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

宁夏大学　梁向明

15世纪是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的航海世纪，东西方先后出现了三大航海活动，即1405年至1433年我国回族航海家郑和的下西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1498年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在时间上，郑和的远航要比他们分别早87年和92年；在航队的规模和船只的大小上，这两位欧洲航海家更无法与郑和相比:他们的船只仅有3、4艘，最大的载重量只有120吨，船员仅140人；而郑和的船队超过200艘，其宝船的载重量达1500吨以上，船队总人数达27000人。其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历通衢”，历经“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¹⁾。正如当时随行的通事（翻译）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所说:“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郑和下西洋历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30余国，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广泛联系。本文仅就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诸国所产生的影响略作探讨。

一、与东南亚诸国的物质文化交流

15世纪初，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相比，还处于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往往一个城邦或一个部落即号称一国，社会文明程度极为低下。如爪哇国，“国人男子蓬头，妇女椎髻，上不著衣，下围手巾”；“国人坐卧无床凳，饮食无匙箸。饭用盘盛，沃以酥汁，手撮而食”⁽²⁾；“人吃食甚是秽恶，如蛇蚁及诸虫蚓之类，略以火烧微熟便吃，家畜之犬，与人同器而食，夜则共寝，略无忌惮”⁽³⁾。又如占城国，无纸笔，“不解朔望”⁽⁴⁾，其落后程度可想而知。

郑和船队通过赏赐、贸易等途径输入东南亚的物品，据《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等书的记载，有青花瓷器、青瓷盘碗、麝香、烧珠、樟脑、橘子、茶叶、漆器、雨伞、金、银、铁鼎、铁铫、铜钱、湖丝、绸缎、丝绵、铁制农具、金属制品等，其中尤以丝绸、瓷器数量最多。

就陶瓷器而言，尽管郑和船队每次带去的陶瓷器无确切文字记载，但据《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记载，当时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器在东南亚颇受欢迎。《瀛涯胜览·占城国》说:“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甚爱之。”该书还提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朴素大方、隽永雅致的青花瓷，是江西景德镇的名瓷。它虽然色彩单一，但看起来并不觉单调。在绘瓷工匠的生花妙笔下，浓抹淡施，寥寥数笔，使人感到美不可言，“在郑和时代，青花瓷为适应外销，广泛注意到各地的特殊需要。如大批军持运往东南亚……”⁽⁵⁾。由于大批青花瓷被郑和船队销往东南亚，遂使青花瓷成为东南亚各国人民喜见乐用的日用器皿和珍贵礼器。“缅甸常将中国瓷罐埋在地下，或送往佛庙供奉。菲律宾居民将青花瓷当作尊贵的用具，过节时才从窖藏取出。青花瓷也被嵌置室内，以供观赏。……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和肯尼亚沿海，都可见到风格独特的柱墓，竖立在墓葬前高达5米的四角、六角或八角形柱子上刻有花纹，并镶有中国青花瓷。大量外销的青花瓷器，在暹罗、菲律宾卡拉塔甘和沙捞越的曼拉诺人中间，又是最重要的陪葬品”⁽⁶⁾。

郑和时代，东南亚某些地处偏远的小国，饮食文化相当落后。据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登流眉国:“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箸，掬而食之。”⁽⁷⁾苏吉丹国:“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⁸⁾渤泥国:“无器皿，以竹编贝叶为器，食毕则弃之。”⁽⁹⁾郑和船队输往东南亚的中国精美陶瓷器具，正可作为当地人民普遍喜爱的理想食具。据《明史》卷323“文郎马神”条记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中国陶瓷改进了东南亚国家的饮食习俗，提高了他们的饮食文化层次，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

郑和船队每次出海都配备医官、医士180余名，平均150名官兵配备1名医官或医士，并动用太医院的医官，“主一舶之疾病”。平均每艘设医官、医士二三名。这些医务人员除为出海的船员防病治病外，还为南洋各地居民防病治病，传授先进的中国医药知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文化交流。

