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在中国外交、经济、文化、海洋诸领域都建立了辉煌的业绩，然而他的业绩却被西欧人开辟的新航路和地理大发现的影响所掩盖。规模庞大的船队，遥遥领先的造船航海技术未能让中国在15世纪走向海洋，走向世界。辉煌背后是什么埋葬了郑和船队？其中原因诸多:缺乏经济动力的支撑是掩埋郑和船队的根本原因，加上在中国历朝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下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朝张弛交替至后愈加严厉的海禁政策、“重义轻利”的传统文化观念以及专制主义对科学创造的扼杀等，使中国在15世纪丧失了一次向海洋发展的重要机会。我们在重温历史中进行深刻反思，在总结经验中汲取教训，努力振兴我国的海洋事业，再创辉煌。
一、空前壮举 辉煌伟业
郑和下西洋，不仅船队规模宏大，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密，并备有航海图、罗盘针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设备，堪称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庞大、最先进的一支船队。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有严密的组织和科学分工，大小200多艘船之间的排列井然有序。郑和首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63艘，“修四十四丈者六十二”，按照明代1尺等于0.283米计算，郑和宝船总长为125.652米(1)。最大的宝船在船队中的地位，相当于今日大型舰队中的旗舰，为船队的主体船舶。船队里的中船亦长达37丈，阔15丈。1957年5月，在南京原“宝船”厂遗址，发掘出一个巨型舵杆，全长11.07米，有三四层楼高。这种宝船航行在海上，可谓“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船队中还包括相当规模的“马船”、“粮船”、“座船”、“战船”、“木船”等。郑和每次出使，人数不尽相同，但都不少于两万人。船队除使节及其随行人员外，还拥有各种航海技术人员、军事保卫人员及其他杂务人员，配备十分齐全。有负责航海的水手，如舵工、班碇手；有观测天象、预报气象的阴阳生、阴阳官；有负责修理的铁锚、搭材诸色工匠；有负责保卫的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勇士、力士、军力、余丁等各色将士；有负责财贸的户部郎中、买办、书算手；有负责联络、翻译的通事等。为了在长时间的远洋航行中，保障全体人员的健康，做到防病治病，船队还配有医官、医士180名，平均每150人就有1名医务人员(2)。这种完备的医疗保健措施，在世界航海史上亦是没有先例的。郑和下西洋时就使用了航海地图，这些充分证明了当时我国航海技术的先进。郑和正是靠如此规模庞大、组织严密和装备先进的船队，才“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多次出色地完成远航任务。
郑和船队的庞大规模，令当时欧洲的船队远为逊色。据英国学者米尔斯推算，宝船的载重量约为2500吨，排水量为3100吨。1497年，葡萄牙海军大将达·伽马远航印度的船队，其舰队的旗舰长度不到25米，载重120吨左右，船队约有160名船员组成。郑和下西洋不仅把古代中国航海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而且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也无与匹敌。当然，郑和七下西洋是以高度发达的造船及航海技术，特别是以雄厚的国力为基础的。明朝以雄厚的国力支持了如此规模庞大的远洋航行，并进行了不计其数的对外赏赐，可见，明朝在当时处于盛世时期。也正是因为如此，郑和下西洋的动因主要是政治上播扬国威，怀柔海外诸邦，提高明王朝的政治威望，扩大国际影响以吸引四方诸侯前来朝贡，其目的是出于政治、外交需要，而不是追求经济效益。
郑和下西洋带来了朝贡的繁荣，各国使臣络绎不绝，一时成为盛谈。据统计，成祖永乐时期的21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3)，可谓盛况空前。更有渤泥（今文莱）、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菲律宾内）四国的11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明朝的接待极为隆重，赏赐极为优厚。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三月，满剌加国王率团来华回国时，明成祖在玄武门设宴为之饯行，赐予金100两、银500两、钞32270锭、锦6缎及纱罗各22匹、绫46匹、锦536匹、棉布392匹、织金罗衣1袭、素罗衣13袭；赐王妃素罗衣12袭、绢女衣17袭等，赐其从人衣服有差(4)。总之，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亚非诸国向中国派遣使节，无论来者多少，贡品厚薄，都能得到明廷的隆重接待和大量赏赐，无不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郑和七下西洋为我国乃至世界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在整个航程中，宜诏颁赏，调节纠纷谋求地区和平；树碑布施、联络宗教感情；发展了朝贡贸易、官方贸易、民间互市；传播了华夏文明；促进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二、放弃海洋 走向衰落
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是中国古代造船业、航海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明成祖后，仁宗上台就“罢西洋宝船”，在宣宗时期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远洋航海被禁止，郑和下西洋时的档案被销毁。外国学者因此而备感惋惜，“皇帝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此后又下敕命禁止保留超过两根以上桅杆的帆船。郑和的大战船因搁置而烂掉。尽管有各种机会与海外交际，但中国决定对世界不予理睬”(5)。郑和下西洋由此便成为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也是古代中外交通史上最后的辉煌。事实上，中华的辉煌也随着郑和航海的结束而逐渐暗淡。
