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

暨南大学马明达　马建春

13世纪初，蒙古族在我国北方崛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以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亚洲以及欧洲的广大地区进行长期的征战，不断扩大蒙古国的疆域，进而将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至多瑙河的多民族居住地区连成一片。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蒙古大帝国，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以及伸向南海、印度洋的远洋航线，使亚、欧、非许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和习俗的民族，从此有了广泛的交流。这一时期的波斯地区成为蒙古藩属国——伊利汗国的领地，故蒙·元时代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较之以往大为拓展。

一

1251年，蒙哥即位，1252～1258年其弟旭烈兀率军进行第三次西征。蒙古军渡阿姆河西进，降服了波斯的木剌夷国，1258年，攻占巴格达，杀哈里发谟黑塔辛及其家族，灭阿拔斯王朝。但蒙古军在进占苫国（叙利亚）京城大马士革后，受到密昔儿（埃及）援军的反攻，遂又退出苫国境。后旭烈兀乃留居帖必力思，以波斯征服地为基础，建立起伊利汗国（1258～1355年），其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上游，西及伊拉克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临波斯湾，北抵高加索山，国都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

蒙·元时期，政治统一，疆域辽阔，为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四处设立驿站，开辟驿路，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波斯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记道:“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要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¹⁾

蒙·元帝国西域驿站的设立是与蒙古大军的西征相结合的。其目的是加强汗廷与被征服地区的联系。在其最初的杀伐攻掠之后，蒙古人很快在被占领地区设置达鲁花赤和巴思哈等官员，并相应建立起驿站系统，以便将掳掠来的各种物品、贡税及俘虏、人口，沿驿道源源不断运到蒙古统治的东方。伊利汗国内的驿站，在阔里吉思主政呼罗珊时，已普遍设立，至合赞统治时期，其驿站可通达“汉地、忻都思丹（印度斯坦）和其他远近各国”⁽²⁾。据17世纪中亚著名《突厥世系》的作者阿不勒·噶齐讲，由于驿站的设立，“在伊朗和都兰（今中亚）之间的一切地方享有这样一种安宁，头顶金盘，自东徂西，不会遭受任何人的侵犯”⁽³⁾。

西域驿站的设置，不仅有利于蒙古贵族的政治统治，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的大好形势。在统一的帝国内，人们通过驿站“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⁴⁾，“四方往来之使，上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⁵⁾。13世纪末来中国任大都主教的约翰·孟德·高维诺，即通过伊利汗国与大都之间的驿道，驰驿而来。据他讲:“沿驿道，随邮差而行，阅五、六月即可抵此。”⁽⁶⁾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所征波斯回回炮手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等，也是沿此驿道举家驰驿来到大都的。

除一般站赤外，蒙古人还在西域各汗国设有急递铺。据《经世大典》载，“急递铺转送朝廷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卒五人。……卒腰革袋，带悬铃、手枪，挟袯襫，赉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焉。道狭，车马者、负荷者闻铃则遥避路旁，夜亦以惊虎狼。……定制一昼夜走四百里”。当时从伊利汗国的呼罗珊到大不里士，一般驿站要行6天以上，但紧急事物则可经急递铺在三四天内传达。西域驿站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中央与西域各汗国之间的政治与经济联系，而且使东西方人民往来更加便捷、频繁。

窝阔台逝世后，蒙古宗王的内争，导致蒙古帝国中央权力削弱，西域三大汗国乃也随之脱离中央，各自为政。元朝建立后，朝廷视它们为西北藩属国，各个汗国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承认元朝皇帝为其宗主。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元朝与西域三大汗国的关系基本属于宗藩关系。约翰·柯拉在其《大可汗国记》中就清楚地记载了钦察、伊利、察合台三汗国与元朝的臣属关系，“阿力麻里城之皇帝（察合台系），包赛（一作不赛因，伊利汗国旭烈兀系）皇帝，月祖伯（即月即别，钦察汗国汗王）皇帝，亦皆臣属于大可汗。三帝每年贡献大可汗生虎、豹、骆驼、鹰、鹫及大宗的珠宝。盖三帝皆承认大可汗为其君长也”⁽⁷⁾。

