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穆斯林的角度看郑和及其航海事业

甘肃社会科学院赵国军甘肃省委党校　马桂芬

郑和是我国明代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从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时间内⁽¹⁾，他率领中国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遍访30余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²⁾。郑和的名字因为他率领的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早期最为庞大的航海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航的伟大历史业绩，而被记入我国和世界航海史册。他和随他一起进行远洋航行的同事的伟大壮举对我国及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对于郑和个人的家世、生平、政治生涯及其航海壮举，早已引起了各方面、各行业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他及航海业绩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对于郑和是一位虔诚的回族穆斯林的研究，也是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本文只是笔者在已经形成的定论——郑和是回族、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的基础上，从中国穆斯林的角度，粗浅的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郑和家世及成为太监

关于郑和的家世和他个人的生平，在正史中的记载很少，在郑和所处的明代，郑和作为当时的重要人物，按理说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在《明史·郑和传》中不仅没有提及郑和的先世，而且对于郑和本人的记述也非常简单。《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的概况为:“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凡三十余国……故俗传‘三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从这里仅能知道郑和的些许生平情况，其他由于记载不详，讳莫如深，因此无法知道。所以，许多学者对郑和的家世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昆阳月山西坡发现的《故马公墓志铭》⁽³⁾碑文中可获得郑和家世祖辈的一些信息和郑和的一些简单情况。《故马公墓志铭》碑文系明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于永乐三年（1405年）撰文，继由郑和为其父立此碑于昆阳城郊月山之侧。

这个碑文对郑和的家世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由于有许多漏洞和不明确之处，特别是对于郑和与赛典赤的关系，还是不清晰。已故云南著名回族学者李士厚通过对云南巍山《马氏家乘》即赛典赤家谱的研究认为，赛典赤长孙“伯颜便是马哈只碑里的郑和曾祖父伯颜。米的纳、米里金便是哈只碑里的郑和祖哈只、父哈只……郑和之为咸阳王六世孙，已是很明白”⁽⁴⁾。当代著名回族史研究专家、汉族学者邱树森先生通过研究认为:“郑鹤生先生则以马氏推测，赡思丁五子马速忽为郑和祖先，亦缺少根据。笔者从《赛典赤家谱》中发现有‘苫速丁兀默墨（里），长子马哈只，南直隶锦衣卫’一语，推断郑和为赡思丁四子苫速丁兀默里之后裔。”⁽⁵⁾在他的文章中还引用了彭春霖《马哈只郑和族系里居考》云:“和为咸阳王六世孙，见于其十二世孙妇墓碑，金石佐证，綦可信从。”⁽⁶⁾

回族穆斯林学者纳国昌认为:“据中外文献谱牒考证，郑和出身于显赫的穆斯林世家，族源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属于先知长女法蒂玛与丈夫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哈桑（忽辛）一系，一脉相承。”⁽⁷⁾他通过论证认为:“赛典赤·赡思丁则是居云南的郑和家族始祖，郑和家庭一系出自赛典赤第五子马速忽。马速忽之子伯颜便是《故马公墓志铭》中的拜颜，是郑和曾祖父。拜颜之子米的纳，封滇阳侯，是郑和的祖父，米的纳之子米里金，袭封滇阳侯，则是郑和的父亲。明王朝定鼎后，下令禁胡姓、胡服、胡语、胡内婚。郑和家族改汉姓为‘马’，祖父米的纳，父米里金一律以‘马哈只’称呼而不名，郑和是赛典赤五世孙，脉络清楚，奚足为疑？”⁽⁸⁾

许多专家学者都从发现的《赛典赤家谱》、《郑氏家谱》和其他历史资料及碑文中通过参证、考证和推理等方式的研究，最终对郑和的家世作出了基本清晰、可信的阐释。现在基本公认郑和为元朝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我国著名回族史专家、《回族研究》主编杨怀中先生也曾在他的有关研究郑和的文章中写道“到了明代，朝廷欲下西洋，历史把回回人郑和推举到了七下西洋的第一线，让他承担了下西洋的重任”⁽⁹⁾，“郑和家谱记载，他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六世孙”，“郑和为赛典赤六世孙的谱系依次为:赛典赤—纳速拉丁—伯颜—哈只—马哈只—郑和。郑和的曾祖父叫伯颜，祖父称哈只，父亲称马哈只，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人都曾前往麦加朝觐，得到哈只的美称。”⁽¹⁰⁾

