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波斯语教学活动的历程看中伊（朗）文化交流的发展

西北民族大学　丁　俊

一

波斯语作为波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语言载体，历史上，在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大范围西进东渐，波斯语在中亚地区以及我国西部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并对包括我国穆斯林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许多语言产生了不同程度地影响。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波斯语较早传入并开展有关教学活动的国家之一，我国各族人民开展的波斯语教学活动，如同中伊（伊朗）友好关系一样，历史悠久，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为促进中伊（朗）文化交流的长期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伊（朗）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不但是我国外语教学史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伊（朗）文化交流和中伊（朗）人民友好交往史的重要内容。

中国与古代波斯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就与波斯有了联系。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张骞（？～公元前114年）两度出使西域，开辟出后来著称于世的“丝绸之路”，期间就曾抵达波斯地区。张骞之后，又有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的班超、甘英两度再出西域，进一步获取了有关波斯的信息。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时期，中西（西域）交往日趋频繁，丝绸之路愈加繁荣，大量波斯商人来华贸易，其中不少人长期定居中国，与来华贸易的阿拉伯人等西域各族穆斯林一道被称为“蕃客”。这些蕃客们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东南沿海的一些大城市里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并建立起社区清真寺，开始在寺内讲习教义和波斯语、阿拉伯语语言知识，拉开了我国波斯语教学漫长历史的序幕。

到了元代（1271～1368年），中国乃至中亚、西亚地区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外交流和人员流动极为频繁，包括士兵、工匠、商人、学者等各类人员在内的大批波斯、中亚和阿拉伯穆斯林纷纷来华。在元帝国的立国、建国过程中，这些被称作“回回”的西域穆斯林，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波斯语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不仅是大量东来的“西域回回”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用语，而且是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先进技术和工艺以及丝绸、瓷器、火药、指南针等手工艺产品和科技产品经波斯、阿拉伯穆斯林之手而西传，远及欧洲。同时，波斯、阿拉伯相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大量科技文献也东传中国，涉及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军事、建筑等各个领域。波斯语作为元王朝内政、外交方面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受到朝廷的重视。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培养“译史”的高级官学——回回国子学，“译史”即在政府各部门负责公文往来翻译及财务管理工作的职员，后又称“回回国子监”，教授“亦思替非文”，亦思替非文实际上是以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为基础的一种用于财务管理的特殊符号⁽¹⁾。回回国子监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外国语学校⁽²⁾。同时，唐宋以来世居中国的“土生蕃客”以及元朝开国时期大量东来的西域“回回人”开始不断华化，逐渐形成回回民族，散居全国，在各地建立清真寺，在寺内开展对波斯语、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教经典的研习活动。

概言之，唐、宋、元以来，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伊斯兰教的东传、中西先进科技文化的相互交流、回回民族的诞生等许多重大历史事项，都是包括中伊（伊朗）交往在内的中外文明交往的重要成果，其发生和发展无不与当时国际交往主要交际工具之一的波斯语密切相关。

二

明朝前期，回族航海家郑和（1371～1435年）七下西洋的壮举，是元代之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大事。郑和遍访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岸的3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今天的伊朗，有力地促进了包括中伊（朗）文化交流在内的中外文化交流，对此这里不多赘言，因为在这次旨在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许多论文专门论及。

不过，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的中西（西域）交往不及前朝，由于封建王朝基本上推行一种“不务远略”、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唐、宋、元历代王朝曾长期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日趋萎缩，加之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大举入侵东方各国，致使中伊（朗）交往日颓，波斯语在中国国家层面的需求及其国际交际作用逐渐弱化，在国家层面上的实际需求也远不及元时那样要紧。尽管如此，我国的波斯语教学活动并未中辍。国家层面上，明清两朝都设立有旨在研习和翻译外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四夷馆”和“四译馆”，其中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对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回回语”的教习和翻译活动，对中伊（朗）文化交往多有助益⁽³⁾。

