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开放意识与航海事业

云南民族大学　马兴东

明代的郑和是我国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期间，曾率领中国船队，冲破万里波涛，七下西洋，直达东非海岸，先后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经历途程之远，持续时间之长，涉足国家之多，影响世界之大，在航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对我国古代的航海交通、对外关系、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郑和远航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明初以来封建王朝的日趋强盛，具备了组建庞大的远洋船队，致使各方诸国折服敬仰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不可或缺的则又是与他个人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和素质，尤其是思想上的开放意识分不开的，否则就很难圆满地肩负起这一率众张帆远航、光耀异域的历史任务。然而，对郑和思想方面开放意识的剖析和研究，仍是一块尚待开拓的领地。

一

这里所谓的开放意识，大体而言，即是指人们思想领域里的卓越的胆略、超然的远见、崭新的观念、广博的知识、宽宏的度量等综合性因素在才能和气质方面的体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考察，每当社会面临重大变革之际，这类人物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大胆开拓和进取，努力把握航向，加快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作为15世纪之初的云南回回名人郑和来讲，正处于封建时代小农经济高度发展的极盛之时，长期的自然经济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因循守旧，知识结构抱残守缺，以致整个社会环境都为狭小、封闭、与世隔绝的氛围所笼罩。但是，郑和却能独当重任，勇于开拓，泛槎瀛海，扬声西极，不仅迈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第一步，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亦写下了光辉篇章，充分显示出其异乎寻常的胆略和才能。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述，简要归结说来，就是明初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封建王朝大规模的对外交往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这种由于封建经济高涨而带来的雄厚国力，使以执行封建统治者政治意图为主要目的郑和远航有了可能。因此进一步说，郑和下西洋的社会原因即在于明王朝为进一步“谋求内外稳定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¹⁾，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基本结论。

然而，如果说社会环境所具备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产生适应时代要求的伟大人物这一客观必然性的话，那么，对于有能力当此远航重任的郑和个人来说，其出现在历史舞台则是属于偶然的现象了。因为个人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可以说对事业的成败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揭示的是，明成祖朱棣既然选中郑和作为率众远航的使臣，那么就该有其内在的原因。

明成祖永乐年间，经过30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北元的威胁已基本消除，各国使臣来华进贡频繁，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为了与海外各国通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²⁾，故有通西洋之举。我们姑且不论此郑和下西洋动因之说是否正确，但却可视此为明成祖选择使臣问题一事之先声。据袁忠彻《古今识鉴》卷八云:“永乐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保领兵如何？’忠彻对曰:‘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遂令统督以往，所至畏服焉”，这就是明成祖对郑和的最初印象。至于郑和为什么一开始就被作为航海出洋的主要人选，史料中并无详细记载，但我们从“无与比者”即可看出，郑和在当时的宫廷中，无论是才智抑或气质而言，均属出类拔萃的人，故能当此重任者非他莫属。这里，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些材料来说明之:

“和自幼有才智，事今天子”（《故马公墓志铭》）。

郑和“才负经纬，文通孔盂”（《郑和家谱》）。

郑和“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明书·郑和传》）。

“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明外史》）。

另据云南近年出现的《赛典赤家谱》，以及北京收集的《抄郑氏家谱首叙》来看，郑和为回回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后裔，已为当今诸多学者所论证，其自幼长期受到伊斯兰教家风的熏陶，祖上数辈哈只的朝觐活动，提供了阿拉伯地区的语言、途程和风俗人情的极好教育，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并养成立身正直、待人宽厚、忠于职守、勇往直前的优良品质和卓越胆识，加上其具有的文韬武略、博学多才以及机敏善辩等条件，自然成为当时第一流的外交使者，从而担负起七下西洋的历史使命，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面上“昼夜星驰，涉彼狂澜”，历经“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³⁾，进一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创造了人类征服海洋的奇迹。因此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是与他本身具备的素质条件和主观努力分不开的，其中表现出的勇于冲破封闭观念束缚的开放意识，成为促使他率众张帆远航、走向更大空间的支配力量。

二

郑和思想上的开放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担当了出色而成功的外交家，其出使活动加深了我国与西洋诸国的友好关系，扩大了海外影响。