从以上资料来看，虽然对于郑和是赛典赤哪一位儿子的后代，还不十分清楚，但对郑和是赛典赤后裔，而赛典赤又是伊斯兰教始传人穆罕默德的后裔，所以郑和为出身虔诚的穆斯林世家已经无可置疑了。而且他的祖父、父亲都历经千山万水，长途跋涉，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前往穆斯林向往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凡完成朝觐功课者被穆斯林尊称为‘哈只’，在穆斯林中最受敬重。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哈只。一门两哈只，这是很荣耀的事”⁽¹¹⁾。这也充分说明，郑和从小出生于一个虔诚、信仰完整的穆斯林家庭，伊斯兰教对他的影响，从启蒙阶段就开始了。因为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教育问题从教法的高度给予非常重视，所以，穆斯林将子女的信仰教育视为自己人生信仰的一件主命来完成。即使现在，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在自己子女刚刚开始说话，有了记忆力和明确的分辨力的时候，都要教子女记念清真言等信仰基础知识，教育子女养成穆斯林的饮食等生活习惯。从此简单之处着想，郑和生活在600多年以前的穆斯林家庭，当时的社会除其他宗教信仰文化和残酷的封建王朝君臣阶级统治意识外，社会对于个人信仰的冲击基本上很小，况且郑和的家世又是伊斯兰教始传人穆罕默德圣裔之后，祖父、父亲都是哈只。同时在那个时代，回回民族正在形成过程中，回回人的信仰、生活除去那个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的世俗影响之外，回回人应该完全是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穆斯林的行为规范在生活。当然，郑和也在他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12岁必须承担责任的年龄完成了自己信仰的基础教育，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不容置疑了。

到此就有问题产生，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郑和出生在纯正的穆斯林家庭，而且元明之际回回穆斯林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郑和为什么会“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宫太监”⁽¹²⁾呢？关于这一问题，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由于要使一个人成为太监“受阉割的儿童年龄一般都在14岁以下”。不少学者、专家通过研究认为，明朝廷为了结束元朝梁王继续割据滇中，派明朝将领傅友德、蓝玉统率平南大军攻破昆明，平定云南，“明军在战胜元军后，有把当地儿童掳去服役的风气，在消灭元军的战役中，郑和是不幸被掳去的儿童中的一个。”⁽¹³⁾“傅友德遣使押送元梁王家属380人至京师”⁽¹⁴⁾，“郑和就是在傅友德从云南班师回南京时，被带到南京后送人皇宫服役的”⁽¹⁵⁾。而被迫被阉割成为太监，因为“无论是燕王棣或者傅友德，都没有被赋予阉割儿童做小太监的权力”⁽¹⁶⁾，后来“至太祖命冯胜、傅友德、蓝玉俱备边北平，郑和则作为小太监被送至北平燕王府中”⁽¹⁷⁾。这样的解释也正好符合郑和本人是出生、出身回回穆斯林世家，更不会自宫入藩邸，成为太监，而是非自己所愿，被迫无奈而成为太监。因此郑和成为太监应该是他残的结果。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穆斯林一般是决不允许自残身体的，即使是在当时封建正统思想中，认为进入宫中侍奉天子成为太监是“光显与当时”的盛事，是可以给家族或者自己带来荣华富贵的行为也罢，但对于回回穆斯林来说，这种不仅要伤残身体，而且还不能娶妻生子、延续后代的行为，被认为是有伤信仰的，是不被允许的。从另一方面来看，郑和父亲及前辈是元朝忠臣，与明决战，郑和被掠，送进宫，不排除明朝权贵为了报复或者为了以绝其后，而强迫对其阉割，然后留于宫中。

从郑和成长的曲折之路来看，朝代变换，他被迫无奈成为太监，然而这样的命运安排，虽然有伤他自己内心的信仰，但是郑和以一位回回穆斯林的不懈努力的精神，忍辱负重，以积极的生活态度，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回族穆斯林的一代英杰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位伟人。