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民间层面的波斯语教学活动主要在各地清真寺中以经堂教育的方式开展，并且很有成绩。元朝之后，波斯语在国家层面的需求虽然减弱，但在民族宗教层面上的需求依旧，甚至比过去更为迫切，因为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而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在明时已不再是他们的母语，懂得波斯语（还有阿拉伯语）的人日渐稀少，以至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局面，回回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土，开始探求保存本民族固有文化的途径。以陕西胡登洲（1522～1597年）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经学家首创的经堂教育模式便应运而生。经堂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学体系，有统一的教材和相对稳定的教学模式，还创设了一套讲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语法、修辞及伊斯兰教教法的特殊经堂用语，传承数百年。在我国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教学、翻译及伊斯兰研究方面做了艰苦探索，培养出不少颇有造诣的经师，使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教学及伊斯兰文化研习活动在我国得以长期延续和发展。

经堂教育历来注重波斯语教学，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经堂教育的传统教材中。经堂教育传统教材即所谓“赛伯格”经典共有13部:1.《连五本》，阿拉伯语词法和语法教材；2.《遭五·米斯巴哈》，阿拉伯语，语法教材；3.《满俩》，又名《舍拉哈·卡非耶》，阿拉伯语语法教材，作者是波斯人阿卜杜·拉合曼·加米（1397～1477年）；4.《白亚尼》，又名《台洛黑素·米夫特哈》，阿拉伯语，修辞学教材，作者是呼罗珊地区著名学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1321～1389年）；5.《阿戛伊德·伊斯俩目》，又名《阿戛伊德·奈赛斐》，加有边注，边注作者是《白亚尼》的作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6.《舍莱哈·伟嘎耶》，阿拉伯语教法学教材；7.《虎托布》，40圣训的波斯语注解本，有李虞宸阿訇的汉译本《圣谕详解》；8.《艾尔白欧》，也是对40段圣训的波斯语注解本；9.《米尔萨德》，波斯语，哲学著作，有伍遵契（约1598～1698年）的汉译本《归真要道释义》；10.《艾什阿·莱麦阿特》，波斯语认主学著作，著者也是《满俩》的作者，有舍起灵（1630～1670年）的汉译本《昭元秘诀》;11.《海瓦依·米诺哈吉》，波斯语语法著作，著者是中国伊斯兰学者常志美（1610～1670年）；12.《古洛司汤》，即《真境花园》，又译《蔷薇园》，波斯语，文学著作，是波斯著名诗人萨迪（1200～1290年）的著名诗文集，有王静斋阿訇（1879～1948年）的汉译本《真境花园》及杨万宝阿訇的同名新译本;13.《古兰经》。在这13部教材中，波斯语有6部，除去《古兰经》，实际上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各占一半，而其中有的阿拉伯语教材，作者也是波斯人，波斯语语法教材还是中国学者所著，由此足见经堂教育中对波斯语的重视程度，也足见波斯语伊斯兰典籍对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影响之大。历代出身于经堂教育的不少经学大师，除阿拉伯语外，大都精通波斯语，熟知波斯伊斯兰文化，掌握波斯语并对波斯伊斯兰文化有足够了解，是中国回族穆斯林传统经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学术素养。

除了内地回族穆斯林开展的经堂教育活动外，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还有新疆地区的经堂教育。实际上，新疆地区的经堂教育历史更为久远，而且独具特色，成绩卓著，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我国新疆地区与波斯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活动，波斯伊斯兰文化对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早在10世纪中叶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文在开始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同时，便增补了4个波斯语字母，一直延续至今，维吾尔语中吸收了大量波斯语词汇。在波斯、中亚及阿拉伯地区教育模式的影响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很早就创立有自己独特的经堂教育模式——麦德莱赛，积极开展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培养出许多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如公元10世纪时在喀什创办的“萨吉耶麦德莱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经学院，它仿照当时巴格达的“尼扎米亚学院”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旨在培养教职人员和学者、法官等高级人才，传播伊斯兰文化。开设课程除了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外，还有文学、历史、逻辑、哲学、数学等。公元11世纪时，著名维吾尔语言学家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约1008～1105年）用阿拉伯语编纂出百科全书式的语言学巨著《突厥语大字典》，收词多达7000余条，其中还对突厥语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及方言学资料与波斯语、阿拉伯语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古代比较语言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喀喇汗王朝后的叶尔羌汗国（1514～1680年）也在喀什等地建立了不少经学院，在波斯语的教学方面都很有成就，还开展了大量有关比较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研究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新疆地区与中亚、波斯地区的文化交流。