元世祖忽必烈时，由于与海都、笃哇的战争，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受到一定影响，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笃哇等表示愿与元朝和好，时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之间也结束了战争，重归于好。于是，1305年伊利汗王合儿班答在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信中称:“我辈兄弟因信恶臣（哈剌赤）之谗言，以致失和。乃今铁木耳可汗（元成宗）、脱脱、察八儿、都哇与吾人等成吉思汗诸后裔，皆赖上帝之感格与福荫，复和好如初。由是东起南家思之国（指中国），西抵塔剌之湖，我辈之民族皆联合为一，道路复通，苟有离心者，互约共击之。”⁽⁸⁾在元朝建立近百年中，中国与波斯的交往，通过伊利汗国仍然继续有序地进行。经由绿洲之路，通往波斯、西亚的驿道基本仍发挥着它的功能。伊利汗国与元廷长期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并在元朝与西亚、欧洲的交往中，始终起着桥梁的作用。

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较之西域其他汗国更为密切。从血缘上说，他们与元皇室都属拖雷系，与大汗关系最亲近，因而在蒙古大汗位的争夺中支持忽必烈，并自始至终与元朝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尊奉元帝为宗主，谕旨钤用元廷所赐“辅国安民之宝”、“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等汉字印玺，其历代汗王几乎都以元廷诏谕而继位，伊利汗娶妃，也要奏请大汗恩准，并以大汗赐婚为殊荣。伊利汗还曾在汗国内仿至元宝钞，发行印有汉文“钞”字的纸币。此外，双方还常互换官吏，伊利汗遣往元朝的伯颜为忽必烈所器重，忽必烈的丞相孛罗则为伊利汗赏识而居留伊利汗国。而伊利（Ili）本身的含义，即为大汗的属民。从经济上讲，伊利汗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自古以来的中西交通要道，其国内工商业发达，过境贸易一直是汗国重要的财政来源，而汗国内的回回人又是当时中西贸易中的活跃分子。故有元一代，伊利汗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元史》载，泰定三年（1326年），伊利汗国不赛因以西马、驼、独峰驼、虎、玉等物上贡达五次之多。次年三月，伊利汗王又两次上贡:“诸王槊思班、不赛因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赐金、钞万计”；“诸王不赛因遣使献文豹、狮子，赐钞八千锭”⁽⁹⁾。而元朝也常遣使伊利汗国，至元二十年(1283年)，世祖遣蒙古朵儿边氏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同行者有爱薛和忽儿都答等。孛罗后留居伊利汗国不归，忽儿都答则以疾卒于波斯，唯爱薛归来复命。世祖乃“顾廷臣叹曰:‘孛罗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¹⁰⁾

伊利汗王在汉地还拥有元帝所赐的大量属民与封户，并可自选官属，进行管理。其位下:“岁赐，银一百锭，缎三百匹。五户丝:丁己年分拨彰德路二万五千五十六户。延祜六年，实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户，计丝二千二百一斤。”⁽¹¹⁾江南户钞则分拨宝庆府人户负担。其属民管理机构前为管领随路打捕鹰房民匠总管府，后改成“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掌哈赞大王（伊利汗）位下事”⁽¹²⁾，所属人户七百八十户。元朝皇帝在伊利汗国也有自己的属民，朝廷曾遣瓮吉剌带“使西域，籍地产，悉得其实”⁽¹³⁾。泰定元年（1324年），又以忽咱某丁“主西域户籍”。

