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 肖 宪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就包含着“以和为贵”的内容，这是千百年来的中国人处理国际关系的思想基础。历史上，中国从未因自己强大而去侵略或欺负他国，也从未去海外扩张征服，开疆拓土。相反，越是中国强盛的时候，就越是中外交流最频繁，中外关系最融洽的时候。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封建制度鼎盛的汉唐时期，即使在封建制度开始衰落的明清时期，中国也同样没有产生过要去侵略、统治别国的想法，依然对海外国家采取平等、友好、宽容的态度。这种和平主义思想在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在世界历史上，航海总是与探险、发现、征服、掠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15世纪前期郑和的航海却既没有野蛮的征服和掠夺，也没有血腥的杀戮和摧毁。郑和率船队七次远航，历经30多个国家，从未占领任何国家一寸土地，从未建立任何一处殖民地，也从未掠夺他人的一分财富。他实行和平外交，尊重各地习俗，礼待各国统治者和人民，建立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他还努力促进文化交流，发展平等贸易，传播中外友谊。2005年是郑和首航6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历史上这一伟大而和平的壮举。
一、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
要谈郑和下西洋开展和平友好外交活动，就应该从明朝初期的对外政策谈起。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以其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为戒，确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洪武二年（1369年），也就是新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他便在所颁布的《皇明祖训》中明确告诫其子孙后代:“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选”(1)他在《祖训》中还将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西洋、渤泥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这一对外基本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于保持明初中国与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1402年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明太祖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但与太祖不同的是，成祖不仅坐等各国前来称臣朝贡，而且还主动遣使前往远近诸国，实施“宣德化、柔远人”的外交政策。明成祖一即位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频频派出使臣访问周边国家。据史书记载，永乐元年至少有10批使臣分赴各国，永乐二年至三年间又有六批使臣被派往安南、占城、婆罗、爪哇、朝鲜等10多个国家。这些使臣的主要任务是，前往告知新皇帝即位，将继续实行和平友好政策，同时颁发赏赐，以示怀柔，赏赐的规格也比明太祖时期高。
当然，明成祖派出的规模最大、行程最远、影响最广的外交使团，就是郑和及其船队了。郑和前后七次远航，行程数十万里，时间长达29年，其中前六次都在永乐年间。从《明成祖实录》中可以看出，从下西洋的动议、决策、人选，到船舶的制造、费用的支出等，无一不是在明成祖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郑和船队每次远航的时间、任务的确定，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也都是由明成祖亲自决定的。应该说，如果没有明成祖的决策和安排，郑和下西洋这样规模宏大的远航活动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那么，明成祖如此兴师动众、耗费巨资组织庞大的船队远航，其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对此，学者们见仁见智，进行过大量研究。
一个国家或政权的外交活动，总是为该国家或政权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明朝永乐时期的外交活动当然也不例外。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成祖朱棣并不是以正常方式继承皇位的，而是通过“靖难之役”成为皇帝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方面励精图治，发展生产，稳定民心，平息国内的不满；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让四方各国都前来称臣朝贡，以显示他是众望所归的“真命天子”而非篡位之帝。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经过长达4年的“靖难”内乱，以及明太祖后期实行的“海禁”，来华朝贡的海外番国日益减少。而在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中，“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国四夷之礼，自古皆然”，“帝王居中，抚驭万国”(2)。中国皇帝只有得到海外各国的承认，前来称臣纳贡，才算是“君临万邦，抚治四夷”，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尽管中外之间的这种“宗番”从属关系仅是名义上的，所谓的“四夷”基本上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共享天下太平”确实是明成祖的治国理想。
因此，诏谕海外诸番，恢复朝贡关系，以证明当今皇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就是明成祖派遣郑和率庞大船队远航西洋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也就是郑和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此外，据说郑和船队还负有一项秘而不宣的使命。明成祖的江山是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来的。建文帝下落不明，一直是成祖的一块心病。有传言说建文帝已逃到海外，因此派船队下西洋也可顺便沿途搜寻其踪迹。