郑和出身于云南昆阳的回回人之家，自幼经历坎坷，于明洪武年间被劫掠北上入宫，阉为太监，开始其宦官生涯。郑和儿时除受其家庭的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之外，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其渊源可上溯到其六世祖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记载，赛典赤归顺元朝之后，先后出任丰、净、云内三州达鲁花赤，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断事官、宣抚使、大司农卿、中书平章政事，以及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等职。至元十年（1273年）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其父子在滇六年，改革弊政，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改善民族关系，为加强云南与中原的联系作出重大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改变云南落后的习俗，赛典赤父子始在云南兴办学校，推行儒学，使之“文风稍兴”，“自时厥后，垂六十年，吏治、文化埒于中土。”⁽⁴⁾赛典赤世家代代相沿，继承和发扬了汉文化的优良传统，他们不仅是汉文化的仰慕学习者，更重要的还是汉文化的有力传播者。这在郑和之世也是如此，同样继承着赛典赤以来的门第家风。《故马公墓志铭》记载，其父刚直不阿，其母“有妇德”，碑文为明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其自然是以儒家伦理标准为参照的，说明其家系接受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度。郑和北上之后，随军至北平，又从征于漠北和辽东等地，继而又入燕王朱棣藩邸。靖难之役，从燕王“起兵有功，累擢太监”⁽⁵⁾。经长期的戎马生涯，郑和不仅增长了丰富的军事韬略和才干，而且还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以之为判断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即是他在这方面才能和素质的集中体现。

郑和出使西洋诸国，秉承明成祖“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之旨⁽⁶⁾，赍诏往谕，注重教化，“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俾天子生灵，旁达于无外”⁽⁷⁾。与此政治上广布仁义的同时，郑和航队每次出使，都装满各种丝绸、布匹、瓷器和金银等财物，以之赏赐、笼络各国的统治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恩威并举，是郑和出使西洋宣传教化的主要手段，他于其中扮演了极其成功的外交家角色，通过一系列的海外出使活动，使中华文化在西洋诸国得到广泛传播，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自此，海外诸国使者相继来朝，他们被中华文明礼仪所吸引，“愿比内群依华风”。据《明史·外国传》记载，仅仅永乐年间来中国朝贡的即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四个国家是国王亲自率领使团来访。这些活动对于加强和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其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具备有丰富的航海交通、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阅历广博，视野开阔，其航海活动开启了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先河。

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人们认识的空间局限于狭小的范围，面对蔚蓝的海天，常常望而却步，只能产生幻想。因此，即使是在有了航船技术的条件下，说起张帆离岸、远涉重洋亦绝非易事，这不仅要有善于开拓的勇气，更重要的还是要具有丰富的航海交通和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而这两者对郑和来讲，都是具备的。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航海条件优越，造船业历史悠久，但由于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不待外求，故航海事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明代以前，封建政府除有少量的近海出使活动之外，多数均为外商自远洋泛舶而来。然而，就航海技术来看，15世纪以前，我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则是领先的。

据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一书论证，自秦汉以来迄于唐初的数百年间，我国的航海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东南沿海沿江各主要港口莱州、登州、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和广州等地，都有相当规模的造船工场，其工艺及质量都堪称世界之最。到了明代，我国的造船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沿海各地造船工场的数目剧增，规模扩大。如淮南、太仓的刘家河及南京龙江关等地，均能造出长三百余丈、宽一百余丈的船舶，郑和远航的宝船，多出于此。这些造船技术水平，为郑和的远航提供了条件。

郑和高超的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借助风力、确定方位和航向等方面，并将其掌握的天文地理知识，用于指导其航海过程。

据有关历史资料的记载，郑和每次出航多在秋冬之际，“张十二帆”启程，返回时又多在夏秋之间的七、八、九月之时⁽⁸⁾，这是符合南海和印度洋的天文地理条件的，懂得利用其间的信风规律来为航海服务，从而加快了航速，缩短了航海的时间。此外，郑和远航还将前代使用罗盘针指导航海的技术发扬光大，进一步运用自如。巩珍《西洋番国志·序》说:郑和使用罗盘针定航向，“浮针于水，指向行舟”。另据明代留传下来的《郑和航海图》来看，内多注明船舶的航向、罗盘针的度数、各国的方位、航道的远近、中途的停泊、沿线的礁石和浅滩等内容，并附文字说明，显示了郑和船队是充分利用罗盘针技术来指导航向的。《航海图》后尚附有《过洋牵星图》，记载了郑和远航途中，除使用罗盘针外，在夜间还结合观测天体的星位来定航向，确定航船的具体位置，以精确地计算航程，朝目的地前进⁽⁹⁾。郑和在七下西洋途中，每到一地，在进行外交活动的同时，还注意对当地风土人情资料的收集，增长了阅历，开阔了视野，为后世留下广博而宝贵的人文地理和社会历史资料。此外，为了标明所到之地，以示纪念出使西洋之举，郑和航队还在海外多次立石勒碑。据文献著录及实物所得，迄今尚存海外的有三方，即《古里刻石》、《锡兰布施碑》及《柯枝镇山石刻》，从而成为中国人民与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郑和的七下西洋活动，涉足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半岛、波斯湾、阿拉伯海以及非洲东岸之地（现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孟席斯根据相关资料认为，郑和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人，这又大大地扩展了郑和航海的地理空间），从空间上突破了我国国际关系的旧范围，无论从政治影响、外交关系，还是经济交流方面来看，都可说是开启了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先河。