二、郑和的信仰问题

对于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这样的伟大历史壮举，由于历史上有着明确的记载，所以对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所涉及的许多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郑和是回回人，即其民族身份也得以确认。但是关于郑和个人的内心信仰问题，到现在还存在种种说法，倾向于佛教者认为他是佛教徒，因为有资料证明郑和为了航海事业参加过佛教的活动，并刊印过佛经；倾向于道教者认为他是道教徒，不仅因为道教是中国的本土产生的宗教，也有资料证明郑和为了航海事业在一些活动中参加过道教的仪式，和道教也有紧密的联系。当然，如前所述，亦有充分的资料反映郑和是穆斯林⁽¹⁸⁾。所以，在研究郑和宗教信仰问题时，出现了有的研究说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有的研究说他是信仰佛教的佛教徒，有的研究认为他是信仰道教的道教徒。甚至有人认为郑和是一个具有多元宗教信仰的人。

随着对郑和个人的家世、生平、政治生涯及其航海壮举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郑和内心信仰问题的研究成为研究郑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怎样研究和认识郑和在其航海事业的活动中所进行的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活动，与他自己内心所早已定信的内心精神信仰的宗教之间的关系，则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基于以上已经出现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涉及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信仰问题的探究，研究者在论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仅仅站在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论证来提出自己的观点是不够的。笔者认为研究一个人内心的宗教信仰归属问题，必须考虑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在时代和所从事的工作，再予以考虑他本身的宗教出身，即家庭信仰背景。同时注意他的民族成分，并考虑他所属民族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精神，以及这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等要素。这样才能在研究中准确的认识其信仰归属问题。对于郑和的研究也正是这样。因此，笔者对于郑和的信仰问题从穆斯林的角度作一简单的分析。

首先，认为郑和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认为，郑和出身回族穆斯林世家，其父与祖父都曾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荣为哈吉，由于郑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所以伊斯兰教成为他最自然的宗教信仰。虽然，他12岁以后的客观境遇发生了极大变化，但他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应该说始终没有放弃。据泉州港史料《西山杂记》记述，郑和早在首航之前，在泉州作首航准备的时候“造大船百艘”，“郑和等……上九日山（今泉州南安）祈风，至清真寺祈祷”⁽¹⁹⁾。郑和还在首航之前特请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为其父撰写碑铭，并强调其祖父、父亲哈只身份。而且在他第二次远航归来时，他选择穆斯林最为尊重的斋月回到家乡，为先辈上坟，并在家乡度过斋月，“应该说这是郑和内心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表现之一”⁽²⁰⁾。1417年郑和又一次远航之前，据《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记载:“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蒙圣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还有记载说明，郑和亲率船队穿过红海北上，驶到离麦加最近的海域时，他曾派遣洪保、马欢等穆斯林7人，随天方国的船只去麦加朝觐。还有学者认为郑和本人也亲自前去麦加朝觐。从以上郑和的活动来看，郑和祖父、父亲都为哈只，郑和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朝觐是穆斯林“五功”之一，朝觐是每一个穆斯林一生中最大的向往之一。而郑和在航海过程中到达离麦加最近的地方，不去麦加朝觐，倒不合常理。所以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理解，郑和亲自前去麦加应该才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这还有待于发现新的资料证实。

同时，郑和在他率领的船队中，吸收了一批穆斯林成员参加，诸如蒲和日、马欢、郭崇礼等，还有诸如:1413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亲自到西安聘请羊市清真寺掌教哈三为随船阿洪，主持祈祷礼仪。并于1413年重修西安清真寺，后来又奏请修复南京三山清真寺。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郑和在请旨重建三山街净觉寺以后，并“题请其子孙世守之”。直到太平天国时期，他的16世孙郑和荣仍在大中桥附近的清真寺任教长⁽²¹⁾。可见郑和对于清真寺的感情之深，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嘱托，这也是没有伊斯兰教信仰的非穆斯林人所无法体会的一种穆斯林的内心信仰感情和情结。可见伊斯兰信仰在郑和心中的位置多么重要，“题请其子孙世守之”，不仅是他希望伊斯兰教在后辈中永传下去，而且从中反映出郑和内心坚定的伊斯兰信仰的归属。