元代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不只限于陆道，双方使臣、商贾也常常乘舶经印度洋、南海海道而交往。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叛据中亚以后，通过海上交通加强与伊利汗国的联系就显得更为重要。据《元人黄溍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载，嘉兴人杨枢于大德五年（1301年）“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伊利汗王）所遣使臣那怀等如（入）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¹⁴⁾。杨枢所行的海道，就是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的海上通道，它一般由泉州港出发，绕过中南半岛至印度洋，在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登陆，进而至伊利汗国都城帖必力思（大不里士）。在此之前的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曾遣札木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前往伊利汗国，命汗王阿八哈购药于狮子国（斯里兰卡），走的就是这条海道。此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的元妃卜鲁罕氏去世，临终要求以其族人继为王妃。阿鲁浑氏特派廷臣兀鲁锝、阿必失呵与火者为专使，携带大量扈从东来元廷求婚，忽必烈欣然接受请求，并挑选卜鲁罕族的阔阔真为元室公主，由三位专使护卫，远嫁伊利汗国。时居留中土的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乃也一道护送公主由海路西归⁽¹⁵⁾。一行人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初，从泉州启碇开航，过南海而至占婆（今越南中南部）、军突弄岛（今越南东南岸崑崙岛）、松都尔岛、乃至罗斛国（今泰国南部之华富里一带)，旋抵小爪哇岛(今苏门答腊岛)，又西行经尼科巴与安达曼群岛，抵锡兰（斯里兰卡），再由俱蓝北上经胡茶辣（今印度古吉拉特）、坎巴叶（今坎贝）、须门那，至忽里模子。登岸时，已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春。又，1953年，泉州市文管会在泉州南校场发现一块元代石刻，它记载了元大德三年（1299年）泉州人奉使往波斯的火鲁没思（即忽鲁谟斯），受到伊利汗合赞的接见，并带回所赐“七宝货物”，呈献给元廷的历史事实。这说明元代与地处波斯的伊利汗国的海路交往，也是很频繁的。

二

蒙古人的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亚欧陆地境域获得全面开放，加之东西方驿站通道的设置及伊利汗国与元廷始终保持着的特殊关系，乃为大量波斯地区的回回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东向迁移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可以说，蒙元时期中国与波斯间的人口往来，始终未曾间断。

蒙元时期入华的西域回回人，种类繁多，来源甚广，其范围包括了蒙古西征兵锋所至的大部分伊斯兰地区，其中不少人即来自于当时的波斯地区。据《元史》、《蒙古秘史》、刘郁《西使记》、耶律楚材《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和波斯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及《鲁布鲁克东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等中外文献记载，这时进入中土的波斯人多来自于以下地区:

途思（Tus）或称徒思，为波斯呼罗珊最大城市之一，在今伊朗马什哈德。蒙古军队多次侵入此地，1220年，被速不台洗掠；1222年，又被拖雷所毁灭。窝阔台时，在汗廷中颇有权势的回回人法蒂玛就来自徒思。