为了通好异邦，招徕贡使，明成祖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派出有数百艘战船和数万名官兵的庞大舰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二是以“厚往薄来”的原则，通过赏赐和贸易的方式，让各国在经济上得到实惠。这种恩威并用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不久明王朝就打开了外交局面。尽管明成祖派郑和出使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但由于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方针，更重要的是选择了郑和这样一位忠于职守、有胆有识、具有杰出才能的外交家，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客观效果，是建立和加强了中国与沿途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
作为中国的外交使臣，郑和对于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和自己所担负的外交重任非常清楚。他不辱使命，七下西洋，忠实和成功地执行了睦邻友好和平外交政策。他在海外以德服人，以诚相待，广交朋友，开创了中国“和平外交”之先河。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提高了明王朝在亚非各国的声望和地位，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岸许多国家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传播，加强了中外贸易的往来。郑和作为沟通中国与亚非国家友谊的使者，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郑和的和平友好外交活动
在从1405到1433年的29年时间里，郑和率大明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历大小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3)，为建立和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郑和七下西洋的和平外交活动，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遍访诸国，通告明朝的对外政策，巩固或建立友好关系，迎送各国来华使团
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数10个亚非国家和地区，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宣诏敕封，颁发赏赐。敕封实际上就是中国皇帝对当地统治者的正式承认，这对于保持双方的和平友好关系具有积极作用，因而在明朝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到一地，郑和都以中国使者的身份上岸访问，向当地统治者宣读明朝皇帝的诏谕，颁赐册诰印绶，并代表明帝向他们赍赐丝绸、金银、瓷器等珍贵礼品(4)。这种开读封敕颁赏的意义，主要是从政治上强化中国与各国之间“宗番”从属关系，同时也向各国通报中国的情况和主张。这种宗番关系多为象征性的，在一般情况下，“宗主国”明朝政府并不干涉“番属国”的内政，也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番属国”。郑和在外交活动中遵循这一原则，尊重各国政治上的自主权。
郑和出使除了代表明朝政府敕封当地统治者，有时还敕封该国的镇国之山。敕封番属国镇国之山的做法是明朝永乐时期外交活动的一大创举。最初是满敕加国主动提出此要求，以表达臣服之意。明成祖十分高兴，不仅“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而且还“立碑其地”，并亲自撰写碑文。此后明成祖还敕封了渤泥国、柯枝国的镇国之山，也都亲自撰写了碑文。而敕封和立碑的具体工作则都是由郑和率船出海时完成的。
在郑和的不懈努力下，明朝政府很快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这些国家纷纷派出使节前来中国，于是郑和船队又承担了接送海外使团的任务。郑和每次下西洋归来，几乎都有外国使臣携方物随船队来华朝贡，甚至有时外国国王也随船前来，当下一次郑和出海时又随船队返国。郑和第五、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就是护送前来朝贡的十余国使节安全回国，同时携带明帝的礼物赠送各国国王。
2.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平息冲突，维护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局面
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各国间矛盾重重，互相攻伐，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中南半岛上的安南、占城、真腊等国家间经常发生战争；实力较强的爪哇、暹罗等国也不时对外扩张，欺压周边的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等弱国；苏禄、渤泥等岛国间也发生过冲突；有的国家甚至杀害中国使臣，拦截前往中国朝贡的使团。另外就是海盗猖獗，海上交通没有安全保障。这种情况，既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影响了中国与当地国家的交往，也直接影响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中国作为这一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大国，承担着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因此，调解纠纷，平息冲突，帮助各国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争端，也是郑和船队的一项重要外交使命。
调解各国间的矛盾和冲突，郑和的主要做法就是进行和平的外交斡旋，对冲突各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利用大明王朝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对少数一贯以强凌弱的国家，也采取一些必要的强制措施，以制止其侵略行为；而对凶残的海盗则坚决予以打击。郑和船队的这种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正义活动，相当于今天的“国际维和行动”。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有:郑和第一、第二次出使时恩威并施，迫使爪哇遣使谢罪，并改变了侵扰邻国、叛服无常的行为；第二、第七次下西洋时调解了满剌加与暹罗的纠纷，使两国长期和睦相处；第三次出使时先礼后兵，成功解决了“欺寡凌弱、结怨邻境”的锡兰国王的问题。经郑和多次来往于各国之间的斡旋调解，东南亚和南洋地区基本实现了和平安宁、海路畅通的稳定局面。
3.以实力为后盾，军事行动与外交行动相结合，促进和平稳定国际关系的建立
