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社会科学院 薛正昌
在世界航海史上，我国明代的郑和是开创世界航海历史最早、最伟大的历史人物，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奠基者和功勋卓著的航海家之一。在1405年至1433年的20多年的历史时空中，他率领数万人的庞大舰队，七次前往东南亚、西亚直至非洲海岸。作为和平使者，郑和先后访问过30多个国家，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在他生前和身后的数百年间，已经铭刻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上。中外的历史学家以他的特殊经历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文学家们为他人生的传奇经历撰写了多种传记性的历史演义；他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演绎并留下了许多神秘文化色彩很浓的美妙传说；他留下的各类记载着他的经历和思想的文字、碑刻，包括郑和出使的不少地方为他修建的祠庙建筑，等等，都记载了中华文明远播西洋的博大胸怀和创新精神，再现了郑和的伟大人格力量和兼容并重的文化天赋。关于郑和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就郑和宗教文化思想与他的航海事业作些析论，因为宗教文化是他七下西洋的思想基础和取得历史功绩的精神支柱。
一、郑和宗教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郑和（1371～1433年），云南昆阳（晋宁）人。《明史·郑和传》的记载很简略，“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从其传文看，没有他宗教文化思想方面的记载，这可能与《明史》撰者的偏见有关，也可能与当时郑和宗教文化方面的史料未得以面世有联系。其实，郑和是一个在文化思想方面很开放的人，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对宗教文化的接受是全方位的。在他身上，儒、佛、道、伊斯兰多元文化皆备。
第一，伊斯兰文化，对他来说是他与生俱来的。郑和的先世是西域人，本姓马，世奉伊斯兰教。他的祖父及父辈都是去天方朝过圣的人，这不但显示了他的家族必定是望族，而且说明这个家族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和传播程度。明代永乐年间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写的郑和父亲的墓志铭，记载了其家世的殷实，也记载了其父的乐善好施与长者风范(1)。郑和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父亲的耳提面命，伊斯兰文化的耳濡目染，不仅培养了幼年郑和良好的品德和无畏的气概，也滋养了他伊斯兰文化生成的特殊文化环境。奠定了他后来率大军出访伊斯兰文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基础。从他后来的出洋宗教活动看，他不但推崇伊斯兰文化，而且多处修建清真寺并立碑。作为穆斯林航海家的郑和，他谙熟伊斯兰文化在出访伊斯兰国家及其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所以，他要寻觅懂“天国语言”的人，来帮助他完成下西洋的伟大事业。
第二，佛教文化的熏陶。明代统治者信奉佛教。郑和在燕王府的20多年，不但是郑和人生观、文化观成熟的重要时期，而且在这样一个读书条件非常好的环境里，他接受了系统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尤其是接受了佛教文化的熏染。姚广孝是燕王朱棣府上的佛教高僧，也是郑和佛教文化的直接灌输者，郑和佛教文化思想的形成，与燕王府有直接关系。郑和第一次出使南洋前，就已经受戒皈依佛门。此后，他先后十次印造大藏经，修建佛寺，以祈求出洋平安。
第三，儒家文化，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却是郑和接纳佛、道等多元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明朝统一云南之后，在战争与父亡的夹缝中，郑和的人生经历发生了残酷的变化——遭“宫刑”后到燕王朱棣府中听用。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燕王发动“靖难之变”夺取帝位，前后21年时间。对于郑和来说，这21年是他人生的最精华时期。燕王朱棣，是明朝皇帝中有作为的帝王之一，燕王的学识、思想、才能等都会深深地影响郑和，尤其是燕王府邸的图书资料，使郑和得以获取知识、浸润思想、增加阅历。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诸子的宗室教育，“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2)，即使在洪武三年（1370年）诸子封藩就国之后，还制定诸王府教官职名(3)，同时赠送大量的古今图书，帮助各王府建立图书馆，赐赠的书籍有劝诫类、律令类、文学类等，尤其是儒家经典。
郑和在燕王府的20年，就是在这样一个读书条件非常好、文化氛围非常浓的环境中渡过的，儒家文化的接受及其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就是在这个时期。《郑和家谱》记载，郑和“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明史·郑和传》说郑和“博辩机敏”，都应证了郑和在燕王府特殊环境里的成长经历。