其次，不少史料记载，郑和与佛教也有关系，不仅奉佛，而且还有法名福吉祥、福善。明朝永乐元年的刻本《伏婆塞戒经》卷7后的《题记》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²²⁾另据刻本《佛经摩利支经》上姚广孝的题记记载:“今菩萨弟子戒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部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一日杯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²³⁾郑和还在他亲自题写的《施印大藏经发愿文》写道:“凡奉命于四方，经涉海洋，常叨恩于三宝。”据有关资料记述，郑和曾先后于永乐五年、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八年、二十二年和宣德四年、五年，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陆续刊印了大藏尊经，分别“奉施喜舍”给当时国内的南京牛首山佛窟禅寺、天界禅寺、静海禅寺，以及福建南山三峰塔寺、北京皇后寺、镇江金山禅寺、云南五华寺等著名寺院“流通供养”⁽²⁴⁾。同时，也有资料能够说明郑和与国内外的佛教寺庙有关。如据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斯里兰卡加里镇发现的《布斯锡兰山佛寺碑》记载:郑和、王贯通等于永乐七年（1409年）向这座佛寺布施了包括“金银织金、纻丝花瓶、表里灯烛”等财物及宗教用品的名称和数量⁽²⁵⁾。还有被誉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的明代南京的大报恩寺，据该寺《大报恩寺全图说明》记载:“明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准宫阙规制，监工官内监汪福、郑和等。”宣德三年三月一日，明宣宗朱瞻基又敕郑和曰:“南京大报恩寺自永乐十年十月十三日兴工，至今十六年之上，尚未完备。……今敕尔等即将未完处，用心提督，俱限今年八月以里，都要完成。”26还有明成祖为纪念郑和第二次航海归来而建的下关边的静海寺。认为郑和奉佛的另外一个证据是，郑和在航海生涯中常托佛法保佑，佛家以佛、法、僧为三宝，而郑和也往往被人尊称为“三宝”。郑和在海外参加的佛教交流活动很多，因此，海外一些国家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爪哇等纪念郑和为他建寺立像，称其为三宝大神。

从郑和参与修建这两个佛寺来看，这不是郑和自己的主观行为，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当时皇帝的意志，而在那时皇帝的意志是不可违背和违抗的，所以用此来解释郑和奉佛未免有点牵强。以佛家佛、法、僧为三宝，与郑和被人尊称为“三宝”相联系，这更有牵强之嫌。在郑和航海的随行的人员中，在当时的国情下，信佛者肯定居有相当数目，为了团结大家，完成航海事业，郑和作为首领，参加信佛部众和所访国家的佛事活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国外一些国家对于郑和的崇敬，为其修建寺庙，这是与郑和自己的信仰没有关系的事。郑和作为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为各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做出了贡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会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去纪念他，而这不能作为郑和奉佛的证据。

从以上郑和与佛教有关的资料来看，并不能非常明确地证明郑和信仰佛教。修建佛寺不像郑和自己奏请修建或修复清真寺一样是发自他内心的主观行为，而是郑和作为监工和遵从皇帝的命令的行为，是奉差行事。他给佛寺布施，也应该是为了顺利完成航海使命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同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穆斯林身份，在生活和工作中对其他宗教文化及信仰者的尊重。郑和作为中国的穆斯林，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肯定会在保持自己内心信仰的同时，也要适应中国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中国当时包括佛教与道教在内的宗教及现实融洽相处。郑和的奉佛行为，也正是中国穆斯林适应当时现实，在遵从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和平等思想的基础上，与人和平相处的集中表现，而不应是变更其内心信仰伊斯兰的行为。