郑和六下西洋后，在朝中舆论的压力下，明成祖鉴于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和财政的窘迫，又适逢北京故宫三大殿失火，被迫下旨暂罢西洋取宝船(6)。永乐帝去世后，新登基的明仁宗下诏:“下西洋各番国宝船，悉皆停止。”(7)1447年，明宪宗曾有意下西洋，但受到朝廷大臣的极力反对，“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与国家何益”(8)，下西洋伟业自此停止。从此，中国造船业逐渐萎缩，导致海上防御力量锐减。有统计说，永乐时代的400艘可以远涉风涛的舰船到1474年只剩140艘，水师的战舰也大多破损，而且制式越来越小，只能就地巡查，不能远行海上。
直接打击了中国造船业发展的是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不久就发布了禁海令，其初衷是想禁止国内商贾出海勾结倭寇进行海盗贸易，保证沿海安全，重点是要禁止民间出海。后来明世宗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中国的造船业由此严重停滞和倒退。1436年，正统皇帝即位时，即颁布诏令，不仅禁止建造远洋海船，而且减少制造战船和武器，裁减海军。放弃海洋，致使海上经营活动衰落，使中国造船业失去了发展动力。同时海防思想日趋保守、内向，使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失去军事需求的牵引，宋、元以来的驰骋海洋的辉煌历史就此结束。
郑和的航海活动从经济角度来讲是一项“亏本的生意”。庞大规模的船队确实壮观，但造船成本极高，船上人员不计其数的生活费用，都让这伟大的航行存在着经济的隐患。郑和第一次远航历时26个月，而费时与费用成正比。况且，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与当地人进行的是公平、和平的交易，获利极其有限，加上丰厚的赏赐，耗费巨大。即使运回的货物有几十倍的地区差价，但费时两年左右，动用两万多人，运输费用之大可想而知，巨额亏损在所难免。而且运回的“宝物”中还有五花八门的活动物，诸如“鹦鹉、珍珠鸡、火鸡、倒挂鸡、彩鸠、白鸠、珍珠雀、绿鸠、鹤顶鸟、孔雀、黑熊、黑猿、长尾猱、犀、象、羚羊、九尾羊、白麂、狮子、麒麟（长颈鹿）、金钱豹、祖剌法豹、大西马、天马、长角马哈兽、六足龟、鸵鸡（鸵鸟）、千里骆驼、麋里羔兽、白象、黑白花驴、龟龙、黑龙、黑虎、飞虎、花福鹿”等等(9)，在漫长的航海途中，其饲养费用也难以估算。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10)。其无名宝物，如“明月之珠、龙速之香、鳞狮、梅脑、珊琛混之美”，显然是供达官贵人享用的奢侈品。因此，缺乏经济动力支持的郑和下西洋，对“天下共主”的虚名和对“珍异”的追求破费了国家的巨额财富，其后果极具灾难性。
首先，明朝改变了宋元的市舶制度，实行“朝贡贸易”，使明廷遭受了巨额的关税损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次，郑和下西洋的费用支出浩大繁杂，致使国库空虚。郑和前后28年下西洋活动的费用是惊人的，而且还有连年累月花费的大量赏赐银两。再次，郑和下西洋和大量的赏赐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隐患。明成祖要求各级官员对“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结果导致贡使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宣德四年（1428年），琉球国贡使在福州的活动就是一个例子:“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州停住，馆谷之需，所需不赀。通事林惠、郑长所带番梢从二百余人，除日给廪米之外，其茶、盐、醋、酱等物，出于里甲，相沿已有常例。乃故行刁蹬，靳折铜钱，及今未半年，已用铜钱七十九万六千九百有余，按数取足，稍有稽缓，辄肆詈殴。”贡使往还供应、贡品和赏赐品往返运输完全由地方政府和沿途人民负担，严重影响了沿路居民的生产生活。第四，工匠不堪忍受官方的超额榨取，纷纷逃离作坊或工场，官营、民营手工业均受到沉重的打击。第五，铜钱大量外流造成明钞严重贬值，市场混乱，商业萎缩，人民深受其害。
导致中国造船业、航海业迅速衰落除以上原因外，还因为:
1.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历来对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对商品经济都有一定的排斥性。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明代统治者也强调“厚本抑末”的重农政策，把商品经济，尤其沿海地区日益活跃的海洋贸易始终限制在不危害封建经济基础的范围内。对商业在政治上加以歧视，对商人在人格上加以侮辱。明初规定:“若有不务耕者，专事末利者则逮捕之。”根据“重农抑商”的传统思维习惯和自然经济的影响，封建统治者自然漠视向海洋的发展。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从世界海洋大国中自觉地“退出”，错失向海洋发展的机遇。更有甚者，明朝廷把海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冠之以“海寇”之名，致使整个中国海商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封建中国原本就地位不高的商人阶层尤其是海商，在社会和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因此而更加低下。海商被污蔑为“沿海奸民”、“内地亡命之徒”、“倭贼土寇”等等。因此，在“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得不到正常发展，封建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传统海洋业缺乏新兴社会力量带来的创新活力，因而很容易为外力所左右。一旦因政治环境或统治者兴趣的变化，以及提供物质保障的国力开始衰落，表现为突然中断。统治者执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弱化了中国人面向海洋、走向海洋的观念和能力。