祃木甾答而（Mazandaran）位于宽田吉思海（里海）南岸。1220年，哲别所率蒙古军攻克该城。

剌夷（Ray）为波斯呼罗珊属地。1220年，被速不台、哲别所率蒙古军攻克。

忽木（Qum）为波斯呼罗珊属地。1220年，被速不台、哲别所率蒙古军攻克。

哈马丹（Hamadan）位于可疾云之西。1220年，被速不台、哲别所率蒙古军攻克。

赞章（Zendjan）位于阿塞拜疆境内。1221年，被速不台所率蒙古军占领。

乃沙不耳（Nishapur）又称匿察不儿、你沙不儿，为呼罗珊都城。1221年，拖雷所率蒙古军攻克该城。

马鲁（Meru）亦称麻里兀，位于穆尔加布河畔，是呼罗珊名城之一。1221年，拖雷之蒙古军进陷此城。

撒剌哈歹（Sarakhs）亦称昔剌思，在马鲁西南，为呼罗珊古城。1221年，被蒙古军所占领。

巴瓦儿的（Baverd）亦称八瓦儿，位于撒剌哈歹与马鲁之间。1221年，蒙古军进驻该地，其长官阿剌瓦而思归降，后随蒙古军东来。

巴里黑（Balkh）亦称班勒纥、必里罕、阿剌黑、板勒纥，为呼罗珊属地，在今阿富汗境内。1221、1223年，两次被蒙古军攻陷。回回学者察罕等来于此地。

可疾云（Kasvin）位于阿勒布兹山脉之南。1221年被蒙古速不台、哲别所占领，1257年旭烈兀征木剌夷时，驻兵于此。

撒瓦（Sava）在里海南偏西，位于可疾云和亦思法杭之间。1224年，曾一度被蒙古军队攻占。

柯伤（Kashan）在亦思法杭之北。1224年，被蒙古军队占领。

木剌夷（Mulahiaa）也称木乃奚、没里奚、木罗夷等，位于伊朗北部，属亦思马因教派领地。1254年，其大部被蒙古将领乞都不花所征服。

阿剌模忒（Alamut）位于阿剌夷山，是木剌夷酋长的堡垒。1256年，为旭烈兀蒙古军所占领。

兰巴撒耳（Lembesser）亦称兰巴赛耳，位于迪拉姆，为木剌夷酋长城堡。1256年，被蒙古军所破。

泄剌失（Shulistan）亦称石罗子，波斯法而斯省都城。窝阔台、旭烈兀两次入侵，法而斯长官迎降，后为伊利汗国属地。

可咱隆（Kszerun）波斯法而斯省属城，近波斯湾。蒙古军曾经过该城。

苦法（kufah）在幼法拉底河之西。1258年，蒙古军队曾一度占领该地。

毛夕里（Mosul）位于底格里斯河岸。1258年，旭烈兀侵入西亚，该地统治者拜尔哀丁降于蒙古。

乞里茫沙杭（Kirmanshah）位于哈马丹与八吉打之间。1258年，旭烈兀征报达经此地，破其城。

马剌黑（Maragheh）亦称马拉格，在波斯乌尔米亚湖地区。1258年，旭烈兀曾以该地为驻节之所，并命天文学家纳速剌丁在该城之北岗兴筑天文台。

帖必力思（Tabriz）位于宽田吉思海（里海）西岸，属阿哲儿拜只（阿塞拜疆）都城。1220年，速不台、哲别所率蒙古军进入该地，其国主月即伯献币请和。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后，曾选定帖必力思为驻节之所。

木发里（Moaferin）亦称茂法里，位于狄儿拜克尔（Diabekir）与谷儿只之间。1260年，被蒙古军攻陷。回回炮手阿老瓦丁即由此地应诏而来。

忽里模子（Hormuz）又称忽鲁模思，位于波斯湾海岸。是元朝与伊利汗国海上往来的必经地。

设剌子（Shulistan）位于泄剌失和可咱隆之间。元时该地多有人从海上东来，其中居泉州的卢肯纳定还建有清真寺一所。

亦思法杭（Isfahan）亦称伊思八剌纳，或亦思八撒剌儿，位于泄剌失以北。曾为波斯古都，12世纪时塞尔柱王朝也以此为都城。元代泉州多有来于该地者，元统元年进士剌马丹之祖马合谋即来于此地。

施拉夫（Siraf）亦称尸罗夫，位于波斯湾沿岸。元时该地商人多由海上东来。

蒙古兴起初，即有波斯回回人进入漠北高原。大批东来，则是在蒙古西征时。元一统时，仍有许多波斯回回人东来。他们中有军士、部族首领、工匠、商旅、教士、驱口、学者、医人等。

