简史》说,“先民多来自波斯,因而波斯语汇和什叶派的礼仪形式大量存在,如阿訇(学者)称号来自波斯语,其礼服绿衣、尖头六角帽,盛做阿舒拉节,姑太节,以及过高地宣传阿里……都受到什叶派的影响”(5)。
二、泰国的来自波斯的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
泰国也有来自波斯的穆斯林,他们的社会地位历来很高,在泰国的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在Ayutthaya王朝时代(1351~1767年),泰国国王重用了波斯穆斯林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Sheikh Ahmad(1543~1631年)及其家属。当时的泰国不仅仅以农业立国,也是十分繁荣的海洋贸易国家,Sheikh Ahmad担任了praklang(“王库”)中krom thaa kwaa(“右港务局”)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任对外贸易部长),负责了东南亚以西的海洋贸易,这个职位后来被称为Chularajmontri,阿拉伯语叫mufti(“法官”),现在就成为泰国国王任命的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据说Ayutthaya的国王援助波斯穆斯林举行盛大的阿舒拉节,甚至为了赐给建清真寺的土地而拆掉了部分佛寺。
1767年缅甸侵入泰国,灭亡了Ayutthaya王朝。同年,泰国又恢复独立,在现在泰国首府曼谷的照拍耶河的对岸成立了Dhonburi王朝(1767~1782年)。波斯穆斯林也移居到Dhonburi地区,因为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当时没有自己的清真寺,所以他们和其他逊尼派的穆斯林共同使用了在Dhonburi地区原有的著名逊尼派清真寺——Masjid Tonson。波斯穆斯林也共同使用了这座清真寺的墓地,当时的波斯穆斯林主要人物都被埋葬在这里,他们的坟墓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位置。因为Ayutthaya(“大城府”)在照拍耶河的上游,据说Masjid Tonson的部分碑文是从Ayutthaya漂流到Masjid Tonson,有人认为这块碑文原来属于什叶派的。到了现在的曼谷(Rattanakosin,即Bangkok)王朝时代,波斯什叶派穆斯林才建设了自己独立的清真寺,当时的泰国国王又赐给了一块土地。还有,Sheikh Ahmad的后代分成了两派,第一派保持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继承了Chularajmontri的地位(1932年的立宪革命后,Chularajmontri是由泰国南部穆斯林担任),另一派改信佛教,成为泰国王朝中最有威信的贵族(the Bunnags),但后一派也跟泰国的穆斯林还保持了友好的关系,比如他们也向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划给了建清真寺的土地。泰国的波斯穆斯林还有一家,但他们不是什叶派,而是逊尼派的沙斐仪学派,他们也在Dhonburi王朝和曼谷(Bangkok)王朝时代担任过海军提督。
泰国波斯穆斯林的阿舒拉节和中国的阿舒拉节有较大的区别,与其他中东国家的更接近,意为纪念侯赛因之哀悼日。在Ayutthaya王朝时代和Dhonburi王朝时代,波斯什叶派穆斯林每年都举行了盛大阿舒拉节,在街头哀悼游行,出动布满各种彩饰的花车到王宫谒见国王。现在波斯什叶派的阿舒拉节基本上在各个清真寺的院子里举行,在阿舒拉日的前10天已经开始仪式,到了阿舒拉日也举行鞭打等折磨自己的哀悼活动。虽然泰国逊尼派穆斯林一般不参加阿舒拉节,但他们不反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这种活动,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互相尊重,和睦相处。
总之,在泰国来自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比较高,并且泰国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也一直保持了友好关系。在泰国的历史上,逊尼派和什叶派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或冲突。比如,埋葬在著名逊尼派清真寺,Masjid Tonson墓地的波斯穆斯林的后代一直到现在还使用这块墓地。他们在什叶派清真寺作好葬礼,然后把“买衣特”送往Masjid Tonson的墓地埋葬。有一位担任过Masjid Tonson管理委员的女士认为(她属于逊尼派),“早在Ayutthaya王朝时代有明确的记录,波斯穆斯林和来自南方的穆斯林为泰国王室共同服务,逊尼派的Masjid Tonson已经在这个时候建立。缅甸灭亡Ayutthaya王朝后,很多穆斯林作过Dhonburi的高级官员,与泰国国王同甘共苦。这些穆斯林官员在归真后都被埋葬在Masjid Tonson的墓地。当时Masjid Tonson就是泰国穆斯林的中心。那么,为什么泰国逊尼派和什叶派和睦相处?泰国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从Ayutthaya王朝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泰国国王服务,同时互相不侵犯,而互相称赞,共同努力,在归真后同样埋葬在Masjid Tonson的墓地。这段历史是对我们来说非常荣幸,也就是我们两派穆斯林一直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原因”(6)。
三、中国回族的姑太节和阿舒拉节
中国的回族也有起源于波斯的伊斯兰教传统节日,姑太节和阿舒拉节。