再次，由于郑和对航海事业的追求，使他与道教也有了关系。表现在他兴建天妃庙宇，树碑建亭，参加道教活动等。天妃教属道教的一个派别，天妃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传说中的海神，被人传为披朱衣在海上护佑航行者平安的神灵，受到沿海渔民的供奉。郑和在进行航海过程中，需要与航海有关的各方面人才，肯定要征集精通航海技术的许多沿海渔民，所以“绝不可能忽视滨海渔民、舟师的宗教信仰，也不可忽视成千上万舰队成员长期在海上跟惊涛骇浪搏斗时祷告神灵化险为夷的呼救方式和习惯”⁽²⁶⁾。据当地的《通番事迹碑》载:每次“航舟祠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事络绎”。此外，郑和也兴建天妃庙宇，树碑建亭，其中以南京、太仓、长乐、湄州等地的天妃庙最为著名，不仅如此，郑和还于永乐七年奏请皇帝，授天妃以“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称号。还可以从诸如《敕封天后志》、《天后圣母圣迹图志全集》卷1、《湄州屿志略》卷2、《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和长乐的《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等文献资料和碑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郑和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为了航海事业的顺利进行，郑和为了尊重出海口当地的信仰民俗，使许多随行的信仰道教天妃的人员与其他不同信仰的随行人员能够团结一致，与他所事的刊印佛经、修建佛寺等个活动一样，郑和在每次出海前也要到当地的天妃宫举办隆重的祭祀活动，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通过以上对郑和信仰问题的探讨，从中国穆斯林信仰方式来看，中国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方式一般是继承性的，而且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在内心信仰上又具有绝对的排他性。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又有着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极强的适应能力，因为伊斯兰教又是非常强调和平和世俗生活的宗教，上到《古兰经》中的总体要求和《圣训》中的论述，以及许多的伊斯兰教的经典中，都强调穆斯林在坚定信仰的基本上，生存和生活是穆斯林的首要责任。在生存和生活的原则下，只要内心坚定信仰，世俗中的行为只要不违背和动摇内心的信仰，不违背教法，可以因时因地有不同的变通方式。从这一点上去看郑和的奉佛和奉道行为，我们不难理解其在当时社会和条件下，他所处的环境“从宗教形式看，封建王朝重视和宣扬的，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根本排不上号”⁽²⁷⁾。“从郑和身份地位看，他跟佛、道的联系是合乎情理的，也是跟他的处境相协调的”⁽²⁸⁾。同时伊斯兰教对于一个穆斯林内心信仰的问题的界定，具有绝对严格的排他性，绝不容许多元信仰意识的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综合来看，正如林松先生所论“谁也否定不了郑和信仰是伊斯兰教这个事实”，郑和的内心信仰是伊斯兰教。从事和参加佛教和道教的活动，只是他为了完成伟大的航海事业而进行的世俗之行为。这样的例子在历代中国穆斯林的从政、从商等历史人物身上都有所表现。

三、郑和的传统中国穆斯林民族思想与他的航海事业

郑和回族穆斯林人的身份，已为大家所公认，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蕃客在中国的出现和定居，到“五世蕃客”的出现，以及到了元朝大规模的领土扩展，使大批中亚抑或是更远的中东地区的当地穆斯林东来，进入中国的许多地区，为中国回回穆斯林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从而是回回民族在元末明初基本成型。郑和是出身回回穆斯林的中华民族杰出历史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中国穆斯林的民族思想，这对于他完成伟大的航海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郑和的爱国思想

一个人的爱国思想，是他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思想和精神的表现不仅仅是反对外族入侵、反对国家分裂等。还表现为“发扬民族自信、自尊、自强和自立精神，不畏艰险，开拓进取，团结进步，推动祖国社会历史的前进，开发祖国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繁荣祖国的经济文化，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人民和国家，对祖国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郑和既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航海家，也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家，因此有人说，郑和是中国的郑和，也是世界的郑和。当然从中国穆斯林的角度来看，郑和也是中国穆斯林的郑和和回族的郑和。“郑和下西洋，在政治上建立和发展了同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乃至东非各国的友好关系，提高了明代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外人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在世界外交史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文化上，往来密切，传播了中华民族与海外各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崭新篇章，航海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时间之久，路线之长，举世罕见，说明中华民族特别是回族具有难以置信的坚韧毅力。”⁽²⁹⁾郑和作为中国穆斯林的一员，他出身中国穆斯林世家，坚持信仰伊斯兰教，而对中国佛教和道教也采取包容态度。他从30多岁一直到60多岁归真，在他率领的远洋船队航海的过程中，很好地团结了随行人员，完成了朝廷所命。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充分体现了郑和具有的爱国思想，在他的航海生涯中得到完美体现。

2.郑和的和平思想

在中华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历史来看，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这有别于其他文明在传播中或多或少存在暴力和战争。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中采取和平方式的一个例证。从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的违约，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³⁰⁾。与郑和有关的明宣宗朱瞻基也要求“诸番王”，“其各敬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³¹⁾。明朝两位任命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的皇帝，都宣示“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意愿，体现了当时中国明朝的对外基本国策，这也是古代以农民为主的中华民族，“是受制于播种与收获的民族；是期盼不违农时，四时安平的民族；是不冀攻掠而但求稳守家园的民族。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在其精神层面就必然凝聚出一个突出的理念，就是‘和为贵’。‘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和为贵’在大明天子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理念，也就是郑和及其追随者伟大远航活动的基本理念”⁽³²⁾。郑和正是坚持了当时明朝的这一和平理念和他自己内心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和平思想。伊斯兰的和平思想是每一个穆斯林所向往的，穆斯林之间最简单也是最高贵的问候“色俩目”便是和平的意思。对于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可能对这个意思的体会更为深刻。郑和是明朝两位皇帝所命的统率船队下西洋的统帅，又是一位穆斯林。中华文明孕育的明朝“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意识和伊斯兰文明体系下所强调的中国穆斯林的和平思想，对于郑和本人的影响会直接作用于他在航海事业中的所作所为。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证明，现在众所周知，郑和在明朝率领的下西洋的远洋船队，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商队；但同时必须看到，它又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³³⁾，但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前后历时28年，访问30余国，并没有主动对外进行战争，而是在所到之处均以和平友好的方式，“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宗教礼仪，等等”⁽³⁴⁾。在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代的世界格局中，各个国家的交流和了解都是有限的，郑和在这样的外交活动中几十年一直都能够保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而不发生武力战斗，实属难能可贵，也足见他和平思想不仅表现在对待不同宗教的包容方面，而且在外交上一贯予以坚持。当然这正好体现了一个中国穆斯林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背景下所具有的和平思想和为之坚持的精神。

