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丁万录
非机器动力时代世界历史上最庞大而壮阔的航海船队出洋远航距今已经整整600年了。郑和的伟大壮举不仅表明了古代中国在航海技术上的绝对领先地位；不管是中国古代帝王们天下观希求“万邦宾服”思想的作用，还是其他什么动因，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的作为亦充分表明了处在强势的中国与周边各国和平交往的愿望和真诚。
一
郑和下西洋凡七次，不论船队装备还是人员数量，可谓次次轰轰烈烈。然永乐皇帝西驾不久，郑和在最后一次远航中逝于古里之后，1433年夏，王景弘率领庞大的舰队悄然归航驶入太仓刘家港，持续28年之久的大事业戛然而止。无论如何，郑和远航都应有大量的政府文献档案记录，可是留给后世、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什么呢？《明史》“本纪”仅有只言片语，“列传·宦官·郑和”中简略不及千言。甚至息航20多年后郑和船队宝船的尺寸大小即已无从知晓了，是沙船还是深水船？长宽是44丈比18丈还是更小？时人是如此的漠视或失忆吗？翻检史料，事情原来本非如此，档案丢失、正史中贬低与省略的原因在于明朝各级官员视郑和下西洋为劳民伤财之举，于国事无补。永乐后期重臣夏原吉曾多次劝谏禁下西洋事；更有说明力的故事是:成化年间有人迎合宪宗意，重提郑和下西洋事，朱见深想看看有关资料，“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物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1)。“台谏论止”、车驾郎中刘大夏的藏匿和“此物一弊政”的慷慨陈词充分反映了有责任心官员们的态度。
官方若此，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只有在坊间流传，“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2)。数百年来或褒或贬，任人涂脂抹粉，任人妖魔丑化，在写者说者唱者尤其是读者听者的好奇和兴趣而已。
直到1904年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第3卷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以世界眼界重新认识郑和下西洋，“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60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70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其目的在“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3)。自此之后，国人始以全新视野分析研究郑和下西洋。
二
从现代视野看，郑和下西洋完全是明王朝的“政府”行为，这一点为学术界公认。其目的众说纷纭，诏谕即位、大国炫耀示威、推行怀柔政策、寻找建文帝等等不一而足。其作用和意义亦说法不一，肯定的有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之间的往来交流、展示了当时我国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等。否定的典型观点，一是郑和航海这一“政府”行为与当时“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相关联，压制了海上近800年的自由贸易传统；二是明王朝“厚往薄来”和只追求奢侈品的主导思想使国家府库空虚、劳民伤财，“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笔者以井蛙之思略陈几点愚见，以见教于方家。
1.明洪武开始实施之“海禁”政策的延续，使唐宋元数百年间往来自由的海上贸易遭受沉重打击。郑和的官方使命不仅是海禁政策的产物，也是这一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使中国海域的国际自由贸易戛然中断。唐代中西亚穆斯林商人不远万里自海路纷至沓来，不仅获取了丰厚的商业利润，留居广州等港口形成所谓“番坊”，古老的怀圣寺光塔便是明证。宋代亦进出自由，走进来的依然是穆斯林商人居多，有的从波斯阿拉伯不辞辛苦扬帆东来，有的则以东南亚各地为中转站就近而来。这些商人船舶之多、经济实力之强使后世伟大的哥伦布们无法企及的，佛莲有“海舶八十艘”；蒲寿庚家族掌管泉州市舶司擅海利30年，甚至蒲氏在宋末组织的民间商舶船队成为宋元之间的重要砝码，正因为他转向忽必烈，加速了赵宋王朝的灭亡，此事惹得近百年之后就任九五尊位的朱元璋还愤愤不平，专诏不许蒲家后人参加科举应试步入仕途。南宋政府偏安一隅，招来外商收取关税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市舶司进项竟占政府税收的五分之一(4)，港口城市官员不能招来外商或因苛政使商人离而不至则要受到处分。走出去的亦复不弱，由于造船水平提高和指南针广泛应用，中国海船大而坚固，在南洋和印度洋一带似乎有了一定的航海优势，大食商人多喜乘中国船(5)。元代承平时期，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海上贸易，不仅鼓励海内外商人自由往来，且有政府出船出本钱交舶商出海贸易以取厚利的所谓“官本船”做法(6)。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一派繁荣，市舶司衙署增加到7处（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广州、温州、杭州）。马可波罗眼中看到的刺桐港（泉州）繁华无比，“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7)。然而，这一切在明代戛然而止，“海禁”政策了结了海上你来我往、熙熙攘攘的贸易。而郑和不断远航中，以瓷器、丝绸等国计民生物品换回大量奇珍异货，满足了皇宫及上流社会的奢侈享受。就此点而论，郑和是不幸的，因为他身在君侧，机敏睿智，父辈又有过泛海经历（其父为“哈只”可证），故被选受命率领朝廷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宣谕通好，某种意义上讲，郑和成为中国海上自由贸易的终结者。
2.郑和下西洋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地理大发现。