蒙古的第一次西征，颇有摧枯拉朽之势。鉴于蒙古军的威力，西域诸国及各部族许多首领乃纷纷率部来降，继而随蒙古军西征东讨，进入中土。仅据史籍所载，当时就有:阿剌瓦而思，“回鹘八瓦耳氏，任其国为千夫长。太祖征西域，驻跸八瓦耳之地，阿剌瓦而思率其部曲来降”⁽¹⁶⁾。八瓦耳、即巴瓦儿，《元史·地理志》称其地为伊利汗王不赛因属地，在波斯呼罗珊地区⁽¹⁷⁾；回鹘，应为回回之误。伯德那，“西域板勒纥城人也”。“岁庚辰（1220年），国兵下西域，举族来归”⁽¹⁸⁾。板勒纥，即马里黑，在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城西一带，当时为呼罗珊地区一大城。哈只哈心，“阿鲁浑氏，世西域人，国去天朝远而险，非诚悫不可至”。成吉思汗西征，他以阿姆河守将率部对抗，后降附，并招降失剌子国（今伊朗设拉子），使其“举国内附。录功，擢怯怜口。既班师，隶王旭烈邸，从战必捷”⁽¹⁹⁾。后“絜家行”入中土，留居燕地大名（今河北大名县）。

1221年，拖雷在进兵马鲁时，“从沿途归顺之地，如阿必瓦而的、撒剌哈夕等，征发签军，组成一支七千人的队伍”。攻下马鲁城（今土库曼斯坦之马里）后，又“传令:除了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及掠走为奴的部分童男童女外，其余所有居民，包括妇女、儿童，统统杀掉”⁽²⁰⁾。不久，拖雷率军进占你沙不儿（今伊朗东北境之尼沙普尔），“把活人杀光，仅剩下四百人，这些人因有技艺而被挑选出来，并被送到突厥斯坦，其中一些人的后裔至今仍能在那里找到”⁽²¹⁾。这里的突厥斯坦，应指当时的畏兀儿居住地，即今新疆地区。

忽必烈时，蒙古人仍不断由波斯签发军士、工匠东来助战。至元六年（1269年），蒙古军久攻襄阳、樊城不下，元军主帅、畏兀儿人阿里海牙以西域回回炮威力甚大，乃建议世祖征西域回回炮手前来助战。于是，忽必烈便“遣使征炮匠于波斯”⁽²²⁾。伊利汗阿八哈遂派出身制炮世家、以善造炮而名扬西域的回回炮手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等一批回回炮手和工匠来中国。他们很快制成大炮，并帮助蒙古军攻克襄、樊二城。忽必烈乃召更多的回回炮手东来，并成立回回炮手总管府，令其效力于灭宋的各个战场。又据《元史》载，世祖曾“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²³⁾。至其建元后，大量在伊利汗国马拉格天文台工作的回回天文学者，被征调进入元朝设置的回回司天监。他们完全按伊斯兰天文学体系进行天体的观察与历法的推算。

有元一代，伊利汗国遣往中土的使节不绝于道。文宗至顺二年（1334年)，“西域诸王卜赛因遣使忽都不丁来朝”⁽²⁴⁾；至顺三年，“西域诸王不赛因遣哈只怯马丁以七宝水晶等物来贡”⁽²⁵⁾。宁宗时，西域“诸王不赛因遣使贡塔里牙八十八斤、佩刀八十”⁽²⁶⁾。这些波斯使节来华后，有“居留可汗廷者四年”的27，不少人则从此留居东土不归。如波斯使者哈扎哈津受伊利汗委派出使元朝，由于其“夙慕中土，因挈家行”⁽²⁷⁾。至其来华后，乃留居不返。

元朝与伊利汗国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得许多波斯商贾不断涌入中土。而元代不仅注重中西陆上通道的发展，也高度重视对海外的经略，并极力开拓东西海上交通，从而使这一时期东西方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根据泉州出土的大量伊斯兰教石刻及相关史籍，学者多以为，“当时由海路来泉的波斯人，多来自阿达比勒、亦思法罕、卡泽沦、大不里士、设拉子、施拉夫、霍鲁木兹、布希尔、布哈拉等地”⁽²⁸⁾。他们基本控制、垄断了这一时期东西方的海上贸易。终元一代，来自波斯地区的商贾，不绝于海道。元末发生于泉州的“亦思巴溪”⁽²⁹⁾之乱，说明这时由海道东来，并留居泉州的波斯商人势力颇大。

