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社会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　王义芳

一、历史上中国和波斯的联系

1.元朝以前在中国的波斯番客

张骞的出使西域开始了历史记载的中国和波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往来。这种交往发展成著名的贯通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波斯帝国作为这条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发挥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中国受惠于这种外交和贸易来往的是从波斯引进了新的蔬菜、瓜果、粮食品种和农业灌溉技术等；在文化上则传入了波斯的音乐、舞蹈和一些独特的工艺品制作技艺。

进入唐代时，这种经济和政治往来更加密切，首都长安有胡番多达4000多人⁽¹⁾。据分析，其中可能有一些是穆斯林商人。考虑到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萨珊王朝后，原波斯王公贵族中的不少人纷纷逃到中国定居，因此，胡番中的大多数很可能是祆教徒。当然，在留居长安的胡客中，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定居中国的大食兵士。据国外学术界的人考证，这些大食兵有可能是从呼罗珊地区征募来的皈依伊斯兰教不久的波斯人⁽²⁾。

堪称与丝绸之路媲美的海上香料之路也把波斯湾与中国南方沿海港埠联系一起。从波斯和大食来的番客番商常留居广州等地逾数载而不归。据《苏莱曼游记》说，在番坊中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阿文和中文历史资料都提到广州和扬州的不少番客死于中国的内乱。这些番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波斯人。他们在番坊中按自己的习惯和宗教信仰生活。

在宋代，居住在番坊中的波斯人等后裔大都成了“土生番客”。在北京、广州、杭州和扬州等城市出现了穆斯林建造的清真寺、穆斯林坟地以及由穆斯林自己管理的番坊。土生番客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人通婚，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并在地方建设上做了不少有益的事⁽³⁾。这表明外来的穆斯林在与中国社会接触中开始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浅型的。他们的番坊因其地位特殊性，故未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中。

2.元朝期间波斯和中亚的回回定居中国

元朝是波斯及波斯化的中亚穆斯林移居中国最盛的时期，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发展的时期。蒙古帝国的扩张过程是循着先征服中亚细亚、波斯、阿拔斯帝国、西夏、辽和金，然后最后南下征服南宋的。在征服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帝国后，蒙古人将大批掳掠的中亚和波斯工匠、投诚人虽和战俘征编进蒙古军队中，然后回师东进征服中国。在蒙哥汗，忽必烈汗和兀良合台等蒙古贵族的军队中就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亚和波斯的回回军士等⁽⁴⁾。

《元史》记载的回回人主要指被蒙古人征服的花剌子模国的穆斯林。中国史书称花剌子模国为“回回国”⁽⁵⁾，其臣民也就自然称为“回回”。花剌子模国当时是个大国，土地辽阔，其疆土涵盖中亚、大部分波斯、阿富汗和高加索等。回回人主要由波斯和波斯化的中亚穆斯林组成⁽⁶⁾。中国史书记载过不少在蒙古军队中服役的回回军士在元代时落籍于中国各地的事例。如在河北的寻麻林一地就有3000户回回工匠驻守；在云南有15000回回军士遣征缅甸后还戍；北京就有回回近三千人户⁽⁷⁾。其他各地也有，因“元时回回遍天下”⁽⁸⁾。当然，这儿的回回也包括宋、辽、金时期从西域（主要是中亚和波斯地区）而来的穆斯林移民后裔。元时，回回与波斯文化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元史》有不少处在提及回回时，也提到他们中的“答失蛮”（波斯语:学者，宗教教职人员），迭里威失（波斯语:贫困者，或苏非游方信士）波斯名称。这两者都是穆斯林中的宗教人士和虔信者。据学者分析估计，元朝时，蒙古人将百万计回回穆斯林移入中国定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蒙古政权中做官授爵，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⁹⁾。

二、波斯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中包含的波斯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遗留至今。这些留存于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的波斯文化因素肯定和中国穆斯林先辈的祖籍来自于波斯和波斯化的中亚地区不无关系。下面，我们分五个方面来叙述波斯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影响。