在燕王府中，除了文化思想的逐渐成熟之外，作为朱棣的近侍，郑和吃苦耐劳，“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勚”(4)。他的所作所为，不仅赢得众人的揄扬，也得到了燕王的宠信(5)。当燕王发动“靖难之变”时，郑和在前线军中“多立奇功”(6)，显示了郑和的智慧和谋略。据佚名《郑和传》记载，“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7)。当朱棣夺取帝位后，郑和自然成了明成祖所看重和依赖的内宫人物。由明成祖赐姓“郑”并改名郑和(8)，可见郑和与皇帝相处的亲近关系。同时，郑和的文化积淀与处世经历已经成熟——广博的学识、善辩的口才、机敏的头脑、应变的能力。此外，这一时期郑和借助燕王府的图籍资料，对佛教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二、郑和下西洋前地位的提升、文化思想方面的准备
第一，赐姓。朱棣即位后，首先给郑和赐姓。赐姓，是古代帝王根据某人祖先所出生之地或其功绩而赐予的姓氏。明成祖赐郑和姓，是因为郑和在“靖难之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立有奇功，才深得明成祖的信任和依赖。赐姓预示着郑和未来的政治生涯。
第二，擢升。明太祖时，为了明朝天下的长治久安，分封诸皇子到各地带兵驻守，地方军政大权皆在诸皇子之手，明太祖放心。当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皇位之后，他知道皇兄皇弟也是不牢靠的，同样会对他的皇权造成威胁，便一改明太祖的治国方略，削夺皇子镇守地方的军政大权之后，起用太监往各地监军。皇兄、皇子的权威大大减弱了，太监的权力很大。郑和被提升为内官太监，有了御用太监的头衔，成为他日后腾达的象征。
第三，皈依佛教。在明成祖为郑和赐姓、提升的同时，郑和又皈依佛门，自取法号。郑和在燕王府的20多年，儒家文化积淀已十分丰厚，佛教文化也多有研究。从民族宗教信仰的角度看，郑和接受佛教文化，是要付出很大勇气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他在燕王府时间太长，儒家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对他的影响很深。从郑和下西洋的深层文化背景看，郑和皈依佛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肩负着明朝廷赋予他的时代使命的。
从以上这些文化宗教现象看，明成祖夺取帝位后，实际上已在储备人才，准备打通东南亚海上通道，物色好的重要人物之一就是郑和。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多次下西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是他武力取得帝位后，一改他父亲明太祖封分皇子镇戍边地及重要城市的做法，改由太监监国。作为他宠信并倚重的太监郑和，自然是选取的对象。二是郑和在他的府邸20余年，已成长为具有多重优秀才能并可独挡数面的难得奇才。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经历，证实了明成祖在选人用人上的高瞻远瞩。
三、郑和多元宗教文化的体现
郑和宗教文化思想的成熟及其体现，主要表现在他七次率大军并战舰下西洋的过程中。
1.佛教文化思想
明成祖朱棣，是中国历史上放眼海外的帝王之一。永乐三年（1405年），他想大长中国的声威，“耀兵于异域，示中国富强”(9)，遂有六月十五日命郑和下西洋的创举。
郑和第一次奉命出使，似乎没有明显地有关宗教方面的文字记载，但潜在的宗教思想准备已经有了。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大军出洋，但出洋工作应该是在他即帝位之后就开始的。著名史学家吴晗说:“在郑和率领舰队未出发之前二年，政府已着手大造海船，以其为下西洋取宝之用，又称为宝船”(10)。《明成祖实录》卷20里有记载:“元年五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卷27又载:“二年正月壬戌，命京卫造海船五十艘。”这不是说想走就可以动身的。作为率领大军出征的总帅，也不是草草点就的。应该说，明成祖在造大船的同时，郑和已经是率军出征的人选。为什么这样讲？明代人姚广孝《佛说摩利支天地经》题记里的记载内容对此作过解释:“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部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次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右善世沙门道衍。”(11)郑和为何在明成祖即位的第二年接受赐姓并受戒皈依佛门，这除了他在燕王府期间大量接触佛教典籍、且有一定的研究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出洋做宗教文化方面的准备。因为，这次出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多信仰佛教。从现有的史料看，郑和第一次出洋，在宗教文化方面主要介入的是佛教文化。
郑和出洋，是明朝廷的头等大事。永乐三年的春正月，明成祖“大祀天地于南郊……夏六月己卯（十五日），中官郑和帅舟师西洋诸国……”(12)。郑和出洋，皇帝都要祭祀于南郊，为郑和一行出洋祈祷天地，体现了浓厚的佛教宗教文化色彩，这与郑和宗教思想的准备是一致的。
郑和第一次出洋圆满回航，于永乐五年（1407年）还京。不久，当年再奉命出洋。从第二次出洋开始，郑和先后十次印造大藏尊经，基本每次出洋都有经卷刊印，以祈求每次出洋吉祥平安。据《优婆塞戒经》卷七后刻郑和《题记》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临照，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圣恩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13)郑和为何要先后10年花去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刊印“十藏”发愿尊经，他的佛经刊印《题记》已载记得很清楚。这些分年刊印的“十藏”佛经，被分别送往云南五华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静海禅寺、北京皇后寺、鸡鸣禅寺、牛首山佛窟禅寺、镇江金山禅寺等寺院，郑和虔诚的佛教心愿实现了，涵盖了他七次下西洋时期的佛教文化思想。