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社会科学院 马广德
明初郑和下西洋通过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穆斯林和外国的穆斯林都起过积极的作用”(1)。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中，尤其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取得的世界壮举。在以往的郑和研究中，对郑和个人在这次航海中的作用的研究较为集中，而对于穆斯林民族在郑和下西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则探讨得较少，这使郑和研究缺少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本文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把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他们在郑和下西洋中作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穆斯林与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经历的时间长，涉及的国家多；就其舰队而言，规模也很庞大，每次出航的人员多；在航海在技术和经验方面，本身就有历史的继承和发扬，加之舰队指挥郑和的民族和宗教身份，所以在郑和航海这一影响世界的历史性事件中，有不少国内、国外的穆斯林直接、间接地参与了郑和的远航。
1.从郑和家世及郑和其人来看
郑和（1371～1433年），回族，原姓马，小名三保（三宝），出生在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的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家庭，是元代大政治家、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的第六世孙。赛典赤家族来到中国后，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习惯、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是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元世祖忽必烈攻占大理后，于1276年置云南行省，并派赛典赤前往治理。赛典赤根据云南多民族的实际，实行儒化，立州县、兴水利、筑驿馆、建庙学、教耕种。同时推行伊斯兰教，建清真寺、招馆设徒，使伊斯兰教在云南繁衍。他热爱人民，更重要的是因俗利导，治之有方，理之有道，惠及各族人民，至今仍有口皆碑。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是去麦加朝过觐的哈只。“受过这种家庭影响，使郑和在幼年时期从耳濡目染中，获得如何经蛮荒，渡大海，战骇涛，破巨浪的知识和参与朝觐天房的经验。这种稀有的经验，早已给郑和提供了一个下西洋的景象，虽不完整，但至少使郑和头脑中有了西洋的轮廓，这在中世纪的中国，也唯有少数穆斯林家庭，才具有这种知识”(2)。赛典赤家族深远的历史影响以及郑和在这个回族穆斯林家庭从小受熏陶而具备的才智，成为朱棣选中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因素之一。
2.从元代穆斯林海外贸易和交通的历史看
早在唐宋时期穆斯林尤其是回族先民在中西交通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穆斯林商人成为国内外贸易最活跃的力量之一。随着元朝的统一，被迁发到中国的中亚、西亚等地的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医药、天文、航海、军事、贸易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蒙古贵族因此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而且波斯湾地区大部分成为“宗藩之国”，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元朝与这些地区的海陆交通特别发达，超过了唐宋。政治地位的提高，海陆交通的大开和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使回回商人在海外贸易中的势力达到极盛。这些回回商人在我国东南沿海定居、入籍，数量之多，盛于唐宋。他们往返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长期从事海外贸易，有丰富的地理知识、航海经验，而且熟悉海外许多港口的地理位置。因此，他们在元代中外航海和技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元朝政府曾下令向居住在福建的回回人征集“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就是很好的佐证。“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奉秘书监台旨:福建道骗（遍？）海行船回回每（们），有知道回回文剌那麻，具呈中书省，行下合属取索者。奉此。”(3)“剌那麻”是波斯文rahnama的译音，意思是“指路”、“旅行指南”，它是当时波斯人、阿拉伯人的海道图经一类的书。同时，元时回回地理学家赡思又将西方的地理图籍介绍到中国来，著有《西国图经》，使中西史地知识交流有了文字记载。说明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水平的航海技术，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和贸易经验。回族穆斯林所具有的这些优势，终于在明代由郑和团结和组织了各方面的人才共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正显示了历史的继承性。
3.从航海的人员配备看
郑和下西洋在历次航行中，人数在2000人以上；舰队人员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并且从上到下，自成体系。他们涉及行政、宗教、军事、外交、医药、商业、航海以及其他辅助性行业等诸多领域。根据回族人民在当时的影响和出访穆斯林世界的需要，在人员配备上从各地选拔了一些回族知识分子、航海世家后裔、伊斯兰掌教、商业巨富等方面的人才任职于舰队的各个行业:
马欢，字崇道，回族，浙江会稽人。他和郭崇礼“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瀛涯胜览·后序》）。
郭崇礼，回族，杭州仁和人。因“善通番语”而被选，他不仅作为一名穆斯林翻译，而且为马欢的《瀛涯胜览》的出版流传做了有益的贡献。
费信，字公晓，回族，吴郡昆山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以通事（翻译）身份随郑和先后四次下西洋。
哈三，回族，西安人，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
蒲日和，字贵甫，泉州人，回族，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族后裔。
可见，在人员配备上，除郑和外，穆斯林出海人员涉及到了主要的几个方面。但肯定还有一部分名不见经传的穆斯林，诸如负责舰队中穆斯林饮食的炊事员等，也随郑和七下西洋，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4.从出使的地区看