1.语言

《元史》中，通过汉族学者记载而见于回回人用的波斯语除答失蛮和迭里威失外，还有:别谙拔尔（paighambar，先知，尤指先知穆罕默德），纳失失（nasigh，或nasij，丝织品），术忽（juhuda，犹太人）⁽¹⁰⁾，迭屑，或达尔赛、忒尔萨（tarsa,基督教徒，或火祆教徒）⁽¹¹⁾等。在宗教生活中，中国穆斯林今天仍使用了一些波斯词汇，其中包括一些现代伊朗社会和伊朗人不再使用的或即使使用，其词义也有所含意不同了的词汇:邦答（bamdad，晨礼）、底格勒（digar，晡礼）、撇申（pishin，晌礼）、沙目（sham，昏礼）、虎夫坦（khuftain，宵礼）、乃麻孜（namaz，礼拜）、呼达（khuda，真主）、阿布代思（abudast，小净）、阿訇（akhund，教师）、邦克（bang，唤礼，宣礼词）、罗则（ruzah，斋戒）等。

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波斯词汇是:巴巴（papa，长者，爷爷）、板得（banda，仆人，在下）、巴扎（bazar，市场，赶集）、别马勒（bimar，病）、拨纳（panah，拯救，指被真主拯救）、得斯塔勒（dastar,缠头布）、都什曼（dushman，仇人）、多斯提（dust，朋友，兄弟）、垛子海（duzakh，地狱）、固纳海（gunah，罪恶）、归希（qimhi，牛，羊肉，切碎的肉）、哈万德（khawand，东道主，主人）、忽时奴（khushnudi，宽恕，谅解）、和卓（khaja，圣裔，先生）、卢白（ruband，面纱，遮面的）、皮尔（pir，老人，圣徒）、皮拉罕（pirahan，尸衣，天堂券）、克希（kas，人）等。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国各地的穆斯林社团中，特别是一部分回族社团中，今天仍在他们的宗教和日常生活中保留并使用着的波斯词汇竟达120个之多⁽¹²⁾。

2.日常生活习惯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穆斯林的先辈从中亚和波斯移居而来，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中，保存了相当浓厚的该地区文化的特色。至今，在一些穆斯林聚居区还盛行着来源于波斯和中亚的生活习俗。下面，通过一些社会调查和史料的记载，我们撷取一些事实以飨读者。

在婴儿出生以后，中国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通常要给新生孩起个经名，或阿拉伯名字。给男孩的经名是阿里、哈桑和侯赛因等，给女孩的名字是法图麦、阿依舍等。这种偏爱于先知家室成员的名字的嗜好在中国穆斯林中广泛使用，恐怕这也许和中国穆斯林先辈是从什叶派影响的波斯和中亚地区迁徙过来这一历史事实有联系。

婚礼仪式中，在念结婚证词上，一些地区有这样的习惯:新郎父亲回答阿訇的证词是“格卜来”（阿语，我同意，或我接受）；而新娘父亲的回答是“达旦”（波斯语，我同意）⁽¹³⁾；念完证词后，阿訇将干果、糖和一些钱币向新郎新娘头上撒去，这种习惯也是来源于波斯。

在为亡人站者拿则（阿语，悼念亡人的祷告）后，回族实行转“依斯嘎退”仪式。据说这种仪式也是受伊朗东北部的马什喀德地区，波斯化的中亚地区，以及土耳其东部地区的文化习俗影响⁽¹⁴⁾。有些地区在20世纪初时在葬礼前还让亡者的长子用波斯语念孝子经⁽¹⁵⁾。