2.正当西方国家借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的态势走进亚洲和中国海域时，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辉煌业绩的明代中国，却在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从海洋上退缩，把广阔的海洋空间让给了西方殖民者，使中国几近完全丧失了海洋权益和导致有海无防的尴尬境地。明朝廷在对内实行海禁政策的同时为了不切断对外贸易，采用了一种鼓励海外国家入明朝贡的政策，形成了对外“怀夷”与对内“抑商”两种截然不同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也成为明代中国海洋事业由盛到衰的转折。海禁政策使中国海外交通事业趋于停顿，也使中国在国际商贸竞争中处于劣势。明代海禁政策的执行，强行中断了民间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使民间海外贸易沦为非法，这不仅仅是中国海商阶层的悲剧，也扭曲了原来基本正常发展的海洋观念。海禁政策逼商为寇，扼杀了人们向海洋发展的观念意识。以商立国和以农立国的两种不同国策在争夺海洋生存发展空间时所表现的海洋观念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预示着中国将在世界性海洋时代来临的激烈竞争中步步退却。同时，明王朝本想以海禁来巩固海防，求得海疆的安宁，结果适得其反，却加剧了海防危机。明朝的一味海禁，强调“片板不许入海”，在强化守土防御的“防海”意识的同时，实际上也反映了以农立国的明朝统治者重陆轻海、自我封闭的传统心理。明朝的海禁政策使中国海洋事业从发展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从辉煌走向衰落。放弃海洋必然导致闭塞，闭塞必会招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闭关自守无疑是自我窒息，这是中国近百年的教训得出的结论。
3.着眼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考察郑和下西洋中止的原因，其中，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东西在郑和下西洋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怀柔安抚，自负和自我中心的大国观、夷夏观影响了探索异域、开拓疆土、发展贸易的视野。郑和下西洋为“示中国富强”，对宾服“四夷”予以厚赐，“柔远人”热情周到，厚往薄来、重义轻利。朝贡贸易对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朝贡者的贡品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奇珍异物，而中国为表示上邦的身份和富庶，往往会赐给朝贡者数倍，甚至是数十、百倍的物资。朝贡贸易中的大量无偿赏赐，付出大于收入，耗费巨大，这种畸形贸易，以明朝当时强盛的国力亦感觉到难以为继。明朝以“天朝上国”的天下主自居，为了追求“天下共主”的虚名致使自己元气大伤。当然，郑和下西洋时的朝贡贸易，不可否认带有少量商品贸易的内容，但其主要着眼点不在于贸易，更多的着眼于政治、外交目的和封建大一统思想。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观念让明代辉煌的海洋航行失去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也使中国自此离海洋越来越远。
4.对传统极端尊崇的社会心理，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早有结论认为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在技术上，中外专家已形成共识:郑和的远洋船队表现的工艺和技术是世界一流的，已具备了完成环球航行的能力。而科学上则不然，科学的职能是研究关于事物的客观知识，并从理论上使之系统化，它的最终目的是探索真理。中国古代比较重视技术，虽然也注意观察事物，但没有通过实验、假说等方式经过抽象的思辨得出科学结论。科学还担负着消除谬误、解放思想的任务。古代中国在这方面做的不多，极端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大大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文轻自然的学术倾向，重“道”轻“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把科举入仕作为人生的最佳选择，这种文化导向，使得读书人对仕宦趋之若鹜，各种与安邦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无人问津，这无疑影响了对科学的探索和创新。除了个别领域，我国古代科学一直比较落后，天文学和地理学仍处于前科学状态。封建统治者习惯把中国同世界等同，把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所以地理学的任何科学发现都是对他们的挑战，他们不会如西欧国家的统治者一样去大力支持、资助航海、出海探险。对传统极端尊崇的社会心理和重人文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影响了科学的发展，使整个中国社会也未能率先走出中世纪，造成的教训是沉痛而又深刻的。
5.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创造性的禁锢和摧残，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完全以君主为核心，对他人的欲望和利益高度压制和摧残，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封建专制文化下的知识分子，只能“舍今而求古”，成为驯服工具，毫无创造力可言。同时，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封闭性、保守性、排他性也影响了人们的科学兴趣。这和西方大航海时代表现出的扩张、开拓、冒险精神形成巨大反差。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所采取的航海方式是不同的，导致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封建专制体制抑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们思想僵化，失去了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兴趣。加上自古以来的种族偏见和乡土观念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抑制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寻求知识和财富的欲望。郑和的英雄业绩和价值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掩埋。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明朝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逐渐走上了衰落。缺乏经济实力的支撑，加上封建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观念的禁锢，使伟大的郑和船队被“埋藏”在海洋之下。(www.daowen.com)