15世纪初，许多东南亚国家尚没有像样的纸和笔。据《瀛涯胜览》记载:占城“其书写无纸笔，用羊皮搥薄，或树皮熏黑，折成经摺，以白粉载字为记”。《星槎胜览》也记载:占城“某国无纸薄熏黑，削细竹为笔，蘸白灰书写，若蚯蚓委曲之状”。郑和出使占城传去了明朝制造的纸、笔、墨和造纸、制笔、做墨技术。这些制造技术的传入，对占城国文化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郑和下西洋，把当时中国较先进的手工业制品和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东南亚，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航的结果，不但促进了海内外货物的流通，刺激了国内手工业的生产，而且使国内大批民众获得了更多的东南亚地理知识，并进而引发了东南沿海人民向南洋寻求发展的高潮。

二、与东南亚诸国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

郑和访问东南亚时，奉命“颁诏”，赐明朝冠服予满剌加、占城、暹罗、爪哇、渤泥等国，同时主持“施恩封泽”仪式，对各国国王赐以皮弁玉圭、麟袍、龙衣、犀带、玉带，而对一般使节则赐以“朝服”和“公服”。如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赐满剌加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建立满剌加国。接受郑和颁赐冠带袍服的满剌加头目拜里米苏剌，便由一个“不习衣冠疏礼义”的部落酋长成为一个国之王，其宫廷百官的服饰制度与明廷亦毫无二致，从而改变了原先的原始落后状态，跃入了文明发达的封建社会。

除郑和代表明廷主动颁赐冠服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使臣还主动要求颁赐。如永乐四年（1405年)正月，渤泥国使臣生阿烈伯成、通事沙扮等访明回国前，主动请求明成祖:“远夷之人，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成祖“嘉而赐之生阿烈伯成镀金银带、沙扮素银带”⁽¹⁰⁾。又如正统二年（1437年）三月，爪哇国使臣亚烈来哲奏:“臣在永乐、宣德中，以通事来朝，累蒙恩赐银带。今国王升臣亚烈，乞赐金带。”英宗“命如例予之”⁽¹¹⁾。

上述诸国由以前“不习衣冠疏礼义”，到“仰慕中国衣冠礼仪”，表明其在礼仪方面实现了由落后愚昧状态向文明社会的跃进。

郑和下西洋时，还奉明成祖“敷宣教化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¹²⁾旨意，“所至颁中华正朔”，就是将明朝的历法颁布给东南亚各国，并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为“正朔所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将《大统历》赐予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又派人前往占城颁赐《大统历》。从此，占城普遍采用明朝的《大统历》。明代颁行的《大统历》，源于元代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是当时比较精确的历法。这种历法的传入，对占城社会生活和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郑和向东南亚各国颁赐历法，旨在提高其整体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

郑和出使，每次都携带大量中国铜钱，或作礼品馈送，或为贸易之用。在爪哇，“国人多富，买卖俱用中国铜钱”⁽¹³⁾；在旧港，“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¹⁴⁾；在泗水，“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锁金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卖”⁽¹⁵⁾。使用中国铜钱，对促进印尼各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的金融制度在东南亚通行了几个世纪，直到“二战”前夕，印尼巴厘岛及小巽他群岛仍在使用清代铜钱。时至今日，这种文化影响犹在。1956年9月，宋庆龄在《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中说道:“在巴厘岛上我们发现比别处较多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事实。我们国内已不易见到的铜钱，在巴厘岛上家家都能找到，这种铜钱被停止流通还是不久的事情。现在人们把铜钱结成一串一串的吊起来作为宗教仪式上不可缺少的神器。在一家银店里我们发现一串一串铜钱中有开元年号的，也有清朝各种年号的，可见中国、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文化关系的密切。”⁽¹⁶⁾