此外，在云南等地的回族农村中至今还留存着一种习惯:即宴请客人后，将专门放在一边的牛肉凉片和干菜等肉食由纸包着让客人带回家与他们的家人分享。如客人不收，那将是很大的失敬。这种习惯是中国穆斯林的先祖从波斯、中亚迁徙来时带来的⁽¹⁶⁾。再则就是，中国穆斯林在主麻（阿语，星期五聚礼）礼拜时节，有些虔诚的教民向清真寺奉献一些食品，在教民礼拜结束后赠与大家，并在大殿抱厦中一起分享。据伊朗学者认为，这也是波斯地区穆斯林的习惯⁽¹⁷⁾。云南通海县纳家营的回族小孩在解放前还经常玩一些他们祖先从波斯、中亚地区传过来的游戏，这些游戏对周围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群众来说是相当陌生的⁽¹⁸⁾。上世纪末，北京牛街清真寺还印有阿里巴巴的双刃宝剑图，这是为水手在航海时遇有风暴大浪时所用的符咒物，祈求风平浪静和旅途平安⁽¹⁹⁾。

3.宗教礼仪

中国穆斯林在宗教礼仪修持中也受了一些波斯和中亚穆斯林做宗教礼拜方式的影响。如回族做乃麻孜时念的赞词常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混合而成的，举例如下:niyat kardam kih bikuz azam duw raka’at sunnat namaz bamdada mutawajjah shudam bajahar ka’ba khalissa lillahi ta’ala allahu’akbar（我举意，我在晨礼圣行拜中礼两拜，我对至尊，至大的安拉以虔敬的心而把脸转向克尔白方向）。

据上世纪末在成都皇城清真寺任职的阿訇马有林说，像这样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混合的礼拜祈祷词在我国各地已使用了400多年⁽²⁰⁾。中国穆斯林不但在做礼拜中使用这种阿波文混合的祈祷词，甚至在做大小净时也使用类似的举意词。

在伊斯兰教节庆中，中国穆斯林除庆祝开斋节、古尔邦节外，还举行庆祝圣纪节，即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日、法蒂玛节，或姑太节等活动；我国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的一些穆斯林还过阿舒拉节，但内容不是纪念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而是纪念先知努哈和穆萨等；在云南，圣纪节是伊斯兰教节庆中最隆重的节日，整个社团要举行集体会餐。届时，许多客人都被邀请来参加。云南的回民庆祝姑太节（法蒂玛节）的习惯有至少四百多年的历史⁽²¹⁾。有趣的是，中国穆斯林在庆祝圣纪节使用的纪年方式是按波斯历纪年，而不是阿拉伯太阴历纪年。新疆维吾尔族和塔吉克等其他穆斯林民族还庆祝波斯新年（瑙鲁兹）。不少地区的穆斯林在星期四晚上念“潘闪经”，以悼念亡人或赎罪。“潘闪”在波斯语中是星期四的意思，因此，这一习惯无可置疑地烙上了波斯和中亚伊斯兰文化的标记。

4.宗教教育

经几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也有不少波斯文化的遗迹。首先，在经堂教育中使用的课本中有不少是波斯文本。为此，一些比较大的穆斯林聚居区的经堂学院还专门讲授波斯语和波斯语法。比如山东著名经师常志美（祖籍波斯）编写的黑挖乙（hawa’《波斯语初程》）⁽²²⁾，云南马联元改编的基米牙乙（kimiya’《波斯语语法》）等。经堂大学里教的波斯文教材有《四十段圣训》，系波斯学者以波斯文注释的。还有如《古力斯坦》（蔷薇园），系萨迪著的波斯文长诗，也在一些大的经学院中教授。据罗帕主编的《珍藏的伊斯兰教手抄本》中提到，中国许多的老清真寺都藏有一些手抄的波斯文著作⁽²³⁾。

最后，需谈到的是在经堂教育的毕业典礼仪式中，学成的哈里发由阿訇和本地社团中的知名人士赠予一件绿色长袍和一顶尖顶且周围裹上白色缠头的帽子。据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这种帽子式样和服饰与中世纪的波斯社会和中亚社会的伊斯兰教职人虽的服饰颇为相像⁽²⁴⁾。