郑和下西洋所经历的东南亚、西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是穆斯林世界。郑和航海的第五次航行主要是护送到东非及阿拉伯半岛；第六次航行主要是护送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等“番国使臣回还”；第七次航行主要还是到东非及阿拉伯半岛，并派员去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郑和下西洋所经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有:在东南亚有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苏门答腊（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南渤里（今苏门答腊以西）、阿鲁（今苏门答腊北部亚路群岛）、苏禄（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等国；在南亚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科泽得德）、榜葛剌（今孟加拉及印度西孟加拉邦地区）等国；在西亚有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儿）、阿丹（今也门民主共和国的亚丁）、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等国家和地区(4)。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表现在互相学习、互相推动上，而且还表现在外国穆斯林的直接参与上。像郑和使团中的副千户沙班，就是外国穆斯林。“沙班，本名舍班，古里国人，慕德来归，授为南京锦衣卫镇抚，宣德五年，出使西洋，宣德嘉其功劳，升为副千户，赐姓名曰沙班……”(5)，曾参与第七次远航，他的出访，对联络友谊、增进交流，促进航海的顺利进行，起了积极的辅助作用。明朝给他赐名沙班，并从南京锦衣卫镇抚提升为副千户，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
二、穆斯林在郑和下西洋中历史作用与贡献
可见，无论从郑和家世及郑和其人，还是从元代穆斯林海外贸易和交通的历史看；无论从航海的人员配备，还是从出使的地区看，在郑和航海的历史事件中，都有穆斯林特别是中国回族穆斯林的身影，他们在郑和航海的伟大创举中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为郑和航海的成功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决策、指挥与组织领导
郑和舰队人员主要由指挥、航海、外交、贸易、军事、后勤、医务等部分组成，其中指挥当然是整个舰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军事、后勤等进行直接地指挥与决策。郑和航海的规模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般有62艘大船和一些诸如马船、粮船、战船等小船，大小船只约百余艘，船员有27800余人，长期远航在异国他乡，协调、组织、指挥这些船只和船员，还要完成意义重大的历史使命，即外交、贸易、文化交流等，没有高超的领导、组织和管理才能是很难胜任的。实践证明，郑和在全体船员的配合下，出色地扮演了这个角色，显示了郑和极强的领导、管理、指挥能力和组织才能。因为在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始终是第一号的直接的筹划者、组织者、领导者。
郑和每次出海的船队不仅人数多功能，而且信仰各异，有信仰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的船员。作为优秀的政治家，郑和布施佛寺、祷祝“神妃”，重修清真寺，充分尊重了船员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正是运用了先辈处理民族关系“因俗利导”的策略，使得不同宗教、不同习俗的船员在他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斗艰险，克服了一道又一道海上难关，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显示了他为政治家所应有的风度和领导艺术。他率领庞大的混合舰队，指挥若定，乘风破浪，使整个舰队“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奔向异国的远方。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遍访37国，每次出航都经常受到海浪、潮汐、信风、洋流等自然条件的制约，也有海盗的侵袭，困难险阻是可想而知的。郑和生长在开发祖国边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世家，受先辈漂洋过海到麦加朝觐的探险精神的熏陶，使他成竹在胸，相信“大洋彼岸有人家”，放胆西行。前人积累的丰富的航海经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年方35岁首下西洋，到第七次下西洋时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由于长年的海上颠簸，在异国的艰苦跋涉，体质已经相当衰弱，最后殉职于归国途中，靠的就是坚韧不拔，不畏艰险的民族精神。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对外和平友好的事业上，这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和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2.记载地理与搜集、保存历史资料
马欢能翻译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对伊斯兰教有深入研究。他随郑和参加了第四、六、七次远航，去过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阿鲁、苏门答腊、阿丹、忽鲁谟斯、天方等20余国。他在历涉诸邦的同时，特别注意各国的民俗风情，山川地理、疆域道里及历史沿革等，细心观察，注意采摭，并编次成帙，名叫《瀛涯胜览》，由郭崇礼为他刻行，广为流传。马欢在第七次航海中，和副使太监洪保还去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访问和朝觐，回国时带了中国第一幅《天方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费信随郑和前后四次下西洋。他自幼志好学，每到一处，他都记下了那里的风土人物，写成《星槎胜览》。该书与《瀛涯胜览》同工异曲，各领风骚，是难得的郑和远航纪实，具有同样重要的文献价值。《星槎胜览》记载了沿途所历各国的山川景色、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制度、人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等，成为研究当时亚洲诸国民族、民俗、地理、历史的重要著作，为这四次远航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该书同《瀛涯胜览》一起，成为中外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交通史及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文献。它们丰富了我国人民对亚非地区的地理知识，加深了对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地区的认识和了解，这也是郑和下西洋对地理学、航海学方面的贡献。
3.缔结邦交、进行贸易
郑和在第四次运航的时候，专程去陕西请来了“通译国语、可佐信使”的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哈三既是穆斯林翻译，由于他是掌教，又是船中的宗教顾问，同时又起与伊斯兰国家或地区沟通感情，消除宗教隔阂的作用，同时，也满足了船队中穆斯林成员日常宗教生活的需要。如宰牲、领拜、为亡者站“哲那则”等。另外，在航海过程中，如遇风浪等自然灾害，哈三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如“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6)。
舰队中的穆斯林将领及随从，使宝船所到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清真寺内，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些，马欢在他的《瀛涯胜览》中都有记载。郑和每到三宝垄时，便偕同哈三、马欢、郭崇礼等中国穆斯林赴清真寺礼拜，受到当地穆斯林和国王等的欢迎，从而以宗教为纽带勾通了感情，使下西洋的使命得以顺利完成。这其中，诸如哈三等这些穆斯林身份的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蒲氏家族是航海世家，江南巨富，长期从事海上贸易，有丰富的航海贸易经验，熟知海外事务。他是以经济顾问的身份出使第五次下西洋的，他还为郑和到泉州灵山回族先贤墓行香、祈祷平安一事记碑文，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留下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4.友好协助、良性互动