由于郑和船队的努力，东南亚不少国家出于对中华风物的仰慕，除派使臣来华朝贡之外，渤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4个东南亚国家的11位国王还亲自率领庞大使团访问明朝。明廷隆重接待了上述4国的多位国王及其使团，赐给仪仗及宫廷所用贵重用品，“自王以下，衣服之制如中国”，“礼乐明备，祯祥毕集”，使之有机会“睹天子声光”，沐中华礼仪。其中访明的三位国王——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巴答剌、古麻剌朗国王斡剌义亦敦奔因病逝于中国，明成祖按中国礼制分别谥号“恭顺王”、“恭定王”、“康靖王”，并以王礼厚葬，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的佳话。

郑和使团在国外努力“敷宣教化”，或直接、间接帮助各国建立健全国家制度、礼仪制度、法律制度，或邀请各国使节到中国访问，使其目睹中国的社会文明。明朝政府制定了藩王朝贡礼、藩王遣使朝贡礼、藩国进贺表笺礼等，使来访的外国使节接受中华礼仪的熏陶。每逢喜庆节会，明廷常邀使节与臣民同乐，参加酒宴、射击、观灯等活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九月，郑和邀请包括东南亚的满剌加、苏门答腊在内的亚非16个国家的1200余名“生居绝域”的使节随船队访问明朝。他们在中国访问了两个多月，目睹了中国文物典章之美和“天朝太平乐事之盛”，意识到本国的落后状态，自然为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吸引，仰慕中华雍容揖让的道德风貌，愿意接受中国的礼仪制度。正如马来西亚学者赵泽洪所说:“在发展南洋经济贸易、改善生活方面，郑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南洋各国各地都信任的钱币、中国的度量衡制度和政府组织等等，都是郑和下西洋期间从中国带出来而在南洋流通、通行的。”⁽¹⁷⁾

三、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

首先，郑和七下西洋，有效地清除了自明洪武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的海盗之患，完全打通了由中国至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各国的认识和了解，并在东南亚建立起明帝国的巨大威望。“使船所到之处，以金银钱钞，上等丝织品，瓷器和其他手工业产品来换取当地土产象牙、犀角、明珠、异香之类。这是互助互利的公平交易，普遍受到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欢迎。他们也乐意中国人移居其地，共同发展生产”⁽¹⁸⁾。当时曾有一部分随郑和下西洋的人留居东南亚。如文莱、爪哇等地就有不少广东、福建人留居，成为早期的华侨，他们讲中国话、读中国书、绘中国画，在饮食、服饰、风俗等方面对留居国留下了不小的影响，这就为其后闽粤之民成批赴东南亚开发南洋经济，传播中华文化创造了条件。

在郑和出使前，华侨已遍布南洋各地，由于郑和下西洋，更进一步推动了华侨向南洋的移入，从而增进了对南洋各地的开发。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认为:“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新时期，也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¹⁹⁾。

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伊斯兰教、佛教和妈祖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

郑和具有回教徒和佛教徒双重身份，这是他出使西洋的必备条件。著名史学家吴晗指出，明朝政府选派郑和出使西洋，是因为“当时南洋的许多国家信仰回教，而郑和也是回教徒（但也同时信仰佛教），选派这样的回教徒到信仰回教的地方去，就可以减少隔阂，办好事”⁽²⁰⁾。郑和每次在爪哇等地停留期间都积极主动地从事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华人伊斯兰教区，接着1411年，在雅加达的安卓尔、井里汶、杜板、锦石、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纷纷建立清真寺。1413年，当郑和船队碇泊在三宝垄时，郑和与他的随从马欢、费信一起去当地的清真寺祈祷”⁽²¹⁾。