第一，郑和时代中国不存在地理大发现的社会基础和动因。明代正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这种机制追求一姓传万世的超稳定社会结构，以很少变动的小农经济秩序为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8)。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竞争的发展机制，而地理大发现是在一种看不见的追求经济利益之机制驱动下完成的。
第二，郑和下西洋不存在冒险探索。所行路线是中国人数百年间不断往复熟悉的海道，所造船只是久经风浪不断改进的型制，所依航海技术亦是日益改造进步的历史积累，唯一不可把握的事是遇到西洋强国不听宣威者何？浩大的船队、数万随行士兵使这一问题不成其为问题。按宋正海先生的话说，郑和的地图中没有“未知世界”(9)，我们可以再加一句:一切尽在掌握中。
第三，没有地圆学说的支持，郑和船队不可能主动环球航行。郑和时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中虽然有浑天说理论，但它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地圆学说，而中国传统的大地观否定了东行西达环球航行的可能性。2002年，英国海军退休军官孟席斯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郑和不仅早哥伦布72年到达美洲，而且早麦哲伦一个世纪完成了环球航行。高论一出，立即引起全球学术界的重视，在中国更是获得很高程度的认同。我们不能随意否定孟氏的结论，但要让孟氏的结论成为定论为时尚早，还需拿出更为有力的证据材料。(www.daowen.com)
3.宣扬我国古代先进的航海技术以增强国人自豪感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当代史意义之一。巨型船只，庞大的船队，完善的装备，近3万人马，浩浩荡荡行驶于南海和印度洋，是后来哥伦布们远航无法比拟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是对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总检阅，这一壮举也向世界表明:明代中国的航海技术无与伦比，应处在世界最高峰。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为代表的科技史学界对此有着充分的肯定。窃以为，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既要重温历史辉煌，还应该想的更多一些。梁启超先生百年前重提郑和是有着深刻的寓意的，梁任公不仅谈盛事以提高国民自信心，更重要的恐怕在于警醒国人:我们的辉煌何以不继？
4.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和平交往的历史史实可为我国目前国际关系策略的制定提供一定借鉴，也应是我国与东盟及周边地区进行区域联合共谋发展的历史基础。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发展阶段，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倡导和平、共谋发展也是我国的一贯政策。600年前郑和下西洋不侵略、不殖民、不掠夺充分昭示了中华民族追求与周边各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和实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郑和之后，西方殖民时代不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还是后起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则演绎着残酷掠夺、屠杀和血腥殖民的阴森凄惨场景达数世纪之久，阿非利加数千万黑奴被从东半球贩运到西半球，以非人性的劳作、大量的死亡为代价为“高贵”的主人创造财富；北美洲随处牧猎的印第安人几个世纪之内被屠杀殆尽，仅留屈指可数的几个所谓“保护区”而已。近观国际局势，冷战结束和华沙公约组织解体后，世界霸权由两极变为一极，美国以其价值观推行单边政策——甚至不顾其西方盟友的反对——充当着世界警察角色，己之利益所在便不惜以双重标准强力干预，如中东地区巴勒斯坦、两伊问题；于己无利且不具战略意义的区域则坐视不问，哪怕灾难深重，如卢旺达、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事件。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环境使处在弱势且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渴求平等发展的愿望更为强烈。所以追求和平环境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促进区域联合以达到共同繁荣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也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而600年前郑和的伟大行动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
(2)钱曾:《读书敏求记》卷3。
(3)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28页、第5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4)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16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朱彧:《萍洲可谈》卷2。
(6)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与明初郑和下西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7)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65页。
(9)《学者分析:郑和为什么没有带来地理大发现？》，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16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