三、重振雄风 海洋强国
翻开500多年的历史尘封，我们为郑和伟大非凡的航海经历而惊叹，为他的壮举而自豪，为他的事业未能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而扼腕叹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经营海洋的民族之一。从上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勇敢地探索海洋，自秦汉时的积极开拓，经三国至唐宋元时期达到繁荣。明朝的郑和在15世纪初便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混合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与巨浪洪涛相搏，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了顶峰。但我们也看到再辉煌的事业如果完全不顾及经济效益，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难以持久的，我们应该汲取郑和下西洋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历史教训。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海洋世纪时，我们要以史为鉴，高瞻远瞩，再也不能错失向海洋发展的新机遇。
新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加快整个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前，我国4亿多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其地域优势，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海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随着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各国对维护海洋权益问题的高度重视，海洋战略地位日渐突出，除了缘于海洋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必不可缺的资源宝库、天然国际通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之外，海洋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海洋经济对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的战略地位逐步上升，海洋作为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世纪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对海洋的争夺和控制已由过去的实现军事目的为主变为以争夺岛屿、海域、海洋资源、谋求经济利益为主。面对世界海洋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我们必须树立现代海洋意识，加强全体国民的海洋观教育，关心海洋、重视海洋、开发海洋和保卫海洋，只有向海洋发展，才有安全与稳定。要大力加强海防，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改进武器装备，使我国海军成为保卫海防安全的坚强柱石，为建设海洋强国这一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而努力。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探索海洋、征服海洋传统精神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海洋事业发展鼎盛的写照。当然，我们也应该总结郑和下西洋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历史教训，走出近代中国放弃海洋、迷失海洋的误区，增强海洋意识，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振兴中国的海洋事业，勇敢地迎接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海洋时代。
（页下注）《明史》卷304，《宦官·郑和传》。
（页下注）（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
（页下注）田培栋:《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页下注）《明大诰》。
【注释】
(1)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张维华:《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3)孔令仁:《令哥伦布黯然失色的大航海家——郑和》，三秦出版社，1991年。
(4)《明太宗实录》卷270。
(5)（美）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
(6)《仁宗实录》卷1。
(7)（法）弗朗索瓦·德勃雷著，赵喜鹏译:《海外华人序言》，新华出版社，1982年。
(8)（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9)辛元欧:《气势恢宏的世界蓝色文明的探索与实践——郑和下西洋》，载《郑和与海洋》，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10)《明宣宗实录》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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