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身世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段西宁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600年前，大明永乐三年由郑和率领的62艘“宝船”和百余艘其他供应船只组成的远洋船队，浩浩荡荡地从苏州刘家河奔向茫茫海洋。这样庞大的舰队和这么多的随行人员不仅是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但由于后来明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致使人们对郑和下西洋在当时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有关郑和的事迹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此作一剖析。

一、有关郑和身世的相关问题

郑和的身世之谜历来为人们所谈论，其实，郑和的身世依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番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¹⁾这里，对郑和的介绍非常简略，以后的人仅知道郑和是云南人，太监，当时人称他为三宝。他和燕王有点关系。早期在其府下做事，后燕王起兵时，立有功，被提拔为太监。这简要说明了郑和的一点线索以及他后来被委以重任的原因。

郑和的家乡究竟在云南的哪里？所幸今人能看到《故马公墓志铭》（今在晋宁昆阳月山郑和公园内），它为我们揭开了郑和身世的谜底。据说:清季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昆阳有人在月山西坡发现此碑，1913年国学大师袁嘉谷先生前往考察，发现该石碑，发表了《卧雪堂文集》，解决了郑和在云南具体的家乡问题；而《郑和家谱》的首页则绘有昆阳月山坟山图，内也有前述的“墓志铭”，下西洋情况和永乐、宣德两帝的“敕书”⁽²⁾。

《故马公墓志铭》

故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人。祖拜颜，祖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言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惟保护周给，未偿有倦。公已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生子二人，长文铭，次和；生女四人。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赋性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贳力，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公生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年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欲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平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时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　撰

这里虽然具体交代了郑和的籍贯、先辈的为人和功德，马公的生卒年月日，但给后人留下几点疑问？一是祖父同名，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可能出现。若“哈只”为一尊称，则有可能。而伊斯兰教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即赴麦加朝觐为穆斯林须恪守的“五功”之一，是穆斯林一生中要完成的功课。而“哈只”为朝觐归来者的尊称。其在阿拉伯语义中为朝圣者、巡礼者。这说明其祖父辈属于在云南的伊斯兰教后裔（其先祖可追溯到阿里的后代），并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也说明了在云南的穆斯林有前往麦加的朝觐活动，从而可以证明南方确实有“丝绸之路”存在的道理。二是郑和父亲卒年三十九，未说死因。其实，他正值壮年，为什么死？他的名字又为何不署？这有点不符合实际情况。有学者做了探讨，揭开了迷雾: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下令向云南进兵，大破昆明，元梁王亡命昆阳，作为世袭滇阳侯郑和的父亲或是战死或是被朝廷军队所杀，故隐而不述⁽³⁾。三是祖父亲的朝觐是否对郑和留有很深的影响？或是听说他们朝觐旅途中的所闻，或是对他们的朝觐行程熟记在心，这对郑和后来远航是否有益？四是郑和在昆阳、滇池的生活是否对他少年时代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起着重要作用？答案是肯定的。至于马姓改为郑姓，据《马氏家乘》载:永乐二年（1405年）正月初一，永乐皇帝御书“郑”字赐以为姓，所以改“马和”为郑和⁽⁴⁾。以上从郑和的身世和他在燕王身边所立下的功劳来看，郑和是较理想的远航人选。

二、郑和下西洋到过哪些地方？有何意义？

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在我国对外交往当中不仅空前绝后（主要就船队规模和所带人员来讲），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所谓“西洋”，在当时主要指文莱以西，包括爪哇岛、苏门答腊岛、中南和马来半岛诸岛外，还包括斯里兰卡、印度洋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诸国。明万历四十五年，张燮著《东西洋考》中载: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如，西洋所自居也⁽⁵⁾。

郑和到过哪些地方？《明史·郑和传》记载:“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巴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忽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上述记载共有37国。另据郑和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著作《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所记:他们亲监目视，属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有20多个。近人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中记有地名517个，最远者属于波斯湾、非洲东海岸⁽⁶⁾。

以上就郑和远航所到的地区和国家来说不可谓不多，这里存在着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所在？有学者认为郑和是和平友好使者⁽⁷⁾；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体现了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⁸⁾；还有其他说法⁽⁹⁾。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但郑和若七下西洋历时28年为了寻找建文帝，恐怕不尽符合于历史史实。是耀兵异域吗？在没有任何海外紧迫的情况下，每每有两万多人远航，似乎也没有那么必要。是招徕贡使吗？若不愿来华朝贡，派兵未必取得好的效果。因此，保护正当的海外贸易和宣扬明朝与域外和平友好相处可能是主要的因素。这样，较多人员的远航可能有下列因素:一则往返途中，可能遇到海盗的危害；二则确保正当的贸易渠道的畅通；三则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在明太祖时他就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赂⁽¹⁰⁾。永乐二十二年朱棣谕诸将曰:“为君以奉命爱民为本，朕临谕以来，视民如子，内安诸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咸生其道。有为民患，则亦不赦。”⁽¹¹⁾这可看出永乐皇帝当时防患和确保和平友好的基本国策。