5.教义的适应性

明末清初，数位中国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马注、刘智等都纷纷撰文著书，以中国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化的专用术语来诠释伊斯兰教义。这种将基本的伊斯兰教教义和《古兰经》的教导结合本地文化习惯和特色，并把两者糅合一起，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也颇与波斯文化吸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时保存基本的波斯文化的优秀传统相近。众所周知，波斯伊斯兰教文化中的照明派存留着古代火祆教中的两元论思想，苏赫落瓦底就把这种两元论的思想吸收进伊斯兰神秘主义，形成了“照明派”。中国的穆斯林学者像历史上的波斯学者一样，将伊斯兰教地方化，适应本地的文化习惯，运用经训将“乌日夫”（阿拉伯语，地方习惯）中以不违背经训的成分划为无害的，可实行的。在哥本哈根的大卫博物馆中展出的一些阿拔斯王朝和伊尔汗王朝的文物中包括有清真寺建筑上的龙、狮石雕和浮雕，清真寺前置放的焚香炉等，使笔者联想到中国清真寺的同样的风格沿用以及大胆地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和提炼，这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中国古代清真寺前的石狮子，及清真寺房顶上的龙形装饰物可能和波斯文化有联系。而波斯文化的这种特性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耦合。我们知道，在波斯的伊斯兰文化中并不反对绘画和彩饰，而中国的古清真寺大殿和邦克楼建筑总是画梁彩栋。在这里，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将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之美集于清真寺等伊斯兰建筑于一身。这种建筑学上的灵活应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三、波斯神秘主义和中国苏非教团

我们前面说过，波斯的照明派，即苏赫落瓦底教团的神秘主义思想中留存了波斯伊斯兰化以前的火祆教、摩尼教的两元论思想。据我国史学工作者在解放前的调查，我国西北地区有一些苏赫落瓦底教团的教众⁽²⁵⁾。如今他们怎样，未见任何研究报告和记载。很可能这些苏赫落瓦底成员融入了内地哲赫忍耶和虎夫耶派的门宦中，以及新疆的依禅派中。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我们探究中国苏非教团和门宦的历史渊源，我们将会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和流传并兴盛于波斯或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地区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和苏非教团有关联。

清初时，呼罗珊的宗教师失利夫（Sharif）来中国甘肃张掖传教。他著书47本，并分散传播于甘肃和青海地区的穆斯林社团⁽²⁶⁾。另外，与波斯神秘主义有联系的格兰岱（波斯语，Qarandars,或革烂得，游方的苦行僧）曾在康熙年间流窜于陕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格兰岱最盛时，仅在云南一地就至少有25个回民村受它影响，学习和实践其苏非内理⁽²⁷⁾。

18世纪由马明心在也门道堂学习后传入中国的哲赫忍耶派，其思想实际由波斯人艾卜·玉素甫·哈木丹（卒于1140年）所发轫，后又由阿布杜·嘎德尔·吉拉尼所充实⁽²⁸⁾。哲赫忍耶派由伊朗传入伊拉克，后又传入中亚，从中亚它再传入新疆和中国内地。而波斯大不里士坦人吉拉尼，即哲赫忍耶派的创始人之一，又传播了嘎的忍耶的学说。1673年，阿拉伯人华哲（和卓）·阿布杜·董拉希将嘎的忍耶派传入中国，它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教团⁽²⁹⁾。该门宦中的灵明堂（它又和虎夫耶门宦有联系）于19世纪末受了伊朗巴布派思想的影响⁽³⁰⁾。

根据虎夫耶派的毕家场门宦的创始人马宗生的传谱来看，他的先祖来自于波斯。而虎夫耶派的创始人马来迟在去麦加的朝觐期间也曾学过苏赫落瓦底派的学理⁽³¹⁾。

中国数大苏非教团及其支派各门宦都不同程度地在他们宗教仪式中使用了波斯文的经典，如《麦罕麦斯》（五律诗韵）、《麦丹夜合》、《米尔撒德》（Mirsad），其作者是德黑兰人拉齐·阿萨迪（1168～1256年）；《喀慎而亭·勒默阿忒》（Asha’at al-Lama’at），其作者是阿赫默德·查密；《默格索特》（Maqsad al-Aqsa），其作者是波斯人穆罕默德·纳赛斐著等。甚至一些经学堂还教授安萨里的著作和哈菲兹的波斯文长诗等⁽³²⁾。(www.daowen.com)