首先,对于中国的姑太节(“法图麦节”),杨怀中先生认为,“注重纪念阿里之妻法图麦,每年斋月十四日各地穆斯林妇女在礼拜寺内集会纪念”(7)。《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说,“据传,法图麦病故与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历的6月15日。为纪念法图麦逝世,回族穆斯林妇女们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请阿訇诵经、赞主、赞圣,讲述法图麦的品德和事迹,捐献乜帖等,有的还自愿捐钱捐粮做豆粥,请全坊男女一起来吃,叫过法图麦节”(8)。有些地区,比如云南的穆斯林作为纪念穆罕默德圣人的圣纪的第二天过姑太节。因为这些地区的圣纪在一年时间当中在各个地方轮流举行,实际上没有固定的日期。据说具体时间一般由穆斯林妇女商量而决定,姑太节的当天,在举行晨礼后,各清真寺的教长因时因地讲述法图麦圣女的美德,然后请村内外的教胞吃饭,其做法十分简朴。
其次,上面已经介绍过,中国的阿舒拉节也十分简朴,跟泰国的有很大的区别。阿舒拉节的当天,一般在作完礼拜后,各清真寺的教长讲述十大先知被拯救的故事,然后吃稀饭,所以也叫做“稀饭节”。阿舒拉节是在各个清真寺每年赠送的“公历、农历、伊斯兰教历对照表”中提到的古尔邦节等八个主要节日之一。对于侯赛因遇难和十大先知被拯救这些两种说法的关系,《中国回族大词典》说:“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麦地那后,曾定此日为斋戒日(后因天命斋定为以希吉莱历九月为斋戒月,此斋戒改为自愿斋)。由于这一天与多项传说及历史事件相关,遂成节日。公元680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侯赛因遇难于此日,被倭玛亚朝杀害,什叶派规定这一天为哀悼纪念日,礼仪极隆重。”(9)还有,解放初在上海出版的《伊斯兰教条》也有有关十大先知被拯救这说法的记载(10)。在云南回族民间普遍流传的所谓“丘北杂学”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11)。有人推测,“原为纪念卡尔巴拉惨案,后被说成为纪念努哈洪水之难”(12)。因为我能力有限,还没有调查和考证中国国外的情况。
看来,回族的先民从波斯进入中国以后,逐渐地形成了中国回族独特的文化。虽然中国的回族大多数属于逊尼派,但也保存了起源于波斯什叶派的传统节日,这意味着中国的回族历史很悠久,很重视良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姑太节和阿舒拉节都是学习美德的很好的机会。同时,逊尼派的穆斯林也保留跟什叶派有一定关系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伊斯兰教的“多元(主义)性普遍主义”的一个表现。日本最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板垣雄三把“认主独一”(tawheed)的概念解释为“多元(主义)性普遍主义(Pluralistic Universalism)”,或“多即一”(Many is One and One is Many或Making into One by Unifying the Many)(13)。我认为“多元性”或“多样性”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中国回族传统的姑太节和阿舒拉节都是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历来保持友好关系,互相尊重的好例子。(www.daowen.com)
【注释】
(1)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57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杨怀中:《回族史论稿》,第29~3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沙宗平:《中国的天方学》,第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杨怀中:《回族史论稿》,第29~3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5)何克俭、杨万宝编著:《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第4页,第3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6)何克俭、杨万宝编著:《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第4页,第3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7)《巍山回族简史》编委会:《巍山回族简史》,第43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8)木村正人、松本光太郎:《伊斯兰地域中的中国和泰国》(2):《泰国穆斯林的历史》,载日本东京经济大学传播学学会《传播科学》,第81页、第112页,2005年第22期。
(9)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第777页,第77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伊斯兰教教条》,第215页,穆民经书社,1958年。
(11)伊斯梅尔:《伊斯兰的召唤》,伊历1412年于天津出版。
(12)丘北县新城清真寺编印:《中阿对照全杂学·再版下册》,第9页、第10页,1999年。
(13)板垣雄三:《对伊斯兰的误认:从冲突到对话》,第193页、第194页,日本岩波书店,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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