三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教育制度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解体，中华民国诞生，推行民主共和制，倡导“五族共和”；文化、教育方面，科举制度被废，私塾教育衰亡，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不断掀起变革的浪潮，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以来，一大批爱国志士更是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极大地推进了文化、教育界的变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回族穆斯林顺应时代潮流，倡导革新传统经堂教育，兴学育才，陆续兴办了不少新型的学校，其中如北京成达师范（1925年）、上海伊斯兰师范（1928年）、云南明德中学（1929年）等，强调中阿文并举，有的学校还主张中、阿、波、英四文并授，使波斯语教学走出清真寺，进入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课堂，实现了我国波斯语教学史上第一次历史性转换。这期间，涌现出李虞宸、王静斋等一些精通波斯语的穆斯林学者，他们走出传统经堂，开始有意识地向社会译介波斯伊斯兰文化精品，如李虞宸阿訇译出圣训《圣谕详解》，王静斋阿訇译出文学名著《真境花园》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后，波斯语教学成功进入国立高等院校，完成了我国波斯语教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由于国家外交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多所高校继北京大学之后陆续设立波斯语专业，波斯语教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www.daowen.com)

北京大学于1957年设立波斯语专业，40多年来，为我国外交、文化、新闻、经贸、科研等各个领域培养出本科生以及波斯语言和文学、伊朗历史与文化两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多人。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在波斯语教材编写、词典编纂、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等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教材如《波斯语基础教程》（李湘编）、《波斯语语法教程》（曾延生编）、《波斯语实用口语》（曾延生、滕慧珠编）、《波斯诗歌选读》（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斯语译汉语教程》（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汉语译波斯语教程》（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斯古代散文研读》（上、下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等都是实用性很强的教材；词典如《波斯语汉语词典》（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编）、《汉语波斯语词典》（曾延生主编）等；学术研究方面如《波斯文学史》（张鸿年编）、《伊朗通史》（叶奕良译）、《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一至三集，叶奕良编）等都是颇有水平的学术著作。1989年中国伊朗文化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还多次举办了中国波斯语和波斯文学研讨会、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为推进中伊（朗）文化交流的快速提升发挥了突出作用。总之，多年来，北京大学在波斯语教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高级波斯语人才，编写出版了不少教材、工具书和学术著作，翻译出版了许多文学名篇。鲁达基（850～940年）、费尔多西（940～1020年）、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年）、鲁米（1207～1273年）、内扎米（1141～1209年）、萨迪（1208～1292年）、哈菲兹（1327～1390年）等波斯古代著名诗人的许多名篇佳作几乎都有了汉语译文。在北京大学的积极支持下，湖南文艺出版社还隆重推出了《波斯经典文库》，18卷，总计600万字，堪称中伊（朗）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的盛事。