除此以外，波斯文化通过回回历法、回回医药、建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我国的穆斯林社会和中华文化给予一定影响。有关这一方面，有专文介绍，恕不赘言⁽³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由于波斯和波斯化的中亚在地理上的特殊位置，使得它们成为中国穆斯林与外界伊斯兰世界接触和联系的主要途径和渠道。通过朝觐，宗教求学和经济通商，中国穆斯林和它的载体——中国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深受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和接触并没有使得中国伊斯兰教完全脱胎于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恰巧相反，中国伊斯兰教是华夏文化和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文化的融合、交互作用的产物和结果，是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总而言之，波斯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和中国华夏文化的互相接触和渗透而生成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它们对中国穆斯林社团的形成和发展，其作用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本文仅是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专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1)《资治通鉴》卷232·《唐纪》，第48页。

(2)见Shaban，M.A.，The’Abbasid Revolution.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年。

(3)秦惠彬:《伊斯兰教在中国》，第43～60页，北京，1994年。

(4)有关中亚和波斯的穆斯林迁徙中国的问题，参见《元史》及拙作Concord and Conflict，第2章，斯德哥尔摩，1996年。

(5)有关这一点，请参看《元史》的一些本纪和传记；冯承钧:《西域地名》，第52页，中华书局，1982年。

(6)《元史·塔塔统阿传》及《元史·释老传》；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李兴华、冯今源主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22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拉施特《史记》，参见张星火良、朱杰勤编:《中西交通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志费尼著、何高济根据波伊勒英译本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7)《元史·哈散纳传》，《元史·仁宗本纪》，《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等。

(8)《明史·西域传》。

(9)《元史》中的有关本纪和人物传记等。

(10)《元史·文宗本纪》卷33；《元史·顺帝本纪》卷43。

(11)《长春真人西游记》，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卷）第97页，第102页。

(12)拙稿:Glossary of Islamic Terms used by Muslims in China,即将由哥本哈根大学出版。

(13)《穆斯林会话》，上海外国语学院出版，1993年。

(14)伊朗学者马赫迪先生和土耳其学者哈立德先生与笔者的交谈中，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15)马仁山:《云南澄江穆民今昔概况（续）》，载《月华》第5卷，第11期，第15页。

(16)Clavijo，Ruy Gonzalez.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trans.Markham，C.R.，London:Hakluyt Society，1857，第135页。

(17)伊朗学者马赫迪在观看了我放映的云南回民和伊斯兰文化的有关幻灯片后所作的评论。

(18)纳为信:《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19)我在The Moslem World（《穆斯林世界》）杂志上见过此图的复印件。

(20)《择要注解杂学》，第3页，中国伊斯兰协会,1980年。

(21)据云南个旧鸡街城老清真寺石碑“姑太节常驻铭文”记载。

(22)类似的教材在北京东四清真寺发现的是《学习门径》（minhaj al-talah）。

(23)Geoffrey Roper ed.:World Survey of Islamic Manuscripts，vol.iv.，London，1994年；还参见赵衲:《经学系谱》，杨永昌注，西宁，1989年。

(24)见Concord and Conflict，前引书；程德淦:《访云南纳家营》，《载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

(25)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820页，第830页，第833页，第83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6)赵灿，前引书，第13页，第69页。

(27)马注:《清真指南》第10卷:《左道通晓》，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拙作《弗来彻和他对中国纳格昔班底教团的研究》；再参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9)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制度史略》，第15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0)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第13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1)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和门宦制度史略》，第15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2)冯今源:《波斯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载于Iranian Encyclopedia,巳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金宜久:《苏非思想与中国经堂教育》，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

(33)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