元朝境内还有不少来自波斯的伊斯兰教士，元人通常以波斯语音称伊斯兰教徒为木速蛮（Musulman），或木速鲁蛮等；对伊斯兰教士则以波斯文Dashmand的音译而称为答失蛮；迭里威失，是波斯语DarVish（或Dewish）的译音，是元人对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士的称谓。元朝亦有一些波斯的什叶派教士入华传教，泉州圣友寺发现元代波斯人所修礼拜寺之碑文中有“愿真主宽恕他，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³⁰⁾。这里的阿里派，即为什叶派。

三(www.daowen.com)

8至12世纪是伊斯兰文化最辉煌的时代，它对亚、非、欧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人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阿拔斯王朝的灭亡，虽使伊斯兰文化受到较大冲击，但这一时期局部地区伊斯兰文明的发展仍在继续。可以说，13世纪初至14世纪中期，中亚撒马尔罕、伊利汗国大不里士及马拉格地区知识的繁荣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余绪，其影响遍及亚洲陆地的各族人民。随蒙古远道东迁的波斯回回人，由于具有高超的文化和优良的技艺，而受到蒙古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蒙古帝国在它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借重于伊斯兰文明熏陶下的波斯人。当时中国与西域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地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波斯的伊利汗国为交流对象的。因此，随着波斯回回人的东来，“回教系的学问、技艺、文物、衣食亦随之传播到元朝”⁽³¹⁾，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李约瑟先生以为:“在元代，阿拉伯人（事实上，他们大多数是波斯人与中亚细亚人）在中国科学技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同印度人在唐代的角色十分相似。”这时“中国知识界受‘阿拉伯的影响’是很大的”⁽³²⁾。

蒙古人在一系列军事征服过程中，十分注意引进、吸收被征服民族的天文学成就。伊斯兰天文学的诸多知识与成果，正是随着蒙古对波斯地区的征服而传入中国的。元时郭守敬设计有13种天文仪器，其总数和波斯马拉格天文台的仪器相等，这些仪器是在1276年以后设计制造的。而马拉格的仪器则在13世纪60年代便已经完成，并用于观测了。回回人扎马鲁丁曾在大都主持制造了7件被称为“西域仪象”的天文仪器，这些仪器与马拉格天文台所制的一些仪器相同，因他本人曾工作于那里。郭守敬显然通过回回司天监和扎马鲁丁的“西域仪象”，对伊斯兰天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在仪器设计方面，吸收了伊斯兰天文仪器的长处。随着许多波斯天文学家的东来，其所需的伊斯兰天文书籍也随之传入中国。在《元秘书监志》中录有“回回书目”195部，这些书“自元世载入，藏之府库，（后）而为流寇发出者，天文地理之书，思过半矣”⁽³³⁾。其中“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天文历表）是1272年刚刚完成的波斯文的《伊利汗天文表》。这些书籍对元朝的天文学者有过很大的帮助。马拉格天文台曾设有一所藏书40万卷的图书馆，西域人爱薛曾经在此搜罗和重新编订过一部分天文历算书籍。这些书后来也由爱薜带入中国，藏于秘书监。

数学是天文学的基础，许多天象数据，需要通过数学演算才能产生结论，故伊斯兰数学知识是随着波斯天文学者传入中国的。元代中国已开始采用“0”空位、阿拉伯数码、土盘算法及弧三角学等伊斯兰数学知识。此外，据李约瑟讲，“第一次使平面三角学以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姿态出现的著作是纳西尔·丁·土西的《锐角扇形之书》。这部书出现在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在欧洲，在1533年玉山若干的《三角学》问世以前，没有著作可与他媲美。”而“毫无疑问，波斯和阿拉伯（例如马拉加和撒马尔罕的天文台）的数学是有不少机会对中国的传统产生影响的”⁽³⁴⁾。