除北京大学外，北京广播学院与1958年开设了波斯语专业，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波斯语新闻传媒人才；上海外国语大学于1997年开设了波斯语专业，发展迅速，在培养波斯语高级人才、推进中伊（朗）文化交流方面也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目前已经毕业和在读的学生数达40多名；上外还与伊朗夏西德·巴海希提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频繁开展与伊朗方面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2004年10月15日，前来上海参加国际文化政策论坛第7届文化部长年会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文化部部长马斯杰德走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波斯语专业的师生举行了座谈，马斯杰德部长在座谈中强调，波斯语言和文学对于发展中伊两国的文化关系起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2005年4月7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成立了伊朗研究中心，伊朗驻华使馆文化专员阿卡加里博士出席了揭牌仪式并代表伊驻华大使发言，伊朗驻沪代总领事法曼德先生介绍了中心筹备成立情况，双方还就加强学术交流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座谈；2005年4月10日至15日，应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第一届双边研讨会，并对伊朗进行了学术访问；2005年5月24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助手、伊朗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礼萨·塞弗拉西博士访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与该所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座谈。看得出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在紧追北京大学，在波斯语教学研究及推进中伊（朗）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显而易见，新中国的波斯语教学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有力地推动着中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国的波斯语教学研究事业得到了伊朗方面的热情支持，中伊（朗）双方在中国的波斯语教学及伊朗的汉语教学领域开展了有效合作。伊朗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驻华使领馆，为我国波斯语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宝贵支持，或派遣专家，或赠送图书资料，或接受留学生和师资培训等。可以说，新中国波斯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是50多年来中伊（朗）友好关系的生动体现，成为中伊（朗）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新中国建立以来，除了国家层面的波斯语高等教育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之外，民间层面的教学活动也有所开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些清真寺恢复了教学活动，更有不少青年走出国门，自费前往伊朗留学。1989年，改革开放后首批中国穆斯林青年自费赴伊朗留学，其中有我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丁伊文同学，他虽身患重病，仍毅然前往。在伊期间，伊文十分珍惜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波斯语和伊斯兰文化，颇有所得，后终因病情恶化，不幸去世，年仅27岁，长眠于圣城马什哈德。此后，不断有中国穆斯林青年学子赴伊求学，不少人已学有所成，承传延续着中国穆斯林研习波斯语的千年传统，促进着中伊（朗）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研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是中国穆斯林的文化传统之一，在传统经堂教育中，波斯语几乎与阿拉伯语一样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没有波斯语造诣的阿訇算不得真正有水平的阿訇。不过就目前状况而言，经堂中似乎渐渐忽视了对波斯语的教习，在全国10所伊斯兰教经学院中，阿拉伯语是主课之一，也鲜有开设波斯语课程的，各地许多民办的阿拉伯语学校中，更无教习波斯语的。今天，有阿、波双语修养的阿訇已不多见，像王静斋阿訇那样精通阿、波双语并有相当汉语乃至英语造诣的阿訇就更加难得了，这对开展有关方面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如何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穆斯林研习波斯语的良好传统，培养出新一代的王静斋阿訇，是值得关心民族文化事业的人士应当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四

纵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各民族人民开展的波斯语教学具有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实践活动，其不断发展提升进程，实际上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中伊（朗）文化交流持续发展的漫长历程。长期以来，我国的波斯语教学始终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上开展，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中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联系中伊（朗）人民友好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历史上，我国回族、维吾尔族等各族穆斯林少数民族同胞，在波斯语教学研究方面做了艰苦的探索和可贵的实践，取得的显著的成绩，为中伊（朗）文化交流的长期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开展的波斯语教学活动，实际上是在十分封闭的环境和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的一种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活动，数百年锲而不舍，绵延不绝，使得波斯伊斯兰文化对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我国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⁴⁾，涉及这些民族的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诸多领域，对这方面我们开展的研究还很不够，尚需进一步加强合作，拓宽研究，例如对历史上各个时期流传到中国的波斯语文献进行较为详尽的搜集、考证和整理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程。

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世纪来，我国有了正规的波斯语高等教育，并且不断发展提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为促进中伊（朗）文化交流及双边全面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1971年中国和伊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两国交流不断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两国关系不断深化，高层互访频繁。2000年6月，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中国；200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伊朗。两国国家元首的互访有力地推进了双方的全面交往，我国的波斯语教学研究以及中伊（朗）文化交流也因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哈塔米总统提出的在国际社会开展“文明对话”的倡议后，得到中国等大多数国家的赞赏和积极响应，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

显然，在包括中国和伊朗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致力于开展文明对话、谋求和平发展的21世纪，我国不同层面的波斯语教学、研究工作及其对中伊（朗）文化交流的推进作用日见重要，这方面业已取得的成绩，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深度和广度还很有限，由于种种原因，中伊（朗）之间的相互介绍、了解乃至研究还很不足，这种状况，与中国和伊朗两个相互毗邻、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的地位，以及与作为在当今国际社会各自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双方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对我国的波斯语教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中国21世纪的波斯语教学研究，必当抓住机遇，弘扬传统，开拓创新，为中伊（朗）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释】

(1)（伊）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尔:《亦思替非考》，见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3)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4)高占福:《历史上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见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