第三，突破了宗教观念的狭隘束缚，在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前提下，兼顾尊崇儒、佛、道、妈祖等其他文化与宗教，旨在为其航海事业服务。

说到郑和的宗教信仰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多种论述尊儒、奉佛、崇道、供妈祖（天妃）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等，且言而有据，各依所本，众说纷纭，聚讼不休。关于尊儒问题，那是属于历史上东来华夏大地的回回人，为在政治上求得生存空间，主动吸取汉文化的必然现象，是整个民族的共性问题，这点就其本人来讲，前已述及，兹不赘述。以下仅就奉佛、崇道、供天妃和信仰伊斯兰教等现象之间的关系，剖析如次。

综观郑和一生的活动，奉佛的记载已不乏其处，最为典型的材料有《锡兰布施碑》和《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两篇铭文，其语气如“圆明广大、通臻玄妙、法济群伦、万劫沙河”等，确实反映出郑和对佛门虔诚的态度。至于他崇道和敬供天妃的事迹，材料则更为集中。《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文，其内有关得天妃庇护、祈求航海平安的记述，全然贯穿在整个下西洋的过程中。然而，我们再看《故马公墓志铭》、《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以及西安《重修清真寺碑记》等，则又表明郑和不仅出身于回回世家，且还显示出其与伊斯兰教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他数次随带马欢、费信、哈三等回教徒与其同船西行，除旨在完成政治外交任务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方便其宗教事务方面的往来。对于上述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现象，怎样看待其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只要考察一番郑和下西洋的整个历史活动，上述问题就易迎刃而解了。从主观上讲，对于将全部身心和精力都贡献给我国乃至人类航海事业的郑和来说，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和开放意识，是决定其伟大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而主动接受各种思想文化，已为其主要特征和体现。简言之，也就是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思想境界，已大大突破了传统宗教观念的狭隘束缚，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从而具备了政治外交家的宏大气魄，这已为一般的宗教信徒所不可比拟。从客观上讲，在郑和七下西洋的途中，所经过的诸多国家，正是分别受佛、道、天妃等宗教文化势力影响至深的地区，甚至有些国家就以此为国教。可以想见，对上述宗教文化知识和沿途的风土人情历史一无所知的人，要想率众七次往返其间，顺利出入，友好相助，并在历史上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那是极不可能的事。于此，海外所立《锡兰布施碑》等，既是奉佛的信物，更是文化交融的见证。再者，对于跟随郑和远航的广大船员和官兵来说，由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延续的祈求海神天妃保佑平安的传统，自然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和思想安慰。为了确保下洋船员官兵来回无虞，稳定大家的出海情绪，尊重他们的传统信仰和习俗是完全必要的。郑和先后在江苏南京、太仓，福建长乐、州川、泉州等地修建天妃庙，塑天妃神像，置钟鼓礼义之供乐等事迹，是理所当然之举。因此，分析郑和在宗教因素驱使下的这些活动，与其说是作为判别宗教信仰的标志，不如看作为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必备的客观要求，从而使他思想认识的构架，形成了超出一般宗教信徒的博大、精深、宽容和开放的体系，突破了宗教观念的狭隘束缚，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忽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一味陷人表象活动的争论，那是舍本逐末的无谓之举，因为从中找到适合自己观点的实例和依据，是很容易的。(www.daowen.com)

然而，以回回人的民族意识和心理素质来看，支配郑和心灵深处最本质的信仰还是伊斯兰教，这种淳朴的宗教感情随其年龄的垂老与日俱增，逐步表现出强烈的“回归”意识。对此，已有专文作了论述⁽¹⁰⁾，但需要指出的是，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因素，除其客观环境的制约外，还完全与他执著追求的事业分不开的，而多种祭祀活动的并存，正是其具有的开放意识在宗教观念方面的体现，最终是为伟大的航海事业服务的。

以上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郑和开放意识的基本内涵。当然，如要详细讨论这一问题还可举出若干实例，以显示郑和在其他方面具备的素质和才能，比如军事思想、外交手段和道德修养等。正是由于上述天赋条件，加上特定的社会历史舞台，塑造出郑和这一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揭开了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

三

由于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客观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考察郑和的开放意识之源，也要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

（1）出身于穆斯林“哈只”世家，受伊斯兰文化熏陶，融铸成回回民族坚忍不拔的气质。

对于郑和的家庭出身，《故马公墓志铭》记载，为云南昆阳州的回回人世家，祖上数辈均为朝过天方的“哈只”，故郑和童年时期所受的熏陶，自然是世代沿袭的回回“哈只”家庭的伊斯兰教信仰，其中不仅表现为早期常听父辈远朝天方的故事而产生的对伊斯兰教圣地向往的宗教情感，更重要的还是在以后长期世俗生活中形成的具有回回民族意识的价值观念和取向，这既有对传统因素的继承和发扬，又有对理想信念的向往与追求，从而铸成了该民族的那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风格和气质，奠定了后来献身航海事业的基础。