郑和庞大的舰队航行各地，探风采访，传播文明，进行贸易，自然离不开各国人民的协助。众所周知，中西文化不仅具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基础，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实践中也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通力合作，才使这一世界性的航海壮举得以成功。郑和船队在海外建立的贸易基地也多在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如郑和航海中和满剌加建立的友好关系，满剌加成了郑和下西洋过程中重要的贸易基地和候风地点。马欢在他的《瀛涯胜览》中这样写道:“盖造库藏仓廒，下应钱粮屯在其中，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7)(www.daowen.com)
随着郑和的出访，许多国家的使节纷纷入朝，出现了中外争相交往的场面，与明朝建立了通贡互市的关系，并带来了大量的土特产品，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同时，对明朝来说，又通过大量的手工业品的外输，开拓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输入海外劳动人民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郑和使团进行通商贸易的商品以中国的丝制品和青花瓷器为大宗，郑和带出的青花瓷器在造型、纹饰以及产量、外销等方面就是在造型上适应了穆斯林的需要，像花浇、执壶和水注就是穆斯林常用的器皿；纹饰上也较多地出现了伊斯兰文化风格的几何图形和纹饰，所以深受东南亚和西亚地区人民的喜爱。市场的扩大，产量的增加，这又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中西经济文化双向交流、良性互动的结果。
综上所述，以郑和为代表的穆斯林在这一航海壮举中，在决策、指挥船队和记载地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缔结邦交、进行贸易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其中当然离不开所访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通力合作和大力支持，他们都为郑和航海事业的成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穆斯林在郑和下西洋中的作用所显示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当然，郑和下西洋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单独探讨穆斯林在郑和下西洋中的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历史传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穆斯林跟全国各族人民一起，首先是跟汉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国的历史、创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8)。这在郑和航海的历史事件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并显示了如下特点和意义。
1.特点
穆斯林在郑和下西洋的所起的作用与作出的贡献，有些是个人的，有些是集体的；有些是中国穆斯林的，有些是所访国穆斯林的；有些是政治上的，有些是经济上的；有些是外交上的，有些是文化上的。这都说明穆斯林在郑和下西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做出了积极的历史性贡献。
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能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中有此积极的历史作用，并不是偶然的，它显示的是历史的继承性，显示了回族历史与祖国历史的不可分割性；显示了回族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我们知道，元代回回人不仅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和知识，而且还掌握着大量的航海资料，这些海道图经一类的书和《西国图经》成了郑和下西洋导航的《航海图》绘制的良好历史基础和直接参考。毫无疑问，郑和远航的成功是元代航海经验和航海技术的发扬光大，郑和船队能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海上，安全“涉沧溟十万余里”，离不开长年累月进行海外贸易的回回人累积起来的天文知识和航海经验。
同样，穆斯林在元代海外贸易的地位也很突出。西域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9)。可见，“当时回教人在中国贸易之活跃，……且因其散布区域之广，当视前代为更盛”(10)。据《癸辛杂识卷下》记载，蒲寿庚的女婿一个人就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石，可略见回教商人之富厚。回回人是经商老手，这样的巨商大贾又何止一个选蒲寿庚的后人蒲日和于永乐十三年曾随郑和出使西洋，成了郑和海外交通和贸易的主要参谋，足见元代回回人省外贸易的深远影响。
另外，“元代回回遍天下，其居江南者尤多”，明初，为了开发江浙，众多的甘肃回回又迁移到了江浙一带，回回人居住江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影响，为郑和船队提供了大批惯于海上航行、具有多种技艺与才能的回回官兵及其他随从人员。如《星槎胜览》的作者费信，祖籍苏州府昆山县，隶属太仓卫；通事马欢，浙江绍兴府人，蒲日和是泉州人，这都离不开元代的历史基础。
郑和航海是对历史的继承，但又超越了历史。郑和在继承历史优良传统的同时，更为可贵的是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航海等诸多领域被赋予了新内容，是在继承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才是郑和对待历史传统的精神，他的这种精神也使他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2.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历史意义:郑和不仅是一位航海家，而且他是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把明朝和亚非各国的友谊推向了高峰，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出色地谱写了明代外交史上最为瑰丽的篇章，奠定了我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和平友好的坚实基础，成为中外友谊史上继往开来的盛事。他把优秀的汉文化带到亚非特别是穆斯林世界，又把那里先进的伊斯兰文化带到了中国来，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加强了同广大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友好交往，而这种交往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在今天很有借鉴意义。
郑和出使的国家和地区多半是信仰宗教的，主要以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主。“宗教在这些国家中具有重要地位，郑和在出使过程中恰当地利用了宗教这一感情纽带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11)。这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相沟通与理解，成了文明交往的历史模本。