就贸易来看:当时中国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列，《明史》载:“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¹²⁾。这样，明朝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手工业当中的青瓷盘、碗、丝、绢等达到了相当高的生产水平，而这些中国货物很受西洋各国人的喜爱。西洋各国也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对双方都是非常有利的。如乌木、象牙、珊瑚、宝石、麒麟、珍珠、胡椒、琥珀、豆蔻等既有其实用价值，又有药用价值，还有观赏价值。

郑和下西洋稳定了中国周边环境，保证了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调解与缓和了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推动该地区的和平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对促进了南中国海、东南亚等地区的开发和利用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郑和的七次下西洋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高超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而郑和这种不辱使命，勇于开拓开放的实践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尊敬。

三、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贡献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在于郑和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反映和体现了当时明成祖的外交战略和把朝贡体系推到了极限。首先明成祖在上台前，驻扎在北平，屡次率领军队诸将出征，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军事经验。在“靖难之役”后，朱棣取得了政权。他此时的战略也由原来的独当一面变成了全局式巩固自己统治的外交战略实践。进而“将中国的威望和影响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超过了其父。在他的统治期间处处印记着历史的辉煌。”⁽¹³⁾也将东方的朝贡贸易体系推到了极限。正像史书上所说的:“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卖，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¹⁴⁾为什么永乐时期明成祖要这样做呢？一般人认为他是以藩王身份通过武力来取得政权，实为不效。通过编撰《永乐大典》、对外战争和朝贡贸易来换取盛世局面，造成自己是有为天子的地位。但也看出其对外政策处在保持朝贡体系之下，他称帝不久就诏谕安南、日本诸国。表示“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恕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谕之使明之朕意”⁽¹⁵⁾。这表明明太祖实行的是封闭的朝贡贸易，而永乐皇帝进行的是开放的朝贡贸易。而郑和下西洋就反映了开放朝贡贸易体系政策下的产物⁽¹⁶⁾。然而先后七次、持续近30年的郑和下西洋活动也为明朝廷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由此也可看出这项活动超过了永乐时期明王朝所能承受的限度，导致走向了朝贡体制的反面。

其次，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上一个新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先声。就航行时间来看: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1433年）早于哥伦布（公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87年；比达·伽马（公元1497年）远航打通新航路早92年；比麦哲伦（公元1519～1522年）环球航行早一个多世纪。就航行规模来看:郑和每次出海大、中、小船在百艘以上，随船的航行人员均在27000人以上，如第一次下西洋共有各类人员27800余人，第3次也在27550人。而在后来的1492年8月2日，哥伦布第1次西航时，只有3艘帆船: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和尼那号，全体船员共计88人⁽¹⁷⁾。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四条帆船和160多人⁽¹⁸⁾。1519年9月10日，麦哲伦率领五艘均为100吨的帆船组成的船队开始了环球航行，随行的船员仅有265人，只有3艘最终到达了智利海岸。这些都无法与郑和相比。就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来看:中国在秦汉时期就能造50吨左右的船，唐宋时期海上贸易兴旺，造船业发达，出现广州、福州、泉州等主要港口。据史载:“福建建造的每艘船可容置数千石。”元代中国造船业进一步发展，大船有4层，可容载1000人，明朝初期，中国造船业又有新发展，以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为例:“大者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折合公尺计算，大的宝船长在150米以上，宽在60米以上，中等的船长在136米，宽在50米以上。其载重量估计在1500吨以上。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船只的载重量都不超过200吨。⁽¹⁹⁾航海技术主要体现在罗盘针和天文知识的应用，前者在于准确测定方位，后者在于确保航向。《郑和航海图》的绘制便是罗盘针熟练使用的明证。就影响来看:郑和下西洋虽有庞大的船队和人员，但主要目的是维护朝贡体，带来的是中外使臣之间和平的相互往来和相互间的贸易发展。在此期间还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其中有三个国家的三位国王病逝时要求体魄葬于中国，嘱其子孙“世世毋忘天子恩”。⁽²⁰⁾这是中外交往史上非常美好的典型事例。贸易发展前有所述，在此不赘述。反观西方地理大发现后不是这样，达·伽马在后来一次的航行中，捕获几条从麦加返航的无武装的船只，采取无情的恐怖主义。“在抛空船上的货物之后，禁止一切人将船上的任何摩尔人带出来，然后下令把船烧了。”⁽²¹⁾他的同时代的葡萄牙人则宣称:“对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确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权利；在欧洲，我们还承认其他人有反对我们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不得超出欧洲范围，因此，葡萄牙人作为海洋的主人，没收任何未经许可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货物，是完全有道理的。”⁽²²⁾《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133页)当时仅有200万的葡萄牙人为什么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强大得多的亚洲诸国家呢？《全球通史》的作者指出了四点原因:一是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巨大的金银供给；二是印度次大陆的不统一；三是葡萄牙人的海上力量占有优势；四是葡萄牙人建立起他们的亚洲帝国——殖民据点⁽²³⁾。随后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取而代之，建立更大的殖民据点和殖民地帝国。继哥伦布、麦哲伦之后则是开启了西方对海外的冒险、征服和建立欧洲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将无尽的灾难带给了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等地。