来自伊利汗国的波斯人札马鲁丁，还是元初伊斯兰地理学东传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曾主持编纂了我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规模较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元大统——志》。此《志》按例在每一路卷首绘有彩色地理小图，并绘制一幅彩色“天下地理总图”，分卷各路地图内，还兼有西域回回等地之图，其内容翔实，规模毕具，在分量上比以前私家撰集要大得多，卷帙之富，是以前中国地理志所不能比拟的。

元初，海外商舶停泊于福建沿岸诸港者颇众，泉州海舶频至，蕃商云集，其中以波斯商贾为多。《元秘书监志》有“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二月二十六日奉秘书监台旨，福建道骗（？)海行船回回们，有知道回回文剌那麻，具呈中书省行下合属取索者。奉此。”的材料。据此可知，元政府曾下令在福建擅长航海的回回人中寻找“回回文剌那麻”。“剌那麻”是波斯语词rahnama的音译，意为“指路”、“行路指南”，用于航海则意为“航海指南。”这说明元初来华的波斯回回航海者已具有航海指南一类的图或书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马可·波罗由泉州乘船舶前往波斯时，船上已经使用了表示航向的针经。黄时鉴先生以为:“鉴于元世祖时已收集剌那麻，……剌那麻可能对中国航海图经的出现或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³⁵⁾

这时，随着大量波斯人的东来，波斯文也开始在中土流行。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批准尚书省奏议，设立回回国子学。延祜元年（1314年），改为回回国子监，设监官“笃意领教”亦思替非文和回回文，其中回回文即被认为是波斯文。早在蒙古国时，波斯文即在中土流行。蒙哥汗时，所有官员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契丹文、吐蕃文、唐兀文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³⁶⁾。佐口透先生以为，“蒙古帝国盛行使用波斯语（被称为回回语），特别是在元朝的政治与文化方面，波斯语扮演着国际语的角色”⁽³⁷⁾。

蒙元时期，我国陶瓷工艺从波斯陶瓷工艺中获益最大的是青花瓷技术。元代青花瓷以景德镇为代表，其钻料呈色大多采用进口，纹饰繁富，形制巨大，且多数运销海外。据此，国内外一些学者以为，我国这一时期的青花瓷技术源于波斯影响，从原料到制作工艺可能都从波斯传入。佐口透即云，元代在“陶瓷器生产方面，传入了伊朗的绿釉、青釉技术”⁽³⁸⁾。三上次男先生则断言:“在景德镇烧制的洁白素地的瓷器上，用鲜艳的钴蓝描绘出花纹、鸟兽纹或风景、人物等的青花瓷，我认为是蒙古帝国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在波斯的伊斯兰陶器艺术影响下产生的。”⁽³⁹⁾

早在蒙古国时期，产自波斯的毛棉纺织品即已传入漠北草原。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常有所谓的内庭大宴，即“质孙宴”⁽⁴⁰⁾因宴会要求从皇帝到勋戚大臣，以及近侍、卫士、乐士等均统一穿着上下有别、等级身份不同的一色服装，故名。而按当时内府定制，这种质孙服必须用“纳石失”织成。而纳石失，为波斯语Nasish的音译，即“缕皮傅金为织文者也”⁽⁴¹⁾。指一种绣金锦缎，是源于波斯地区的一种金丝纺织技术。由波斯工匠所织的纳石失，品质优良，深得蒙古贵族的喜爱，被其视为珍品，有些织品甚至成为皇帝赏赐臣下的贵重物品。除质孙服外，平时天子衣着服冕中的玉环绶和履，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宫廷仪仗队的服装，蒙古王公贵族、朝内百官所用物品等，也多以纳石失制成。东来的西域纳石失工匠主要分布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以西）、弘州（今河北阳原县）和两都地区。元朝专门设置别失八里局、弘州人匠提举司、纳石失毛段二局、兴和路荨麻林人匠提举司和弘州、荨麻林纳石失局等机构，以加强其生产与管理。