回回民族的传统风格，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历史上考察，自唐宋迄于明初的七百余年间，东来的回回先民以小的群体，因经商、征战而散落在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为新的社会环境所分割，语言、心态、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陷入了事实上的被包围、被消融的境地。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回回民族必须在立足自我的基础上，善于调整，兼容并蓄，在新的压力氛围中坚持、抗争和进取。这种特定的环境创造着具有坚忍不拔气质的民族，也创造着为之顽强奋斗的个人。郑和就是其中的沧海一粟，由此决定了其后来人生的发展方向。

（2）平时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养成了立身正道、宽宏大度的胸怀。

宋元以来东迁的回回人，在中国定居的历史，就是不断吸取华夏文化的过程，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从一般意义上讲，回回人吸取华夏文化，是为其立足于客观环境，求得社会理解与认同的需要；从特殊意义上说，这又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是回回人步入上层社会参与政治的途径。元明两代之初，由于回回人为封建王朝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此期他们的擢迁主要是由军功所致；迄于和平时期，为了治理国家，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对穆斯林的入仕选拔，则是看其是否与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相符，这种政治上的导向决定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融通结合的发展趋势⁽¹¹⁾。回回中的有识之士，在保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无不熟读儒家书籍，深研儒家经典，终生奋力进取于宦仕之途，以求功名。在云南，这种变化始于赛典赤推行“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之时，往后此风愈盛。郑和世家继承了赛典赤的家风，自幼勤学，打下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功底，虽“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其北上后，深居燕王宫邸，耳濡目染的更是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封建传统文化意识，加上自身长期的勤奋学习，以致“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掌握了以仁德治天下的儒家思想精髓，并养成立身正道、宽宏大度的胸怀，随其智慧才能的不断显露而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最终担当起了出使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而宣传教化的历史重任。

（3）自幼经历坎坷，坚持奋争不息，练就了吃苦耐劳、勇于牺牲的忘我精神。郑和虽然出身于赛典赤一系的官宦世家，但从其早期的经历来看，生活之途是坎坷的，这与其所处的烽烟时代很有关系。

元朝中期以后，随着中央政府的日益腐朽，对边远行省的控制渐无力顾及，蒙古诸王乘机侵权夺利，代表云南行省权力的赛典赤世系家族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遭受排斥。郑和是纳速剌丁长子伯颜的后代，从《故马公墓志铭》的内容来看，郑和的父、祖显然是没有任何官职的，至多不过为当地的士绅而已，其家庭景况，可以想知。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征云南，11岁的郑和被掳入军中，遭阉割而被作为秀童携带北上，献入宫中。郑和从小成为太监，是他的不幸遭遇。坎坷的经历更磨炼了其意志，红墙深宫给他准备了政治活动的场所，硝烟弥漫的“靖难之役”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在长期的艰难创业中，郑和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智慧才华，旋被擢升为内宫太监，开始崭露头角，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向着未来的航海事业稳步前进。

总之，幼年时期郑和经历的坎坷，尽管是人生里程中的一场不幸悲剧，但他却并未沉沦，而是以更加坚强的意志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刻苦努力，奋争不息，在封建统治阶级挟持的缝隙中，开拓出一条走向广阔领域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时代造就出来的，但同时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显著作用，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活动家的个人的社会行为构成的。而作为活动家的个人，尽管不能超越客观时空的制约，但表现在个人素质方面的主观因素，却能对社会发展的进程起到推动或阻碍作用。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之时，不仅要研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也要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才能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郑和思想体系的研究，正是如此。郑和是15世纪先进人物的代表，他的七下西洋的光辉历史永远值得后人纪念。

今天，我们认真开展对郑和思想体系中开放意识的研究，对于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是会有借鉴作用的。

【注释】

(1)张华:《明初的物质文明与郑和下西洋》、范金明:《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载《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2)《明史·郑和传》。

(3)《明史·郑和传》。

(4)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天妃灵应之记》（以下称《汇编》），齐鲁书社,1980年。

(5)《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

(6)《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记》，见《汇编》第856页。

(7)（清）佚名:《明史稿·郑和传》。

(8)费信:《星槎胜览》“占城国”条，马欢:《瀛涯胜览》“满剌加国”条。

(9)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82年。

(10)林松:《从回回民族特殊心理意识综观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性》，载《回族研究》1991年第1期。

(11)拙文:《云南伊斯兰教历史过程中的政治导向》，载《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