不仅如此，郑和还支持满剌加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回教王国。1409年，郑和奉命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赐予银印、冠带、袍服，支持满剌加发展成为强大的国家。满剌加的强大给其改宗以真正的动力。商业发达的“马六甲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给予了新的刺激”⁽²²⁾，并使其一跃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又是伊斯兰教传播的主要中心”⁽²³⁾。应当说，郑和在东南亚使商业贸易渠道畅通与宗教信仰两者统一方面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印度尼西亚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加曾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²⁴⁾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是东南亚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郑和下西洋则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每当郑和下西洋遇险时，总祈求中国的民间航海保护神妈祖庇护。南京下关天妃宫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江苏太仓刘家港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就是郑和崇信妈祖的具体记录。崇信和祭祀妈祖，在当时对稳定人心、增强信心、协力完成充满艰难险阻的远洋航海任务，能起到一种精神支柱的作用。福建是妈祖的故乡，郑和下西洋对妈祖的宣扬首先在中国南方各省尤其是福建、台湾、广东等沿海省区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福建、广东人徙入东南亚的增多，妈祖信仰也开始在东南亚各国流传开来。

最后，郑和下西洋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东南亚的认识和了解。随郑和船队航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他们所著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中，都对船队所访问的东南亚诸国的位置、气候、土壤、居民、生产、土特产品、风俗习惯、货币及贸易情况作了描述，为后世研究15世纪初东南亚地理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称赞郑和“以毕生精力，致之于海洋探险，他发现了许多为当时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世界，直接替中国人民在南洋一带开辟一个新的世界，间接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²⁵⁾。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结果，使“南洋各地政治上的领袖和著名的山川都受中国册封，在经济方面，更是贸迁有无，息息相关。两地交通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更经过成（明成祖）宣（明宣宗）时代的积极经营，南洋的社会文化渐有华化的趋势。如北婆罗洲之杜森族（Dasuns）为土著狄亚克族（Dyaks）与中国人之混合种，自称为中国人之苗裔，其耕织均用中国之法。菲律宾之由游牧时代而进于农业时代，实由于闽人林旺之启导。爪哇旧港南渤里诸地多使中国铜钱。甚至地名亦中国化，如爪哇之新村、北婆罗洲之中国河（Kina Katangan）、中国寡妇峰（Kina Balu）、拉布恩岛之中国河（Kina Benua River）”⁽²⁶⁾。可见，郑和下西洋引发的中外文化交流，就其影响的程度而言，中国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影响明显大于外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总之，郑和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发展。从郑和下西洋带给东南亚各国的巨大变化来看，不亚于一场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革命。东南亚各国众多的郑和遗迹、感人的郑和传说、盛大的郑和纪念活动，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郑和下西洋对促进东南亚各国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有口皆碑的历史贡献。郑和不但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东南亚各国共同敬仰的伟人。(www.daowen.com)

【注释】

(1)《明史》卷304《郑和传》。

(2)（明）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条。

(3)（明）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条。

(4)（明）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

(5)（明）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

(6)《明史》卷324《占城传》。

(7)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10页，第311页，第3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8)（宋）赵汝适著，冯钧承校注:《诸蕃志》“登流眉”条。

(9)（宋）赵汝适著，冯钧承校注:《诸蕃志》“登流眉”条。

(10)（宋）赵汝适著，冯钧承校注:《诸蕃志》“苏吉丹”条。

(11)（宋）赵汝适著，冯钧承校注:《诸蕃志》“渤尼”条。

(12)（明）《太宗实录》卷50。

(13)（明）《英宗实录》卷28。

(14)南京《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官之碑》。

(15)（明）马欢:《瀛涯胜览》“旧港国”条。

(16)《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

(17)（马来西亚）赵泽洪:《马中关系与三宝》，见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281页，海潮出版社，1996年。

(18)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第2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19)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第488～489页，海洋出版社，1985年。

(20)吴晗:《明史简述》。

(21)孔远志:《郑和与印度尼西亚》，见南京郑和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第103页，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

(22)（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第268页，第26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23)（英）D.G.E.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第268页，第26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24)雅加达《星星》周报，1961年3月18日。

(25)翦伯赞:《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载《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第166页，文风书局（上海），1946年。

(26)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第64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