再次，开创了中国对外和平友好的使者形象，形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外交模式——和平交往而不威胁别国的朝贡体系。前者在郑和下西洋中的表现就是真正使用武力的仅有三次，一是擒获海盗头子陈祖义送回中国，解决南中国海上交通的潜在威胁；一是针对锡兰山国王谋害郑和使臣和骚扰邻国的劣迹，通过武力促成朝贡之目的。“自是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²⁴⁾；一是苏门答腊事件通过武力协助国王剿灭伪王，为干涉番国内部事物。从而保障了东西方海上交通道路，起到了沟通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如东南亚各地至今仍保留有纪念当时的郑和遗址，但也由此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扩大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后者，为世人提供了中国人的外交模式——和平交往而不威胁别国的对外关系。实际是一种建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对外模式。按15、16世纪前后的人类世界交往来看有三种模式，除中国的朝贡体系外，还有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模式和欧洲人的外交模式。前者由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构成的一个神权统治的宗教国家体系，它是通过长期的征服战争形成的，依靠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后者是地理大发现后建立的殖民地体系的对外关系模式。

就外交模式的建立来看:朝贡体系是一种彼此承认的隶属关系，带来的是彼此和平相处，而中国往往采取“厚往薄来”的优惠政策，无疑加重中国自身的财政负担，也决定了这种交往政策不可能长久下去；穆斯林世界的外交体系是靠长期战争征服形成的；欧洲世界的外交模式是从掠夺国外财富、采取武力征服、残酷屠杀等手段霸占外国土地建立殖民地，从而形成了宗主国对世界各殖民地的完全控制、占有和支配的相互关系。

就实际后果来看:郑和七次下西洋后，因物力不继和实行海禁，中国大规模航海活动被迫停止，郑和式的航海活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绝响，甚至连郑和的航海资料也毁之一旦，这说明朝贡体系的外交模式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穆斯林世界的外交体系随着奥斯曼帝国由盛而衰，伊斯兰世界由于西方列强的侵扰和自身内部的动荡而逐渐瓦解了；欧洲模式给西方宗主国带来利益的一面，但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是灾难性的一面。正是这种灾难、不公平使得殖民地人民不断抗争，到20世纪随着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体系被打碎，各国人民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实际上这也是最终否定了欧洲那种对外关系模式。

最后，人们可以说:历史已经证明了15至16世纪人类大航海活动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以上三种对外关系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有自身的严重缺陷。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探索出适合人类社会的新的对外模式值得人们思考？是大国一味的让利、强国贪婪还是各国实行互利、共同受益。恐怕全世界的各国政治家们都不要忘记历史得来的深刻教训，只有为了各国人民、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理智地把互利原则作为处理各国外交关系的一项重要基础之一，才会有一个共赢与和谐的国际社会。

总之，郑和下西洋为我们从历史角度了解人类如何和谐共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注释】
(www.daowen.com)

(1)《明史·郑和传》。

(2)郑云良:《郑和后裔述家世》，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3)马兴东:《〈故马公墓志铭〉的历史价值》，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4)李清升:《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明）张燮:《东西洋考》（手抄本），云南省图书馆藏；王民同:《郑和是和平使者》，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6)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

(7)王民同:《郑和是和平使者》，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8)王冬青:《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9)王民同:《郑和是和平使者》，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0)王冬青:《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1)《明太祖实录》卷128。

(12)《明史·食货》卷78，食货2。

(13)Steven Warshaw:China Emerges，Revised，Diablo Press，Ina.Ca.1994.

(14)（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佛朗机》，中华书局，1993年。

(15)《明太祖实录》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

(1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1页，第141页，第133页，第133页，第133～138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7)（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佛朗机》，中华书局，1993年。

(1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1页，第141页，第133页，第133页，第133～138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1页，第141页，第133页，第133页，第133～138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1页，第141页，第133页，第133页，第133～138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1)《唐会要》卷87。

(22)马欢:《瀛涯胜览》。

(23)胡广:《渤泥国恭顺王墓碑》，载《皇明文献》卷81，四部丛刊本。

(24)《明史·外国7·锡兰山》卷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