外交斗争也需要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旨在与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因此他尽可能地用和平手段来处理各种问题和争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郑和船队也曾多次遇到重大的威胁和挑战:有海盗的袭击、有敌酋的暗算、有篡位者的起兵叛乱，还有国家间的以强凌弱等。郑和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被授予“钦差总兵太监”头衔。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他虽然不轻易用兵，但也决不示弱手软，对顽敌进行了坚决的打击。正如郑和自己所说的那样:“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5)军事斗争的胜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和平的外交行动，促进了明王朝与沿途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29年间，曾有三次较大的战斗:第一次是永乐三年（1405年）首下西洋时剿灭盘踞在旧港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二是永乐七年（1409年）三下西洋时制服阴谋劫掠明军的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三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下西洋时帮助苏门答腊平息内乱，俘获挑起叛乱的伪王苏干剌。在这三次军事行动中，郑和都是先礼后兵，以和平方式“遣人诏谕之”，在再三规劝无效，对方仍顽固不化，甚至阳奉阴违、试图偷袭的情况下，郑和才遵循自卫反击的原则，出兵予以打击。郑和舟师获胜后，并不派兵驻守和占领有关国家，仍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尽可能地使该国能够长治久安。在锡兰，采取的办法是另立贤者为国君，在苏门答腊，内乱平息后迅速恢复了秩序。即使用兵，郑和也不随意杀戮，所俘获的贼寇都解押回国，交由永乐帝处置(6)。结果是“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因此，可以说郑和船队既是一支威武之师，更是一支和平之师！
4.厚往薄来，互通有无，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然而也带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这首先体现在朝贡贸易方面，各国遣使向中国进贡当地珍贵的土特产品，中国则赏赐给对方丝绸、瓷器、金银、工具等物品。明王朝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赏赐给外国的物品在价值上要远远高于外国朝贡的“方物”。尽管朝贡贸易并不是一种符合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更多的是体现宗藩关系的政治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到了中外之间物品交流、互通有无的作用。
郑和船队出海时，所携带的大量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以及茶叶干果、金银钱币等，除了一部分用作赏赐的礼品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作与海外进行贸易的商品。这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也是明朝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途径。船队卖出外国需要的货物，买进中国需要的东西，如香料、染料、胡椒、硫磺、象牙、宝石以及各种珍禽异兽等。在郑和后几次下西洋时，这种公平自愿、等价交换的海外贸易的特点更加突出。这种贸易不仅满足了海外各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带回中国的“夷中百货”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不仅开展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当时一些亚非国家的经济、社会水平比中国落后，因此对灿烂丰富的中国文化非常向往。因此，“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7)，也是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通过郑和的多次远航，中国的儒家思想、历法、医术、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技术、造船航海技术以及妈祖信仰等逐渐在亚非各地得到传播，同时也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海外的认识和了解，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三、郑和和平外交的深远影响
郑和从30多岁开始七下西洋，前后29年献身中国的航海和外交事业。他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1岁了，在回国途中病逝在印度古里，永远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航道上。郑和下西洋忠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在郑和经过的东南亚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当地人民对郑和的热爱与崇敬，已成了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1.万国来朝，盛况空前
郑和下西洋的成功使中国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的影响达到了高峰，出现了“四夷归附，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www.daowen.com)
据《明实录》记载，在永乐时期，西洋共有30余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各国纷纷派遣使节前来朝贡。朝贡其实是一种外交礼节，外国使者带来本国的方物，然后带回中国皇帝的赏赐。双方互相赠送礼物，表示亲善友好和礼尚往来，并不是单纯的贸易关系。明成祖在位的22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近到东南亚的占城（今越南）、暹罗（今泰国），远到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都有使者前来。永乐十四年（1416年）和十七年（1419年）甚至先后出现17国、19国一齐来朝的壮观场面，其中一次朝贡人数最多达到1200人，以至当时形成了海外来使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充斥于廷”的景象。
一些国家的国王为了表达对明王朝的归服和忠诚，同时也想亲眼目睹天朝的强盛，亲自率领家眷和随臣到中国访问。永乐年间，先后曾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四国的七位国王率团前来。如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为感谢中国对他的支持，于1411年率王妃、王子以及540名随员的庞大使团随同郑和船队前来朝见明成祖。后继任的满剌加两代国王又分别在1419年、1424年和1433年三次携带家眷来华朝贡访问。由于旅途漫长，有三位来访的外国国王在途中病逝。如苏禄国东王返程时在德州病故，明成祖下令以王礼厚葬，并亲自为其写祭文，树碑墓。渤泥国王病逝后，也按其遗愿厚葬于南京。