郑和本身出生于信仰虔诚的穆斯林世家，在出使人员的配备上，他精心挑选，马欢、郭崇礼、哈三、费信、蒲日和、沙班等穆斯林，他们在航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条件起到了减少隔阂、增进友谊的作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的发展，郑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郑和在东南亚奉行的传播文化、友好相处的政策，深得当地民众的怀念，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保）命名的地方，如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保井、印尼有三宝垅、三宝庙(12)等等就是见证，许多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传说至今仍在东南亚各地广泛流传着，他们把郑和功绩作为神话来传颂，并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郑和的崇敬之情。郑和航海开拓的同东南亚、西亚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关系为我们在文明交往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为我们在今天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全面友好伙伴关系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深远影响: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就是民族团结尤其是回汉团结结成的硕果。它彰显了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精神。船队中的郑和、马欢、郭崇礼、哈三、费信、蒲日和等回族，以及在其他如贸易、饮食、医药等行业中不知名的回族人士，与船队中的广大汉族官兵精诚团结成就了这次伟大的航海事业。
这种团结首先应当是船队内部团结，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开始到1433年结束，历时28年，行程10万余里，船上大约有27000名船员，他们来自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与洋流斗，与信风斗，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展现在各国人民面前的郑和统率的远洋舰队及数万官兵，规模庞大，气势雄威，组织严密，这就是一种空前团结的凝聚力所至；其次是外部的团结与协作，郑和船队先后访问亚非30余国，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很难想象会坚持长达28年之久。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团结精神应该在当前西部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充分体现出来。
四、穆斯林与郑和下西洋在当代意义
回族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她依然会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这里，我们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国穆斯林人口有两千多万，大部分分布在西北及边疆地区，这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在西部大开发的建设热潮中，西部面向中亚及中东的市场，居住在这里的广大穆斯林民族，能够发挥和中东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悠久的经济文化联系，在经贸、投资、资源开发、劳务输出、建筑等诸多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再现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的辉煌。
第二，发展同中东及东南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我们要消除一个顾虑。那就是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状况比较复杂，就其反映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目标而言，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有理性的，也有战斗的。但不管怎样，都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深层的民族和政治的因素，这些思潮它在我国没有生存的土壤。因为我国政通人和，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中国人民正聚精会神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要不加区别地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一些现象同我国的穆斯林联系起来，民族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很多。我国的穆斯林同各国穆斯林只是宗教的认同，与民族、政治等的因素无关。况且中国穆斯林在和这些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发展各种往来的时候，是以爱国主义为前提的，他们把爱国看成是自己信仰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也能够自觉抵制国外的宗教的不良影响。因此，在面向中东及东南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要认清形势，沿着历史的轨迹，继续发展与广大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友好、互利双赢的发展环境。
【注释】
(1)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53页，第55页，第17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2)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53页，第55页，第17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3)杨兆钧:《郑和与穆斯林》，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4)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53页，第55页，第17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5)《元秘书监志》（卷4）。
(6)郑一钧，蒋铁民:《郑和下西洋时期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载《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7)《南京锦衣卫选簿》卷33，转引自林松:《论郑和的宗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遒”说》，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第12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8)（明）嘉靖癸未年（1523年），叶文举刻:《西安大清真净寺记》，宛耀宾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
(9)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满剌加国传》，上海中华书局，1955年。
(10)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53。
(11)栗瑞义:《郑和外交思想浅议》，载《郑和研究》2003年第2期。
(12)刘宝军:《海外回族和华人穆斯林概况》，第49～50页，民族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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