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返回之后，发愿刊印“大藏尊经”，“喜舍”云南五华寺。原文云: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法名佛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通工）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计六百三十五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永远长生供养，以此殊勋，上祝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海晏河清，民安物阜。所冀福吉祥凡奉命于四方，经涉海洋，常叨恩于三宝；自它俱利，报答四恩，均资三有，法界有情，同缘智种者。永乐十八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佛吉祥谨题(14)。
由本次发愿文看，在文化的意义上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云南是他的故乡，这是对故乡宗教文化的积淀。第二，从深层再现了他对佛教文化的接受。郑和皈依佛教是在永乐元年，取法名为“福善”；18年后的永乐十八年，他在发愿刊印大藏尊经喜舍云南的同时，法名再改为“福吉祥”，是在五下西洋的背景下这样做的，可见他此时对佛教文化的接受程度。“我推测是他五次远涉海洋，遇到风险，都得神灵呵护转危为安，故用信佛而得到的吉祥，感谢神灵对他的默佑为法名，以表诚敬”(15)。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
18年的佛教文化的熏染（其实早于这个时段），18年间五下西洋的历史经历，使郑和对佛教文化有了更深层面上的认识。能将大藏尊经“喜舍”故乡云南五华寺，的确是他对佛教文化的认同。“郑和皈依佛门:政治上的因素是加深与道衍的关系；外交上的需要是出访国中有些是崇奉佛教，而他认为菩萨可以保佑履涉海洋能化险为夷。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6)。
郑和的佛教文化思想，不但体现在中国的国土上，也体现在国外。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郑和第二次出洋顺利返回前在斯里兰卡立了一通纪念碑，后世称为“郑和碑”。此碑保存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里，碑的正面刻有汉、泰米尔、波斯三种文字；碑面图案是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飞龙的浮雕，碑文四周雕有精美的花边。碑文的中文内容，主要是颂扬佛世尊的功德，陈述大明皇帝派遣太监郑和、王清濂出使锡兰山国、祈求佛祖保佑的心愿，并开列了所供物品的名单，落款是永乐七年二月。泰米尔文的内容与中文内容大同小异，但供奉的对象不是世尊而是泰米尔族普遍信奉的保护神维会努，求他保护郑和使团在远航途中的吉祥如意。波斯文已残缺不全，有多处被磨损，大意仍是向伊斯兰教的真主替郑和使团求福。落款是永乐七年一月(17)。作为郑和出洋在国外的重要文化遗物——“郑和碑”，它是郑和佛教文化思想在国外的体现。当然，此碑是凝聚着多重宗教文化色彩的。碑的内容除了祈求与保佑的心愿外，从更深的文化层面上表现了郑和出洋时以宗教文化为先导的睿智与思想。
2.伊斯兰文化思想
郑和下西洋所访问过的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国家中，有许多国家信奉伊斯兰教。郑和及其使团中的穆斯林，尤其是那些热心于伊斯兰文化传播，又懂得阿拉伯语言文字的人，到这些国家访问，伊斯兰文化就是他们连接的桥梁，既可减少隔膜，又可增进联络，促进文化方面的交流与信任。作为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他深谙伊斯兰文化与出访伊斯兰国家及其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同时，经过前几次的出访，郑和也深感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伊斯兰文化国家的交往。因此，当郑和第4次出洋时他要寻觅懂“天国语言”的人，随从出使。
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创建于唐中宗时期，它是西安最古老的清真寺。这里保存着全国唯一的一块石碑，俗称“郑和碑”。这块碑与郑和第四次率大军出洋有着直接关系。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郑和奉命第4次下西洋，郑和要寻觅精通阿拉伯语、而且了解阿拉伯各国风土民俗及地理文化的人随使。1413年四月，郑和“出道陕西”，绕道在西安寻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18)。西安市大学习巷清真寺掌教哈三成了郑和随从信使。忽鲁谟斯是“西洋大国”(19)，是中西贸易的海上中枢。郑和这次奉命出洋，与忽鲁谟斯的访问并取得成功是他主要任务之一。忽鲁谟斯信奉回教，文字也用回回文。所以，郑和第4次出使前要寻觅能懂天方语言的人当随员(20)，其意义就清楚了。由于这次出洋期间哈三卓著的功绩，郑和重修了西安清真寺。
自第5次出洋开始，在宗教文化色彩的体现上，伊斯兰文化越来越浓。对伊斯兰文化的信仰和弘扬，是激励郑和出使团队海上航行的一种精神力量。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奉命第5次出洋，但出发已在次年。1417年五月到达泉州。唐代武德年间，穆罕默德门徒、阿拉伯人三贤四圣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死后葬于泉州灵山，后人称为圣墓。郑和对这些伊斯兰文化圣迹非常敬仰，出洋前曾专程往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圣墓行香。随行人员蒲和日立碑勒石记其事:“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日和记立。”(21)郑和泉州先贤墓行香，目的还是“望灵圣庇佑”。此碑可能是传世的文献中对郑和最具权威的称谓——钦差总兵，东南亚郑和研究的文献中称其为郑和将军。