来华的各国使团，无论人数多少，有无贡物，都能得到隆重的接待。他们能得到皇帝的接见和宴请，生活上安排得舒适周到，获得的赏赐也是相当丰厚的。明王朝这样做，一是表示对来使国家的尊重，二是展示自己雄厚的国力。郑和下西洋期间，永乐皇帝外交活动的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次数之多，不仅在明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首屈一指的。这种情形，正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一首宫廷乐舞《殿前欢》词中所唱的那样:“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廷，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卿，齐声歌太平。”(8)
这种“远人归慕，万国来朝”的局面，正是明王朝所追求的外交目标，它既有力地服务于内政的需要，又保证了一个睦邻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实现了“四海清宁，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
2.永远的历史丰碑
由于历史原因，郑和航海留下的文献资料并不多，然而在沿途各国人民的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丰碑。郑和船队在所访问过的国家留下了许多遗迹，包括郑和送给印尼亚齐王子的大青铜钟、船队登岸后在各地挖筑的“郑和井”、船队留下的大锚等，另外在各地还发现了许多明代的钱币、瓷器、金银、器物等物品，这些都是中外友好往来的证据。而在这些历史遗迹中，最有说服力的大概就是至今犹存的一些碑石了。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时来到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国（今印度的卡利卡特），看到这里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决定在这里建立碑庭，永志纪念。其碑文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9)
永乐七年（1409年）第二次下西洋时，船队访问了印度洋中的岛国锡兰山，在当地佛寺进行了布施，并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刻立了一块石碑。碑文为:“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清濂等昭告于佛世尊”，在佛祖保佑下，“人舟安得，来往无虞”，因此“谨以金银织锦、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10)。500余年后，该碑于1911年在斯里兰卡南部的高尔市内被发掘出土。这块被当地人称为“郑和碑”的石碑现保存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中。它不仅是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珍贵文物，也是郑和登岸开展和平外交活动的见证。
郑和船队还在航线沿途留下了由明成祖御笔题写的《满剌加镇国之山碑》、《柯枝镇国之山碑》等。这些碑刻和郑和留在国内的长乐《天妃灵应碑》、太仓《通番事迹碑》、南京《静海寺碑》、泉州《行香碑》等碑石，完整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是记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丰碑。
由于郑和船队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深得沿途各地人民的敬仰和怀念。在郑和航行后的数百年里，南洋一带仍流传着许多有关郑和的故事和传说。在东南亚，有许多用马来文、印尼文、英文、荷兰文写下的有关郑和的史料。例如，在一部完成于1615年的《马来纪年》中，就记载了未见于中国文献的郑和护送明朝汉宝丽公主和亲马六甲王的历史故事。印尼学者林天佑所著的《三宝垄历史》中也谈到了郑和对爪哇三宝垄的访问，以及当地人民祭祀郑和的宗教仪式和活动。
郑和被称为三宝太监，所以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城，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垅、三宝港等。这些地方的人们把郑和当作神明一样供在庙里崇拜、奉祀，常年香火不断。在一些民间传说中，郑和甚至成了超自然的神，不仅能呼风唤雨、造山造岛，而且还有镇妖避邪、治病救人等神力。印尼爪哇有一口“三宝井”，据说是当年郑和亲手开挖的，井水被人们视为“圣水”，可以治疗百病。“郑和崇拜”成了东南亚的一种特殊现象，无论是遵奉中国儒道传统的华人、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信仰佛教的泰国人，还是信仰基督教的印尼人、菲律宾人以及信仰其他宗教的土著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尊祟郑和这样一位真实的历史伟人(11)。
四、郑和与西欧航海家的比较
为了说明郑和航海的和平性质，我们不妨将郑和与稍晚的欧洲航海家们作一个比较。人们都知道，西班牙人哥伦布在王室的支持下，于1492年向西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比郑和晚了8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也是在该国王室的支持下，于1497年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向东到达印度（比郑和晚92年）；另一个葡萄牙人麦哲伦及其船队则于1520～1522年穿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完成了环球航行（比郑和晚116年）。他们的这些活动，被统称为“地理大发现”，这几位欧洲人也被誉为“伟大的航海家”。然而，与郑和下西洋相比，欧洲人的远洋航海不仅在时间上晚了将近100年或者100多年，而且在船队规模、船只大小、航海技术、航行次数等方面也比郑和船队落后得多。然而，郑和与欧洲航海家们的最大区别在于，郑和船队所开展的是以德服人的和平外交，给当地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友谊、和平和幸福；而欧洲航海家们所到之处，从事的是开疆拓土、殖民掠夺，给当地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和痛苦。