镔铁器具制造是元代由波斯地区传入中国的又一重要手工技艺。“镔”，乃波斯语Spaina的语音简译，是指产于波斯地区的一种花纹钢。中国史籍关于镔铁的记载始见于《魏书·西域列传》，该书在谈及波斯方物时，言其国出产有金俞石、火石、镔铁等。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82），也有波斯出产镔铁的记载。有关镔铁的记载尽管早已有之，但都言其产于西域诸国，直至元代，随着西域工匠的大量入华，中国不仅有了镔铁生产，而且政府还专门设立相关机构加以管理。元朝的镔铁生产主要由提举右八作司和镔铁局负责。其中镔铁局生产的器具主要为上都、大都两京怯薛侍卫所用的刀、剑器和蒙古贵族所需的生活器具。元时还曾有用镔铁所制的西域乐器传入，“镔铁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国中上用之乐，制作轻妙”⁽⁴²⁾。由此不难看出，元代来自波斯的工匠是镔铁技艺的传入者。

【注释】

(1)《多桑蒙古史》（下册），第400页，第319页，中华书局，1962年。

(2)（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3)（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4)（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5)（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6)（波斯）拉施特:《史集》（第3卷），第45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7)转引自《穹庐集》第175页，韩儒林:《论成吉思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8)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6·《义冢记》。

(9)《元史·兵志》卷101。

(10)张星火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16页，第269页，中华书局，1977年。

(11)张星火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316页，第269页，中华书局，1977年。

(12)《元史·泰定帝本纪》卷30。

(13)程钜夫:《雪楼集》卷5，《拂林忠献王神道碑》。

(14)《元史·食货志》卷95。

(15)《元史·百官志》卷85。

(16)《元史·忽林失传》卷135。

(17)黄溍:《黄文献公集》卷8（上），《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

(18)《马可·波罗游记》，第193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

(19)《元史·阿剌瓦而思传》卷123。

(20)《元史·地理志》卷63，《西北地附录》。

(21)《元史·察罕传》卷137。

(22)许有壬:《至正集》卷53，《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

(2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317页，中华书局，1962年。

(24)《元史·百官志》卷90。

(25)《元史·文宗本纪》卷35，卷36。

(26)《元史·文宗本纪》卷35，卷36。

(27)《元史·宁宗本纪》卷37。

(28)许有壬:《至正集》卷53，《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

(29)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3期。

(30)亦思巴奚，乃波斯语Isbah的音译，原意为军队、民兵、骑兵、骑士等。元末兵乱，居泉州的波斯人上层赛甫丁、阿迷里丁等组织本族武装自卫，元廷乃封为“义兵万户”，因其军队主要由至元十九年（1282年）自扬州来泉州的3000合必军（波斯军）后裔组成，故有“亦思巴奚”之称。事件肇于泉州穆斯林派系门对市舶权的争夺，后为陈友定所平定。

(31)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载《海交史研究》1982年第4期。

(32)佐口透:《鞑靼的和平》，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第467页，中华书局，1993年。

(33)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10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年。

(34)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

(35)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110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年。

(36)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第3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37)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72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38)佐口透:《鞑靼的和平》，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第467页，中华书局，1993年。

(39)佐口透:《鞑靼的和平》，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第467页，中华书局，1993年。

(40)（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第1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41)又译只孙，蒙语Jisun，意为一色服；亦称“诈马宴”，为波斯语Jamah的音译，意为衣。

(42)（元）杨瑀:《山居新语》，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