郑和宗教文化思想的构建，是多元相融的，他可能是根据出洋的对象来确定随从者及其人选的取舍。这次出洋，虽然在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但出洋时马欢、费信未去，却有僧人胜慧随行(22)。由此可见，郑和宗教文化思想的兼容与宽泛。
3.道家文化思想
体现在郑和身上的道教，不是传统意义上道教的内容。由于出洋地在福建沿海，这里说的道教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天妃教”。“天妃教”是道教的一个流派，深为沿海渔民所推崇。实际上是“妈祖”信仰。
郑和时代，妈祖信仰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这个湄州岛港里的林默娘，进而一步步由人而推崇为神。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文记载:“……归日以闻，朕嘉乃绩，特加封号‘护国庇民灵应弘仁普济天妃’，建庙于都城之外，龙江之上，祀神报贶。”(23)为何有此御制碑文，实质上与郑和前三次出洋反馈的信息相关，“其初使者涉海洋，经浩渺，飓风黑雨，晦冥黯惨，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乃有神人飘飘云际，隐显挥霍，上下左右，乍有忽无，以妥有侑，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已而烟消霾霁，风浪帖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24)御笔下的海上，已经是神乎其神了。“太监郑和下西洋，海上遭遇台风，求助于妈祖，风即平息”(25)。御制碑文描述的正是海上台风的情景。
道教妈祖崇拜，可能是郑和接触得较晚的一种地域宗教文化思想，但他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流行于沿海的宗教文化思想，他要出航，要化险为夷，要凝聚数万人的思想。郑和的道教思想先后融注在南京《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两处碑文里。两处碑文的内容，浓缩的都是天妃妈祖崇拜。
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出洋前的文字记载，是郑和近30年间七下西洋的宗教文化思想的总结和归宿。(www.daowen.com)
刘家港，是郑和每次出洋前启程的地方。在《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文字里，郑和总结了已经过去的经历。“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7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直有险阻……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26)。郑和信服得五体投地。
郑和在刘家港已立碑并撰文说清楚了推崇妈祖信仰的原委，为何在福建长乐南山还要修建佛宇神宫，再立碑撰文？在郑和看来，“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屡驻于斯”(27)。因此，出洋的长乐也要有祀神的地方。其实，早在永乐十年，郑和就已经开始对长乐的南山寺塔作过修葺，诸如天妃庙、圣寿宝塔、三峰塔寺等。第7次下西洋时，不但修复旧有的佛宇神宫，发愿心布施修建“三清宝殿”，而且“雕妆圣像”，“殿庑宏丽”。在郑和看来，只有这样做才“神安人悦”，也会给当地人带来幸福。“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力；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28)。郑和对明王朝、对神灵都尤衷的诚信，将他的宗教思想与朝廷的“公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四、郑和多元宗教思想与七下西洋的成功
郑和积近30年时间七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是举世公认的。他开拓航海领域，传播中华文明，发展各国经济，对后世产生过和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历史性的影响。但郑和这些功绩的取得，除了明成祖看准他的胆识和韬略外，更是显示了他数十年来积淀的多方面的智慧和才能。他是以钦差的身份代表明王朝“宣慰番国”的。为完成这个空前的伟大使命，郑和以政治家的卓见和行为来“尊儒”、“奉佛”、“崇道”，本人又出身于伊斯兰世家，这种多元宗教文化观体现在他身上，即使在今天的宗教意义上也会使许多人不能理解。其实，这一现象正好说明郑和的睿智和伟大。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正确处理宗教文化与肩负的特殊使命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即儒家、佛家、道家、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文化），圆满完成了他七下西洋的历史使命。
《郑和年谱》里记载说:郑和“才负经纬，文通孔孟”。他作为钦差大臣统率数万大军横穿东南亚、直到非洲海岸，是需要超人的胆识和常人不能具备的智慧的，但他都成功了，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郑和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多元宗教文化思想的厚重及其灵活的应变能力。
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对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是熟悉的。郑和出使西洋的文化思想，是以多元宗教为桥梁和纽带的。哪些国家信仰伊斯兰教，哪些国家信仰佛教，他都能分别对待，沟通和接近的方式就是以宗教文化开道。