从航海的目的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为了与亚非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而欧洲探险家却是想寻找通往神秘富饶的东方的新航路，征服领土，扩充版图，并掠夺黄金白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西班牙女王与哥伦布签订的航海协定中明确规定，如果哥伦布发现了新土地，就任命他为当地的副王和总督，其后代可以世袭爵位和权力，并可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哥伦布正是在这种财富和权力的刺激下“发现”美洲大陆的。如果中国当时有意要在海外开疆拓土，郑和船队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技术装备，完全有能力征服和占领大片土地，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如果中国有意搜求金银财宝，郑和的船队也可以巧取豪夺，满载而归。但郑和船队并没有这样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从航海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郑和作为中国的和平使者，所经之地，均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邻邦，厚往薄来，以德服人。他尊重当地习俗，与当地统治者和人民以诚相待，通过交往传播文明，播撒友谊，赢得了沿途各国人民的欢迎和赞扬。郑和在七下西洋的29年中，通过与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把中国先进的物质和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郑和统帅的舟师虽有27000余众，但既没有进行殖民征服，开疆拓土，也没有进行烧杀抢掳，掠夺财富。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航海家每到一处，便宣称对该地的占有，然后采取武力、欺诈等手段，进行强盗式的侵占和掠夺。哥伦布登上他“发现”的第一块陆地瓦特林岛后，立即召集船上的人员，举起王旗，宣布他已为西班牙国王和女王占领了这个岛屿。此后，西班牙人便源源不断地向他们的“新土地”派遣军队，任命总督，建立要塞，镇压反抗他们的印第安人。哥伦布本人便出任过海地的总督。同样，比郑和晚90多年的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古里）后，一登岸就“照例竖起一根标柱，作为葡萄牙王室已经领有这块土地的标志”(12)，为了垄断新航路的贸易，葡萄牙人采取各种残忍无情的手段，恫吓往返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烧杀抢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达·伽马第二次前往印度时，截获了几艘从麦加返航的穆斯林船只，载有大约700人，他下令将船上的货物搬空后，竟放火连船带人一起烧了(13)。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为西班牙国王“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后，他本人也拥有了几个岛屿。
欧洲航海家开通航路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给亚、非、拉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祸。为了攫取中、南美洲的黄金白银，西方征服者几乎将一些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斩尽杀绝。欧洲人还采取欺骗性的不等价交换，用不值钱的玻璃球、小镜子、别针、纽扣等东西，向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换取贵重的黄金、象牙和奴隶，以牟取暴利。自15世纪新航路开通后，西方殖民者还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一支来复枪就能换到一个黑奴，一匹阿拉伯马能换25个奴隶。有人估计，在4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奴隶贩子从非洲运出了多达约1000万人的奴隶！而在美洲，欧洲人的屠杀和带来的疾病，使整个大陆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郑和航海为亚非各国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获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景仰。他们到处为郑和建庙竖碑，记载他的业绩，追思他的恩泽。各地郑和庙宇香火不绝，各种传说历久不衰。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航海家能得到这么多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尊敬。与此相反，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航海活动虽然开创了西方世界的新纪元，但却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祸。正因为如此，当19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500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算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期作为一个全球性纪念日时，却受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坚决反对。可见千秋功罪，自有定论。
【注释】
(1)《皇明祖训·箴戒章》，转引自《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明太祖实录》卷254。
(3)郑和等:《天妃之神灵应记》，载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3年。
(4)郑和等:《天妃之神灵应记》，载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3年。
(5)郑和等:《天妃之神灵应记》，载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3年。
(6)永乐帝对郑和俘获的敌寇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海盗头目陈祖义等三人被“命悉斩首”，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和苏门答腊伪王苏干剌在认错悔改之后，则被宽大释放回国。分别见《明成祖实录》第54页，第60页，及《明史·锡兰传》等处。
(7)朱棣:《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载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齐鲁书社，1983年。
(8)《明史》卷63，《乐志》。
(9)马欢著:《瀛涯胜览》，中华书局，1955年。
(10)《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162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11)孔远志:《郑和与印尼、马来西亚》，载《郑和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艾周昌、程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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