3.郑和的对于宗教信仰的包容思想

本文在前面从中国穆斯林的角度对郑和的家世及其内心信仰作了简单分析论述，郑和在内心坚定信仰伊斯兰教，但同时，他又以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即在坚持自己的文化基础上，宽容地对待和包容异族或其他文化的存在，并吸收其文化精髓。郑和在他的航海事业中，采取了尊重和包容其他宗教的方式，对他成功地完成所承担的航海事业与外交事业，提供了基本保障。郑和被明朝两代皇帝选中任命其为主持航海的正使，“除了郑和有政治远见、组织能力和个人胆识等条件外，他有一个他人难以具备的、不可取代的特殊条件，就是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背景以及他的宗教信仰的包容性”⁽³⁵⁾。具体体现在他在航海的过程中，以一个外交家的姿态宽容地对待其他宗教，参加佛教、道教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也许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从一个穆斯林特别是中国穆斯林的角度来看，郑和的这种方式，不仅是对其他宗教的尊重，也是对信仰者的尊重，这对于团结随行的不同信仰者共同努力，形成一个整体，完成航海事业起到了鼓励作用，体现出了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在适应中国社会和融入祖国大家庭的过程中的包容性。而郑和的这种中国穆斯林的传统思想，对于他领导的航海事业和外交事业的成功，以及进行传播和平与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交流与传播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使他最终完成了两个皇帝交给的航海任务。

4.郑和勇于开拓的思想

郑和开始航海的时代，在他之前世界上没有如此大规模航海的先例，郑和率领船队从1405年到1433年先后进行了七次下西洋的远洋航行，那时在航海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都很差，在没有前人提供如此大规模航海经验的基础上，唯一可以参考的便是古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贸易的阿拉伯穆斯林所积累下来的航海经验和航海知识及技术。他们远洋航行来到中国进行经商等贸易活动，是他们勇于开拓精神的实践和表现，他们所积累的航海知识与技术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在回回民族的逐渐形成过程中，被回回先民们所继承，形成了“回回人涉险犯难、勇于开拓的品质，也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³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在航海过程中不断开拓航路，并绘制了《郑和航海图》，“这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远洋航海图，它记有航向方位……郑和下西洋，把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对外开放、向外开拓的精神发扬光大，使中国回族穆斯林一直保持着这种精神”。郑和远洋航行对于后人提供了科学依据，郑和以中国穆斯林拥有的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耗费了大半的人生献身航海事业，这种上升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即使在当今，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从中国穆斯林的角度看郑和航海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穆斯林是以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组成的一个信仰共同体。这些有着共同信仰的中国穆斯林，在信仰文化上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认同，但又有着本民族自己的许多独特的文化特点。郑和作为明朝中国穆斯林的一分子，在他身上体现了那时中国回回穆斯林的文化特点。他信仰伊斯兰教，但又对其他宗教也给予尊重和理解。这种精神放在今天来看，仍然是中国穆斯林一贯坚持的民族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穆斯林乃至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应该继续研究郑和思想，发扬郑和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1.中国穆斯林应该发扬郑和精神，将自己的爱国精神与祖国的发展相统一，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国家建设中有所作为。