按照西方宗教学者的观点:宗教是文化的本质，文化是宗教的形式。宗教文化史学家则更着力于用历史的分析来证明宗教是文化和文明的推动力。中国学者梁漱溟先生在谈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时也说:“人类文化不能不以宗教开端，并依宗教作中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从世界文化大背景下来审视郑和七下西洋的多元宗教文化观，我们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才能理解郑和为什么要以宗教文化为先导，既以多元宗教文化作为先行，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郑和在接受和传播多元宗教文化的过程中，其自身是付出了代价的；同时，这又是他完成所肩负的出洋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七下西洋并取得伟大的成功，历史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文化本身是一种精神活动，宗教信仰不仅决定精神活动本身，同时还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文明社会或其他各种活动形式，包括政治和经济。6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溯这段特殊的历史时，郑和打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思想实践近乎与现代中西方宗教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以宗教文化为先导的和平外交思想、开阔的世界眼光、超人的睿智和魄力，奠定和成就了他影响世界航海历史的宏伟业绩。
【注释】
(1)张维华主编:《郑和下西洋》，第32页，第33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2)郑晓:《今言》卷4，中华书局，1984年。
(3)《洪武实录》卷55。
(4)袁嘉谷《滇绎》卷3。
(5)张维华主编:《郑和下西洋》，第32页，第33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6)朱国桢《皇明大政记》。
(7)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49页，第34页，第35页，第29页，第40页，齐鲁书社,1980年。
(8)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49页，第34页，第35页，第29页，第40页，齐鲁书社,1980年。
(9)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49页，第34页，第35页，第29页，第40页，齐鲁书社,1980年。
(10)《郑和家谱》。
(11)《明史·郑和传》。
(12)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49页，第34页，第35页，第29页，第40页，齐鲁书社,1980年。
(13)吴晗:《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75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14)《明史·成祖本纪》。
(15)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49页，第34页，第35页，第29页，第40页，齐鲁书社,1980年。
(16)文熙:《郑和皈依佛门小考》引文与大藏尊经题记原配插图，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36页也收录这则史料，只是没有大藏尊经题记原配插图。
(17)文熙:《郑和皈依佛门小考》，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18)文熙:《郑和皈依佛门小考》，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19)《百科知识》1983年9期。
(20)《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165页，第169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21)《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165页，第169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22)《明史·忽鲁谟斯传》。
(23)《明史·忽鲁谟斯传》。
(24)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39页，第42页，第43页，齐鲁书社，1980年。
(25)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39页，第42页，第43页，齐鲁书社，1980年。
(26)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39页，第42页，第43页，齐鲁书社，1980年。
(27)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39页，第42页，第43页，齐鲁书社，1980年。
(28)王连弟:《论妈祖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载《闽江学院学报》200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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