郑和七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显示了明朝的实力，但是他在拥有强大的远洋船队的实力下，并没有进行侵略活动，而是以自己和平的思想，进行外交活动，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使国人能够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发展自己，也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交流。中国有着2000万各族穆斯林，分布在西北及全国其他地区。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历史上曾经为了中国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强大，在当今世界以和平为主题，但同时掺杂强权政治与局部战争的现实大背景中，中国人民要完成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的实力，像郑和航海一样，我们不以武力与他国，但是必须要拥有威慑他人不敢入侵的国家实力。这样的国家发展方针需要全国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在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中国穆斯林应该发扬郑和精神，将自己的爱国精神与祖国的发展相统一，在祖国的发展壮大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2.中国穆斯林要为祖国与穆斯林国家加强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

郑和在下西洋的活动中，到过很多国家，使海上的丝绸之路更加繁荣，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他到达和访问了亚洲沿海的伊斯兰教国家，以自己和随行穆斯林的身份，将伊斯兰教作为纽带，与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穆斯林加强了交往，沟通和加强了中国同南洋、东南亚乃至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推动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郑和的随行者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和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以及马欢等人绘制的《克尔白图》等，都为国人早期认识和了解伊斯兰世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对中国与穆斯林国家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21世纪的世界，交流与合作已经发展到了各个领域，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加强，但是由于民族风俗习惯、语言、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发展政治交往、经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中国穆斯林各民族有着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交往的诸如信仰和生活习惯相同、相近等许多容易沟通的条件，因此中国穆斯林应该参与到国际交流与经济贸易中去，为祖国与穆斯林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交往作出自己的贡献。

3.中国穆斯林应该发扬郑和精神。

郑和由于他的伟大航海壮举，不仅是中国回族、穆斯林的自豪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郑和不仅是回族、中国穆斯林的郑和，也是世界的郑和。郑和在他的航海过程中，奉行和平友好的准则，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和平思想，说明了不同的文明之间是完全可以通过交流而相互了解、对话的。不同文明不仅可以共同存在，而且各有优秀之处可资借鉴学习。这是郑和留给中国穆斯林、中华民族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一笔精神财富。中国穆斯林应该发扬郑和精神，使之成为鞭策和激励自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迅速发展本民族教育文化、提高本民族整体素质的动力。(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我们再来回忆和缅怀这位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从中国穆斯林的角度来看，是他在当时的环境中，克服多方面的困难，以一个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回人的执著精神，在自己一生中做出了对于中国穆斯林、对于中华民族和对于世界而言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对祖国、对世界的历史贡献。郑和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七下西洋的事迹，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七下西洋所铸造的郑和思想和精神。郑和作为穆斯林他留给中国穆斯林和中华民族的这一笔精神财富，对于激发中国穆斯林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倡导和平、积极参与祖国的建设事业将起到很好的鼓励和榜样作用，对于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向上，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屹立于世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1)吴琳:《浅论郑和宗教信仰的包容性》，载《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周凝华:《论郑和的多元宗教信仰》，载《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3)马兴东:《〈故马公墓志铭〉的历史与价值》，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4)李清生:《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邱树森:《郑和先世与郑和》，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6)纳国昌:《郑和世家与昆阳古里》，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7)杨怀中:《回回民族航海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回回民族史的角度看郑和七下西洋)，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8)杨怀中:《走进郑和》，载《回族研究》2005年第1期。

(9)杨怀中:《回回民族航海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回回民族史的角度看郑和七下西洋》，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0)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局，1980年。

(11)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局，1980年。

(12)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局，1980年。

(13)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局，1980年。

(14)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15页、第124页、第123页、第116页、第128页、第12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19)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15页、第124页、第123页、第116页、第128页、第12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0)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15页、第124页、第123页、第116页、第128页、第12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1)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15页、第124页、第123页、第116页、第128页、第12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2)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15页、第124页、第123页、第116页、第128页、第12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3)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15页、第124页、第123页、第116页、第128页、第12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4)韩品峥:《郑和宗教活动述考》，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41页，第142页，第14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5)韩品峥:《郑和宗教活动述考》，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41页，第142页，第14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6)韩品峥:《郑和宗教活动述考》，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41页，第142页，第14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7)韩品峥:《郑和宗教活动述考》，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41页，第142页，第14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8)韩品峥:《郑和宗教活动述考》，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141页，第142页，第14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9)林松:《从回回民族特殊心理意识综观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性》，载《郑和研究论文集》，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

(30)周瑞海，马金宝:《回族爱国主义教育读本》，第1页，第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31)周瑞海，马金宝:《回族爱国主义教育读本》，第1页，第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32)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3)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4)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5)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6)王子华:《郑和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贡献》，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